到了该结束分田到户的时候了
——关于土地长期个体经营的研究报告
老兵义雄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将在下半年召开。大会将对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全面的总结。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通知，要求党员和人民群众在网上献计献策，共谋国家大事。我是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向党中央献计献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向党中央再发一个谏言，话题是《到了该结束分田到户的时候了》
为什么要发这个谏言呢？
简言之：我通过对人民公社和现实问题的考证后认识到：我国推行了40年的分田到户的大包干责任制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小生产的弊端殃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和农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和建成现代化强国作为2035年前的根本任务，这是两项顺民心的伟大工程，但要比较顺利的实现，就必须尽快从根本上铲除影响共同富裕和制约农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即分田到户的个体经济。
为什么要尽快结束分田到户呢？
一，分田到户中断了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迟滞了农业现代化的如期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列宁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国利用“三年过渡时期”医治了战争创伤，完成了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改造，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基本的条件。到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为我党提出了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这条根本路线明确：中国农业社会主义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搞集体化；第二步，再搞现代化。鉴于中国农业落后，技术改造需要较长的时间，第一步计划用四到五个五年计划完成；第二步，再用四到五个五年计划实现全党全国人民盼望的农业现代化。根据这条根本路线指导的方向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展，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宣布，中国再用25年时间即在2000年前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但发展的实际表明，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三个方面的现代化应当说已经很好的实现了，但唯独农业的情况却还停滞在60年代的水平，农业现代化没能如期实现。
农业现代化为什么没能如期实现？
这不能不和当年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联系起来。有那段生活经历的都记得，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到后来的人民公社时期，我国广大农村在农业"八字宪法"的指引下，持续深入地开展了以兴修水利和改良土壤为主要内容的改天换地的斗争，广泛开展了以改良耕作方式和科学种田为主要内容的技术革命运动。在这期间虽然遭受了“大跃进”的挫折和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袭扰，但并未阻挡中国农业技术改造的步伐。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管理体系和国民经济管理体系，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已经超过了英国，以洛阳拖拉机制造厂为龙头的农业机械制造业迅速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作业在劳动效率中已经占据了近40%的比重：广大农村有70%以上实现了水利化；大批的荒沙盐碱地被改造成优良的土地；全国建成1000多座大小的化肥厂，为农业创高产准备了当家的条件；袁隆平杂交水稻和其它高产农作物的改良获得成功，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长；所有这些都是技术改造的成果，这些成果为向农业现代化过渡创造了优良的条件，党和人民从这里看到了农业现代化的曙光。
然而，由于1983年后取消人民公社，推行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农业根本路线的第一步被中止了，技术改革和向现代化转变的进程骤然间也中断了。分田到户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建立起的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的破坏；原来宽阔的土地被碎片化，机械化作业失去了市场，农村又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因为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中断了，使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得不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的时间推迟到2035年，这表明，因分田到户使农业现代化的时间推迟了30余年。
二，分田到户极大的萎缩了农业机械化的广阔天地，将我国机械制造业和重工业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
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一家钢铁公司兼职，目睹感受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从繁荣到衰败的过程。1993年之前，那时因机械制造业十分火红，特种钢供不应求，钢材出炉淬火后后还没有走完生产程序，钢材还在发烫，就被客户抢上了拉货车。但1993年后，特种钢销售却急转直下，全国钢材市场呈现严重的疲软状态。主要表现是，钢材售出后回款率很低，钢材库存形成大量积压，当回款不能维持再生产的时候，一些中小钢厂被迫停工停产，一停产工人发不了工资，对企业就是大问题了。当时，企业为了维持生产想了很多办法，除了向银行贷款，许多企业都成立了清欠办，派出企业的强手到欠款企业清债，而欠款企业和讨债企业一样，也是生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回不了歀，这就形成了很难解决的三角债；讨不到钱只能以物抵债，这样，原始的易货贸易成了现代钢铁和机械制造企业间维持生产常见的经营方式。企业缺少流动资金如同人缺少血液一样，许多钢厂只能停停打打，因经营状况不良银行贷款的路子也被堵死了，如此以往，大批钢铁企业逐步走向资不抵债，最终逃不了破产的命运。当年我们把国有企业不景气归咎于管理不善，以增效为突破口进行工业经济体制改革，把大批国有企业改成民营企业，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使几千万工人下岗丧失主人翁的地位。记得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就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口号，28年过去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并没有振兴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现在逐步认清楚了，根本的原因是农业私有化引起的工业市场萎缩造成的。现在不能不承认，我们当年工业改制把问题的根源找错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三，大包干家庭联产责任制是针对解决落后地区群众温饱问题而制定的， 从本质上是小农经济，因而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农业的出路问题。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谈农业问题时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17页。]根据小平这一指示，1980年9月，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明确：“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干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大包干责任制就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指示的逐步在全国推开的。
很清楚，当时中央提出的大包干责任制并非是为全国农业所作的指示。从国家公布的资料显示，家庭联产责任制实行之前，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办得好的生产队约占总数的20%，一般的占大多数，比较差的不足20%，这组比例数字表明，比较差的20%并不代表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也即是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家庭联产责任制的经验并没有普遍的推广价值。但遗憾的是，当时的党中央，竟把大包干责任制作为一种创举在全国推广了，最终引出了完全脱离中国国情的建设路线。
有那段生活经历的都看到，在宣布解散生产队的时候，一夜之间集体财富被瓜分了，生产队时期栽种的园林树木被砍伐了，集体副业和社办企业立马解散，拖拉机和大型生产工具也被分解当废铁处理了，分田到户后土地形成碎片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建设的水利工程很大部分遭到破坏，农村又发生了当年土地改革时的情景，农村重新回到小生产的农耕时代。当时，全国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个说法并不夸张，是恰如其分的。实事求是的说，大包干责任制对治懒人和解决落后地区的温饱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全国80%以上的生产队是不适用的，因而并没有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大包干责任制最初是按照“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基本原则推行的，由生产队组织实施的，因为这时的大包干负有“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效能，我们应当承认，那时大包干责任制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在国家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和取消农业税之后，生产队也不再发挥作用，这时大包干责任制除土地所有权还是集体所有外，已经彻底变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性质。
因为大包干性质的转变，小农经济的弊端一天天暴露出来，突出表现在被学者所概括的“土地碎片化，农村住房空心化，种地农民贫困化”的“新三农”问题。实行联产责任制后，因农业投资大收入低，青壮年为了致富大批地从农村涌向城市，发生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转移。因为这个大转移，，许多农村变成了留守村空心巢，农村几乎是老弱病残在支撑生产。不少家庭因缺少劳动力，种地收入又太低，又导致土地大面积撂荒。据国土资源部2017年统计，当时国家约有1.4亿亩耕地闲置。中国本来是人多地少的国度，现如今却有这么多土地抛荒，使国家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同时，随着农业私有化的发展，农村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受到极大的削弱。在毛泽东时代已经被根绝的封建家族势力和黑恶势力又死灰复燃，使许多农民重新处于受剥削和受制于人的地位。一切向钱看和实现个人富裕成了人们的最高追求，在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社会风尚几乎荡然无存。因发生新的两极分化，在广大农民中发生了“社会主义还能救中国吗”的信仰危机，致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受到影响。
对于农村出现的“新三农”问题，党中央很早就发现了。从中共十六大后， 中央曾出台许多政策，如土地流转，办新的合作社等，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围绕解决“新三农”问题，尽管下了很大功夫，但“新三农”的突出矛盾始终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被学术界比喻为农业改革进入瓶颈阶段。直到党的十九大，土地大面积抛荒问题没有得到改善，农村空巢和留守村是依旧的问题，贫富差距还在扩大。
“新三农”问题为何长期不能有效解决？
毛泽东在1965年的一次谈话准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讲：“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的国家就不安稳了。”毛泽东还说，对于包产到户，“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引自《毛泽东传》）
中国今天发生的问题，出现的局面，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言，毛泽东当年反对和忧患的问题都精准的应验了。集体经济的大农业垮台了，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被中断了，怎么还会有根本的出路呢？如果还有根本的出路其不成了咄咄怪事？！
四，分田到户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列主义，在实践上背离了社会主义
凭什么说分田到户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列主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列宁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听听他是怎么讲的。十月革命前，列宁在维加里宁的《农民代表大会》的加写文中写道： “社会主义要求把土地工厂交给按照总计划组织大生产（而不是分散的小生产）的全体劳动者。”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写道：“只有，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实质）是：把土地、工厂等等即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全社会的财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中指出：“要知道，反对剥削劳动者的抗议和斗争，目的在于完全消灭这种剥削的斗争，才叫作社会主义，而“拥护份地”则是主张农民赎买以前由他们支配的全部土地。即使不是主张赎买，而是主张无代价地把农民在改革前所占有的全部土地留归农民，那也还是没有半点社会主义，因为这种农民土地所有制（在封建时期形成的），在西欧各地也和在我们俄国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践行了他的理论。在工业方面，把工厂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实行全民所有制；在农业方面，把土地收归集体农庄，实行集体所有制。
通过上述回顾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回答是：社会主义要求把土地工厂交给按照总计划组织大生产的的全体劳动者，而不是交给分散的小生产；取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之以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方式；如果不是这样，即使让农民赎买以前由他们支配的全部土地，或无代价地把全部土地留归农民，都没有半点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对照中国的农业改革，不难发现，我们是逆列宁的理论，是反其道而行之。列宁的社会主义要求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然后交给全体工人和农民，我们却把已经收归国有的生产资料重新转归个人，把已建立的社会主义经营方式，重新回归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认为不回归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死路一条。由此我们不能不说，我国分田到户的经营道路，百分之百地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
对于上述这个判断有许多人包括现在的许多高层领导，他们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农业私有化是个创造，是改革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是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国民经济总值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有人为了给包产到户寻找理论根据，竟把列宁暂时战略退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解释为是列宁社会主义的精髓。他们说，列宁根据新的实践，在他的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意思是列宁放弃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也可容许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存在，他们说这才是列宁最后的社会主义立场。我国的改革者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能讲清楚？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他们是有理论依据的，理论根据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为了证明这个判断，这里不得不对当年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做些必要的分析。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第一个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国家的建立敲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丧钟，因而引起苏联国内外反动派的恐慌与仇视。帝国主义对苏联磨刀霍霍，煽动国内反动派不断发动反革命叛乱，苏维埃政权面临时刻被颠覆的危险。为了挫败国内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期间，为保证对军队的物资供应，苏联采取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普遍实行工业国有化，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将大、中型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对小工业则实行监督。在农业方面，颁布了余粮收集制法令，要求农民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量交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在贸易方面，实行贸易国有化，禁止一切私人贸易和地方商品流通。当时苏联农业落后，粮食多掌握在富农手里，普通农民很少有余量，因而在征粮过程中常常发生农民抗争事件。在工厂，刚刚接手工厂的工人，因文化技术水平跟不上，使工厂设备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列宁提出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新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在农业方面，颁布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法令，规定农民交纳粮食税后，剩余的粮食等农产品可以到市场交换物品。1922年，通过了《土地法令大纲》，允许农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苏维埃监督下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在工业方面，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将部分国有企业以租借制和租让制的形式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把一部分小企业发还原主经营。还决定把一批中小工厂和商店租借给本国的合作社或个人。新经济政策的本质是国家资本主义。由此可见，新经济政策与列宁原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确实是有重大差别的。
那么，这是否标志着列宁的社会主义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呢？不是的。因为列宁本人曾明确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战略“退却”，“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这是列宁灵活的斗争策略，采取新经济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我国的学者却把列宁的暂时“退却”的策略视为列宁社会主义立场的转变，说列宁放弃了原来的社会主义。还有学者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称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指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不知，他们贽渎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歪曲了列宁真实的立场。列宁最后的著作是《论合作社》，他在该著中把合作社与社会主义划等号，说社会主义就是合作社，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他号召必须全力扶持合作社事业，这才是列宁真正的立场与态度。由此我们说，用新经济政策解读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是荒谬的，把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荒唐的。
五，大包干责任制并不是什么新创造，在历史上是被毛泽东多次否定批评的“单干风”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的表现形式。
关于农业能不能走单干的道路，从土地改革以来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的争论。第一次在合作化兴起时。农民获得土地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胜利之后中国农村怎么走?党内当时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巩固新民主义的胜利成果，让农村按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自行发展。第二种意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促进派，主张不能走单干那条路，因为刚刚分得土地的农民底子薄，经不起自然灾害的洗劫，如果按自己自足的生产方式任其自行发展，许多农民就会重新失去土地，农村很快就会发生新的两极分化，就会出现新的地主阶级，最终葬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的主张为中央所接受，于是发生了引导全国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初期人民公社把全部生产生活资料一切归公社所有产生的恶果，党中央提出了给农民小量的自留地，鼓励群众开小片荒，发展家庭副业，这些新的政策刺激了农民一家一户的积极性，对促进生产战胜困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面对这一新情况，党内以农业部长邓子恢为代表的一些同志主张在农村全面实行大包干的生产方式。什么是大包干呢?大包干就类似今天的家庭联产责任制，是把生产效益同社员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的责任制管理形式。当年安微是大包干实行最早的省份。具体做法是：先按照人口或者劳动力包田到户，然后逐亩定产产量，超产奖励，减产全赔；同时还规定了“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 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其基本精神是把社员的物质利益同劳动所得直接挂钩。安徽通过试点认为 ，“责任田”制改变了计算工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缺点;堵塞了投机取巧的空子，能提高每个社员对包产的责任心和生产积极性，更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政策。而毛泽东则认为，这种大包干实际是主张单干，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被否定了。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接着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的话说道：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大部单干，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际是大部分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有的还是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集体化的巩固，必须有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接受考验--。8月20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指着主张单干的邓子恢说：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有历史作结论。
第三次争论发生在1978年至1980年间。1978年，安徽出现了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区10个月未下雨，有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多万人口的地区人畜饮水出现困难。入秋后，旱情更加严重，秋种难以正常进行。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大片的土地将被抛荒。为了战胜旱灾，中共安徽省委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种麦”：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割时不加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这实际是借鉴了当年大包干的经验。万里到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他找到邓小平，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表明他支持这种做法，请小平指示。邓小平听后的答复是：“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
万里为什么专门请示小平?因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安徽质疑人民公社的经营方式不适应发展生产，提出搞大包干的问题，但遭到与会各省的反对。与会代表认为，人民公社的体制经过20多年的实践证明并无什么不适应。为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专门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切实保护”。
1980年1月下旬，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会议在京召开。会上安徽又介绍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经验，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议。热议的焦点是包产到户到底姓“资”还是姓“社”，大多数代表对安徽的做法持反对意见。国家农委表示，要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办，强调“不许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为此，会后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规定。
但到1980年3月，万里调中央工作，安徽在小平“不争论，就这样干”的原则指导下，把包产到户由局部推向全省，再后来推向全国，家庭联产责任就是这样取代了集体经济。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是写入宪法的，是不能随便改动的，但那时的党中央没有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和人大会议讨论通过，仅凭一具通知竟把人民公社撤销了，这不仅违反了党纪国法，也没有反映大多数党员群众的意愿。
六，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必须重塑集体经济，重塑集体经济的前提条件是结束分田到户的历史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长远规划，把2035年实现全民共同富裕作为基本的奋斗目标。党中央的这一决策总结吸取了建国70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反映了当前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全党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然而，这项决定也遭到热衷于搞市场经济的抵制和反对。不少公知公开发表言论，反对重塑集体经济，继续颠否计划经济，声称“计划经济解决不了共同富裕的问题”。
计划经济为何不能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
他们的回答无外乎还是计划经济搞平均主义养懒人，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不仅不能共同富裕，到头来还会一起受穷。看样字他们像是在否定计划经济，其实质是否定集体经济的合理性。计划经济是列宁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列宁的眼里，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最根本的手段，它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历史成就，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在发挥它特有的历史作用。事实上计划经济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法宝，可却被历史虚无主义者假借计划经济的非本质的缺陷给全盘否定了。
笔者通过考证计划经济有市场经济无法相比的六大功能：一是计划经济有目标明确的计划性功能，可以保证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避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二是可以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能。三是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而计划经济具有防止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的功能。四是计划经济具有改造小生产和遏制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历史功能。五是计划经济具有保证党对经济发展领导权的领导功能。当前，在这六项功能中的第三项功能，即防止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的功能，对实现党确定的2035年的奋斗目标具有决定性和最现实的意义。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只有实行公有制经济才能保证劳动者在经济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只有公有制经济才能保证劳动者的最大权益。而公有制经济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又是通过计划经济管理方式来实现的。在三者的关系中，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组织形式，集体经济活动是公有制经济的内容，两者在哲学上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公有制经济与共同富裕是方法与目的的关系，集体经济活动是方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要达到的目的，它们是方法与目的的统一。它们三者是连生共存的关系，是不能分割的关系，缺一都不能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如果把社会主义经济活动比作一台运转的机器，那计划经济就是保证机器运转的链条纽带。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没有链条纽带机器即使发动起来了也不能产生动能，就会变成空运转。很显然，把计划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在理论上是违背社会主义原理的。当前，有些人执意否定计划经济，实际是在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是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唱反调，是为私有制唱哀歌的。
振兴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就连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是这样认为的。1990年3月，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到农业问题时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后来，邓小平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这里且不说否定人民公社正确与否，但邓小平关于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的思想完全是正确的。用哲学的观点衡量，“第二个飞跃”就是对第一个飞跃的改变，告诉我们农业改革不能永久停留在大包干阶段，在哲学上是发展的否定之否定。
可现今，关于农村改革的讨论和争论还一直停留在第一次飞跃，好像实现了大包干的个体经济改革就算万事大吉了，就到顶了。现在谁说大包干一个“不”字就立即会遭到围攻反击，会被扣上反对邓小平改革的大帽子，其不知他们这样做也扭曲了邓小平的全部用意。
七，不能用富起来强起来的温饱说掩盖分田到户历史的弊端和对社会主义大业带来的危害
讲到这里，一定有人会说：这不是要否定农村几十年的改革吗？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经济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国家有富起来到强连起来，解决了中国过去几千年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对此怎么解释？这个质问很清楚，他们的发问是从捍卫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出发的。在他们看来，中国后40你的历史成就主要工农业的改革创造的。然而，如果我们对中国快速崛起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就会发现，如果把中国的崛起都归功于私有化改革，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笔者通过考证形成的认知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把改革开放定为基本国策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国国民经济总值不断攀升主要取决于对外开放，的快速崛起主要应归功于对外开放，农业改革收入在总值中提升比例是很小的，实际上是拖了中国快速崛起的后腿，如果不是农业私有化改革，中国的崛起可能比现在更好。我的这个判断，从网上还没有看到这么直白的说法，有这种看法的大概也不敢说。笔者在这里冒昧地抛出来，目的是和修订历史的专家学者交流，供领导澄清历史是非时参考。又因为中国富起来强起来涉及到国家的方方面面，不能做全面的分析，这里仅就人们谈论最多的富起来和解决温饱问题作些探讨，以证明自己的判断。
是什么历史原因使中国人摆脱贫困和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谁是解决中国温饱问题的最大功臣?
前30年否定派的观点很明确，他们认为，中国的温饱问题是在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几年后解决的。一位教授在网上发文写道：“从1979年到1985年，由于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方式，由于缩小了农业经营单位，由于农民获得了空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收益权，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力被空前释放，农业经济出现了很大的增长，198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历史高峰，解决了农村的温饱问题。”还有一位博士生导师说的更邪乎，他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农民吃不上饭的时候可以说是几乎年年发生，即使在那‘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的开元盛世，也难以避免，历朝历代从未走出这个怪圈。-但中国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以后，改革仅走过头六个年头，就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国人将永远告别不足温饱这个世代难题。
这两位教授为什么都把中国解决温饱的关节点指向1984年？原因在于1984年是中国建国以来粮食产量最高水平。1984年粮食产量为40731万吨，人均粮食390.3公斤，这是三年困难过后粮食产量的重大突破，以此为参照点不错，问题在于这份功劳究竟应当归谁。学者认为应归功家庭联产责任制，因为1984年在实行责任制之后；笔者考证的结论却是应当归人民公社，而不是归功家庭联产责任制。
为什么应当归功人民公社而不是联产责任制呢？
有四个凭据可以证明我的判断。
第一个凭据是，《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是在1983年末定下的，在社改乡通知下达前，直到1984年秋天，联产责任制只是在安徽和四川两省推行，全国大多数地区仍然是按人民公社的模式组织生产的。1984年粮食产量大增长主要取决三大基本因素：一是“大跃进”时期建立起来的水利工程发挥了作用，灌溉已不成问题;二是1965年后全国建成10余座年产30万吨的大氨厂和1000余座小氨厂，创造了增产的当家条件;三是1975年袁隆平杂交水稻产量已经超过千斤大关，还有小麦玉米等优良品种也研究成功，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优良品种。这三大因素都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产物，因而，这个历史最好水平的功劳理所当然应记在人民公社的账薄上。
第二个凭据是，推行小岗经验后的前5年，中国农业粮食产量相对1984年不是逐年提高而是波动式下降的。从《中国历年粮食产量、人口和人均粮食量总览》(下称《总览》)可见，1985年粮食产量是37911万吨，1986年是39151万吨，1987年是40473万吨，1988年是39404万吨，都低于 1984年，到1989年达到40755万吨，赶上了1984年的水平。另一个很重要的指数是，从1985年直到1996年这10年间，中国人均粮食除1989年超过1984年，其它的10年间都在354.9公斤至385,3公斤间波动，都低于1984年的390.3公斤。人均粮食是衡量温饱的核心标准，这一组数据表明，家庭联产责任制只解决了一些落后地区的温饱问题，对解决全国的温饱问题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说实行责任制几年后就解决了建国后几十年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这是一个生拉硬拽的伪命题。
第三个凭据是，小岗村的真实历史是：小岗村真正脱贫是从2004年上级委派强人学生官沈浩到小岗村任支部书记开始的。沈浩到小岗村之前的25年，小岗村集体存款为零，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300元。该村因领导力量薄弱，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后换了好几茬村官，谁也没有改变小岗村的懒、散、乱、差的状况，还是处于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落后状态。沈浩在小岗村拼搏了六年，组织大包干带头人、村两委干部、党员群众代表到南街村、红旗渠等发展集体经济较好的地方参观学习，六年干了十件大事（因文字关系不展开介绍），才使小岗人振作了致富的信心。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小岗村，“希望大家向沈浩同志学习”，指出要靠集体致富的方向。小岗人遵照习总书记的指示，学习唐约村的经验，开展“三变”改革试点，才使小岗村变成了改革的“标志村”，这时的小岗村才真正富了起来，在安徽才真正起到了引领作用。如果从全过程总结小岗经验，它也是由大包干没有解决温饱之后再回归集体经济才致富的，小岗村成为“标志村”是集体经济的功劳，这就表明，家庭联产责任制致富伦是站不住脚的。
第四个凭据是，从脱贫致富过程中出现的反复可以证明，家庭联产责任制对全国的脱贫并没有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按照中央的部署，中国脱贫应在2000年前完成。但到了2002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3000万，到了2003年全国贫困人口又增加了80万，到2014年底，全国的贫困人口从2003年的2900万竟增加到7017万。2003年后为什么贫困人口不降反增呢? 这不得不从生产关系上找原因。因为这一年是全面实行市场经济的开局之年，从上到下都把目光投向市场。脱贫攻坚战部署被打乱了，组织不力了，有些地方扶贫的资金被挪用了，扶贫工作很难开展了，农村贫富差距拉大，发生了新的两极分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分田到户的个体经济就成了贫困人口扩大化的根源。后来的情况人们都知道，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集全党全国之力，拼搏了7年，才解决了8000万实际是1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历史就是如此，根本不是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几年就解决了。
这里有一个现象使许多人不得其解：说家庭联产责任制对农业发展并没有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还说土地大面积抛荒，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较之改革前普遍提高了？一部分人为什么真的富了起来？
笔者通过考证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把经济搞活和对外开放。家庭联产责任制的主要优点是农村劳动力不再束缚于生产队，许多有专长的都到城市经商办企业，没有专长的也进城打工，他们虽然撇家舍业，但收入比种田高得多，用的常年做买卖，这一部分收入更高。国内土地抛荒为什么中国人并不缺吃少穿？和美国打贸易战之后人们才明白，改革开放后，中国常年从国外进口大批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因为这项事业解决了中国需要大批农副产品的缺口，所以中国市场繁荣，应有尽有。这也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据海关总署的统计，1978年到201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出口总额从按人民币计价，从1978年355亿元到2017年提高到27.8万亿元，增长了782倍，年均增速达18.6%。而我国农业产值提升平均不到2%，从比较可知，我国国民经济总值的攀升主要应归功于对外开放，如果不是对外开放，毛泽东关于100年赶上美国的目标是很难保证的，把攀升成就强加到国内改革上，是扭曲历史的。
二0二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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