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下午，“向光·社会创新思享会——乡村振兴 产业助力暨2022向光奖发布会”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举行，全网累积超145万人次在线观看。来自各界的与会嘉宾，从数字化、金融工具、组织形态、产业科技、安全发展等新视角，分享和探讨他们对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思考与实践。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通过对成都战旗村的案例剖析，分享了她对乡村振兴主体的理解，以下是分享实录。
振兴乡村
就是振兴中国
为什么要乡村振兴？党中央讲得很清楚。当前，我们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非常突出，而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对中国这样一个国情非常特殊，人地关系非常紧张的国家，必须要探索出一条中国独有的富国强民之路。这也是百年来中国几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呕心沥血探索的重大主题。
社会学家吴景超，早在1937年写了一本书叫《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他以人口密度和从事农业的人口百分比为标准，将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划分为四种类型。结论是中国、印度、日、韩等国人口密度高，在农业中谋生的人的百分数也高，与美、加、澳；英、德；（前）苏联等三种国家不同，属于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难度最大的世界上的第四种国家。“所以中国人的问题最为艰难”。
杨团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在，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全球有13个，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只有美国和日本，而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世界没有先例，中国、印度这两个超10亿人口的大国，都还在艰难探索实现现代化的路。而全球所有经济发达体的人口全加一起，才有10亿人。另外60亿人口如何走向共同富裕，还是天大的难题。
抚今追昔，有一条十分肯定，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和早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绝非一模一样，大国和小国的发展路径更是不同。世界上早发达国家走向富裕的传统增长模式已达到天花板，内生动力大幅度衰减，而人口多、底盘大，区域差异大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热诚和努力，走上了一条传统加现代加创新乃至多样化方式交互使用的独特的现代化探索之路。
这个独特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绝对离不开乡村的振兴，绝对离不开在中国这个广袤大地上积聚了上千年生存智慧的几亿农民。换言之，只有中国的乡村才是中国探索独特现代化道路的最大的蓝海。振兴乡村就是振兴中国，甚至是重塑中国。
那么，怎么振兴乡村？我以为，首先在于必须明确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其实一直有不同意见。尽管中央文件的规定很明确，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但是农民是一个广泛分散的社会群体。要说他们是主体，在一定意义上只能说是具有象征性的主体，难以在实际的乡村生产生活中直接发挥作用。几亿分散在中国乡村各地的农民群体，能自发产生出整体性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明确自己的主体权益吗？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例证，放任自流的农民只是一盘散沙。
那么，谁能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群体拥有自己的主体地位和行使他们的主体权利，得到应得的利益？谁做到了这些，谁就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
我想说，就全国而言，这个核心主体目前并没有真正产生，不过，在一些村庄已经发生了很好的苗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做到了维护农民也就是村庄集体成员的四项基本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对农村的基层社会治理权；而他们是通过创新、活化中国乡村土地制度、组织制度、经营制度、社会治理制度这四项制度，实现了对农民四项权力的维护的。这四项制度和四项权利都是宪法规定的，已经规定了好多年，可是并没有在中国乡村广泛地实现。
从战旗村
认识中国村庄
我想从这个案例里来提炼中国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说明中国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到底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从实践中来看它的本源，看它的机理和机制。
成都有个战旗村，离成都市区直线距离40多公里，但是过去交通不便，绕弯就得走100多公里。所以别看离成都不远，这个村并非富裕的城郊村，是个穷村。1965年，战旗村从一个大村分出来，1100多口人，1700多亩低洼地，3间猪圈房，700元债务。村党支部当时带领村民学大寨，建民兵连，改造低产田，发展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的工分收入也比周边的村高出一块。
特别是1978年以后，村集体建立了一批村办企业，机砖厂、复合肥厂，村民进厂劳动也计入工分。但是到90年代，全国兴起乡镇企业私有化浪潮，战旗村的村办企业也都分给了个人。当时农地已经分给个人承包，能给集体赚钱的村办企业也分了，集体又变穷了。村书记和村主任这时候就跑到外边去学习，回来后非常明确地提出，集体手上不能没有钱，只有将村办企业收归集体，才能挽救战旗村。
2002年以后，他们下决心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集体企业改制，清产核资，把原来给个人的权利收回来，进行了新一轮企业承包。将集体财务搞得一清二楚，集体又挣钱了。2016年底，国家在全国推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求村庄把经营性的资产收回来，而战旗村把这个行动整整提前了14年。集体企业改制，集体有了可控的资金，就为第二件大事，土地制度改革创造了物质条件。
土地制度改革先从生产小队开始，逐步扩展生产大队也就是村庄。当时他们发现很多老百姓嫌土地收入太低不愿种地，外出打工了，就把不愿种地的这些人的地先收回来，进行调田整合，给那些愿意种地的能人集中种地。接着老百姓就提出最好居住也要集中，这样生活方便。川西是林盘地貌，居住一直很分散。于是在战旗村党支部领导下，借成都市当时新发起的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机会，从增减挂那里以200多亩地的指标，换回来1个亿的资金给全村建设了集中居住新社区。
从2007年到2009年，房子全部建起来了，村庄面貌大变样。其实当时很多村也想做增减挂钩，但是土地没集中，没有条件做。可见，土地集中给了战旗村向居住集中发展的必备条件。而居住集中的发展又助力战旗村将农用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这三块地全部打通，推动生产上了新台阶。
战旗村集中居住区的土地原是农用地，后来转变土地权属，成为村集体建设用地。而这个地块是用腾退的分散在农户手里的宅基地指标换来的。这三块地在全村调配整合，合理使用，大大推动了集体经济的生产经营。到2011年，经全体村民大会集体表决，农用地实现了按全村人口的平均分配，每人一亩一分三厘六，宅基地每户80平方米。平均分的农用地都是承包地，按照国家政策给土地确了权，但是并不是农户分散耕种，而是村集体统一安排，所以确了权的承包地并不确定在哪块地界，叫做“确权不确地”。
实际上三块地已经全部集中到村集体统一使用，确权的本质已经转变为确份，即每个农民从集体土地收益分红中可分得的具体份额。而因全员平均分配份额，是用计算机算出来的数据，所以大家都认可是公平、公正的。仅此一点，到今天，中国绝大部分村庄都还做不到。战旗村能做到，是因为老百姓完全相信党支部、村两委是真正为他们谋利益的。所以，这样的分配能够实行，是村民个体与村集体整体利益相契、情感相融的标志。
集体企业集中，集体土地集中，居民居住集中，村庄的这三集中，就形成了村领导核心统管下集体经济统分结合的新运营模式。不管是农业还是非农业，经济发展都由村两委来统管，具体经营由各个主体单位分别承担。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再分设农业和非农两块。农业的部分归集体的农业合作社统管。将集中到集体的土地分别流转给想种地能种地的本村人和外村人，支持建设家庭农场、园艺公司和共享果园。
村民土地承包的份钱和集体土地经营的分红都由这个合作社出。非农业的各类业态的主体管理归村集体资产投资公司，他们以土地出让、土地出租、作价入股和自营联建等多种方式与各类主体合作，设立了几十个项目，大部分用公司方式经营，形成了我好你也好、你得我也得的利益主体共同合作、和谐生产的相互关系。当2019年国家发文要求建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时，他们就在村两委基础上建立了交叉任职的村集体经济股份联合总社，将原有的农业和非农两套集体经济管理体系归入进去，形成与政策无缝接轨村集体经济管理系统。
2014年，战旗村被划入水源保护区，为了青山绿水，有些产业做不成了。这种地理环境的转变，反而让战旗村抓住了机会，推进原本就想做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关停并转了那些曾经为集体经济做出重大贡献但是有污染的工业企业，生态化的现代农业项目从而大力推开。种苗木、种花卉，还搞了“妈妈农庄”这个体验式农场。同时，豆瓣厂等农副产品加工业也快速发展起来。尤其有意思的是战旗乡村十八坊。村集体出地搭台，让全村甚至镇上的能工巧匠汇聚在这里开前店后厂，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开油坊、酒坊、豆腐坊，做布鞋、做糕点，应有尽有。这些土特产品并没有放到网上卖，而是要你到我的家乡来，我当场做给你看，让你不由自主地爱上农耕文化的手艺。
2018年2月，习总书记到战旗村考察，听村支书讲故事，跟老百姓聊天，还买了一双乡村十八坊的布鞋。习主席称赞他们“战旗飘飘，名副其实”，还嘱托他们要”走在前面，做好示范”。
这几年战旗村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游客越来越多，战旗乡村振兴学院也建起来了。原来把他们分出去的那个比较富裕的金星村，2020年也合并到战旗村了。1700多口人变成4400多口人，耕地、建设用地面积都大大增加了。战旗老村的党支部就组织大家讨论，先富带后富，一定要让金星村村民的生活快速跟上老战旗。
到2021年，新战旗村的集体资产达1个多亿，经营总量达2.8亿元，村集体的总收入达665万元。村民的年人均收入达3.5万元。为了不让一个人掉队，村集体还特地为有困难的人设置了公益岗。全村村民特别是老年人全都得到村集体给予的很好的福利待遇。可以说，20年来，战旗村从打基础、补短板、保稳定开始，已经走上农、工、商、旅多产业多业态融合发展和平衡发展的道路了。
战旗村的民主治理，我在很多村都没有看见过。村民自主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村委会、监事会、议事会等所有的村级组织都实实在在地起作用。老百姓能当着村支书、村委干部的面直抒胸臆，直接讲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村领导都认真接受意见。村里的重大事项由全体村民大会表决，大部分事项必须百分百的人通过才能执行。只要老百姓没通过，宁可拖着，也不强制执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战旗村自2002年开始集中土地，但是到2011年才彻底完成。尽管很多老百姓早不种地了，但是对自家的承包地看得很重，集体出钱也不愿意给你。到老百姓全体一致通过土地集中交给村集体管，每人分得1亩1分3厘6承包份的时候，确实是在心底拥护村集体了。村集体的决策、管理功能清晰，财务账目公开，农业、非农的各个经营主体分别经营，村级财务公开，农民的议事会、监督员负责考察、监督，一切井井有条。
这一切，当然离不开成都地域的改革环境，离不开当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战旗村自1965年以来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八任村党支部书记。现任书记高德敏总结战旗村的基本经验时说，一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二要做到土地、居住、产业三集中；三要以整体性思维来考虑一个村庄的发展。他还有一句很经典的语言：“口袋里有东西，脑袋里还要有东西，这才是共同富裕。”
我们从战旗村认识中国新时代的乡村，首先感受到的是，有中国意味的村庄，是整合的、统合的，是把全村老百姓的利益都保护起来，让村民有定心丸，抱起团来求稳定求发展。战旗村的确是整体优秀，无论生产生活、集体管理、自主经营、公共参与、社区服务，在全国的村庄里都是一流水平。
战旗村的生产经营方式，真正实现了宪法规定的统分结合，多层经营。尤其在各地最难做到“统”的方面，他们以党支部引领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了党、行政、经济三种组织三类功能的整体统合。这才让集体经济的壮大有了主导，为村庄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石。这样的主导是方向的主导，既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又不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而是以树扩林，以林养树。战旗村集体大力支持每个村民创新创业，十八坊就是一个生动的体现。人人就业才能村民共富、村庄和谐，从而形成集体和个体之间共生、共建、共享的新型生产关系。
战旗村创造的新型集体经济，是一种公私兼顾、共同发展，社会市场、内外结合的共同体经济。它不是书本上的公有制经济，却有着很明显的公的成分，同时包容和保护了所有私的个体。集体与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恰好展现了在村庄这个范围经济内的积累与消费的总的关系，以及对农民的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关系。
我所在的北京农禾之家，多年前创建了一个学者志愿参加的研究团队——农禾之家研究组。2021年，农禾之家和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合办了“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集合整个团队的力量研究战旗这一类中国优秀的乡村案例。我们以为，战旗村就是集体与个体，两类主体共同形塑的村庄主体。它的基本特点，就像高书记说的，村庄是我们所有人的大家庭。的确，这个大家庭就是内生的村庄情感和利益共同体，追求的是代代传承、永葆斯人的可持续的集体利益。这样的村庄治理显然并非仅是老人妇女儿童和社会事务的治理，而是涵盖了村庄土地、各类资源、农业与非农各类业态，以及在其中创业创富的各类人群在内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综合治理。由此自组织起来不断发展的战旗村形成了鲜明的村庄主体的个性，这，就是战旗之魂。
战旗村积聚20年奋斗，建立了牢固的村庄基层组织的权力运行体制和机制，这是保障村庄具有鲜明主体性的根本。它用实践证明，村党支部、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元融合形成的村庄基层组织的权力运行体系才是村庄振兴的核心。而这三元融合的村级基层组织就是村庄振兴的核心主体。
在这个核心主体中，党支部把握方向，动员群众，安排人事，起灵魂作用；村委会负责执行，通过村网络积聚集体能量，起保障作用；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村集体资产的管理和代表村集体与村内外市场主体签约、合作，起功能作用。
不过，像战旗村这样优秀的村庄在全国的比例其实非常小，49万个村庄中可能不足百分之一。让这类村庄壮大起来，乡村振兴才有广阔前景。在中国，乡村的真正振兴可能需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而经过这一两代人的努力，可能最终会奠定现代中国的历史模样。那些早发达国家，他们的历史模样一旦奠定，再也不会有大的变动。而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和空间可以为未来中国创新创造她的历史模样。
这样的创新创造一定是分阶段、分地域、分主体的，在乡村振兴的整个历史阶段中，每个地方、每个村庄、每个乡镇都会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奇迹。从历史中走来的战旗村，就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他们在20年前，10年前，绝没有梦想到会有今天。而现在的他们，正在满怀信心奔向明天。只有坚持“脑袋里有东西”，在乡村坚持长期奋斗，才能诞生类似战旗村这样三元融合、极富生命力和个性的创造主体，而发展壮大拥有主体性的集体经济，正是磨砺这样的核心主体的最佳途径。
我在整理这次发言PPT时，查到1990年习近平同志对集体经济的论述。他说“集体经济是农民共同致富的根基，是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质保障。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了，不但可以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还可以发挥调节作用，防止两极分化。”还说，“加强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要求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而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必要补充，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主体。”最近以来，大家经常说要用集体经济推动共同致富，不过很多人认为是中央新提的概念，其实3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早在福建宁德地委时就明确提出来了。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富，这应该是在中国乡村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如何创造
乡村振兴核心主体？
怎么才能让促进农民共富的集体经济真干起来？谁来带领就成为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命题。从战旗村的经验看出，党支部、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合一的村集体领导核心，树立明确的前行目标，坚持将农民通过土地集中和统分结合的生产经营再组织起来，而且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才是根本出路。
当然，推动这个目标付诸实现，外部的改革大环境和改革制度、政策的配套十分重要。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只要内因有能力运用外因整合资源、协调各方就可能创造出奇迹。战旗村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是等着政府下政策、指令之后才去执行，而是经常超前思维、看准了就干。他们之所以常常走在了政策的前面，是因为基层党支部考虑问题和党中央有一致性，是人民至上，是为了全村长远发展的公共利益。党组织不是行政单位，党的最大功能就是通过党员组织发动群众为共同目标而战。中国社科院刘海波副研究员曾将党组织的这个特性概括为“全息型”。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全党全国全社会都要支持乡村振兴，构建了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大环境。鼓励改革创新、鼓励各界合作，宽松、稳定成为这个大环境的长期特征。尤当全球正值不确定性风险频发，中国“攘外必先安内”，加强国内大循环，充分利用乡村的广大腹地创造未来，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必然的选择。
最后，我想引一段鲁迅先生的话作为结尾。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的确，中国大地上并不缺乏这样的人，这样的中国脊梁。只要我们善于发现他们、支持他们，让他们真正实现有权、有能、有为、有位，成为带领全体村民集体共同奋斗的主体力量，那么，就一定能推动乡村发展从初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充满动力地持续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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