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人们眼里，扶贫、以工补农就是工业支助农业，城市帮扶农村，拉农民一把。不说出口，还有恩赐、赏赐之意。买扶贫橘，心照不宣，赐点钱给山区里的贫下中农。不大清楚，以工补农还有一层意思，在还以前“剪刀差”欠的“债”，“补”是偿还，对农民受的苦，是一种救赎。取消农业税，也有这个意思在内。没明讲罢了。
以工补农，可以有二解：一在农村内部，主要是乡镇与村，内循环，用发展工业所得支持发展农业；二城乡之间，以工支农。很长一段时间，是指农村内部的经济调剂。在苏州，以工补农称得上历史悠久，从有乡镇工业就开始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从未间断。补的内容不断扩大增多，从调节分配，到补粮、补失地、奖种粮，到鼓励机械化、用良种，到推进农业现代化，从村到镇到市，形成了多级助农机制。今年以工补农的项目有二十多项。
应该说，以工补农，是苏州农村的一大创造。还应该说，以工补农，是苏南模式的一大功绩。还是，工农联盟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新实践。
“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价格之差，工高农低，形成落差，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一个产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价格放开，剪刀差已刀枪入库。剪刀，两把刀，一把工业产品，一把农产品，一个贵，一个贱，两种产品一交换，喀嚓一声，“剪刀差”就出来了。所谓“剪刀差”，就是通过不合理不平等的交换，剪掉农民的利益。刀已废，账还记着。
“剪刀差”主要“剪”粮食价格，那时粮店一斤米才卖一角三四分，农民卖稻谷给国家，一斤一角而已。麦价还要便宜。几十年，几乎没有变化。记得，在我生活过的江阴农村，人多地少，一个农户，五六亩地，中等人家，四五口人，正常年景产粮三四千斤，得口粮两千来斤，卖余粮千把斤，不计成本，收益最多百把块钱。若计肥料、种子，近于白做，工钱就是换回一年的口粮。
统购统销，一个生产队一本账，一头，与国家发生关系；一头，与农民发生关系，工分化成口粮，有余有欠。余、平各占40%，欠的占20%，欠的人家大都小孩多劳力少，还有生病的，也有自己年龄大了子女在城市工作买口粮的。一个工分，几分钱，一天十个工分值，各个生产队不一样，了不得几毛钱。年终结算，赢余人家，多则得二三百块钱，少则几十块钱。多得的人家，劳力多，一个队里也就三四户。
六十年的前三十年，工业产品，与生产队发生关系的，农机、柴油、化肥、薄膜、农药和其它农用物资；与农民直接发生关系的，主要是生活用品和建筑材料。说与生产队发生关系，实质还是与农民发生关系。五十年代，是所谓生态农业，很少用农药，六十年代始大用化肥，农资成本大幅提高。这个时候的“剪刀差”，主要是二把，一把是农产品的价格，另一把是农资价格。
农资价格，大都国家定价。有关资料表明，五十年代硫铵每吨200元，500克一角，与稻谷同价。几十年间，化肥价格有升有降，幅度不大。国家实行保本微利经营，有些企业有些年代还亏损。现在一吨硫铵1800元，提高近十倍，与粮价提高同步。可以说，农资上的“剪刀差”不明显。长期是，供不应求。化肥增产明显，一斤化肥增粮3斤，农家肥大量减少，农药使用也增多，粮价不变，种粮成本提高，几乎无利可得。
农资这把剪刀快不快，另有说法，不快那是表面现象。有文说：即使完全免除农业税，农民仍然通过购买生活用品与生产资料给国家纳税，在中国间接税为主的税制格局面前，知道这一实情的人可能不多，尤其作为实际负税者的农民自己就不知道。农机具、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绝大多数是含增值税或营业税的，农民每年要交纳4000亿元至5000亿元增值税。这种税负，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比起工业生产显得更为沉重。原因在于，工业生产中，生产资料的税负，可以作为成本，转嫁到产品的销价中去；但是，农业生产资料中的税负，很难作为成本转嫁到出售的农产品的价格中。因为农产品尤其粮食的价格基本由国家控制，农民无法加价，大多粮食等农产品又是农民用于自己消费。这就是说，农业生产资料中的税负，最终大多由农民承担。
切身感受，农产品价格放开之前，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确是挺锋利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农村，棉布、食油，先是自己家里、农村生产，后来是厂里出来的，加上热水瓶、铁锅、胶鞋，这些最基本的工业日用品，农家一年到头有点收益，几十块、一两百块，大都化在这儿。城市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五六十年代，在农村很少很少，稀罕物品，真正成为必置的“三大件”，最早也在六十年代中期。“三大件”与稻麦价格之比，最能表明那时的“剪刀差”。一只上海牌手表，120块钱，折合稻谷1200斤，等于两亩地的秋熟。一辆自行车，要种三亩地，一台缝纫机，要种三至四亩地。有资料说，当时农产品价格与实际价值比，压低了37％，工业品价格抬高了近20％，一年剪刀差在350亿元。农产品价格放开，同样由市场定价，较为客观地反映劳动力的价值，农产品提价十倍，相类似的“三大件”，手表降价一半还多，缝纫机、自行车持平还有下降。同类型手表，以前1200斤稻谷买一块，现在60斤买一块。这就是说，在三四十年里，农产品价格只少压低了九倍，与手表比，稻麦价格压低了二十倍。“剪刀差”剪掉了农民多少利益，说不清。
农民一生两件大事，一是生儿育女，一是造房盖屋。农民一生支出也在这儿。若有收获，若有成就，同样在这儿。两件事，一句话，倾其所有，造房还要负债。建筑材料，钢材、水泥、砖瓦，与农产品比，一贵一贱，不成比例，三分五分一块砖，后来一角二角一块砖，便宜一点，也要三两半斤稻谷一块砖，砖还是地产的，别说水泥钢材了。建筑材料，也是一把剪刀，剪掉了农民许多许多年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收入。
三大差别，工农业差别、城乡差别，既有历史原因，还有其它原因，不能不说，也有政策原因，是自做的。可以解释的是，工业化、现代化包括后来的城市化，需要资金，需要原始积累，需要第一桶金，就从农民那里要了，请农民兄弟帮忙了。所以，别忘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农民是作了很大贡献的。
现在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一个基础，一个历史原因，今日反哺，是因为昨天农业哺育了工业，农村哺育了城市。反哺既是一种历史必然，也是一种历史道义。
所以，城市扶贫，以工补农，要更自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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