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大战争
2008年01月25日 《招商周刊》
战争已经爆发？
首席记者 孙玉敏
美元贬值，美国人为什么不急？
美元贬值，美国人为什么不急？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要弄清楚这个，需要从一个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开始。
简单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通过一个固定的比价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
在这一体系下，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几乎是高度稳定的，各国贸易和财政不存在严重失衡的问题，因为金融赤字的国家势必流走真正的国家财富。
这一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所以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只有美国长期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而长期的贸易逆差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
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种危机开始爆发。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全球性“美元过剩”出现。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尼克松政府被迫于这年8月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这使黄金正式退出了货币体系。
最近的一本畅销书《货币战争》认为，这正是国际银行家们乐于看到的。因为在黄金间接本位的布雷顿体系下，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诚实和刻苦地工作来积累财富，严重的赤字根本无处藏身，他们手中的“货币发行权”也就无法成为巧妙掠夺世界各国人民财富的工具。
姑且不论这一说法是否成立。不可否认的是，在挣脱了黄金这一紧箍咒(金本位时代，每印刷一定量的纸币，必须对应一定量的黄金储备)之后，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工业国信贷扩张明显加快，“货币发行已达到毫无节制随心所欲的程度”，到 2006年为止，美国的政府、公司和私人欠债总额已经高达44万亿美元，如果按照5%的最低利息估算，每年仅偿还利息就高达 2万2000亿美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元贬值表面上看似乎冲击了美国的经济，实际上却让美国获益了。因为随着美元贬值，美国的外债同时也在缩水。
美元与石油的“跷跷板效应”
在一国国内，货币发行权的滥用会导致通货膨胀；在国际贸易中，一国滥用货币发行权就会导致本国货币被市场抛弃。
既然如此，“货币发行已达到毫无节制随心所欲的程度”的美元为什么没有被抛弃？有专家分析说，这其中存在一个例外，那就是滥发的货币是世界基准货币，无法被使用者所淘汰。
按说，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美元已不再是世界基准货币，它是如何让各国无法淘汰它的？这就需要被人称为“黑金”的石油出场了。
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随之迅速贬值。为了重建世界对美元的信心，美国必须找到一种能有效影响价格的实物。1973年底，石油危机爆发，油价飞涨，这给了美国找到可以替代黄金的硬通货的机会。到1975年，美国与海湾国家相继签订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只有一个：这些国家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
这样一来，全世界需要进口石油的国家首先需要持有美元，而油价上涨，进口国就需要持有美元更多，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又一次找到了依靠。
从那以后，“美元与石油”结成了类似“美元与黄金”的参照物关系。通过石油这种全球工业的粮食，美元再一次成为世界基准货币。美联储也得以继续大量印刷绿色钞票而不引起贬值。
如今，又到了“油价飞涨”的时候。2008年1月2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首次突破100美元关口。
有人分析，此番油价飞涨，虽然与全球经济迅速发展，对石油的需求大增有关，但主要的罪魁祸首却是美元。
因为身陷次级贷风波，让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愈加强烈，美元几乎对所有货币都出现了迅速的贬值。
由于原油价格是以美元计价，所以美元和原油就像是在玩跷跷板，一端下沉就会引起另一端高高翘起。由此，美元贬值，油价自然地会出现上涨。
猪肉涨价，都是石油惹的祸？
由于石油目前是全球工业的粮食，油价上涨必然引起连锁反应。对于石油进口国而言，这意味着发展成本的不断增加。
为了缓解压力，各国使出了浑身解数。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则祭出了“生物能源”的妙招。2005年8月，布什政府推出《新能源法案》。该法案规定：到2022年，美国年产生物能源将达到360亿加仑；到2015年，多达一半的新车必须能使用生物油料比例达85%的混合汽油。
对此，《三联生活周刊》这样分析：布什政府从来对环境问题无动于衷，甫一上任便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却在石油价格步步上涨时推出了《新能源法案》，大张旗鼓地鼓励机器与人类争夺粮食，用玉米提炼乙醇。这背后一定藏着阴谋，一个借粮食再次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的阴谋。
这一说法无疑有其道理。美国玉米产量占世界总产量40%，出口量占到世界玉米总贸易量70%(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1/4)，在世界粮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美国已把20%的玉米用于提炼生物能源。这必然减少其玉米年出口量，进而引起国际市场玉米期货价格的大幅波动。
玉米恰恰是家禽家畜饲料的主要原料，其价格上涨不仅会影响其他粮食作物价格，还会对包括牛奶、鸡蛋、奶酪、黄油、家禽、猪肉、牛肉、酸奶以及冰淇淋等与玉米紧密相关的食品造成影响。
这就是去年以来，中国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的深层次原因。
食品价格上涨使我们的CPI攀高，进而影响利率预期。正当人民币升值呼声高涨的时候，高企的CPI等于帮助西方推高人民币银行利率，逼迫人民币升值。
在人民币继续升值的预期下，大量海外资金流入，通货膨胀压力继续增大。
由此，《三联生活周刊》认为：一轮类似于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氛围在我国周边形成。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中国该如何打赢这场石油、金融、粮食和住房等多手段并用的残酷战争？
滚烫的石油
2008年01月25日
本刊记者 孙婧
从2007年11月5日起，在青岛市坐出租车又要额外多掏1元钱了。乘客多交的1元钱，换来一张小方片纸，上面写着“燃油附加费”几个字。青岛市规定，当90号汽油的零售价涨到4.52元至5.52每升时，出租车就可收每客运车次1元的燃油附加费。
2006年，中国曾两次提高成品由价格。为疏导油价波动给出租车行业造成的影响，青岛曾于2006年7月第一次加收燃油附加费。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自2005年以来出现的“油荒”。2008年1月2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里首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刷新了去年11月创出的每桶99.29美元的最高纪录。油价的疯狂飙升，让这个新年一开局就有股火药的焦糊味道。
1元钱能解决的问题十分有限。青岛的出租车司机都不愿意跑长途了，高峰时间去繁华路段45分钟打不到一辆的士的事常有。大多数人也逐渐意识到，油价上涨，从荷包里多掏的不仅是1块钱的燃油费，许多跟石油有着远亲关系的产品都跟着涨价，甚至今冬食用油、粮食的大牛市，都与高涨的油价有着纽带关系。全世界都在承受着着石油涨价带来的困难，但这困难对中国而言，来势尤其凶猛。似乎世界刚刚感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寒意，中国已经开始头痛发烧了。
“黑金”支撑美元
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尼克松政府关闭黄金窗口，失去了黄金支撑的美元一度风雨飘摇，差点被全球投资者抛弃。为了重建世界对美元的信心，美国必须找到另一种能有效影响物价的实物。1973年底，石油危机爆发，油价暴涨，美国在危机中找到了代替黄金的硬通货——石油。
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沙特最先与其达成协议，用美元结算石油贸易。到1975年，欧佩克的部长们同意只用美元结算，世界货币体系由此正是进入了“石油本位”时代。油价暴涨导致了石油贸易结算对美元需求的暴涨，终于使美元在国际上重新获得了有力支撑。
在此轮石油危机中，石油从每桶3美元涨到了12美元，上涨400%。美国清点着石油美元回流的钞票，不仅一举挽回了美元的颓势，重夺金融战场主动权，还顺道痛剪拉美印尼等国的羊毛，可谓一石三鸟。
第一次石油危机如何使中东开战、欧洲和日本衰退、印度等国几十年的辛苦积累付之一炬，当年的中国都是坐壁观战，躲过了一劫。计划经济体制和自给自足的石油供给使中国远离了石油危机的战火。直到1993年，石油的战火烧到中国家门口了。
1993年，中国石油进口首次超过出口，中国成了石油纯进口国。目前，中国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接近50%，在全球新增的石油需求中，1/3的增量来自中国。因为油价上涨，2005年我国为进口石油多支付了136亿美元，相当于前一年GDP总量的0.9%，油价的上涨更让中国人领教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高烧的油价可能让中国当前物价指数上涨的趋势继续维持，对于油价飙升的原因，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美元。在各国看来，与其说是石油涨价，不如说是美元贬值。甚至欧佩克都“委屈”地说，现在近100美元的油价其实相当于2001年油价上涨前的47美元。
由于原油以美元计算，美元和石油的关系就像是玩跷跷板，一端下沉就会引起另一端上升。由美国开始蔓延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愈加强烈，美元几乎对所有货币都出现了迅速的贬值，美元兑欧元出现了历史最低水平。因此，原油价格就自然地出现上涨。
国内有些激进的研究人员指出，如果没有石油，美元只是一堆花花绿绿的纸片，早就被被国际市场抛弃了。按照经济学家樊纲的说法：美元的贬值是“看不到头的”。一年以来美元指数贬值幅度达到了20%左右，导致了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上涨。然而，无数次在危机中绝地反击的美国，是真的无力挽救美元颓势？
油价猛涨，中国最受伤
多少年来，美国人习惯性的依靠美元在国际贸易中换回的大量国外廉价商品和劳动，维持着高标准的生活。从美元的资金流向看，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中东诸国。前者提供了更加优质而价格低廉的商品，而后者则提供了石油能源。卖出商品，换回美元，大量的美元被这些国家认真地“储备”起来。
回顾第一次石油危机，西方国家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人民储蓄被大规模洗劫，更倒霉的是发展中国家，几十年工业化进程积累的财富几乎被一扫而空，美国却巩固了“武林盟主”地位。难道历史将要重演？
表面看来，美元贬值、石油涨价似乎在冲击着美国经济。但是美国利用美元作为世界基准货币的地位，却可能帮助美国“祸水东引”，摆脱危机，这其中的奥秘就是“印钞权”。在一个国家，滥发钞票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被滥发的钞票亦会被世界市场抛弃。但有一种例外情况，就是被滥发的是世界基准货币。
美国政府两年前的负债已达43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美国人都背着14.5万美元债务，美元有序贬值使美国顺利的实现了逃债战略。石油这一全球工业的粮食又是如何支撑着美元有序贬值的呢？
东亚国家无一例外的是石油进口国，在东亚、美国和欧佩克的三角关系中，东亚国家向欧佩克多支付的美元，最终以多种形式回流美国，帮助美国实现收支平衡。自从2001年石油价格上涨以来，OPEC国家从原油出口上多斩获了3万亿美元，在这场石油的战争中，东亚是唯一的输家。
对实行自由汇率的国家而言，美元贬值相当于本国货币升值，也能抵消石油涨价的压力。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的自由兑换，所以人民币升值对石油涨价的阻隔效应不会明显。此轮石油涨价，中国可能是受伤最重的国家。一方面，中国辛辛苦苦积攒的外汇储备面临贬值风险，另一方面，高油价成为中国无法避免的刚性开支，中国拼命挤压出口制成品利润的同时，还要支付更高的能源价格。“辛辛苦苦几十年，转眼回到解放前”，这就是石油战争对中国财富和资源变相洗劫的最坏后果。
人类口粮与工业血液联动
油价居高不下，美国使出更加绝妙的“七伤拳”——《新能源法案》。表面看来，美国主动削减汽油用量，致力于发展生物能源，而《新能源法案》最微妙的地方在于，美国在世界粮贸易中的地位，与欧佩克极为相似，粮食年出口量所占全球份额常年稳定在35%左右，国际粮价的制衡权基本掌握在美国手中。
布什政府对环境问题并不热衷，甫一上任就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美国汽车的燃油经济性指标也整整20年没有调整过。但在石油价格步步推进的2005年，布什政府推出了《新能源法案》，用玉米提炼乙醇代替汽油，大张旗鼓的让机器与人类争口粮。
用纯经济指标衡量，植物燃料是亏损状态，但美国政府给与农民补贴，并提出了2017年每年消费350亿加仑替代燃料的目标。世界上40%的玉米由美国生产，美国政府却用了20%来提炼乙醇，世界粮价很难不陷入混乱。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玉米出产国，去年以前除自给外还略有出口，玉米牛市与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去年的猪肉涨价使人深刻地理解了一个词，“替代效应”，由于核心副食猪肉暴涨，能够代替猪肉的鸡蛋、羊肉等需求量猛增，价格跟着水涨船高。中国虽然不需要进口玉米，但在10年前就是大豆纯进口国，2007年度大豆进口依存度高达63%。
在美国，玉米价格高涨抑制了大豆的种植，去年6月底美国农业部数据出台，去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为6408万英亩，远低于分析师预估，是1995年以来最低水准。玉米与大豆的此消彼涨，为大豆涨价大开绿灯。大豆价格从去年9月的5.4美元/蒲式耳一路涨到11月的11美元/蒲式耳。与此相对应，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豆油期货从前年的不到5000元/吨，涨到了前期的将近10000元/吨。
德国行业期刊《油世界》指出，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全球豆油产量为3952万吨，将低于同期的消费量4002万吨，但中国的进口量仍将继续增加。在强劲的涨价预期之下，大豆期货在12月26日再触高位，大豆、玉米、小麦、白糖、棕榈油等农产品期货“手拉手往高走”再次上演。引用联合国一位官员的观点：农产品能源化，是对穷人所做的一个复杂的犯罪。
领教了《新能源法》的威力，似乎就不难解释去年入冬以来中国食用油、食品的价格暴涨，食品价格上涨使我们的CPI再创新高。有分析机构预测，未来1至2年，中国老白姓依然要吃高价油。公平地说，中国能够拥有如此数量的人口，首先是有足够数量的粮食产量，由于植物一季一熟的特性，某几年的歉收也容易克服。但在油价暴涨、发展中的中国对能源的依赖远高于发达国家的背景下，《新能源法》给人类粮食赋予工业属性，引起的国际粮价混乱，无疑使通胀中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难道不能垄断某种世界必需品的定价权，发展中国家就只能等着血汗辛苦积累的财富被一扫而空？
去年12月相隔很近的两条新闻引人浮想，中国的“石油反击战”已经无声息地开始了：我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2008年沙特对我国的石油出口量增加到每天72万桶，相当于我国原油需求量的10%；中国石化与伊朗签订20亿美元的亚达瓦兰油田开发合同，亚达瓦蓝油田是世界迄今为止最大的未开发油田之一，目前探明原油储量达180亿桶。
中国斥资20亿美元投资伊朗油田
近日，中石油签署了开发伊朗亚达瓦兰(Yadavaran)油田的协议，这一协议经过了3年的磋商，旨在为中国提供稳定而安全的石油供给。目前，中国是伊朗亚达瓦兰油田的唯一合作伙伴和投资商。中国石化拥有油田14.98%的股份，伊朗给与中国石化的补偿年期将为4年。
亚达瓦兰油田的开发工程将分两个期，第一期将在4年内每天生产8.5万桶石油；第二期将在3年内每天生产额外的10万桶石油，使总产量达到每天18.5万桶，油井的总数将达到137个。
数字显示，伊朗是仅次于俄罗斯的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储备国，据中国与伊朗2004年签订的初步协议，中国从2009年开始之后的25年内，每年可向伊朗购买1000万吨液化天然气。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伊朗因核计划受到西方各国的压力，在西方国家对伊朗、苏丹、缅甸避之不及时，中国却愿意和这些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项协议标志着中伊长期战略关系的发展：中国试图为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燃料，而伊朗则依靠石油收入发展为中东的主导势力。
钱的战争
冯仑说，钱是是非地，是是非人的是非物。围绕着它故事不断，较量不止。一切问题并非皆因钱生，但又好像一切都与钱相关。
本刊记者 张韶天
一则有关中国命运的寓言
居民马哈蒂尔找到小区片警格林斯潘报案，说家里东西被偷了，小偷可能是惯犯索罗斯。
片警格林斯潘嘿嘿一笑，说：“也不能全怪小偷嘛，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谁让你们家的锁好撬呢？”
居民马哈蒂尔不满地说：“那小偷怎么不去偷中国和印度呢？”
片警格林斯潘叹了一口气，说：“中国和印度的院墙太高了，索罗斯爬进爬出的不方便，要是再摔下来出了人命，不还是我的事吗？”
小偷索罗斯在旁边听了之后，冷笑一声：“在他们的院墙上掏几个洞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片警格林斯潘赶紧看看四周，小声说：“已经派保尔森去中国了，听说2006年底就可以挖开几个大窟窿。”
小偷索罗斯听了大喜，拿出手机就开始给同伴们发短信，“人傻，钱多，速去中国。”
一则并非新近诞生的寓言，寓意是中国即将受到国际银行家的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货币战争”打击。
2007年，一本新书刚刚上市短短三个月，就引爆了一个社会热点。《货币战争》的从货币博弈论的角度，阐述了一个颇具有震撼力的观点：一小撮国际银行家已经将金融枪口对准了中国，图谋着发动一场重创中国经济的货币战争。
又是金融大战！
国际银行家们发动的金融战争，先后在很多国家得手——1990年在日本，1995年在墨西哥，1997年在泰国。应对WTO承诺，中国金融市场全面放开一周年。面对“金融大鳄”那一张张可以想见的血盆大口，面对能力孱弱、国际资本运作经验不足的中国金融体系，恶狠狠地下手，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用“增速减缓、依然前行”形容当前美国经济的增长形势。此消彼长，到口的肥肉不像原先那样油脂肥厚了。中国又不肯就范完全市场化的汇率政策，在强大的中美贸易逆差面前，潜生的不满情绪必须找到发泄渠道。
于是，面对这个并不好啃的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世界经济利益既得者打击中国金融体系，从中逐利的欲图，无疑是日见鲜明。一场需要中国动用各种经济手段参与卫道的金融防卫战，已然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拉开架势。金融安全彻底上升为国家安全的最高境界。
究竟是“世界误读了中国”还是“中国在误读世界”？“和平崛起”与“中国威胁论”的根本分歧源自利益之上的金钱流向，而且情况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的确如宋鸿兵描述的那样，到处充满阴谋论的诡异？这个惊天阴谋的可信度暂不探讨，但有些观点还是值得玩味。
梅耶.罗斯切尔德的名言是，“只要让我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宋鸿兵认为，当外资银行掌控的人民币信贷总量超过国有商业银行时，它们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控制中国货币发行权的能力，从而间接拥有了重创中国经济的实力。首先是制造严重的中国资产泡沫，以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猛增，造成中国的信贷增发暴涨，引发流动性严重过剩。然后，高压促使人民币剧烈升值，或产生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从而诱导国际热钱进入中国进行金融资产投机活动，进一步推高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同时，借中国金融全面开放之机，外资银行积极开拓中国金融市场，进行全面布局，通过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参股、控股或收购，逐步渗透中国的金融网络。然后，当中国经济泡沫达到顶点时，他们就痛下杀手，实施“远程非接触式”的金融核打击，将手里的人民币全部兑换成美元，此时国际炒家们将赚取巨额差价，外资和国内资金四散奔逃，中国国家经济将受致命重创，改革开放20年的积累瞬间灰飞烟灭。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爆发的。
一方是有备而来、全面部署、密切协调、志在必得；一方是金融国防意识薄弱，门户洞开、防线松弛。宋鸿兵的盛世危言指出：“当务之急是明确货币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现实性与紧迫性。在金融门户开放的情况下，必须首先假设外资银行具有敌意或者说是某种意图，加紧构筑金融防火墙。同时大幅增加黄金和白银的战略储备，实现财富套现，实行藏金于民的战略方针，鼓励民间储藏黄金白银作为财富储蓄手段之一。另外就是要洞察西方的金融战略企图，如环保货币化的危险趋势，防止金融创新对中国的巧取豪夺等。”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有着同样的担心，亚洲金融危机10年后，现在亚洲经济形势非常好，所有东亚经济体的货币都或多或少面临着升值的压力，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再一次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和威胁。历史不会沿着相同的道路重复，但不排除类似情况的存在。亚洲国家应该提高警惕。如果泡沫经济确实存在，真正的危险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届时，如果居民要把部分存款变为美元，如果外国投资者要把利润全部汇出，如果对冲基金对人民币发起进攻，尽管我们有大量外汇储备，亚洲金融危机重演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我们将再次成为投机基金和私募资本的猎物。
一轮猪肉涨价引发的调控
国内经济和出口贸易空前红火，股市、房地产行情连年暴涨，本国企业大批收购海外资产，国人的自信也达到了空前程度，超过美国似乎只是时间长短问题——这是对如今乐观的中国经济简短、形象的描绘。
这段情景与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太像了！
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老老实实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典型，对虚无缥缈的金融财富的理念向来持怀疑态度。当年，日本的逻辑很单纯，自己生产的高中端产品质优价廉，在市场竞争中几乎所向披靡，而银行业当年曾是世界级别的巨无霸，挟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和债权国地位而傲视天下。
与中国目前的人民币升值一样，针对日本的货币战争也是从日元升值开始的。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时1美元兑250日元的汇率，在3个月内剧烈贬值到200日元左右，美元贬值高达20%。到1987年1美元贬值到 120日元，日元在短短3年中升值了一倍，这是日本金融业最重要的外在生态环境的巨变，结果已经表明，这样的生态巨变，足以导致恐龙灭绝。美国的“金融大夫”们早就明白，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必然造成日本经济出现“金融系统内分泌”严重紊乱，终于在1990年1月12日，美国在纽约股票市场利用“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型金融“核武器”，发动了对日本东京股市的“远程非接触式”战略打击。日本金融系统的心脏病经受不住这样的强烈刺激，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17年的偏瘫。
就在几个月前，青岛市消费者保护协会接到一条投诉。投诉者称：岛城一家著名西饼店在未经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擅自”将3年来定价一直为1.0元的椰蓉面包提价为1.5元，涨幅达50%。后来，这个一度引人发笑的段子在方便面、猪肉、食用油的轮番上涨中，最终变成普通百姓对CPI的不堪承受之重。
年关岁末，消息接二连三地蹦出。外汇储备远远突破1万亿美元，CPI谈虎色变，创出6.9%的年末新高，存款准备金率成倍上调，央行年内第六次上调存款利息，明显的通货膨胀已经逼近。年末中央经级会议之后，实施10年的货币政策从“稳健”转为“从紧”，经济增长由防止“偏快”转为防止“过热”，银根紧缩全新登场。面对可以预见的美元贬值和国际形势，宏观调控大力展示“组合拳”的威力。
钱的战争一旦开始，反应是连锁的。尚未达到贴身肉搏的白热阶段，但硝烟四起的备战状态，已经开始动摇某些弱质企业的作战军心。
企业界盛传一种“准备过冬”的论调，回笼资金的目的，通过降价销售的举措，使得近几年来一直狂飙突进的中国房地产业出现了鲜见的房价涨幅放缓、甚至是回落的迹象。不然还能怎样？国家经济风向标已经转向！如果不能冷静而理智地正视那些突然增长的庞大的贷款利息，缺乏后续资金支持的高歌猛进无异于慷慨赴死。“要么卖儿卖女，要么变成真正的强者。”地产大亨冯仑预言能够逃过这轮宏观调控的房地产企业，三五年后仅占目前的5%。虽然从行业集中的角度，弱肉强食符合自然选择的生存法则，但是具体到某家企业、某个职员身上，“为宏观经济做出贡献”的解释，在倒闭、失业者耳中充满讽刺。
一个胜利者所应具备的眼界
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阶段，全球化的生存环境迫使中国不得不变。迟来的中国金融大变革在迅速重构金融生态、改变中国经济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每一个亲历者的生活。
自2005年中国启动金融改革以来，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上市、股权分置的改革、资本充足监管的严格实施、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都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事件。有经济专家声称， 2005年以来金融领域改革的进展，似乎比过去10多年之间的金融改革进展的总和还要大。
与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成正比的是，中国在金融安全领域的隐患日益高筑。其实，不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向金融法规最完善的国家学习。
美国的金融开放是以自我保护为前提，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本国金融安全为条件的强势的保护性金融开放。即在保持国内市场总体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同时依据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的需要，制定专项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以特别设计的管理体系为手段，对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和经营领域进行适度约束，在市场开放的同时实现对特定金融领域的局部性开放。
货币政策必须既要考虑到中短期利益，更要考虑国际、长期利益，否则对手会利用中国的中短期走势，逼迫破产。一旦国际各大国都进入减息周期，而只有中国自己加息，那么国际热钱都来中国，要如何防范？美国政府的做法有力地证明，金融业作为支持现代社会运转的关键产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既要开放，也需保护。
开放不是抹煞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界限，保护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封闭，正确的做法是找到保护与开放之间的平衡点。这场关于钱的战争不是要致敌于死，而要跟对手做朋友，立足于自身金融素质的快速提升。寻找到与多方的心理预期相接近的，而且是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点。
但，只有在技战术水平相当的情况下，才有谈一谈的可能。否则，就正应了鲁迅的那句话，倘仅仅是口任人宰割的猪，长那么肥又有什么好处呢？
房市鏖战
本刊记者 孙凤忠
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房价问题已催生了一种极其危险的“资产配置”方式：住房价值在家庭资产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整个家庭资产配置的结构性风险势必也越来越大；房价问题还压抑、扭曲着其他投资方式的扩展，比如，有很多人将股市赚到的利得去投资“楼市”，这无异于股市“抽血”推高楼市。而一旦未来股市调整，楼市变成了慌不择路的资金之“避风港”。
这个意义上，“房事”爽与不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其实已成为危害中国投资渠道延展化、健全化的“最大敌人”，是一个危害国家经济、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肿瘤性问题”。它的后果之可怕已被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所证实，它亦为新加坡、瑞典等国家所高度警惕。
目前来看，房市鏖战，战得辛苦，而胜败却依然无法料定。
“猛药”为何无猛效？
早在2003年宏调伊始，先有“国八条”大张旗鼓，后有建设部等七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隆重登场，针对“不规范的房地产市场”打出了一套又一套所谓的“组合拳”。彼时，曾有媒体赞曰：“国家频下猛药遏制房价”、“多个亮点温暖百姓”，云云。
然而，“亮点”一闪而过，不足以持久温暖人心；而包括后来陆续推出的一服服“猛药”，亦从未产生“猛效”，房产市场顽疾久治不愈，至今依然如故。
所以如此，原因当然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或许还在于，政策色彩过于温和。时任建设部副部长的刘志峰，曾一再强调“旨在稳定房价、并非打压房价”。“房产新政”的推出，先要考虑对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俗称“房贩子”的投机炒房者之情绪进行安抚，其功效岂能不先行大打折扣？
后来的事实已充分证明，温和的政策措施，从来就没有让房产商与“房贩子”紧张过，反倒有恃无恐，愈加狂妄。
可以明确的是，投机行为的广泛存在与不断强化，始终是房市一应问题的核心与关键，而政策的过于温和与地方政府的纵容，又有意无意地为之推波助澜。
曾有人提出，将地方官的政绩与调控房价的成效挂钩，是使宏调见效的一个办法。但问题是，以地方官的智商，会宁愿费心劳神调控房价换取些许“政绩”，而放弃房价继续上涨带来的更具诱惑力的名和利吗？地方官员的内在动力不足，又怎能奢望调控措施会得到逐一落实？
“猛药”所以不能带来猛效，说到底，就在于政策的温和底色不改且左右摇摆、不能一贯而终，就在于诸多体制性的死结始终未解，而房产投机在政治信号敏感期内或许会短暂降温，之后就受到鼓励继而卷土重来。
“稳定房价”的悖论
有些提法实在太过荒唐，比如有些人一直挂在嘴上的“稳定房价”。
依照房地产商与官方的理解，“稳定房价就是房价的上涨幅度保持稳定”。也就是说，在维持房价上涨这一根本事实不变的前提下，只不过是将涨幅稍微限制一下罢了，而不是像公众“一厢情愿”想的那样——“房价下跌”。
“稳定房价”之意义难道仅限于此？既然有关各方从来都未否认房价过高，难道将房价继续“稳定”在这个高水平上，并“稳定”上涨，就是房产调控政策的主旨，而且需要反复申明、一再强调？怎么看，这都是悖论。
更令人困惑的是，当房产市场形势不明、房价始终高居不下而百姓却不识时务地出现观望情绪的时候，就不断有高层官员(比如，建设部总经济师兼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谢家瑾)出面批判百姓的这种“观望心态”，甚至谆谆告诫“不要指望房价会下跌”、“房价下跌的条件并不存在”、“房价下跌对百姓没有好处”。潜台词依然是“稳定(房价)压倒一切”。
事实上，所谓“稳定”，只可能是投机者的最大利好——只要房价继续“稳定”在高水平上且继续“稳定上涨”而非下跌，其就会有恃无恐，即便被“套牢”，尚可“转售为租”，安心当房东。投机炒作行为吃了政府给的“定心丸”必然“东山再起”，甚或变本加厉。如此一来，“禁止或打击炒作”，又怎能不沦为空谈？房市调控又怎么可能有实效？
另外，要说房价继续“稳定”在高水平上并“稳定上涨”(无论幅度大小)对百姓有好处，只能说明，其要么是脑袋有恙，要么是别有用心。
如此“稳定”，更让大多数住房梦难圆的民众，找不到可以容忍的理由。
“救市论”的险恶
当“有一打无一打”的房市宏观调控进行到2005年中期的时候，“朝野上下”忽然之间就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自2005年6月1日起才开始实施的七部委“房市新政”，已经促成了该年度1到4月或1到5月的房价涨幅下跌，调控政策起到了“实质性”作用或“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商品房的成交量持续萎缩，房市已然进入“冷冬”。
而以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会长聂梅生为代表的业内人士认定：房子之所以卖不出去，是因为老百姓都在“持币观望”，而造成“观望”的根本原因在于，百姓对“稳定房价”政策的“误解”；因此，是到了“政府出手救市”或“重建市场信心”的时候了。为此，他们还专门拟定了一份主旨为“缓解房产市场颓势”的万言书，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言。
不过，有识之士却从中嗅到了一股浓浓的搞笑意味。在知名评论人士华无疆看来，一段时间以内，房市的成交量萎缩虽是实情，但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绝不在于“有着购房自住需求”的普通百姓之“观望”，而理应在于高企的房价岿然不动、“稳定上涨”。而百姓观望时是不是“持币”，不得而知，即便是，面对“高耸入云”的房价，其所持的“币”并不足够，恐怕才是根源。
经济学上有一句名言：“只有卖不掉的价格，没有卖不掉的商品”。由此可以明确，房产市场若果真“进入冷冬”，想来并非调控政策实施的必然结果，而根本还是在于房价离谱到让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倘若将成交量萎缩、房子卖不动的怨恨，发到调控政策身上，对这些政策而言，未免太冤了。
话再说回来，成交量的萎缩，可能正说明，房产市场的繁荣单纯依靠购房投机需求已不再有效。当其不得不面对市场真实需求时，售卖者报出的价格与购买者愿意并且能够承受的价格，二者能碰到一起并实现均衡，交易才可能成功，成交量才能上升。而即便“救市”也只能通过这惟一的正途。
“救市论”的精心炮制并适时出炉，耐人寻味。某些强势利益方及其利益代言人的用心之险恶、心思之缜密，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经营城市”的偏离
从反思“经营城市”理念的角度上展开论述：在一些地方高官的眼中，“经营城市”一词实在“太有学问”了。他们所谓的“经营城市”，大都是从“经营土地”开始：先是“土地储备”，后是“坚持适度从紧的原则，对土地需求留有一定缺口”，再后是“招、拍、挂”，“拉动土地价格合理上升”，继而“拆房子倒出更多的地皮”——亦即专家所谓的“地方政府惯用手段”——“强力拆迁以拉动房产被动需求”，最后的结果自然有目共睹：房价终于如风筝一般扶摇直上。而城市“经营”得好与坏，评判标准则非常简单明了，就在于，是否带来了滚滚财源，是否带来了其个人在官场上“能官干吏”的显赫声名。
姜文华还指出，按照这样一种理念，政府势必时刻“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所关心的也就只可能是“经营的收益”，政府的角色也就由“市场秩序的监管者、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彻底蜕变成“商业利益的追逐者”。至于“国计民生为何物”，恐怕早就置之脑后了。
但姜也中肯地承认，单从字面意思上讲，“经营城市”并无谬误。问题的关键只在于，“经营”的方向是否偏离了“责任政府”的行为主旨与责任指向。毕竟，若“经营城市”是为了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非但无可厚非，反而应该褒扬。但遗憾的是，像“经营城市”这样一项涉及百姓切身利益、关系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乎人心向背的大的施政指导思想，在现实中，太容易异化，太容易变质，太容易走样。
姜文华进一步认为，也正是由于此，人们才不能再继续回避类似青岛这样的城市曾经遭遇的痛楚、蒙受的损失以及当地百姓曾经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正是藉此，人们才更加确信，这决非某一座城市、某一个地区的个例，更是一个时代的叙事或隐喻。
而“今后青岛一段时间内住房建设必须以改善民生、共享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更注重住房供应的社会保障功能，注重住房政策的公共效应。”类似青岛市长夏耕这一旨在使政府“角色归位”的表述，在姜文华看来，实在是久违了。为此，姜乐观地表示相信：接下来，政府所要做的工作，想必就是在“执政为民”的思想指导下，如何使“为民”的成效更显著。
一种理念的终结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理念的开始，全国民众心里何尝不是有着同样的期待？
“增量冲击”的迷茫
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最终能否获胜，必取决于战役指挥者的头脑是否清醒，是否得乎决胜于敌的要领。
问题于是随之而来。
长期以来，有关方面似已认定，中国的房子空置率较高(房子已经够住了)，因此，“当务之急是盘活存量”。抑或是，总认为增加中低价房供应，就要增加相应的廉价土地供应，这将引发新一轮的投资热，进而造成钢铁、能源等的供应紧张并诱发连锁反应——“投鼠忌器”的思想占了上风。其结局有目共睹：调控的箭矢频发，可就是命不中靶心。
更令人遗憾的或许还在于，时至今日，究竟怎样才能压制住房的“投机属性”，迫使房价跌落到合理的水平，始终没有破题的迹象。
实际上，除了引入一种新的大量的“供应冲击”，哪里还会有它法？换言之，要想真正控制住房价，必须使住房数量超过实际的有效需求非常多才有可能。而期望“盘活存量”：用加税来促使卖家尽早出售楼盘、用控制房地产投资增速来迫使房地产公司推盘，以使市场需求与现有住房“正好吻合”，这明显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道理在于：只要房价狂涨，房地产公司就不会愁资金来源，炒家就宁可惜售或税收转嫁。
现实已无情地宣布了“盘活存量”手段的“破产”。有识之士指出，中国的住房市场完全可以用一个多阶段的单边垄断式的博弈模型来刻画，即使住房的生产能够同住房的需求(在实际数量上)相匹配，只要考虑到住房存在类似于股票那种“资产属性”，那么，这种供求关系就仍然是倾斜的，也即住房的供应存在不足，住房价格势必继续飙升。
一个诡异的现象是：对待“股市泡沫”，有关部门一致表达要通过增加供给(IPO)的方式来予以平抑，但对“房市泡沫”，一些政策却在客观效果上压缩土地供应、不能有效采取大幅度增加经适房的“供应冲击性政策”，这着实让人备感迷茫、费尽思量。
2007年初，国务院参事室任玉岭参事曾提出了应为居民人口70%—80%的工薪阶层提供经济适用房的建议。他的意思是建立一个“双轨制的住房市场”：遏制住房过度市场化带来的弊病，降低市场化在配置住房上的过度性的统治地位。这显然是一个正确的主意，同“增量冲击型”思路是一致的。
哀莫大于心死VS哀兵必胜
现在俨然已到了没人再相信专家预言的年代。
专家们所叫嚷的“房价下降的拐点”，至今尚无确凿证据表明已经出现。
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对于房价下降，确已到了这一最悲哀的境界。
早在2007年3月18日央行加息时，《新快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央行加息是投鼠忌器的试探性举措》的社论。这篇社论对决策层为什么不“启动供应冲击型政策来平抑房价”给出了解答。
该社论指出，“增加中低价房供应，往往意味着增加相应的廉价土地供应，不说视土地为生财利器的地方政府会心疼，就说考虑到增加土地供应将引发新一轮的投资热，造成钢铁、能源等的供应紧张并诱发连锁反应，从而使近几年宏观调控的成效就此化为乌有，有关方面恐怕就不能答应。另外，如果大量增加供应，使房产市场出现逆转甚或急转直下，巨大的投资损失以及金融风险或许就会与之俱来，这显然更是高层不愿看到的局面。”
“不敢打压房产市场，又不能大量增加供给，同时还想抑制房价上涨，既如此，抑制房产市场需求，权衡起来似乎就是惟一的良方。”
冷静地看，2005、2006、2007年莫不如此，2008年乃至未来几年内，即便货币政策再怎么“从紧”，恐怕同样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既已悲哀到心死，同房价疯涨作战，莫非只能寄望于虚幻的“哀兵必胜”？
2007年11月份36个大中城市商品房均价公布
2007年12月2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公布了11月份36个大中城市商品房集中成交平均价格。其中，广州市涨幅比上月上涨12.27%，位列36个大中城市之首，成交均价达到了16367元/平方米。上海、天津、重庆等城市也有不同幅度的上涨。北京本期商品房成交均价仍然是14411元/平方米，与上月持平。而深圳市本月商品房成交均价较前一个月下降了2.06%。
泰坦尼克号没有沉没
首席记者 唐志军
观赏经典大片不该是过眼烟云，包括人们熟知的《泰坦尼克号》、《后天》，甚至刚刚公映的《集结号》等，其中的思考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有些惨痛和教训甚至要长期汲取。
泰坦尼克号沉没大西洋的惨剧至今令人心痛，但它也是一个永远的警示。有人就曾分析说，这样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不是一味的自信，不是一味的歌舞升平，而是提早对其路线环境有一清醒认识，就不会有撞击冰山悲剧的发生。
即使是穿越时空，居安思危这句古训依然新鲜，仍然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这一点上，笔者很欣赏海尔的张瑞敏和华为的任正非。这两个现在已是中国标志性企业的老总们，其实早在企业的初创时期，就在思考如何成长的话题。他们懂得，成长需要面临风险，需要付出代价，他们更清楚泰坦尼克号是怎么倾覆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张瑞敏那时的“战战兢兢”和“如履薄冰”，《海尔是海》怎么会成为一部经典的中国企业发展教科书；而如果没有任正非的“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华为又怎么会成为参天大树。
中国的发展，自然需要像海尔、华为这样具有全球化视野的警觉企业和企业家，但更需要每位有责任公民的警觉。毕竟，业已打响的带有错综国际背景的石油、金融、住房“三大战争”，关乎每个人的利益，关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关乎国家的安全与安危。
以石油为例。笔者曾于1990年到过胜利油田的新战区——孤东油区，那里轰轰烈烈的会战场景，不让人激动都不行。我甚至清楚记得胜利人的自豪话语：孤东让我们更有信心成为第二个大庆，而未来整个黄河三角洲将成为取之不尽的石油宝地。很耐人寻味的是，这话没过多久，美好的愿望就开始发生变化。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由石油带来的发展和安全问题，越发显得突出。尽管2007年中国进口的原油数量还未公布，但从2004年突破亿吨大关后，相信这一数字会一直呈上升趋势，有数据表明，2004年时的中国，每天石油需求为600万桶左右，而到2020年将超过1000万桶。当然，这两年世界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恰恰说明这种增长态势具有全球特征。
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在各国凸现的石油战略主导下，这场石油的世界大战显然要持续和激烈下去。有分析指出，每桶石油的价格相当于甚至低于一盒化妆品、一本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在国际石油定价方面几乎没有发言权，这使得中国石油供应的“不安全系数”，在世界各大国中属于较高的。好在中国政府和各大石油公司已有警觉并作出了相应的对策，比如制定科学发展计划和有意识构建安全石油链。
再说金融。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一场引发中国经济大变局的汇率改革自此启动。从那时起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高，截至2007年12月14日，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中间价升至7.3589，比年初升值超过6%，汇改以来累计升值超过10%。有报道说，“汇率，正在成为中国产业和企业发展一个绕不开的关口，其导致的资本成本和收入变化，已经并将长期改变众多产业的结构，赋予不同行业新的成长速度。 其中，房地产、航空、贸易、商业、汽车、化工等几大产业因其与汇率变化关系密切，正身处汇率改革的漩涡之中。”
为什么会是这样？深度思考同样可以发现，比起浮在面上的石油战争，暗流涌动的金融之战不仅从未消停，也更不能小视，尤其由个别国家蓄意操纵的金融政治战略，其威胁和破坏力似乎更大。
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克里姆林宫塔尖上的红旗早已坠落，尽管其中的原因很多，但由美国人导演的六个阶段的“苏联·俄罗斯金融战役”，可谓“功不可没”。
值得深思的是，这场规模史无前例金融战役的发起者，并未花费一分钱， 就合理合法把整个苏联的精华弄到手，并且使这个曾经富裕国家经济倒退数十年，最为精妙的是，发动金融战役的“弹药”是对方提供的，而被这场公开的金融战役打得血流成河的一方，竟丝毫没有察觉。
为此有人深入剖析说，人民币正遭遇来自不同方面的围攻，试图将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步蚕食。接下来，生活必需品的涨幅将进一步加剧，市民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中国的产能将进一步过剩，还可能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
而同样的危机还有楼市。因为在大量泡沫的背后，也能清楚看到大量外资的身影。
当然，所有的战争、战役与危机其实并不可怕，怕的是浑然不知，怕的是不知对手是谁，怕的是没有防范措施。
而一切的一切，关键是要自己富强，才能避免被动挨打。
同志们，泰坦尼克号已经没有假如了，而类似的悲剧最好别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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