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三座大山”的由来
刘日新 原载：主人公论坛
现在人们常说，看病难、（孩子）上学难，住房难、这是“新的三座大山”，生活被它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这里所以说“新的三座大山”，是有别于“旧的三座大山”。年纪稍大一点的人和学过一点革命史的年轻人都知道，“旧的三座大山”，那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一百多年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中国，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全国人民所受的剥削压迫有如三座大山压在身上，没法生活下去了。于是一代代革命家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农劳苦大众和广大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获得了解放。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发挥冲天的干劲，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国的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物价稳定，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改革开放以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改派倒行逆施，背弃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工农劳动者重新沦为弱势群体，受着“新的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最低工资”的界限包括工人“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1页）而我们国家，工人却发生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实际上，这暴露出工人的工资不足以“维持生存”，即实现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也不够，而“延续后代”，即实现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更是困难。回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工资虽然低一些，但物价平稳，一个月70元工资的职工，加上各种补贴，可以养活一家。现在究竟是怎么走到这步田地的？广大职工群众为什么受着“新的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生活艰难？
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改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几十年，工作岗位曾处在改革第一线，亲历了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实际上是由一种社会制度变更为另一种社会制度。现在我要根据当年的所见所闻和掌握的资料，把“新的三座大山”的由来写出来，让广大群众知晓事实的真相，供有关学者和史学工研究这个问题的本质。如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欢迎过来人和知情者加以补充纠正。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体是“六五”“七五”计划时期，当时西方经济学猛批我国原来的经济计划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体制。要大力改革财政体制，放权让利，搞活企业。实际上，我国原有的财政体制集中的程度并不高。1978年洋跃进，大搞基本建设，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只有31.1%，大体相当美国、日本的水平。而以前正常年分，财政比重一般为27-28%，低于西欧发达国家一般在40%以上的水平。由于盲目的错误的持续的批判，我国财政收入所占比重不断降低，由“六五”时期的22%多一点，下降至“七五”时期的15%多一点，到“八五”时期的1995年只占10.3%。连世界银行也惊叹：“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像中国这样分散的了！”
“六五”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平均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基本上等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消费基金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实际上这是吃老本。与此同时，经济过热，投资也膨胀。作为总理的赵ziyang，先是同意、后又否定“七五”计划关于前两年、后三年两个阶段的安排，这实际上是否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意思；以后，又否定国家计委根据姚依林副总理提出的“压缩过热空气”，实现“软着陆”的计划。这样，在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同时，财政状况却日趋严峻，赤字不断增加。
大体在这种背景下，有关行业职工的工资都涨过了，唯独“公、教、卫”三个部门的工资没有同时上涨。机关干部的工资不涨不行，否则公家怎么叫他们干活？教育、卫生部门请总理批准提工资，赵ziyang知道财政困难，没钱给他们涨工资，就对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说，你们不会“创收”吗？于是教职工和医务人员的工资实行市场化改革。这样，教育系统从幼儿院到中小学乃至大学，都要“创收”，实际上是把公益事业机构变成了赚钱的机器。这就是上学难的根源。医院为了保证医护人员工资水平的提高，就以药养医来增加收入，这是广大群众看病难的根源。这样，城镇职工患一个感冒的小病，要花上半个月的工资，只好小病拖着，大病等死。农村随着人民公社被解散，赤脚医生制度也随之消亡。几亿农民有病没处看，相当多的农民处于贫病交加的困境。到城镇医院看一次稍大一点的病，就得倾家荡产。过去世界卫生组织夸奖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有良好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关于住房难的问题，据我所知，情况是这样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国家计委综合局建立了一个预测2000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课题，我还具体承担了其中2000年人民生活预测的子课题。我们国家计委研究课题的特点，不但要有定性分析，而且要有定量分析，实际上带有长远规划的性质。课题搞好了，将来可供正式编制长远规划参考。如对2000年全国人民的生活的预测，在定性上，设想届时在总体上要达到国际上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水平；在定量上，设想出包括吃、穿、住、用、行各种消费品，要达到的具体实物消费水平。为此要作大量的调查研究，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例如，城镇居民居住面积，设想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由1979年的人均 3.7平方米 ，到2000年达到 8平方米 。这是一个不高的居住水平。就需要来说，当然居住面积大一些，住得宽敞一些好。如当时我们知道美国一个小孩，也要单独住一间 20平方米 的房子。但他们是发达国家，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同他们攀比。就可能来说，我们国家不富，老百姓也穷，住房问题不能实行商品化，没条件让广大群众买房住。外国工人的工资比我国高许多，一般也要积攒二三十年，才能买得起房。我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低，根本买不起房，解决居民的居住问题，只能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建房，出租给居民，逐步地加以解决。当时我们知道，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国家盖房，出租给居民的情况。我们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只能走这条道路。
由于我们这个课题的成果将来可供编制长远规划参考，所以国家计委领导非常重视，每月都要课题组将研究的进展情况向党组汇报一次，并且打印成材料。听汇报的主要是计委的党组成员，但有一位不速之客，即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从不发言，但每次都把我们课题组打印的汇报材料带回去。
后来发现我们课题组预测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8平方米 ，同他们的著作--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国》总报告、分报告和数据汇总表关于人均住房面积的数目字完全相同。他们这个大课题组的顶头上司是赵ziyang总理。邓小平给赵ziyang定性是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亲自领导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大课题，实际上是要贯彻他的资本主义改革的意图。例如，在《2000年的中国研究总报告》中，国务院研究中心秉承赵ziyang的旨意，公开提出：“实施住宅商品化，是把房屋卖给消费者。”“住宅商品化势在必行。实行住宅商品化，可以在社会财富不变的情况下，吸收余裕的个人购买力，稳定市场，改善国家财政状况，振兴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促进建材业的发展。商品住宅有可能成为消费能力的‘蓄水池’，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可以为住宅建设开辟新财源。”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实行住宅商品化，开辟了新财源，资金比较富裕的改革方案，到2000年人均居住面积，却同我们课题组的靠国家基建投资修建住宅，出租给居民的设想完全一样，都是 8平方米 ？两个方案设想的资金来源和多寡不同，但居住面积竟如此一致，真是咄咄怪事？
这里还要讲一件与此有关的事。大体在这个时候，我们国家计委课题组的报告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引起联合国的注意，派来一位部长级官员来考察中国打算怎么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国务院要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接待。按外事工作对等接待的规则，本应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综合局长、同时也是国务院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国》研究领导小组的首要成员，由他带头，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一起出面接待。但到时候这位领导却不愿出面了，把权力下放给我，由我会同有关部门的同志接待。有关部门的同志给联合国的部长介绍了各自的看法，他总是不满意。最后，我直截了当的讲了，国家计委现到在还没有一个解决居民居住问题的总体规划。报纸上公布的2000年设想城镇居民人均 8平方米 住房，那是我们计委一个课题组的研究设想，不是国家计委规定的计划指标。由于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有限，基本建设投资只能拿出适当的部分盖房子，再出租给老百姓住。他了解这个真相以后，不再提问了，总算结束了这场接待。
我至今也不明白，接待联合国的部长级官员，为什么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官员或他们研究领导小组的首要成员不出面？在那段时间，要搞市场化改革，是公开的秘密，他们同西化“精英”学者一再在方方面面宣扬他们的观点。为什么不在住宅商品化问题上，也趁机对外宣传一番呢？
到目前为止，中国由于实行住宅商品化，把老百姓的余钱剩米都收走了，致使中国的住宅私有化率高达90%以上，处于世界最高水平，高于发达国家美国的60%、法国的40%；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000美元，他们则高达30000多美元。这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大特色，但老百姓却为此吃了大苦头。
现在中国的经济，由于多年种种矛盾的积累，已经病入膏肓，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成为世界之最。美国的大报《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国虽然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需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
当前在这场世界经济危机面前，政府在拚命增加投资，以挽救危机。向流通领域注入大量货币后，一场空前的通货膨胀的灾难不可避免的将要来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有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铤而走险，用刀子杀人。这是不是预示着可能会爆发一场社会大风暴？因此，在现行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想要解决“新的三座大山”的问题，有可能吗？
（20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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