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求证”栏目：
看了记者陈一鸣、张旸撰写发表在“求证”栏目的“转基因食品系列报道”(2012年12月19日、20日、21日)，发现很多观点没有进行全面、深入的求证，所求证的“真相”背后还有真相，希望就以下几个问题进一步深入求证：
一、“转基因食品，美国人吃得不少”，这个“真相”背后还有真相
这是醒目的大题目、大结论。报道中说：“美国大豆大部分用于国内，预计2012至2013年度国内消耗4720万吨，向国外出口3730万吨，约占总产量的45%”。给读者的反应是，约占总产量的55%是被美国人自己吃了，所以能得出“转基因食品，美国人吃得不少”的结论。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转基因大豆绝大多数作为家畜饲料，转化为肉蛋奶，在美国人的食物结构中，“面食+肉蛋奶+海产品+蔬菜”的含量超过85%，如果加上饮品，大豆、玉米及其加工产品在食物结构中所占比重很少，不到5%，其中的转基因大豆、玉米含量更是微乎其微。
所以，在此问题上，记者为什么不再深入求证一下呢?再深入挖掘、深入求证，你会得出真相的另一个侧面，你的认识会有180度大转弯，题目就会改写成“转基因食品，美国人吃得很少”。
二、“过去10年总共消费了3万亿份转基因食品”不是真相
报道中说：“美国民众实际上每天都消耗大量的转基因食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亨利·米勒201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人过去10年总共消费了3万亿份转基因食品。”
通过简单乘法就能得出：美国3亿人口 x 3顿饭 x 365天x 10年 ≈ 3万亿，所以报道给读者的直接反应是：在美国的每一个人10年里天天三餐吃的都是转基因食品，但是这可能吗?你在美国大街上问问路人：“你今年的每一天3顿饭吃的都是转基因食品吗?”，无论你问多少人，没有一个人会回答你：“是”。你就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成果是多么荒谬。
记者同志为什么不先用计算器简单算一下，再决定是否采用他的结论呢?这也太缺乏职业水准了。而且，转基因大豆在过去十年是慢慢流向市场的，7年前市场流入量极少，绝大多数人吃不到。
三、真相揭示得不透彻，真相是：惨烈的“转基因食品标注”战争在美国20个州上演
----在美国广大消费者仅仅想知道他们吃到自己肚里的东西有没有转基因成分、成分是多少，但是美国法律明确：不赋予他们这个权利！尽管美国20个左右州掀起了浩浩荡荡的‘标注转基因’运动。
报道中说：“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对转基因产品是否应该贴“转基因食品”的标签没有作硬性规定，是否标注则由厂家自行决定。马克·艾什说，政府批准一种转基因食品，就表明它可以被安全食用，没有必要特别标注。”、“汤森路透集团两年前所做的一份民调显示：90%的人都认为那些由转基因原料制成的食物应被特别注明。”
以上这个是真相，但是挖掘得不透彻，真相是：惨烈的“转基因食品标注”战争在美国20个州上演。
美国广大消费者发现，过去的10年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食用了转基因食品，随着有关转基因信息的不断披露，其安全性的争议不断升级，他们认为转基因制造商欺骗了他们，他们仅仅想知道他们吃到自己肚里的东西有没有转基因成分、成分是多少，但是美国法律明确：不赋予他们这个权利!所以出现了报道中的：“目前有20个左右的州掀起了‘标注转基因’运动，呼吁在食品包装上注明是否为转基因食品，或是否含有转基因食品成分。”(这个运动还有一个口号就是‘占领孟山都’，孟山都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生产公司。)
20个州掀起的‘标注转基因’运动，在加利福尼亚州掀起一个高潮，“广泛联盟”以“人们有权知道他们吃了什么”为口号，为了让诉求进入到公投程序，他们用10个星期在街头拉来了近100万个签名，产生了37号提案。孟山都公司出手420万美元，反击37号提案，同时行业的拜耳、先正达，以及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卡夫食品、雀巢、联合利华、箭牌等等加入了反击行列，因为他们的产品中都含有转基因成分他们捐助的资金4400万元，支持37号提案的是一些名人、农场主和“希望吃上祖先吃过的食品”的公众，共捐助700万元。
9月份的首次民调中，有61%的人支持37号提案。调查也发现，绝大部分公众不太了解转基因为何物，没有兴趣了解有机食品与转基因食品的异同，在调查中多数人既不知道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比例，甚至不清楚37提案的主要内容。民调还显示：“如果37号提案会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则有46%的人不再会支持，如果上涨幅度超过11.9%，则有50%以上的人会投反对票。” ，反击37号提案的大公司大量投放广告，告诉公众一旦37号提案通过，每年每个加州家庭将为此支付400美元;同期，支持者投放的广告完全被反击者的广告淹没了。民意迅速转变，到10月底时，反对37号提案的人已经超过50%。最后，公投结果出现了惊天大逆转，转基因公司转败为胜，法律依然显示：广大消费者无权知道自己吃的食品中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
但我相信，美国民众想获得知情权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这样的战争还会在其他州不断上演，最终的胜利会站在民众这一边。
四、美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更加关注，很多人选择食用有机食品
报道中说：“美国最大的有机农场合作社——有机谷总裁乔治·西蒙表示，过去5年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更加关注了，很多人选择食用有机食品。”、“在美国，有机食品在生产和处理过程中严禁使用基因改造的作物，但一般要比普通食品贵三四倍。记者询问一些美国朋友，一部分人对是否转基因食品无所谓，一部分人觉得不太确定是否安全，但也不愿意多花几倍的钱去买有机食品。”
真相就在追问中，如果你再追问他们：“如果你有很多钱，你愿意吃有机食品，还是转基因食品?”答案就出来了。事实上，了解转基因的美国富人阶层采购回家的都是有机食品。美国普通消费者天天吃有机食品，财力上还真的吃不消。在没有农药、化肥、转基因的年代，市场上食品就没有这样的差别。
但美国的现实是，由于美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比例太大，种植过程中可能造成基因漂移，因此，在美国，标明“有机”的食品并不保证不含转基因成分，这是个无奈的现实。由于美国激进地、大范围种植转基因作物，导致无可逆转的基因漂移灾难，这是一种人类科技无法修复的生态灾难，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形成的、目前基本稳定的生态平衡将被突然进入的新基因物种所打破，这是目前转基因安全评价理论无法预测的，也是转基因安全评价方法无法控制的。简单说，人类对这样新型基因漂移的蔓延后果无法预知，对基因漂移的现实速手无策，所以采取了回避的办法，不理不睬，随他去吧。
五、“美国对转基因审批极为严格”不是真相，事实是审批流程设计不科学导致严格的审批执行流于形式
报道中说：“贝内特表示，美国对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实行审批制。政府仅负责审批和监管由种子公司报批的种子，不会主动推广它批准的任何一个种子，无论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美国政府对转基因技术商业化的审批极为严格，在转基因种子投放市场前，有严格的评审过程，由多个部门负责评审。”
报道中说，美国对转基因审批极为严格。
美国对转基因的管理由美国农业部(USDA)、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以及美国环保署(EPA)分工协调并分别负责不同环节。美国农业部对申请新的转基因品种生产者，要求提交生物学原理、试验数据和文献、田间和试验室试验报告等。如果在上述评估材料中没有发现有危害，美国农业部对上述产品颁发许可证，批准其进行商业化种植。
FDA的审批过程主要是要求申请者自行组织有资格的专家进行评审，并提供充分的研究文献以及试验数据，如果FDA在评审过程中没有安全疑问，则通知产品开发者自行进行商业化推广。一旦发现申请者作假，就会动用行政手段对造假者进行重罚，同时召回已批准产品。FDA不要求转基因产品进行强制标示。
无论是美国农业部，还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以及美国环保署(EPA)他们都不组织第三方进行独立安全评估，也就是说“谁研发、谁评价”，评价结果提交以上三个部门，由其进行文本性审查。这样的制度设计很不科学、不严谨，像孟山都这样的公司既是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者，又是转基因产品安全的评价者。由产品生产者评价产品安全，存在利益倾向性，导致无法客观评价。同时，美国法律不强制要求转基因产品标识，导致几乎所有食品中都回避转基因成分，不标识转基因含量。这种审批流程设计不科学导致严格的审批执行流于形式。
六、转基因争论的焦点—安全性
报道中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黄昆仑认为，转基因大豆问世以来，研发者以及世界各国的多家独立机构进行了大量、长期的食用安全性评价，包括营养学评价、毒理学评价和致敏性评价等。试验证明，新引入的蛋白没有增加毒性风险，食用转基因大豆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作用。”、“此外，美国、日本、中国等国科研人员采用转基因抗草甘膦大豆和非转基因大豆进行了动物亚慢性毒性和传代生殖能力等多项检测。其中，日本采用加热后的大豆粉以30%的添加量饲喂大鼠和小鼠15周，检测生长、进食量、脏器重量和脏器切片等一般毒性指标和免疫毒性指标，结果表明转基因大豆对大鼠无毒性。中国采用这种大豆饲喂大鼠91天，做了进食量、体重、血生化、血常规、尿常规指标和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表明转基因大豆未对动物产生亚慢性毒性。美国对喂养这种大豆的小鼠进行了2—4代繁殖试验的生殖能力检测，分析了胎仔大小、体重、睾丸细胞数量等指标，认为转基因大豆对小鼠无生殖毒性。”
其实，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评价是长期复杂的科学过程，长期性是因为主粮的食用者是“人”，人类的寿命较长，达80年左右，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隔代毒性累积情况，封闭环境下长期性测试将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持续努力浩大的工程，是一个“今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大工程，是任何一个追求短期利益的公司无力承担的，也是当代转基因科学家无法获利的科研项目，所以他们极力阻挠人体试验，甚至不进行大猩猩试验(大猩猩和人的基因相似度更高)，仅仅通过老鼠测试，就得出人类食用绝对安全的科学结论，实在不严谨、不科学，对人类生存不负责任。
在药品动物实验过程中出了问题的药品是要淘汰的，没资格用再进入人体临床试验;然而动物实验表达了有问题的转基因农作物，却跳过了人体临床试验环节直接流向人们的餐桌，真是匪夷所思(顾语)。
人类目前对简单生物体的基因、各功能基因片段的工作机理还认识不清，基因链还无法完整解读，按解读结果人工复制各功能基因片段更是人类长期的奋斗目标，至于像大豆这样更为复杂的基因组，人类目前的基因工程技术几乎不可能完整解读，哪些基因片段(或片段组合)如何驱动某一功能细胞群(器官)工作的，基因科学家还不清楚，转进来的新基因片段如何影响细胞工作的，比如BT基因片段，在细胞层面还没有得到科学解释，在分子层面更是无法进行科学观察，新插入基因插入位置是否打乱了原有的生物表达完整性，影响程度有多大?表现在生物遗传上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此种隐性是否导致后代显性?(像人类的伴性遗传)很多的未知、很多的不清楚，要有待科学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揭开谜底。
我认为，转基因安全性评价应该是一门区别于转基因研发的独立学科，它的复杂性、试验性特点足可以自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指导转基因安全性评价实践，重点是从分子层面研究人体对转基因食品的吸收和对身体产生超长期性影响的诸因素科学分析，不仅仅研究急性慢性肠胃异常问题，更要研究长期不可逆损害，如：新陈代谢异常、免疫异常、肝肾等器官和功能异常、生殖异常及后代畸变等问题。通过多代人共同努力，未来最终能验证出生态环境友好、造福人类的转基因品种。
转基因安全性评价结果不能由转基因研发者说了算，产品研制者变成了产品安全性权威，人类在这方面吃了很多大亏。反式脂肪酸研制者说是安全的，1909年开始人类大范围食用，长达半个世纪，直到80年代发现其危害，目前我们还可以在市场上看到有标识该物质的食品;氟利昂研发之初，人们只看到他的优点，50年后发现臭氧层空洞;DDT全球应用，减少了疟疾的发病，几十年后发现其危害，全球禁用;瘦肉精被认为是现代畜牧业的革命，几十年后人类有了相关疾病之后才发现是瘦肉精作怪。我们不得不担心：转基因会不会是又一个潜伏几十年的人类杀手，别的事件可以叫停，转基因一旦释放到自然界中，人类将毫无办法。我有个比喻：目前人类以科技为工具有能力打开潘多拉盒子，但人类以目前掌握的科技无法降服的里面飞出的恶魔。那么，我们是否要打开这个盒子?
还有个比喻：达摩克利斯之剑下面摆放着享用一生的转基因美食，这个剑可能马上落下，也可能永远不会落下，也可能那个剑仅仅是一滴雨滴;另一面是清淡的传统食物，只能吃8分饱，但头上没有剑，你会领你的家人做什么选择?
站在“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安全”的战略高度去认识转基因安全问题。当我们把任何棘手的“大问题”放到国家战略高度去认识，站在国家安全层面、民族生存安全层面去分析，握住“一切以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安全为最高利益”这个准绳，答案就会很清晰地浮出水面，一个局部利益、行业利益、个别团体利益再大，也必须让位给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转基因在国家的大局中只是一个局部小问题，当这个小问题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安全”，就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哪怕这种威胁仅仅是一种小概率的可能。
基于以上认识，在人类目前的科技发展阶段，决策层明智的抉择是：对所有转基因商业化行为“立即叫停”，停止一切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严格控制转基因试验过程，严格监管转基因物种释放行为，解决目前更为严重的转基因试验监管缺位问题。
红星闪闪
201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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