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里的打工女孩

　　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里有这样一个镜头：麻幺妹拿出16岁女儿在东莞打工的照片，女儿穿着厂服，站在简陋的工厂大门前面。这一幕折射出大部分国人对于东莞的想象：那是“更南的南方”，是一个打工的地方。

　　在大部分工厂里，所有工人都是站立式劳动的，一天要站十个小时甚至更多。据一位工厂人事主管说，“日本人做事就是这样，站着做事快一点，坐着就混过去了嘛。”

　　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里有这样一个镜头：麻幺妹拿出 16 岁女儿在东莞打工的照片，女儿穿着厂服，站在简陋的工厂大门前面。这一幕折射出大部分国人对于东莞的想象：那是“更南的南方”，是一个打工的地方。

　　在世界工厂东莞，女工一直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军，电子厂里的女工比重甚至一度达到百分之八九十。“80 后”和“90 后”女工正在逐渐成为工厂的主力，她们与“60 后”、“70 后”女工有着全然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她们不仅仅是为了挣钱，她们更希望在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后谋求发展改变命运。

　　这些年轻的打工女孩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华尔街日报》女记者张彤禾历时 4 年写就了《打工女孩》，在美国出版后被《纽约时报》提名为优秀读物，荣膺“《华尔街日报》2008 年度十大好书”;而来自新疆的中国女作家丁燕则以一名打工者的身份走进了这些打工女孩的生活，完成了《工厂女孩》。两位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女性，以不同的视角讲述了东莞打工女孩们的故事。

　　专访《工厂女孩》丁燕 女作家“打工”记

       2010 年，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丁燕申请了“她在东莞”的项目，将调查、写作的对象集中于东莞的各类女性，而工厂的女工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群。最终她决定进入工厂成为女工中的一员，“将自己的肉身作为楔子，深深地插入生活底部”。

　　丁燕与她的新书《工厂女孩》中的女工们在车间合影。左侧女孩就是她新书封面上的女工。

　　“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不良，请认真对待每一个动作。”

　　走进东莞市樟木头镇的大型电子工厂，诸如此类的标语扑面而来。

　　简体、繁体、日语三类标识隐喻着这里的权力金字塔。

　　这天是周六，厂房内的工人并不多，按组聚集在不同的流水线上。统一的灰色马甲，男生戴鸭舌帽，女生戴头巾，帽子和头巾的颜色分为蓝、黄、粉、绿几类，代表着他们在流水线上的不同位置：捆包、调试、插件、组装……据人事主管介绍，这里的工人基本都出生于 1986 年以后，90 后居半。

　　工作的厂房中机器声嘈杂，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像是走进了一间化学实验室。“这已经很好了!”走在旁边的丁燕悄声说，“我原来那个地方一进去眼睛就疼，和这个比起来，这里是豪华车间。你看这里地多干净!”

　　在 2011 年的 200 余天里， 丁燕也曾是这些工人中的一员。在此之前，她的身份是诗人。

　　丁燕祖籍甘肃，上世纪 50 年代，为了躲避阶级斗争全家迁往新疆哈密，她就在那里出生。研究生毕业后，丁燕的工作和生活都在新疆展开，从记者到作家，她曾发表、出版过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类作品。

　　2010 年，丁燕举家迁居广东东莞，成为了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不惑之年，我让自己重新变成婴儿。”她在《工厂女孩》前言中写道。

　　在东莞文学院，丁燕申请了“她在东莞”的项目，将调查、写作的对象集中于东莞的各类女性，而工厂的女工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群，最终她决定进入工厂成为女工中的一员，“将自己的肉身作为楔子，深深地插入生活底部”。

　　拿着相机走在工厂的流水线中，来访者会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个异类，哪怕穿着与工人相同的马甲。所有工人的目光都会紧紧“钉”在外来者身上，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在这种防备的氛围中， 真诚的交谈变得非常困难。

　　感受到扎在背后的目光，就会理解丁燕看似费解的选择。在这里，鲁莽的入侵者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走，要么变成她们。

　　潜伏工厂

　　“初中(含)以上学历，年龄 16-40 周岁，矫正视力正常，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这是电子工厂门口的普工招聘标准，樟木头的工厂大多如此。因此，出生于 70 年代的丁燕在这里找工作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

　　她换上隐形眼镜、穿上最破旧的衣服，一连几天骑着自行车徘徊在各处工厂的门前，“找了好几天，搞得我灰头土脸，好懊丧的。”最终，她找到了一家条件极差的音像带盒厂，因为工作很苦，对年龄的要求不高，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工都是文盲。

　　她被分配从事啤(Bie)工的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将闸机中掉出的塑料制品在凉水中冷却，需要弯着腰在不同的水盆间不停地搬运，双脚长期浸泡在水和机油当中。丁燕在书中写道：“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磨。”连续的弯腰、捞拾，每天重复 11 小时，把一个简单的动作上万次地重复。

　　有一次她的任务是修理衣架，把巴掌大的迷你衣架上凸起的塑胶棍用钳子剪掉。她需要一天完成 20 箱货，捏钳子 2000 次以上。四小时后午饭的时候，她的整个手掌已经像面包似的肿起，从中指至掌心已经渗血、几乎磨烂。丁燕看到身边熟练工阿凤的手，像树桩一样粗粝，整个食指就像黑色的松树节。她回忆说，“她们拿刀片削手上的皮，唰唰唰，就像大师傅切菜一样。不疼，削上去就起一点白刃，根本不疼!”

　　结束音像带盒厂的工作回家后，她整个人虚脱，浑身颤抖，一连三天横躺在床上，只能喝流质食品。因为站立起来会头晕，需要扶着墙去洗手间。她从未想过人的身体可以累成这样，连呼吸都乏力。

　　短暂的调整之后，丁燕继续去了两家电子厂。比起音像带盒厂的过度劳累，这里的日子稍微轻松一点，但是对身体的伤害却丝毫没有减少。

　　她在电子厂做过很多工作：贴 Pass 纸、套袋、打胶、磨砂轮机、烧 IC 程序……其中印象较深的是焊锡。这项工作每个月会多给 50 块钱岗位津贴，因为它有毒。做焊锡的样子是：右手持烙铁，左手拿漆包线，将线蕊对准电子版上的锡点，用烙铁压下去，一股青烟冒起后，线头粘在板上。正是这股青烟有化学毒气。

　　为了防止吸入毒气，丁燕在开始操作的时候，冒烟时会将头侧偏，屏住呼吸，但是这会使锡点非常难看。如果想使锡点浑圆，在操作时必须将头俯下去，盯着看，而焦糊味冒起时你已不自觉地吸入了，接着就会慢慢适应，不再想到它是毒气。

　　但是身体却不可能习惯这种气体，“首先是恶心，我干完以后觉得食欲萎靡，吃不下去东西。而且我觉得它会影响智力。”丁燕说。她的工友于玛丽是焊锡的熟练工，这个漂亮的姑娘时常脸上冒痘，面色惨白，食欲全无。

　　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于玛丽的手。她为了让锡点好看，习惯于用手挡住流出的锡液，使得她的手变得和标致的面孔极不相符：“那手掌，皮肤粗糙，布满疤痕，骨节粗大，几乎无法合拢，指甲盖惨不忍睹，褐黄发乌，边缘破损，像个常年捏着烟卷的大烟鬼。这样的手如果放在男人的额头--那场景该多么怪诞、吊诡。”丁燕在书中写道。

　　因为在工厂中大半年的生活，丁燕能够立刻体察到看似整洁的工厂中常人难以察觉的残忍之处。例如我们所到的这家日资电子厂， 环境干净整洁，设施齐备，不仅拥有宽敞的车间、仓库、宿舍、食堂，还有图书室、健身房、桌球室。

　　然而走入车间之后，丁燕就发现了第一个问题：所有工人都是站立式劳动。

　　“为什么要一天站着工作十小时?”工厂人事主管说：“日本人做事就是这样，因为站着做事快一点，坐着就混过去了嘛。”

　　因为站立式劳动对体力的要求，这里拒绝 40 岁以上的工人。

　　第二个问题是这里的工作时间：上午 7:30-11:40，下午 12:40-18:50，期间每两小时休息 10 分钟。这里称下午连续劳动 6 小时的工作模式为“直落”。针对这个“直落”，丁燕非常愤慨，“从一点干到七点，这是不符合生理规律的，人四五个小时就要饥饿的呀。你忍一天可以，忍一年、两年，不得胃病吗?这个是好残酷的。”

　　为了防止被金属划伤，工人们工作时会戴上橡胶指套。

　　两代“农民工”

　　中午 11:40，流水线工作停止，工人们从统一的频率中解散出来，涌向食堂。

　　刚才还沉静如水的车间里突然开始叽叽喳喳、欢声笑语，像是一幅处于“暂停”状态的画面突然动了起来。男、女工们摘掉头上的帽子和头巾，露出五颜六色的头发，黄的、红的、紫的……这个时候，这些 20 岁左右年轻人的个性冲破统一的编码数字，张扬出来。

　　在这家三千人左右的工厂中，除去在外租房的，有两千多工人选择住宿舍。

　　我们去的时候恰逢午休，进进出出的女工们手里都拎着袋子，“中午回来做个面膜”，擦肩而过的女孩笑着说，“我们这里的女孩子很时髦的。”

　　在工厂门口的街道上，鳞次栉比开着各种小店：化妆品店、网吧、桌球、酒吧、电脑培训学校、药店……宿管说最近新开的两家 KTV 和大排档生意都相当火爆。年轻女工爱美，这位宿管的妻子和侄女都在这里工作，他说她们每月的花销主要集中在化妆品和衣服上，侄女每月买衣服要花掉 400 多块钱。男工爱玩，啤酒瓶随处可见，他们的钱用来买烟和槟榔，厂内流行一句顺口溜，“槟榔加烟，法力无边。”

　　相对于 60、70 后的打工者而言，如今已成为工厂主力的 80、90 后，他们的消费观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丁燕在《工厂女孩》第二章举到了一个例子：因为捏钳子手掌疼痛，她想在街边买一双五块钱的手套，这时一同做工的阿凤瞪圆了眼睛教训她：“你不能这样花钱!咱们出门打工就是为了存钱，你这样花钱，哪里能存得住，一个月不是白辛苦了……”这是 60、70 后打工者们的普遍心态，他们的头顶都悬着一把利剑，剑尖就是“穷”，他们需要千方百计挣钱、攒钱，养活农村的父母和孩子。

　　与父辈们为贫穷所迫、背井离乡不同，80、90 后的年轻人离开农村不仅是为了挣钱，更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发展，进入城市化的丰富与文明。和众多工厂女孩一样，丁燕舅舅的女儿小琴只身从新疆的家中出逃，来到樟木头打工，其实家中的果园足够维持生计，然而她仍然宁愿吃一元一盒、夹杂着纸浆与废料的肠粉，也不愿回到家中，甚至不愿再与亲人联系。

　　走在樟木头街头，经常能够看到拎着行李箱的青年男女，他们频繁辗转在不同工厂与城镇之间。看着他们的背影，丁燕说，“这两代人的变化和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从我个人的角度，觉得 90 后应该有个性，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有更多选择?为什么要像父母那样缺乏个性地生活呢?试图用 70 后的标准去衡量 90 后是不对的，也是粗暴的。”

　　丁燕在书中描写过两个女孩，赵兰花和申雨荷。她们都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而她们长大以后，继续了父母的打工之路，成为了新一代的工厂主力。

　　这样的情况很普遍，很多孩子甚至和父母在同一工厂。

　　丁燕书中记下了赵兰花和她母亲之间的种种矛盾，“90 后的留守儿童长大后，和父母总缺乏亲密。外出打工的父母望子成龙，打电话时，总以教训的口吻说话，而父母常年缺席，只作为某种象征性的符号出现在孩子的生活中，并不能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即便孩子知道吃穿用度花的是父母的血汗钱，情感上，对父母依旧是生疏的。”

　　在先威路“百姓百货”的门口，丁燕看到兰花和她的同伴们穿着簇新的衣裤、戴着时髦的银链，却将芒果皮肆意地扔在地上、向远方一颗颗地喷射荔枝果核。

　　这时她刺痛地发现，城乡之间、两代打工者之间缺失的教育，远不像穿衣打扮这样容易弥补。

　　阴性帝国

　　今年以前，女工始终是樟木头工厂的主力，一度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比重，电子厂被人们称作“女儿国”。丁燕在书中将它形容为“阴性帝国”：“电子厂是个阴性帝国，轻柔、耐心、反复是这里经久不衰的主题，而男人们引以为傲的体能、毅力和创造性，则被理解为粗心、不良品、被开单。电子厂永远都欢迎女工而排斥男工。男工是捣蛋、胡闹、不安分的代名词。”

　　据工厂管理者反映，今年招工的男工数量首次超过了女工，女工成了工厂争抢的对象。工厂每月高达 20% 的离职率，选择离开的多是年轻女工。

　　宿舍管理人员慨叹 90 后的女工“说不得、骂不得、罚不得”，因为选择余地大，她们不怕罚款也不怕开除，个性化强，吸烟的越来越多， 甚至向厂里要求，效仿男生成立一间女生“吸烟室”。

　　丁燕曾经在工厂的女厕墙壁上看到这样的话：“我很累!我不想加班!都是我的错!我只爱你!我想要你!你去哪里了?我要杀了你……”在男少女多的时候，女工的性和情感需求备受压抑，一名男工同时拥有两个女友的情况并不罕见。

　　然而眼下，情况发生了转变，“现在年轻人把恋爱看得跟闹着玩儿似的，今天可以跟你，明天就可以跟别人。而且这么想的大多是女孩子。跟原来真是不一样了。”宿管感叹地说。

　　他说到一个例子，在今年四月中旬，厂里一个颇有个性的女工失踪了，三天杳无音讯。家人报警后发现她被另一个工厂的男工带出去做小姐了，从此一去不回。与此类似，很多 90 后的打工女孩都不再将工厂视作自己最终的归属，她们在忍受身体疲劳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其他选择。

　　在《从女工到女生》一章，丁燕描写了一个叫做申雨荷的女孩。她样貌出众，通过街舞表演获得青睐，进入办公室做文员，她拒绝了经理的追求，一心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管理层。在日资企业，会日语是了不得的筹码，于是她报语言班学习日语，而后决定向父母借款三万，去黑龙江的学校进一步专修日语专业。丁燕说认识了这么多的女工，在申雨荷的身上，她看到了 90 后工厂女孩的希望。

　　一位女工的宿舍。女孩子们都会给自己挂上“窗帘”，隔出一块隐私空间。

　　与之对应，在《何日君再来》中，丁燕介绍了三位从工厂出来后选择做“二奶”的女孩子。其中的雯雯是丁燕的邻居。她 1984 年出生，在工厂遇见台湾商人老黄时，对方 55 岁。老黄为雯雯买了三层别墅，由于善妒，不允许她和别人交往，于是雯雯养了几条狗陪自己。一次，在两条狗被意外毒死之后，雯雯向人哭诉：“我和我男朋友吵架以后哭了，我的点点就来舔我的眼泪……”“男朋友”三个字，让丁燕有种刺痛感。每天在同一院子出入，丁燕发现老黄看雯雯和雯雯看狗的眼神竟然是一样的，带着施舍。

　　“如果是以前的我看到‘二奶’，眼皮都不会抬一下，躲得十万八千里。但是现在我们每天都打招呼，‘二奶’就‘二奶’呗，像个中性词一样。你去看她们现在住的别墅，和从前租住的瓦房相比，天上地下。在这里，传统的道德判断全部被消解掉了。”

　　丁燕的家在樟木头的花园小区，在港商往来频繁的年代，只向香港人出售。

　　小区内山水环绕，干净舒适，住在这里的年轻女孩居多，有些是情人身份。小区门口正对着先威路，这里有工人租住的瓦房区。

　　沿着水果摊旁弯曲的小径向里走，有几片连着的瓦房，多是同乡的工人聚集在这里，两口子租一间，每月二百元。

　　瓦房内空间狭小，四壁黝黑，贴着报纸的墙面有股潮湿的霉味，屋内有用水泥墙隔出的厕所，灶台在一扇面向墙面的窗户下，光线幽微。偶尔地，还会从瓦房中走出一两只狗和鸡。

　　潮湿、昏黑、闷热，所有宜居的标准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反义词。几百米外的山间，别墅里住着的年轻女孩们多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贫民窟与富人区紧密地共存在这个小镇上，走在街边、来自农村的年轻女孩们不断地接受刺激，依靠自己的本能和野心，选择未来。

　　B = 《外滩画报》

　　D = 丁燕

　　“我如此大规模地使用了自己的身体”

　　B: 你为什么会选择在樟木头住下来呢?

　　D：我之前也住过深圳，但老是觉得我跟这个城市谁也没看上对方。我想要的跟它所表现的不搭，它表现出来的是我多文明、多干净、多广阔，我需要的不是这个。从作家的敏感性来说，太光滑的东西不好进入。

　　但是我第一次到樟木头，看到人来人往、车来车往这么混乱，当时就说“这个地方是写作的天堂”。东莞的丰富性就在这里，全国各地不同水准、不同档次的人都到这里来，在这里生活。

　　我是打心眼里觉得樟木头给作家、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毛茸茸的生活切面。

　　今天这个桥洞坏了，明天那个路在修，变化的现场是活生生的，你每天都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着。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就买了房子搬到这来，完全是感性的决定。

　　B：住在这里也为写作提供了方便?

　　D：我这本书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我有意识地去工厂打工，另一方面是我生活在这里无意当中观察到的。有很多的细节，你不在日常生活中是看不到的。

　　比如在我家门前的街上走一下，你就知道女工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她们吃的大排档、麻辣烫，逛的超市，她们怎么聊天、打电话，她们喜欢看的杂志……一目了然。这条路离我家只有一两百米，我跟她们的生活是融为一体的。可以说我从家门口走出来就进入了女工的生活场地。

　　不住在集体宿舍的女工会在外面租房，一位女孩子刚给自己的宠物狗洗完澡，打算用吹风机把它吹干。

　　B：你认为你的写作和其他作家相比，差别在哪里?

　　D：你没有干过那个活你不知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有巨大的差异。尤其是重复在那里干，你会对生命，或者说人是个什么样的动物，有深切的体验。我和其他作家的差别是“我如此大规模地使用了自己的身体”。你真的跟其他女工一样干完了那些活以后，就会深刻地理解她们的选择。

　　这也是我写作的主导思想：一定要面对真实的生活，但是在面对真实生活的同时，我一定要寻找普通人身上的亮点。咱们现在有一个词很俗，叫“ 正能量”。就是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的亮点，找到这个人身上是什么东西在支撑他的行为。

　　这个亮点在我的写作中特别重要，就是支撑普通人往前走、活得欣欣向荣的这种鲜活的能量它来自于何方。

　　B：通过你的观察，在工厂劳动和在农村的劳动，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D：工厂生活的硬件设施一定比你在农村工作的硬件设施要好。但是呢，工厂生活和农村生活最大的差异性是，这里的所有时间都是被规划好的，让你在这里抽烟你就不能去别的地方。但是农民的习惯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比较懒散的。工厂生活最大的痛苦还是不自由。

　　不管环境怎么好，都像是坐监牢。农民再辛苦，还是自己身体的主人。但是为什么农民还是要当工人?因为工人挣钱多，农业生产已经非常溃败了。

　　2010 年，丁燕举家迁居广东东莞，成为了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在东莞文学院，丁燕申请了“她在东莞”的项目，将调查、写作的对象集中于东莞的各类女性，而工厂的女工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群。

　　“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她们”

　　B：现在工厂的 90 后， 大多是长大后的留守儿童，她们的生活并没有比父辈好得多?

　　D：是的是的，这个现象很明显，父母打工，儿女也打工。我写到了两个打工男孩打赌踩“红牛”罐子的事，这是我不可想象的!如果你经常喝，不可能不知道红牛的罐子有多硬。这说明了城乡孩子的差异有多大，城里孩子司空见惯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第一次。

　　这些孩子，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其他同龄人是怎么生活的，比如上大学的、出国的、在公司上班的，他们都不了解。我明显地感觉到不仅城乡差距大，社会团体的隔膜也比以前要深了。

　　但我的观察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底层生活。因为他们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她们。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不是很好的社会倾向，就是人们总是觉得底层人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干净、优雅的生活没有关系。其实是不对的，真的是息息相关。如果他们生活不好，我们也一样生活不好。

　　比如说最简单的，东莞每到逢年过节，刑事犯罪案件就会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工厂会欠薪，很多工人拿不到工资回家，但是他们是弱者，不可能对老板怎么样，那么就会偷、会抢，会危害本地市民，市民生活就不安全。其实这就是个生物链。

　　B：据你观察，女工的精神和情感生活是怎样的?会比同龄人更容易早恋、早孕吗?

　　D：不不，这个我倒不觉得。我觉得 90 后的小孩子都是更张扬个性的，不管是工厂还是非工厂，这跟时代发展有关。对工厂的女孩子来讲，应该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早恋、早孕的比例比外面高，只能说是趋同。

　　在此之前，60、70 后他们肉体的欲望是被压抑的，因为就是想要挣钱。

　　其实工厂的情感问题和外面是一样的，只不过 60、70 后的情感问题更隐蔽、更压抑。

　　B：工厂工作会不会对女性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D：会啊，有很多职业病，胃疼、眼睛疼、颈椎疼、头疼还有肺病……而且因为老是在车间里，没有机会晒太阳，很多女孩子会贫血。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宿舍里，两个女孩从外面回来，拎了奶粉袋子，说是医生诊断贫血，要补充营养。

　　还有特别残忍的一点就是有些女工痛经，会痛晕过去。然后几个人就把她抬走了，四仰八叉的，很难看。让人看到有点兔死狐悲的感觉。

　　B：她们在宿舍里是什么状态?会抱怨吗?

　　D：你没在女生宿舍住过，你不知道。她们从工厂回来以后，好多人会尖叫。在走廊里大叫，“啊……”这样，歇斯底里的!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就是边脱衣服边叫。很压抑啊。

　　B：因为工作的重复和麻木，她们会不会很少思考?

　　D：不啊，她们也会思考、也会想，也会为自己设计呀。但是她们的思考不复杂，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化。你在学校受了教育，知道得更多，有对比。但是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对比的参照物很少，就是身边的人和老乡。

　　B：你希望这本书能够产生怎样的作用?

　　D：我写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消除人心的边界，把人们心里的藩篱拔掉。

　　你不去了解打工族，就会有误会、有矛盾。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想当然地认为她们是怎么样的。但其实她们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一直觉得有一些急迫的东西要写，我没有时间去写花花草草。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误解和无知，这个太急迫了!文学不像政治和军事，它能用一种缓慢的方式作用于人的心灵，消除人心的边界，让人们互相了解、互相理解，这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

　　专访《打工女孩》张彤禾 “我们一样背井离乡”

　　1999 年，哈佛毕业的张彤禾来到中国，担任《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她渴望写一本讲述这个国家近些年来发生的大事的书。5 年后，她终于找到了题目，那就是东莞的打工女孩，因为这个群体“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变化过程对人产生的影响”。2008 年，《打工女孩》在美国出版后，被《纽约时报》提名为优秀读物，荣膺“《华尔街日报》年度十大好书”。她还因此获得了美国笔会非小说研究文学奖、亚裔美国文学散文奖和泰尔扎尼国际文学奖等多项殊荣。

　　在张彤禾看来，她和女工们最紧密的关联是“我们都一样，背井离乡”(摄影/李威娜)。

　　一面是英文，一面是阿拉伯文，张彤禾递过来的名片显示她已经投入到埃及的生活和写作中去了。记者和纪实作家的身份决定了她总有新的目标要关注，但她随身携带的记事本，那种牛皮纸封面、题有红字的“工作笔记”，让人一看就知道她和中国有过非常紧密的联系。她的丈夫，《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则因《寻路中国》等当代中国三部曲而更早为中国人所知。

　　因为《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中文版的出版，张彤禾暂时又回到生活了 10 年之久的中国，并再次与书中两个最主要的女孩伍春明和吕清敏取得联系，要来了她们最新的地址，准备把书寄过去。

　　这本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 2004 年 2 月。张彤禾在一个叫林雪的女孩家里认识了吕清敏，之后每个月两人都会见面。

　　8 月，她根据 6 个月来对这个女孩的了解写了一篇报道。第二篇报道也花了差不多半年，半年里张彤禾进入了东莞最大的鞋厂之一裕元鞋厂，结识了一些那里的女孩。裕元是耐克、阿迪达斯、锐步、彪马等品牌最大的制造商。

　　2005 年初，张彤禾和吕清敏一起回她的湖北老家过年，待了两个礼拜，又写了一篇报道。自那以后，写《打工女孩》的想法算是成熟了，于是张彤禾从《华尔街日报》请假，准备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采访、慢慢写。现在她的名片上只剩名字和联系方式，“没有单位挺好的。”

　　寻找打工女孩

　　刚作为《华尔街日报》记者来到中国时，张彤禾并没有马上锁定打工者这个选题，直到她意识到，这个群体“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变化过程对人产生的影响”。

　　“想写打工族，东莞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那里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多，年轻人多，我特别关心女孩们来城市打工以后生活的变化，所以去了东莞。”动身之前，张彤禾专门拜访了中国社科院的谭深教授，问她该去哪里找那些打工女孩，如何与她们打交道。前者在 90 年代写了不少打工者的文章。

　　“谭教授说，很简单啊，你就到东莞下面小镇的街上，或者工厂区的广场、公园，周末的时候很容易见到她们。所以我基本上就跟她们自我介绍，说我是外国记者，想写这样一个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故事?多半都说，好啊!”

　　张彤禾就用这种直接的方式认识了几十个打工女孩。最初她打算采访四五个，一年之后挑最精彩的两个人来写，但后来发现很难同时和那么多人保持联系。

　　于是她很快锁定了吕清敏和伍春明这两个主要人物，“因为她们很有代表性，能干、聪明、有野心，我的故事需要这样的主角，而且她们对我也很好奇。”

　　吕清敏和伍春明分别在 2000 年后和 90 年代早期开始打工生活，她们并不是从农田里来并终将回到农村里去的最早一批打工者。她们受过教育，来到城市是为了留在城市，过更好的生活。张彤禾一直对“血汗工厂”这一类武断、笼统的说法有所怀疑，她在这两个女孩身上看到了打工生活中有希望的、向上的一面。尽管她的预设同样显而易见，但在她笔下，打工者终于不再只是一个数量庞大而面目模糊的群体了。

　　工人们进入工作车间前需要将鞋子放在统一的鞋柜里(摄影/郑建宏)。

　　张彤禾的采访方式是尽可能和女孩们待在一起，比如陪她们见朋友，陪她们上英语和计算机培训班，听她们讲话。

　　她不用录音笔，有时候女孩们唧唧喳喳地聊天，她就在旁边干些自己的事情，很随便，不会让她们觉得在被观察。

　　张彤禾确实具有某种吸引人的特质，也许可以概括为自然而平凡，使人产生亲近感。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伍春明会对她把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甚至把日记也借给她，让她写书的时候随时引用。

　　在认识张彤禾之前，她从没对人说过自己曾差点被骗去做了妓女，也没人知道她一直使用捡来的身份证。

　　在裕元鞋厂，情况要复杂一些。张彤禾先采访了厂领导，了解了鞋厂的运作方式和发展历程，然后得到了入厂参观的核准。

　　“最初是厂里的人带我一起进去的，后来我觉得太难受了，虽然他们也是好意。”后来她发现，其实那么大的厂，进出很容易，没人会检查你的身份，所以她就自己混进去，当然这也得益于她虽然是美国籍，但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

　　开始的计划是找一群女孩，和她们建立比较好的关系，“就像和吕清敏、伍春明一样”。结果她没有成功，那些女孩并不信任她，一会友好，一会冷漠，经常爽约。她总结原因，是因为很难和这些女孩有一对一的交流，当在她们的群体里时，会面临身边的人的压力，这让事情变得复杂。而且她们彼此之间也并不友好，各自的朋友都在别的厂里。

　　最后张彤禾选择把工厂作为这一段故事的主角，当她将女孩们视作工厂的一部分时，觉得非常悲观：“在一个条件相对好的厂里，我看到的不是向上的生活，那些女孩后来也并没有发展到哪里。”

　　东莞的生存规则

　　全书的大部分章节，张彤禾都在尽量客观地描述打工女孩的生活，但其中也穿插了一些个人感受。

　　在第二章里，她写到的一次很不愉快的经历令人印象深刻。一天晚上，她搭巴士从深圳到东莞，走了一半，司机把乘客赶上了另一辆半空的车——这在东莞很常见，两辆半空的巴士开完全程只会亏钱。但第二辆巴士也没把乘客载向目的地，而是停在了荒凉的路边。张彤禾和售票员理论，那个男人用无聊而下流的言语调戏她，气得她用英语骂起了脏话。

　　“这么做打破了我在中国生活的基本原则——永远不打‘美国人’这张牌。

　　但这时候说英语是有效的，那个男人对我肃然起敬。”她最后总结道，“在东莞，你只能往好的一面看，否则活不下去。这是这里的生存规则，我通过这个很小的经历学到了。”

　　张彤禾觉得那些打工女孩们特别勇敢、特别厉害，忍受一成不变的流水线工作，忍受老板的责骂、陌生人的欺骗，身边的人很可能也不是朋友：“如果你只看最负面的，只看有多少困难，或者只看自己有多弱，那就没法起床面对新的一天。”

　　令张彤禾意外的是这些打工女孩似乎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多困难和痛苦：“她们从不会和我说，哎，没办法了，怎么办，只是就事论事，说我不喜欢这个老板，我要换一个工作，下一次见我，就跳到另一个话题了。”

　　她们大多倾向于把眼前的事情办好，没时间自怨自艾。通常是进一个厂看看，如果不好，就换另一个厂，这次进了一个大厂觉得不好，下次就进一个小厂。或者像伍春明一样，忽然对传销感兴趣了，就不停地讲起这个话题。

　　在伍春明的日记里，充满了自我激励的话语和成功学的信条，比如“自信，练达，端庄，优雅，是职业妇女应该塑造的形象”，“朋友，我们出世时贫穷，并不是我们的过错。但穷死是罪过”，或者“一次业务的成功与否在于见面的前三秒”。凭借这种强烈的进取心，伍春明升职很快，赚得也越来越多。

　　张彤禾会跟着她们的兴趣走，她们感兴趣的话题她就去了解，她们不感兴趣的，她也不提。“我不会问她没有提到过的问题，比如你对国家领导人有什么看法?她不提也是很重要的信息，代表她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比方说东莞也有罢工或者工会活动，但是我遇到的女孩基本上没有提起过这些，这证明她们觉得工会和她们没关系。”

　　在丈夫何伟的建议下，张彤禾还去夜总会认识了几个女孩，因为大家提起东莞，第一是工厂，第二就是“小姐”，而且她们也是“打工女孩”。她以为这些女孩的故事会很悲惨，实际上也不是，“大多数在夜总会工作的女孩并不为她们的选择感到难过”。“这些女孩的故事也可以写一本书，但应该是另一本书。”

　　张彤禾与女孩们的相处很愉快，她们之间没有大而空的话题，只有丰富实在的生活细节，这产生了一个“副作用”，使她越来越讨厌所谓的“知识分子”。

　　“最开始我没有想得很清楚，我在北京也见到很多知识分子，但是那时候我还没认识很多不同的人，所以我不知道这其实是个很特殊的群体，只有他们会问我‘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这类问题，或者在听说我要写这一本书时，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直到因为采访认识了很多打工女孩，她才意识到这两个群体的差别有多大：“有时候我们聊得正好，忽然一个男人就把我扯到那些无聊的话题里去了，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对知识分子式的讨论缺乏耐心显然也是东莞这座城市的特征，张彤禾在这点上与它志趣相投。另一方面，中国毕竟不是她的国家，她很小心地只是观察和记录，并不发表观点。

　　相似的迁徙史

　　“在战争的混乱局势中，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一家人会到一个新的地方，刚送孩子入学，接着几个星期之后又离开。伯伯立豫跟我说，他小学六年搬了七个地方。和农村老家联系非常困难：写给东北的家书必须绕远路避过封锁线。

　　更令人惊奇的是，人们这样还能再次找到彼此。”

　　这段文字摘自《打工女孩》中被删节的部分《我的祖父张莘夫》。张彤禾花了近万字的篇幅介绍她的家庭迁徙史，她的父辈如何远渡重洋从中国东北去到了美国。乍看之下这和本书的主题没有关联，但实际上她祖父的际遇很可能才是促使她关心中国社会变化的最重要原因。

　　1920 年，她的祖父获得奖学金去美国学习矿业，像打工女孩一样吃力地应付新的环境、汲取新的知识，自强同样是他日记里不变的主题。他学成归来准备为国效力，却不明不白地在抚顺矿区被杀死。他的后人由遗孀送出了国，包括张彤禾的父亲在内，这次他们留在了美国没有回来。

　　张彤禾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东莞：“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当被问到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和书里的两位主角从“ 认识” 变成“ 朋友”，张彤禾回答：“很快啊，我觉得在东莞这个地方，你见到一个人第二次感觉就是很熟了，因为大家都变动得很快，都是陌生人。你和一个人说，我两个礼拜以后再来见你，如果真的见到了，就是很亲热的，感觉已经是朋友了。”

　　张彤禾就差点和吕清敏失去联络。有一次见她，她说可能会换一个厂，两人约定保持联络。两个礼拜后，吕清敏就丢了手机。当时张彤禾还没打算再去东莞，所以没有联络她，也没意识到她差点就要找不到这个人了。过了几天，吕清敏从哥哥那里找回了张彤禾的电话，打给她，告诉她发生了很多事情。“她主动来找我，我觉得很高兴，”张彤禾说，“证明我们的联系已经很紧密了。”这样的事在东莞并不常见。

　　但是打工女孩们并不知道，在张彤禾看来，她们之间最紧密的关联是“我们都一样，背井离乡”。她的祖辈在 1700 年前后就开始了迁徙，一个叫张华龙的农民从华北平原去了东三省的大草原，张彤禾是他的第十一代后人。大学毕业后，张彤禾在国外住了15 年，每隔一两年回美国看一次父母。如今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女儿也仍没有停止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迁徙。

　　正如吕清敏到了城市以后，觉得“家里是好，但只能待几天”，张彤禾也曾努力把中国甩在身后：不上中文课，不混华人圈子，不回中国老家，假装和真正的美国人一样。直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吸引了全球的关注，能流利地说中文成了她的资本，她才开始出于工作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并逐渐正视自己的历史。由于和中国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她觉得自己能理解打工女孩们对家的复杂感情，她也明白为什么这些女孩们现在那么努力地想抓住机会。所以她对她们没有批判，只有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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