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城市的巨大资源消耗
城市相对于农村，消耗的地球资源无疑要大得多。据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生态文明贵阳会议(2012年7月27日)基调演讲上所说：“城市消耗了85%以上的能源与资源，同时也排放了同等比例的废气、废物和废水。”他的此说没有明确的前提，分析应是指的城市“消耗、排放”占全国“总消耗、总排放”的比率。如此，则同期农村的“消耗、排放”仅占15%的比例。
我国2012年城市化率超过50%，城乡人口数量基本处于对半开的状态。也就是说，一半的城市人口消耗了85%的资源排放了85%的污物，而另一半农村人的“消耗、排放”仅占15%!也就是说，市民平均“消耗、排放”的能力是村民的5.7倍。如果考虑到大量农民工“被市民”的因素，这个比值有可能达到七、八倍。
人的生活首要是吃喝拉撒。农村，村民吃的喝的，基本上都由自己提供，或由就近的他人提供。拉的撒的都可以自行消化，作为有机肥料转化成粮食或蔬菜。城市，市民们就没有这样的能耐。吃的喝的都得从外地引进，拉的撒的以及其他生活废物必须通过机械设备消耗能源才能处理掉。
一百万人口的城市，每人每天按1斤主食1斤蔬菜计，就得运进食物200万斤(1千吨)。用载重10吨的货车运输，需要汽车100辆。以每车百公里油耗20升计，如果运距正好一百公里，则每天消耗的燃油为2000升，年耗73万升。若运距为200公里，则年耗146万升。以一升汽油大约发4度电折算，年耗电292万度或584万度。以0.3公斤标准煤发一度电折算，年耗煤87.6万公斤或是175.2万公斤即876吨或是1752吨。
饮用水的消耗数量更大。广州平均每人每日达到240升(240斤)，若按每人每日200斤计，100万人每天耗水10万吨。广州单位供水成本为2.016元/立方米。其间的耗电成本若按0.6元(约一度电价)计，日耗电量达10万度，年耗电量达3650万度。按一度电耗煤0.3公斤折算，年耗煤1095万公斤(10950吨)。
为防止生活废水对环境造成污染，污水处理必不可少，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消耗项目。广州2007年污水处理成本为2.37元/吨，除了人员工资、设备等项成本，能耗自然也是一个大头。若按吨水耗电一度计算，年耗煤又是一个10950吨。
还有一个耗费巨大令所有城市的管理者头痛的问题，这就是生活垃圾的处理。生活垃圾处理的消耗找不到具体数据，还是通过垃圾处理的收费来推测。广州的收费标准是按每户每月5元(深圳为13.5元)。其中的电能消耗成本若为1.3元(2.1度电)，一户平均三人，则每人每月的垃极处理要消耗0.7度电。百万人口城市每月消耗70万度电，每年消耗840万度电，折算成耗煤2520吨。
以上四项，合计耗煤23699吨(食物运距按100公里计)。
千万人口城市，四项耗煤每年为236990吨。
一亿城市人口，四项耗煤每年为2369900吨。
十亿城市人口，四项耗煤每年为23699000吨。即2369.9万吨。
世界70亿人口，如果城市人口达到30亿，那么，四项合计每年耗煤就高达7110万吨。
世界70万亿人口如果基本完成城市化、城市化率达70%以上城市人口达到50亿以上，四项合计每年耗煤就高达11850万吨。
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可查，无法检验这种数据的准确度。但是，却可以肯定说，城市在这四个方面耗费的能源，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还有，保障这四项工程的正常运行，配套设施设备的建造维护，消耗的资源，同样是一个天文数字。
城市高层建筑消耗的资源也很惊人。现在的一般城市，十几层、几十层的楼房已不希罕。大城市的新楼，几十层已是普遍。甚至出现了“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趋势，世界各大城市，你争我赶的正在竞争着一个永远没有止境的“天下第一高楼”。目前最高的为迪拜的哈里发塔。楼高828米。可以预见，在这种“争高”的趋势下，用不了几年，它的“高位”又将被另外的高楼取而代之。
建筑物的增高，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不但在建造中要多消费大量的资源，特别是在每日使用中的上下“交通”消耗更是巨大。
《中国建设报》2006年7月31日有一篇《电梯耗电惊人，节能钱途无量》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几个数据：我国当时正在使用的电梯有60多万台。2005年，新装电梯13万台。此前的电梯总量应为50来万台。电梯的增速之快，可想而之。
该文还提到，2010年，“全年电梯消耗电量300亿度”，这个耗电量预测的准确度有多大无法得知，但是，以当时的眼光预测到的2010年我国拥有的电梯数量，很可能会滞后于电梯发展的形势。我们以“半信半疑”来个折中，假定今天全国电梯耗电量，一年需要200亿度，折算成耗煤就是60亿公斤，即600万吨。这个消耗基本上与农村没有什么关系。电梯的制造与使用中的维护耗费掉的资源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作为城市的命脉，交通的消耗更是无法计算。以深圳为例，维持它的正常运转，单是人员流动就动用了200余万辆汽车，每日发出80多次航班(有说380余次，应是包括货运)、发出150来次旅客列车。另有45个长途汽车客运站，日发客班数千次。仅罗湖汽车站日发班车即达1350次，高峰期曾创下日发班车1953次的记录。
还有，城市维护建设的消耗。一座城市的建设维护要消耗多少资源?从税务部门征收的城建税中可见一斑。2012年上半年，深圳市地税部门累计完成地方级收入492.81亿元，按照7%的税率计，可征收城建税近35亿元，年收近70亿元(是否如此计算，请行家指点)。这么多钱就是用于这座城市的建设维护的。它消耗的主要就是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
另外，城市还为富人的奢华生活提供了充实的物质基础，使得富人可以任意挥霍金钱，实际是大肆消耗地球资源。像迪拜那样的城市，就是特意修建的一个由劳动者提供服务让富有者恣意享受的游乐场。消耗掉的地球资源无法计数。
下面，介绍几个搜集到的小资料。
第二节城市难以突破的垃圾围城
和平年代，硝烟远去，敌军围城的事不用再担心了，而垃圾围城却成了常见的事。譬如我们的首都北京，多年来就被一支浩浩荡荡的垃圾大军包围住了。
1983年，垃圾简单的填埋方式，导致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上垃圾成堆，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使得当局不得不痛下决心，调兵遣将，向垃圾开战。耗资23亿元，暂时解除了垃圾的围困。
目前，北京日产垃圾1.8万吨，年产670万吨，按照每年8%的增速，到2015年，垃圾产量将要翻番，达到近1200万吨。
上海日产垃圾2万吨，日处理能力1万吨。广州日产垃圾1.8万吨，日处理能力1.4万吨.
2008年，东莞市日产生活垃圾1.2万吨，全市三座垃圾处理厂日处理垃圾2800吨。大量生活垃圾通过简单填埋、甚至随意堆积等方式处理。全市187个垃圾填埋场全部未经卫生处理。填埋场渗漏液的COD(化学需氧量)严重超标，对地下水系构成严重威胁。
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严重地危害着垃圾场周边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命安全。
目前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全国城市垃圾历年堆放总量高达70亿吨，而且产生量每年以约8.98%速度递增。
建设部2006年调查表明，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第三节城市耗资巨大的引水工程
我国是全球公认的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淡水资源只有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随着人口峰值的到来，人均水资源量将进一步下降到1700立方米，接近国际公认的缺水警戒线。
正常年份，全国年缺水量达500亿立方米，三分之二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3月，全国655个城市有近400个缺水，其中约200个城市严重缺水。在3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城市长期受缺水困扰。
1、北京水荒无已时
北京建都后，西郊的永定河、东郊的潮、白河，被确定为新水源。
1954年5月，建国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永定河上位于河北怀来境内的官厅水库建成，设计总库容41.6亿立方米。
1960年9月，坐落在潮、白河中游偏下的拦蓄两河之水的密云水库竣工，库容高达43.6亿立方米，相当于67个十三陵水库或150个昆明湖。
当时的一些水利界人士认为，北京的用水，自此可以高枕无忧了。谁知，万事不由人算计，短短的四十来年过去，北京又面临了严重的水荒困局。
官厅水库由于来水量减少，加上80年代后期水源开始严重污染，90年代水质继续恶化，不得不于1997年停止对北京供水。2012年8月31日记录，蓄水仅1.2亿立方，不到总库容的十分之一。
因为潮河水流逐步减少，密云水库来水量多年持续下降。上世纪60年代为12亿立方，90年代为7.9亿立方;2011年头8个月，仅3.05亿立方，2012年前8个月更是下降到2.2亿立方。
2012年8月31日，密云水库蓄水量为11.6亿立方(最低曾至7亿立方)，仅为总库容的1/4左右。除去“死库”水量6亿立方，供水才5-6亿立方。而北京用水量却达35.5亿立方!加上地下水资源，全市水资源总量为21.84亿立方。缺口接近14亿立方。除向河北借水外，主要靠超采地下水弥补不足。
南水北调工程完工后，可向北京供水10多亿立方，但只是暂时缓解北京用水的压力。考虑到每年超采地下水10多亿立方的因素和人口不断增加的因素，北京水荒并没有解除困境。北京建都时，人口420万，2000年达1360余万，近十年来，飙升至2000万，升势有增无减。
按照国际极度缺水标准人均500立方米来衡量，300立方米是危及人类生存生活底线的灾难性标准。以北京10年来年均21.2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计算，2011年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仅有107m³/人，为极度缺水线的1/5。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将越来越小。
北京的水荒，没有终了之时。
http://www.owinchina.com/news/hangye/232.html
2、香港引水解渴
香港是个现代化国际大城市，又是一个典型的缺水城市，水荒一直是香港的“经年固疾”。回归前的港英当局虽然不断改善供水条件，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1902年，香港严重水荒，不得不用船从珠江口运水。27年后的1929年，水荒更甚。整个香港水源基本干涸，有的船只甚至到西江口运水，广九铁路也加入到运水行列，从深圳河运水至九龙市区。根据《深港关系史话》记载，当时的叉烧饭每碗才5分钱，但每小桶水可卖到2角，市民因忍受不了干渴之苦，这一年约有20万人离开香港，约占当时香港人口的五分之一。1938年香港政府制定条例严格管理及限制食水供应，自此，“制水”成为常事。
饱受干渴之苦的香港，遂请在港爱国人士出面向广东求援。广东省政府决定在宝安县的深圳兴建水库，向香港供水。1959年11月15日，水库修建动工。当时宝安全县10个人民公社共抽调了25000社员，最多时调集了40000人。另有部队一个团的官兵。施工几乎没有机械设备，全部使用人力，肩挑、车推、锄头挖。仅用了一百天时间，便完成了一公里长三十米高的主、副坝工程。
由于疲劳作战，有一次深夜，工程第一副总指挥马志民向指挥部有关人员传达省电话会议内容时，讲着讲着竟然睡倒了。在施工第一线的社员们的辛劳自然就不用说了。
深圳水库建成后，每年向香港供水2270万立方米。暂时缓解了香港居民的喝水难。
1962年底，香港出现自1884年开始有雨量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 由于缺水， 许多行业被迫停工。300多万居民生活用水受到很大限制，街上公共供水站，人和水桶排成长队，并出现设坛拜祭祈雨的情况。
1963年4月，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联名向广东请求救援。
为解香港燃眉之急，1963年，深圳水库向香港增加供水317万立方米。广东省又允许香港派船到珠江口免费取用淡水818万立方米，耗用的运费即达5000万港元，但居民用水仍然十分困难。 在1963年5月到1964年6月的最困难时期，街头供水站每4天才供应一次水。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用水难的问题，广东省决定兴建东深供水工程，引东江水入香港。
1963年12月8日下午，出访非洲路经广州的周恩来总理听取有关汇报后，同意工程兴建，在当时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指示拨款3584万元。通向香港3.8公里长的输水管所需800吨钢材无法解决，周总理亲自批示从鞍钢调运。
1964年2月20日，东深供水工程正式上马。1965年3月1日，即开始向香港供水，根据协议，每年供水6820万立方米，占当时香港全年用水量的三分之一。
随着香港的发展，供水量逐年增加。1967年达7638万立方米，1972年达8182万立方米，1973年达8412万立方米。1972年香港人口已增加到411万多人，生产总值为303亿港元。1973年香港当局要求从1974～1979年的年供水量由9550万立方米逐步增加到1.68亿立方米。
因此，决定进行第一期扩建工程，工程于1974年3月开工，1978年9月建成，耗资1483万元。年供水能力达2.88亿立方米;对香港年供水增加到1.68亿立方米。
1979年香港人口增加到492万余，生产总值达到1070亿港元。供水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香港政府耗资9200万美元建造一座日产水能力18万立方米的海水淡化厂，但成本比东深供水价格高6倍。因此，再次提出远期增加供水要求。1980年5月14日，双方达成协议，自1983～1984年度供水2.2亿立方米开始，逐年递增3000～3500万立方米，到1994～1995年度达到年供水量6.2亿立方米。为此，必须进行第二期扩建工程。
有了这个协议作后盾,香港自1982年6月1日解除“制水”， 实行24小时供水，一直至今。
二期扩建工程于1981年10月开工，至1987年10月竣工，耗资2.7亿元。年供水能力达8.63亿立方米
1990年9月至1994年1月进行了第三期扩建，年供水能力达17.43亿立方米。其中11亿立方米原水供港，向深圳供水达4.93亿立方米，沿线灌溉用水1.5亿立方米。
为从根本上解决供水水质问题并增强供水能力，经国家计委批准，2000年，东深供水工程进行全线改造，兴建一条全长83公里封闭管道，自东莞桥头镇直达深圳水库，工程总投资47亿元，2003年改造后的年供水能力达24.23亿立方米。
得益于东深供水工程，严重缺水的香港，其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获得高速度发展，年平均发展速度为：60年代13.6%，70年代19.3%，80年代到1987年止达到14.8%;香港人口从1960年308万人增加到1987年的561万多人， 1987年东深供水工程对香港供水4.32亿立方米，已达到香港总用水量的57.6%。其后比重继续增长，1989年达到71.5%，供水量为6.12亿立方米，等于协议规定的1994年供水量。1994年三期扩建工程完成后，对港年供水量计划为11亿立方米，2009年全市食水用量为9.52亿立方米。
东深供水工程已成为香港地区繁荣和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
东深供水工程产生的效益有据可查，它的消耗却难以找到。
在《东深供水工程太园抽水泵站节约能耗的初步探讨》文中，有一个“太园抽水泵站年耗电量为 2 36 0 .6 4万kWh，占总用电量的 14 %”的数据。可以计算出各泵站年总耗电量约为16860万度，折合标准煤5058万公斤，50580吨。
另有广东粤港供水公司的一份广告中显示：“东深供水工程管理局成立于1965年，其职能是负责东深供水工程管理、对香港、深圳和东莞供应和销售原水。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成立后，承接了东深供水工程管理局的上述职能。公司总资产为244.64亿港元……”。公司总资产中主要应为固定资产，若以240亿港元计，使用期设定100年，每年管理和供水两项耗费的固定资产即达2.4亿元.
3、深圳伴龙得水
深圳年均降雨量1837毫米，年均水资源总量20.51亿立方米。建市以前，自给有余，深圳水库还可以向香港供水。建市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用水需求也不断增长。2009年达到了18亿立方米。而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却只有233.9立方米，约为广东省的1/8，全国的1/10;仅为国际公认的人均水资源拥有量警戒线的1/5，成了全国严重缺水的七大城市之一。
用水增长之势却还在突飞猛进。增长最快的如龙华地区，20年时间增长了40倍以上，由1992年的日供8000立方米，增加到 2012年的日供超35万立方米。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圳就曾连续出现过严重的“水荒”。其中1991年的大旱致使市区部分高层楼宇无水供应，宝安县城只能供水两天停一天。
解除困局则是伴龙得雨，搭帮本意为向香港供水的东深供水工程。
深圳原是宝安县城所在的一个小镇。1980年在此建设经济特区，城市建设发展迅速，人口从1979年的2万多人增长到1987年的近60万人，城市用水急剧增加。1979年东深供水工程对深圳供水量为230万立方米，1990年已达到1.50亿立方米。1994年1月，东深供水工程第三期扩建工程完成后，向深圳供水达4.93亿立方米.。2010年，向深圳供水8.73亿m3。
然而，东深供水工程的供水量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深圳的需要，深圳决定自建跨流域大型引水工程——东江水源工程。
东江水源工程自惠州市水口镇的东江和马安镇的西枝江取水，由两级泵站提升，经松子坑、西丽等水库调蓄后，通过坪山、梅林、笔架山等10条支线，形成覆盖全市的供水网络。工程输水主干线长106公里。一期工程于1996年底组织开工，投资达37.99亿元，历时5年，于2001年12月20日建成，每年供水能力达3.5亿立方米;2009年，投资5亿余元，启动工程二期建设，在一期基础上增加年取水量3.7亿立方米，通过两年多的建设，于2012年建成。水源工程年供水能力达7.2亿立方米。
此外，又投资近10亿元修建北线引水工程，在东莞市境内的凤岗雁田东深引水工程干渠内取水，经龙岗区、宝安区最终至石岩水库，解决西部片区的用水。北线工程于2006年5月开工建设，2010年5月19日通水。
由于受东深供水工程雁田隧洞输水能力的限制，该工程供深水量每年有3.5亿立方米必须在雁田隧洞前供给，这是深圳市修建北线引水工程的原因。
目前，深圳全市共有蓄水工程172座，其中中型水库12座，小(1)型水库65座，小(2)型水库95座，总库容达6.11亿立方米;而在1980年，全市只有中型水库6座，小(1)型水库27座，总库容不到3亿立方米。
为保证供水质量，近年启动了27个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水源保护林建设项目，总投资约9.7亿元。
深圳目前的可供水量总计约20亿立方米，其中本地淡水资源约为4亿立方米，东深供水工程提供8.73亿m3。东江水源工程提供7.2亿立方米。
深圳市2009年消耗水量18亿立方米(见于2012年12月20日的《深圳晚报》)。2012年的实际消耗量未见公开的数据。
见于《南方日报》2012年2月8日的预测未来缺水数据是，“ 根据《引发广东省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的通知》，远期深圳市境外东江分水总量为16.08亿立方米(目前已达15.93亿立方米)，与2015年和2020年用水需求量相比分别存在2.5亿和5亿立方米的缺口。”
深圳市供水安全面临着重大挑战。
4、江边广州也水荒
广州，我国的第三大城市。珠江从市区穿流而过。
珠江全长2320公里，是长江黄河之后的我国第三条长河;年均径流量约3360亿立方米，是仅次于长江的我国第二大河流。45.2万平方公里流域面积内的雨水会聚在珠江口，直往广州肚子里灌，它居然还会喊渴，实在叫人难以置信。然而，守着珠江没水喝，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由于供水量占全市45%的西部三家水厂的水源地严重污染，迫使广州不得不长途跋涉到70余公里外的西江引水解喝。
根据省环保局的检测，广州西部江村、石门、西村三家水厂水源地水质均为“极差”，水质指数超过150，达到了“劣五类”水标准。按国家水域功能分类，水源水质至少必须达到三类标准，最差的劣五类，水体已经基本丧失使用功能，连农业灌溉和景观用水的要求都达不到。
西江引水工程取水点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西江思贤滘下陈村，通过水泵和全封闭管道将西江水“压送”至广州，再进入江村、西村、石门三家水厂。取水泵站的大型水泵由于国内无法生产，系从奥地利进口而来。
西江引水工程是仅次于南水北调工程、上海青草沙引水工程的国内第三大引水工程。工程于2008年12月29日开工。2010年9月6日竣工。输水管道全长约71.6公里。日取水量350万立方米。
工程涉及的原材料种类多数量大，不同设备原材料达3040种，仅钢管就用了69527.35米，钢管使用的钢板净重达13.5万吨，超过3个“鸟巢”、两个半广州新电视塔“小蛮腰”的耗钢量。整个工程投资90亿元。征借地共3841.15亩。
西江引水工程输水后，全面置换广州西北部的石门、西村、江村三大水厂的现有水源，使越秀、荔湾、白云以及天河部分区域约600万市民受惠，广州市中心城区水源水质100%达标，广州也将提前两年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羊城晚报》用十分激奋的词语开头，报道了该工程通水的消息：2010年9月29日，广州市西江引水工程经过两年的日夜奋战，终于迎来了通水运行的历史性时刻!600万广州市民从此喝上优质的西江水!
然而，优质的西江水也有污染时。
2008年2月16日清晨，广东西江佛山高明段及鹤山段两地水域惊现多处不明来源的油污带。其中一处长达约2公里的油污带给高明自来水厂吸水点造成影响。事发后,为确保整个中心城区近20万人的饮用水安全,日供水量16万吨的高明区自来水厂主动停止吸水长达6个小时,直至昨日下午3时才全面恢复供水(《重庆晨报》)。
2012年3月江海区区外海大桥附近的西江水域，经常从水下冒出大量泡沫，经查，是外海街道办一五金厂大量排放带沫废水所致。(《广州日报》)
2012年年初，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透露，不久前省环保厅对该流域开展了夜查行动，就发现上游有工厂出现超标排放和偷排情况，“这些污水流入下游后，首先威胁到的就是古镇水厂的供水安全。”据悉，尽管珠中江三市已经签订了《珠中江环境保护区域合作协议》，但中山、江门的环保部门暂未联手开展过执法检查。
据悉，在西江上游，建有荷塘篁湾工业区、康溪工业区和均安牛仔城工业园等厂区，皮革厂、漂染厂等倚江而建，工业偷排现象时有发生(《中山日报》)。
西江水要是再被污染，广州怎么办?
5、上海也要引水
上海。这个中国城市的老大，位于长江和黄浦江的入海汇合处。将它与广州相比，更不好说了。别开黄浦江，单是守着长江的入海处，怎么说，这水荒也轮不上它。上海为何也闹水荒，也要搞引水工程?和广州一样，嘴边有水喝不得。两个字：污染。学术语言：水质性缺水。
早在2004年，就有外电报道： “上海黄浦江水质污染严重……上海市民的生活用水已接近极限，上海1600万人正面临饮水危机……”。
对此，上海市水务局回应说，今年前5个月，黄浦江上游来水水质不理想，主要是氨氮值较高。据6月份水质监测数据显示，已基本恢复正常。上海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上海自来水4项主要水质指标的合格率均达到99.5%以上，这表明供水水质未受原水水质影响，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已基本恢复正常……供水水质未受原水水质影响”，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说了。只有这样的水，你总不能不喝它，活活的干死吧。
好在如今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已经建成，实情也道了出来：
“至此，上海原使用黄浦江上游原水的六家水厂、原使用陈行水库原水两家水厂和新建的金海水厂已全部用上了青草沙原水，这九家水厂的总制水能力为546万立方米/天，受益总人口已超过1100万。”(引自《青草沙水库今日正式竣工 沪1100万居民受益》)
“至此……受益总人口已超过1100万。”此前呢?自然是受害无疑了。1100万人受污染的害!
黄浦江的严重污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就有了青草沙水源地引水工程的诞生。
青草沙水源地工程包括青草沙水库及取输水泵闸、长江原水输水隧道、陆域输水管线及增压泵站等三大主体工程，日供水规模719万立方米，总投资170亿元人民币。青草沙水库位于长兴岛北侧长江口南北港分流口下方，总面积近70平方公里，其中水面积66平方公里，设计有效库容4.35亿立方米。水库蓄满水时，在不取水的情况下能连续供水68天，可确保咸潮期的原水供应。
黄浦江水污染了不能用，直接用长江的不就行了嘛。长江水取之不尽，为何还要这么大的本钱修造一个70平方公里的大水库蓄水?“确保咸潮的原水供应”虽然也算一个理由，但过去没有青草沙“确保咸潮期原水供应”，上海人也一样的用水。根本原因还是，长江水也被污染了。长江水受污染，这才是在长兴岛北侧修建青草沙水库的原因。因为：
长江水流经青草沙附近时，流速会变得十分缓慢。“流速慢，江水中携带的泥沙会自然沉降，其中的大颗粒会率先沉降。而水中的悬浮微粒，会在絮凝作用下，加快粒子的聚沉，在这一作用下，水里的脏质会吸附在悬浮微粒上，最终沉降。”而从江水开始减速至进入青草沙取水口长达20公里，有足够的距离使江水完成自净。
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于2007年6月开工，2010年12月起陆续投入试运行，2011年6月全面投入运行，前后经历了整整4年时间。
工程的全面投入运行，使1100万上海人民因此而受惠。可是，当人们脸上的笑意还没来得及消退的时候，麻烦事又接踵而至。搜狐新闻：《企业排污致上海水源地受污染 水库寿命不足20年》——2012年08月24日。
“按照目前长江口的污染形势，如果不加以治理，青草沙水库可能只有10-20年寿命。”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生态学终身教授陆健健如是说。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总氮和总磷的通量持续增大，已经属于富营养化区域。”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人士屠建波如是说。
“长江口水体中还含有不可降解的有机物。其中大多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具有持久性、半挥发性以及高毒性的特征，对人体健康存在长期而隐秘的影响。”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水环境学会理事徐亚同如是说。
文献数据显示：长江河口水体中COD(即化学耗氧量)含量严重超标，平均含量为6.59mg/L，有近70%的站位超出国家海水水质类标准。徐六泾断面在2010年的年入海COD已达到869.7万吨，污染物总磷约57.0万吨、重金属4.5万吨。
污染的原因何在?
青草沙水源地上游直线距离约60公里处有一节叫徐六径的宽5公里的河段。位于上海境内的石洞口、竹园和白龙港三大污水处理厂往里面排水;位于江苏境内的化工企业也往里面排水，其中包括位于南通的一个日本在华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其造纸厂也向里面面排水。由此造成了徐六泾的水质恶化，长江口80%以上的污染物，就是徐六径送来的。
造纸厂曾规划了一个将污水经南通塘芦港直接排入东海的工程。虽然可以缓解长江口的水质污染，江苏方面却会受到海域污染的危害。因此，2012年7年，工程下马。造低厂的污水别无出路，只有下徐六径了。
搜狐新闻中没有道出该造纸厂的名称，但百度的“启东事件”条目内提到：
日本王子造纸在南通设立了造纸厂，但有大量污水需要排放，于是决定将排污工程管道在启东附近入海，计划建造一条110公里长的排污管道，将南通、海门、启东沿线所有污水处理后，统一排放，设计能力是每天60万吨，后来降低到每天15万吨，是为“南通排海工程”。
“南通排海工程”遭到江苏启东市数万民众的坚决反对，2012年7月28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授权新闻发言人发布：南通市人民政府决定，永远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
搜狐新闻提到的那家造纸厂，应该就是日本这家王子造纸厂了。
上游的污水必须流下来，青草沙水库的水质就得靠它“自我”维护了。
“根据长江口上游来水水质情况，青草沙水库没有上海方面几个亿的防护工程投入，无法缓解水质富营养化问题。防护工程每天还会产生很大的维护费用，估计这笔投入累计起来，与南通那家造纸企业产生的利润不相上下。”全国政协委员陆健健教授如是说，“
设计百岁高龄的青草沙水库真要到了如陆教授担心的十岁或是二十岁“病退”的时候，上海怎么办?陆教授认为：一是海水淡化，但淡化工程要投资几百亿，淡化的成本比青草沙蓄输水的成本高两三倍。二是向位于浙江的千岛湖借水。从目前来看，千岛湖的水，是我国优质水中之优，但谁又能保证十年几十年后，千岛湖永远不会被污染。
关于两江污染问题，《凯迪社区》有一篇“立春” 转贴的《上海水荒》，写得很有意思。再转来供大家一阅：
中国到处闹水荒不算是新闻，上海闹水荒也算不得什么新闻。上海守着长江、黄浦江，说起来怎么也不应该是座缺水的城市。上海缺的不是一般的水，河里头有的是水。上海缺的是“好水”——能喝、能用的干净的水。所以上海被称为“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
黄浦江的水来自太湖，太湖怎样呢?——据今年夏天的水质监测资料，“太湖湖体各湖区水质均劣于五类标准”。什么叫“劣于五类标准”?这是术语，让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中国自己定的水质标准。一、二类是最优，可以饮用;三类不能喝，但污染还不算严重;四、五类就是重度污染，到头了。但是中国水污染形势一日千里，进展迅猛，轻而易举突破了标准制定者们当初最大胆的估计，这就出来个所谓“超五类”，“劣于五类”。现在如果我们再用大白话来解释一下太湖的水质，那就是一湖臭水!这种“超五类”水再继续超下去，不用说人的肠胃，就是手脚都不敢接触了。其实早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再加定几类水质，比如六类是鱼虾灭绝，七类是严禁皮肤接触，八类是百米之内禁止行人……等等。太湖这一湖臭水流进黄浦江，流到大上海，沿途还要加进新的佐料，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当然我也不敢说上海人喝的就是超级污染水，那是对上海大好形势的诬蔑，而且最后总还有水厂把关呢。雨水多的季节情形会稍好一点，用好水勾兑了一下吧。但只要不是雨季，这五类躲超五类水大概是跑不掉的。黄浦江还有一个独特的标准，叫“黑臭天数”，八十年代是百天以上，一进入九十年代，就剧增到300天以上，几乎是没有过度的。现在的数字也许增长不快，因为全年只有365天，已然是快到头了。
因此之故，上海已荣获联合国命名未来全球六大缺水城市之一。 怎么办呢?
治理污染吗?中国治污统统大获全败，无一例外。无论是七大江河还是十大湖泊，还包括北起大连南至北海的全部近海，没有一处污染状况有所好转。治污这句话也就不要再提了。
据报载，有来自五湖四海的19位两院院士和某些上海专家开了个药方，说为了让上海市民早日喝上优质水，建议尽快在长江边上建造“水库链”，“充分利用长江的淡水。水库可依江势而建，取江边滩涂，只需下挖数米即可。”——虽然院士们没有玩弄术语，但看来还是需要翻译一下。你要“充分利用长江的淡水”就充分利用好了，何必还要沿江挖水库呢?这其中的奥妙是长江也污染严重，院士们话没说清楚，我猜他们是想趁雨季攒一点污染较轻的洪水。我觉得这倒是一个绝好的主意，反正污染也治理不了，拿得起，放得下，干脆就别治了，全国都来挖沿江水库!从飞机上看，那一定极为壮观：全中国每一条河流都将镶上两串闪亮的珍珠!
上海水务局的张局长也开了个药方，说：“上海考虑采取淡化海水、合理利用地下水、充分利用雨水等方式缓解缺水危机。”我也有几点简单评论：上海地面沉降太严重，地下水的主意最好就不要再打了。淡化海水需要大量能源，眼下不现实，而且海水也是污染的。淡化海水方案的优点是气魄宏大，可以留待将来考虑。依我看，“充分利用雨水”最具可行性，比“充分利用长江水”更现实。每座楼顶都建一个“楼顶水库”，把雨水全部积攒起来，上海的缺水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水太重，旧楼强度可能不够，可以用钢筋水泥加固一下，由本楼住户自己出资，不花国家一分钱。从地上看，楼顶水库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广告，绝对超过东京、香港。从天上看，楼顶水库一反射阳光，哇，整个大上海，简直就成了撒在长江口上的亿万颗璀璨夺目的东方明珠!
第四节 城市化的脚步该停歇了
1、城市化简历
从城市兴起以后的几千年里，世界人口缓慢增长，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也是缓慢上升。1800年世界总人口为9.78亿，城市人口约占5.1%。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65个，其中欧洲占21个。此后，人口快速增长，其中的城市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至1900年，总人口增加了70%，城市人口增加了340%。1900年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3.3%，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增加到301个，欧洲占148个。再至1950年，总人口增加了52%，城市人口增加了230%，1950年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提高到29%。1950—1980年这30年中，世界人口增加了75%，城市人口增加了150%，(摘自地理网文帖)1980年全球城市化率接近40%。2012年，城市化率达到53%左右。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在80%以上，其中的英美等国已超过90%。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进城市化的国家 ，1800年，其首都伦敦，人口超过了100万，是当时世界唯一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而当时英国的人口才1500万，其中移民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的约占500万左右，本土人口约1000万，伦敦市就占了十分之一。1750年，英国城市化率为20%，1850年左右，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的国家，而同期世界城市人口比重只有6.5%。1950年，英国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用时200年。2001 年英国城市化率为89% ，2005年已经达到90%以上了。
美国1790年进行第一次人口调查， 城市人口仅为5%。 1940年城市化率达到56.5%，到1970 年美国城市化率达到73%，基本完成城市化，目前，城市化率超过了90%。
我国的“城镇化”用词被官方首次采用是在2000年10月11日(以前称农村城市化)，这一天的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文中正式采用了“城镇化”一词。
这份建议里专门用500多字阐述“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由此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快速进程。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1年的36.1%，到2003年的39%。自2000年以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在2013年6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
预计到2020年，最晚到202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
2、城市化不能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中国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2013年5月25日做客强国论坛回答网友提问时指出：
城镇化过程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的过程。
社会财富的分配是社会公正的标尺和晴雨表。依照管清友的逻辑，一个国家的城化率越高，社会财富的分配就愈公平，贫富差距就愈小。事实如何?先看我国的情况：
2012年8月27日的北京晚报一则官方消息：
历时八年的争议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该消息还公布数据表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比1扩大到目前的13比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2007年)。
我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已超过0.4，2006年高达0.496 ，2007年达到0.5(无官方数据)。国际上基尼系数以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比较平均，0.3—0.4相对合理(0.4为警戒线)，0.4—0.5差距较大，0.5以上差距大、差距严峻，进一步扩大则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2000年是我国正式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时候，短短13时间，我国的贫富差距由相对合理范围内的基尼系数0.4迅速提高到不能再高的基尼系数表示差距严竣的0.5了。
再看英国：英国的城市化进程于2001 年达到了高水准的城市化率89%，然而，与此对应的也不是贫富差距缩小而是急速扩大。英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12月10日公布2006至2008年度英国家庭财富和资产状况调查结果：
英国2006至2008年度基尼系数是0.61。
财富居前10%的英国家庭拥有的财富居后50%家庭财富的4.8倍。
财富居前50%和居后50%家庭拥有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分别为91%和9%。
财富居前20%的家庭拥有财富占总财富的62%;财富居最末10%家庭的地产和金融两方面财富价值是负数，即资不抵债。
下面再看美国：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1年10月)报告指出，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最富的1%人口的收入增加了2.75倍，而最穷的20%人口同期收入只增加18%，富人收入增幅为穷人15倍。报告还发现一个现象，收入越低的阶层，过去30年收入增幅越小。
另有数据显示：400个最富的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占总人口20%的高收入人群占总收入的近二分之一。
美联社2010年9月28日援引美国人口普查局新近统计结果报道，总收入中，49.4%流入20%的最富裕阶层，14.5%的贫困人口只得到3.4%。
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68,创人口普查局1967年开始统计家庭收入以来的最高记录。
前总统卡特也不讳言，他指出，在美国，富人财富越来越集中，穷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贫穷。他说，譬如我在白宫的时候是1%的富人占有美国财富9%，可现在1%富人占有美国财富的20%，这也就意味着贫富差距更大。
卡特于1977年任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1980年争取连任落选。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时间内，美国城市化率由77%左右(1970年为73%)上升到90%，而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全国财富的比重则由9%提高到了20% !
中国、英国、美国的城市化，不约而同地都走上了扩大贫富差距的路，应该不是一种巧合，它揭示了一个客观规率：城市化率与贫富差距成正比。城市化率升高的同时，贫富差距随着扩大。所以，我们指望城市化担负起促进社会公正的重任，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
3、改善民生不能依赖城市化
贫富差距为什么会与城市化率成正比?这不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我认为，一个简单的的道理是，在资本主导的社会里，城市化率的提高，意味着失去土地变成无产者的人数增多，即资本的剥削对象增多，所以，资本的获利也随着增多。
网上有一篇《英国到底有没有贫民窟》，是一位旅英中国人。他在大赞了一番英国后，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英国到底有没有贫民窟?我说，没有。为什么我敢说，因为，这么多年以来，我几乎走遍了英国各级乡村和城市。你越到偏远乡村，也会越郁闷。因为，那里居住的是富人。穷人大多居住在城市里，因为要靠政府救济。”
如果他的所说确是英国的现实，那么，我们就可以勾勒出英国城市化的全过程：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化作市民，在养肥了一批富人的同时也恶化了城市的生存环境，于是，富人便凭借他们的财力占据被农民抛弃的生存环境优越的农村，往来于城乡之间，过上了亦城亦村的新生活，而化成市民的农民却无力回归农村，只得长期蜗居在环境恶化的城市做吃救济的市民!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农民为什么要“化”进城里养富人?农民为什么要让出家园给富人!
不管怎么说吧，城市人口高度集中造成城市生活环境恶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走在城市化进程前列的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的“退程”早已开始，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富人可以自由地跨入“退程”而且可以自由的“一退二退再三退”，穷人跨入“退程”的自由则被贫穷剥夺得干干净净。也就是说，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开弓就没有回头箭，即使蜗居贫民窟或是下水道，也不用梦想重返农村。美国如此，英国同样如此。
美国纽约有个大沙头贫民窟。它的为世人所知，得益于从这里走出了纽约第一位黑人州长罗杰·罗尔斯。
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旁有个黑人聚居的贫民窟，它为我们所知，得益于一位人权卫士挖空心思对它的张扬。《陈志武：从美国的贫民窟和大学看人的权利》：“贫民窟当然不幸，但换个角度看，一个贫民窟能存在数年不被权力强制拆迁，也说明在这里公权力不能随意践踏私权利。”
还有，灯火通明的赌城拉斯维加斯，繁华城市地面下的下水道里住着1000多名美国穷人。这个贫民窟的出名“得益”于下水道。
英国真的没有贫民窟吗?不见得。也有名人可以出来作证——英国史上第三位华裔贵族、首相顾问、上议院终身议员韦铭恩。1977年1月19日，他出生在英国伦敦东区街道狭窄、房屋稠密的贫民窟里。直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在这里兴建场馆，伦敦东区的面貌才有了改观。
《英国内衣女王：从贫民窟女孩走向商业领袖》，讲的是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的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企业家之一的莫恩的故事。
伦敦东部哈克尼贫民区甚至还有以“杀人案英里”这种耸人听闻的绰号相称的地段，因为这里的治安极差，枪案常发。这是从《英国神童富翁(本·韦)贫民窟中感悟生活》中透出来的信息。
“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来到了一所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里边住着个一贫如洗的老太太。国王问道：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一声询问，道破了人权的真谛，……”本意是宣扬英国的人权，无意间透出一个事实，英国有贫民窟!
上述都是由“名人名事”而知名的贫民窟，没有出“名人名事”而不得扬名的贫民窟，美国还有没有?英国还有没有?
既然城市化不能公平公正的从根本上改善民生，我们为什么要把改善民生完全依赖于城市化呢!如果能从消灭城乡差别入手，让农民就地脱贫致富，成为与市民一样的新农民，岂不是更好。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更突出更典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由农村通往城市的道路上，演出了无数令人扼腕叹息的血泪故事。跳楼的惨剧，强拆的惨剧，累死的惨剧，意外伤亡的惨剧等，几乎都发生在这些做着城市梦的农民工和他们的亲人头上。
2010年6月18日中国经济网《遗产纠纷令人叹惋 网络遗嘱留档有必要》的报道说：“据统计，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其中大部分属于意外性突发事件，国内每年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10万人，每年因工伤事故死亡达13万人，过劳死人群甚至多达60万。”
2013年6月27日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生米镇文青村留守儿童亲兄妹三人同时溺亡。
2012年7月12日，浙江武义城郊的熟溪河里两个11岁的女孩溺水身亡，其父母都是贵州藉农民工。这一年的6月1日至7月5日，浙江省共有26个未成年人溺亡，其中外省籍的有18人。
2013年6月17日，大学毕业上班才八个月的安庆谢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ASP)员工李哲，在高温下连续上班12小时后，当晚在家中再也没有醒来。
2010年6月4日，湖南湘潭县分水乡环山村细瓦屋组方彰海在长沙雨花区洞井镇颐和佳园工地上连续工作20小时后猝死。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3月份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称，89.8%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出《劳动法》规定。据监测调查，制造业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58.2小时，建筑业为59.4小时。一旦进入工作繁忙的季节，农民工超时劳动将更严重。一天十四五个小时连轴转，早已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生存状态。
1886年美国工人罢工争得的八小时工作制，对于127年后的我国农民工，包括大学毕业的打工者在内，还是一种无法得到的奢望。
通往城市的这条路，走起来很艰苦。
4、城市——“末日警示”中的大坟墓
我们虽然不能否认城市给人们生活特别是给富人的生活带来的极大便利和舒适，但是也不能否认城市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城市的食物供给、供水、供能、安全、治安、排污、排洪、垃圾处理等方面的管理都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几乎成了所有城市的通病，无法治愈的癌症。没有一座城市有能力把这些问题全部治理得完好无缺。
现在，我们假定所有的问题全部治理得完好无缺，在源源不断的资源灌输下，城市就像一座由计算机控制的运转自如的特大型机器。这样的机器无疑是十分美好的，是值得向往利用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城市机器运转前提是源源不断的资源提供的动力。一旦资源断绝，这些肩负数十万、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生命之重的城市大机器立即就会死机而变成一座座特大型的恐怖的坟墓!即使是某个渠道断源也会发生同样的恶果。
譬如能源断源，整个城市马上就会陷入瘫痪。水管里的水流不动了，炉灶上的火打不燃了，街道上的汽车全部熄火了，楼宇内的电梯全部卡壳了，食物运不进来了，废物排不出去了……恐怕坚持不了十天，城市变成坟墓就成了它的唯一选择。
譬如水资源断源，整个城市同样马上就会瘫痪：水管里的水没有了，炉灶有气也用不着打火了，生米生菜虽然可以暂时充饥度日，排出的粪便却无论如何冲不出去了……。同样，恐怕坚持不了十天，城市变成坟墓也是它的唯一选择。
即使能源和水资源都不断源，如果制造输水输能设备的资源断源，后果与能源、水资源断源完全一样，城市变成坟墓同样是它唯一的选择。哪怕是制造输能输水设备某个部件的资源断源，设备一样不能运转，其后果与能源水资源断源毫无二致，城市的最终选择也只能是变成大坟墓!
我在这里说一句闲话，如今，香港还有“港独”份子闹独立。那好，大陆政府把水闸门一关，让你去独立吧。保险用不了十天，就得向中央政府求爹爹告奶奶了。这样的事，当然不可能发生，但是，东深供水工程那83公里的封闭管道，将来会不会出现爆管而没有维修材料的情况?抽水泵站会不会出现因缺能源缺维修配件而停机的时候?谁能担保呀!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香港别无选择，只能变坟墓!
可是，今天的许多宠护城市者，就像父母溺爱娇宠独生宝贝儿子一样，只顾了不惜一切代价地满足它的奢求，而从不考虑这个娇生惯养的宝贝在无法满足其奢求时的某一天会突然暴毙死亡。
鲁迅先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对于城市这个时下的宠儿，我充当了上述三人中的第三个人。我的话虽然不能得到某些人的认可，但我讲的是真话是实话。因为谁也不能作出担保，地球上的各种资源，永远都不会断源!既然如此，那就请正视这个必然会来的结局，让城市化赶快止步，悬崖勒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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