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进村的隐忧

　　在现代性进村的大背景下，西方基督教也以各种面目渗入到基层农村社会，深刻地影响到了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的面貌以及转型的过程，然而，基督教进村，也带来了一丝隐忧。

　　一

　　基督教的信仰者主要是中老年女性群体，尤其以老人为多。在最初阶段，基督教信仰是作为一种替代性手段进入到农民的视野中来的，对于农民来说，并无所谓的神圣性意义，只不过是另一种可能满足自己需求的功能性手段而已。一些访谈对象甚至表示，当时是听说信教不收钱才会去信，这一点很典型地反映了农民“病急乱投医”的功利倾向。

　　然而，基督教是一种自为的宗教，它本身即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一旦基督教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基督教的信仰及其仪式就会不可避免地形塑农民的生活形态以及文化观念。当然，中国人对于宗教总是抱着在西方看来“不虔诚”的态度，在D村的调查我们也发现，有信教二十多年并接受洗礼的虔诚的教徒，也有似信非信的教徒，我们遇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她有过二十多年的信教历史，但现在却已经不怎么信了。总之，在对基督教信仰的皈依方面，D村各信徒的情况并不是铁板一块，即使有了二十年的扩张历史，农民的信仰还是呈现出了较大的灵活性。譬如，如果一家两夫妻都信教，每周的礼拜可以只需要一个人去即可，尤其是在农忙的时候男性需要在田间劳动，不去守礼拜似乎更是心安理得。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承认的“三自”教会信徒大规模扩张的同时，一些非法的地下基督教会也趁机扩充自己的信仰市场，在乡村社会中鱼目混珠，在我们后期调查不断推进之时，甚至发现了地下基督教的合法化趋势。

　　二

　　农村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西方基督教文明在与中国文化传统碰撞之中，也逐渐改变了其传播策略，主要表现在对对自己教义的改造来迎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

　　信教的人门口都贴有与基督教教义有关的对联，门上一般也贴有一幅门画，不一样的是，门画上的内容是牧羊人和一群群的羊，而不是我们中国文化语境中经常见到的门神。对联和门画本来是中国新年的符号象征，中国的文化传统赋予了其形式和内容以意义。对联象征着人们对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而门画在驱邪避凶方面更有某种神圣的意味在其中。在过年的仪式性活动已经趋于消退的农村地区，这两样“装点门面”的东西本来已经几乎是最后的过年的象征。基督教通过这样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方式进入传统文化的领地，确实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一方面，可以作为村庄中信徒的标示，而且，借用这种形式而不是完全撇开对联与门神也可以造成基督徒在初始阶段内心存在的压力与不适感，毕竟，如果新年之时门上什么都不贴，会给人以不详的猜想。(在农村，一般只有在丧事的第一年才有不贴对联的习俗)。

　　而在围绕“孝”而来的祖宗观念上，基督教也采取了迂回婉转的方式，并以新的教义阐释方式企图将中国人的祖宗观念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来，以消解两种伦理观之间的紧张。“一人信主，全家平安，我相信自己的祖先被天父照顾着，被天父接到天堂上去了。”这句话是这种“和解”意图的真实写照。基督教一神论的理念笼罩在中国的祖宗观念和孝道传统之上，这种说法以逻辑上的可能性掩盖了中国祖宗崇拜观念上的真实性。而且，这套话语中也闪烁着中国社会中的家庭伦理的影子，“一人信主，全家平安”，这说明，村民虽然信仰基督教，但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勾连。中国语境下的基督教信仰，在个人背后仍然是家庭的影子，并不是完全个人主义的。而且，即使在信教之后，家庭本身的事变也会影响到村民对天父的信仰。基督教这种对家庭伦理和祖宗观念的引入，使得村民在皈依上帝时能够实现心理上的平衡，在自我的逻辑世界里为自己的祖宗找到归宿。

　　理念归理念，即使信教的村民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为自己的祖宗观念安排了位置，即使这种位置于我们而言不可谓不是一种变相的消解，但他们在实际的村庄仪式性活动中还是表现出了与其他村民的差异，而且，在对一些仪式性活动的理解上，也有其独特性。

　　三

　　在访谈基督徒时，每每谈到上香烧纸之类的民间信仰仪式时，他们都一概称之为“迷信”，反过来，他们坚定地认为，信仰上帝不是迷信。诚然，“迷信”这种话语残留有文革时代国家话语的影子，而基督教也可能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种残留的国家话语的力量，但客观上“迷信”一词确实有助于对民间信仰活动的打压。

　　正如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位置一样，在我们调查的D村，基督教也试图摆脱仅仅局限于精神信仰层面的空间，力求在村民生活的各个层面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比如在婚姻仪式，丧失操办等红白喜事方面基督教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仪式规定，一些信主的人，即使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信教，也会力争以基督教的办法来进行，这其中又会涉及到家庭内部的调和与矛盾了，调查中不乏这样的案例。

　　由此，又可以延伸到调查中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现象，即一人信主，全家信主。信主的家庭化为一个趋势，前面已经提到“一人信主，全家平安”的伦理意识，而信主的家庭化现象是否可以理解为这种伦理意识的自然延伸呢?

　　个体选择基督教，实际上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这种功能性的价值渐渐通过正当化进入村民本体性的价值世界，从而成为村庄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打工经济的兴起使得基督教的某些功能性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出来。

　　D村以劳务经济为主，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外打工。村庄的空心化使得村庄公共生活相当不发达。因为本地城镇化进程的大规模推进，村庄成为依附于城镇与外部世界的资源输出单位。因此，纵向的人力和信息的交换压制了村庄内部的人际互动与信息交换，当村民的眼光都向外看，觉得在村子里种田没有本事，主体性的村庄公共生活又何以可能?

　　基督教意外地提供了某种公共空间的形式。镇里的教堂在本村村部附近设置有一个临时聚会点，每周日聚会。村庄公共生活的失落对于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和妇女的生活显然不利，基督教的这种聚会形式所承载的公共空间的功能因此很难否认。

　　四

　　由此看来，表面平静的村庄实际上在默默酝酿着不稳定的潜流。基督教虽然可能恰好满足了农民某些精神方面的需求，对于农民个体而言有一定的超越性意义，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种信仰当前在D村呈现出的是较为混乱和不稳定的面貌。因此，一旦将基督教尤其是地下基督教在农村的扩展提高到国家战略性层面来考虑的话，基督教的传播策略就堪忧了。

　　而官进民退的趋势下，村级组织在应对地下基督教的扩张方面也力不从心。宗教问题在中国一直是个敏感问题，基层官员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主动去触碰这样一条红线，唯有置身事外才是保全之道。这种做法，冠之以“保护宗教自由”，岂不是为各种灰黑色势力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对村庄进行渗透的绝佳掩饰吗?

　　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13年4期)总第25期 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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