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这样一则营销号发的微博，很长，大意就是曾经“那个年代”里的国企职工家庭，是中国社会的高位既得利益阶层、是社会的“0.05%”。
所以那个营销号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感谢改革开放打碎了国企、打碎了国企职工、打碎了那0.05%的利益垄断……
来，咱一点一点说。
1.
首先，这货用以佐论的年代并非毛主席时代，而是1985年，那已是改革开放六、七年之久。
那我们就来简单聊聊80年代的经济。
从1983年开始，国企的味道其实就已经“不同寻常”。
至1984年5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确定工业生产资料属于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和企业自销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的20%的幅度内，企业有权自行定价或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
到1985年1月，更是取消了20%的限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就作为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被肯定并广泛推广。
两个月后，国务院又下文废除对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的控制，“价格双轨制”彻底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基本政策。
这，就形成了著名的“官dao”。
它造成的经济与政治后果，我在这里没法说太多，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冲击了国家对生产资料的生产计划，即计划外价格带来的高利润使得许多企业力图减少生产资料的国家计划调拨部分，以增加超产自销来获得高额利润。
从而，出现了大量“计划外挤计划内”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国家的计划，也让许多国企的领导团体在80年代确实有“0.05%”之态。
后到1988年，在赵氏的指引下，全国增发货币679.6亿，与1987年比多增443亿，成为建国以来货币发行量最大一年;同时零售物价猛涨，比1987年上升18.5%，成为改开以来物价上升最快的一年。
官dao和压不下来的物价，弄得民不聊生。
1988年5月，姚YL去杭州给陈云汇报赵氏的“经济改革大计”时，陈老痛骂：“物价连续上涨10%，影响很大。如果你们把这计划公布于众，你去问问他敢讲不敢讲！”
但陈云的意见被赵氏强行忽略，1988下半年，迅速出现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
上囤积而下哄抢，该营销号针对1985年所述的“0.05%”，我只能说，还真是所言非虚～哼哼。
1986年2月，胡氏曾身体力行要求官员在吃穿方面“洋化”，要官员们喝牛奶、吃面包、穿西服以“区隔”于社会屁民，要求在向西方看齐方面，官员要身先士卒。
胡氏还曾于1984年亲自批示宣传垄断了全部管理权的厂长步鑫生，后据人民日报主编穆青回忆，那一时期对步鑫生的宣传力度仅次于雷锋和焦裕禄……
但是要注意，以上这些都是80年代的故事，无关该营销号暗戳戳将矛头直指的整个「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体系。
2.
今天许多关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贫富分化分化谣言，大多来自于著名反G人士杨奎松在2007年8月发表在南方系刊物《南方周末》上的歪文。
杨奎松声称在1955年8月政府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
这种言论是彻头彻尾的历史杜撰。
事实上毛时代的干部分为24级，最低级别干部即办事员为24级，按照1955年8月标准，工资35元，与最高级别工资差16倍(与民国时期文官工资差距类似)。
但是在1956年调整后，最高干部工资已经降到是最低干部工资的13倍。
在企业里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最低工人工资(1级)为30元出头，相当于干部群体的最低工资;最高工人工资(8级)工为100元左右，已是相当于副市长一级工资!
工人群体中比较多的是二级三级四级，分别大概在38元、45元、55元左右，与全国最高工资差距仅仅为10倍左右。
《纵横》杂志2006年第2期和李强教授《中国应恢复“八级工”制度》等论文，对此均有详细介绍，我就不复制了。
不论是横向对比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与东欧国家、或是资本主义美欧诸国，还是纵向对比今天的中国，「10倍」的差距量级，我称之为“奇迹”，不过分吧?这在当时所有人口逾千万的国家中完全是独树一帜。
但是即便如此，毛主席本人依旧不满意，因为建国后从党政内部所冒出的部分“端倪”，确实让他不安。官僚主义是一方面，小腐小贪又是另一方面。
为此，毛主席主动将自己工资从一级降为三级，404.8元的工资水平从1960年一直到1976年离开人世都未有变过。
3.
在毛主席领导的二十七年里，我们极为被动、但是坚决果断迎战得打了七场战争：抗美援朝、抗法援越、东南沿海战争、中印边境战争、抗美援越、珍宝岛、西沙海战——这在1949年老蒋溃逃时连一克黄金都不给大陆留的背景下，我们还能同时实现工业化、国防核化、人口增长4亿，这是无法想象的难度。
今天我们头疼忧虑的“城乡差距”、“农村被抛弃”的问题，在毛时代恰是最为重视和得以解决的民生领域。
在资源较多地投入重工业及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农产品直接投入消费领域确实有限。为保障人人有份，必须对粮油等生存物资凭票供应，否则就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囤积居奇。
今天中国的农民我想很多必然是“羡慕”大城市的城里人看似奢华繁闹(实则光鲜得被剥削)的生活，但是在过往，既没有听闻农民艳羡城市的说法，事实上却又能诞生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然而也并没有多少人因此而认为陈永贵实现了什么“阶级跃升”，他不过就是换个地方为人民服务而已。
那个年代于农民而言，如果学业好就去读高中大学，进而就能进本地机关;如果有手艺活儿，就进城当“自由职业者”(补锅的、磨剪刀的、紧绷子的、理发的、修脚的、做烧饼的、泥瓦工、木工、电工)，且家里还有自留地。
如果想报名支援屯垦戍边，更是可能改变身份;如果愿意服役，那就入党提干、成为职业军人或者转业到企事业单位。
如今，农民要成为“市民”，就得放弃土地经营权。很多农民宁可“暂住”，也不愿意“农转非”，因为他们有多少人能够在繁华的都市里获得一份体面的职业、同时买得起地产大佬们打造的售价百万千万的商品房呢?
总之，真正的计划经济时代，国企职工的0.05%与剩下的99.95%，区别的不过是身份，而不是明显的待遇。
4.
从商品经济丰盈的角度，即便在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外部战争敌对形势和外贸封锁，毛主席依然坚持“发展商品经济”——这恐怕出乎很多不深究历史的人的固有印象。
真实的历史是，毛主席的二十七年一直在“斗争”。
他在斗争什么呢?
斗争某些人在1955年提出的“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主席明确指出：“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是共产主义！”
1958年11月在郑州，毛主席提出：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到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
以上这段话，那些污蔑毛主席“刻板计划统筹”的人，引用过吗?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之前，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强力纠左，他是在和谁斗争?今人压根有研究过吗?
5.
改革开放之后，0.05%与99.95%，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许久不言的经济概念：基尼指数。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通常最大为“1”，最小等于“0”。
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该国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数字越大、越接近于1，则表明该国的贫富差距越巨、阶层分化越巨。
根据联合国标准，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警戒线”。以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
今天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2，非常恐怖。
美国上层政客拥着背后的资本，亿万级别地砸钱竞选，还对外忽悠这是“美式民主”;下层的黑人兄弟则得提防着别在捡垃圾时被喝大酒的白人警察一枪毙命，还得承受“黑命贵运动”中抢了资本家几双破鞋就被资本控制的媒体侮辱为“零元购”。
军委直属新媒体账号“钧正平”，今年10月16日时曾发文《超级大国如今沦为超“疾”大国，罪魁祸首到底是谁?》，文中描写道：
“随着疫情的扩散变化，数以千万的低收入群体和部分少数族裔正在疾病、贫困和漠视中艰难度日。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所谓的精英和富豪阶层却尤为得意。全美最富裕的50个人身家接近2万亿美元，较2020年初增加了3390亿美元。一场疫情，再次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与血腥暴露无遗。”
“政客们总是吹嘘，他们有完善的公共医疗保险、最优秀的医护人员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可悲的是，这样的医疗体系却是为精英而设计，高昂的费用往往令普通人望而生畏。在美国，穷人往往要面临缺乏工作机会、负担不起房租等悲惨境遇，贫困因素导致他们在医疗待遇上根本无法与富人相争。正如《纽约时报》评论指出：‘在数百万人苦苦挣扎的时候，美国的医疗系统变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发动机，从穷人和工薪阶层身上榨取价值，为已经盆满钵满的富人贡献更多财富。’”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
批判美国、揭露美国背后的财阀统治实质，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从来就不是隔岸观火地戏谑之图，而应是警醒自我、审视自我，切莫走上大洋彼岸我们所挞伐的那条道路。
因而，说回基尼系数，那么中国呢?
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改开不到二十年的1995年，我国财产基尼系数为就已经达到0.45;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
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给出的结论。
还是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49-1978年之前的中国基尼系数均值约为0.16。
6.
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0年全球社会性流动报告》，其中给出了“全球社会流动性排名表”。
所谓“流动性”，根据表单的一系列参考指标，可理解为社会阶层跃升和降级的动态程度。排名越靠后的国家，通常可理解为底层实现阶层升级、成为“人上人”的难度越大，同时“人上人”们降落到底层的难度也越大。
排行榜显示，北欧四国流动性最高，包揽了四强，美国排名第27，在发达国家中居于最后。
而中国则仅仅排名第45，很不幸地同两个被休克疗法和国资私有化忽悠瘸了的国家为伍——乌克兰、智利。
这个报告最值得注目的就是给出了一个关键的说明：社会流动性与社会经济增长无关。
即：哪怕全社会的经济总量是快速增长的，但如果上层阶级的财富累积速度明显高于社会平均财富累积速度，那么社会流动性会下降，整个社会的阶级生态会趋于沉寂、固化。
说白了，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根据这个排行的一系列计分因素，中国能够排到第45都得感谢一项指标：国民健康，中国达到了80.5分(百分制)，居于绝对的世界前列。
这不得不感叹，当今中国的医疗行业，相比于金融、教育、部分能源和部分基建，恰恰是国家兜底程度比较高、私有化程度比较低的领域。
以今年抗击新冠肺炎为例，国家医保出手12.3亿保障患者免费治、全力救、一经出现阳性则全城零元测核酸——这都是公有制医疗体系为全民健康铸下的保护伞。
但是在其他领域，如教育，中国的教育公平性仅得63.3分，这体现了中国当今教育行业严重的不公。
报告言简意赅，中国中心城市和偏远地区的教育质量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必须看到，教育是个人和个人背后的家庭实现阶级跃升的最普遍渠道，这条道路一旦堵死，也就是说「知识」一旦成为一种父业子承的私有遗产，或是某一固定群体才能消费购买得起的“特权商品”，那么社会的流动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以上海华二初中、上海兰生复旦中学等为典型的贵族学校，日复一日地“劝退”上不起该校的所谓“低质量家庭”，恐怕正是中国教育仅得63.3分的缘由。
恩格斯曾在谈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指出：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列宁导师在1917年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时也曾点明：“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
此前我在评述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教育私有化乱象时，已有解释资本渗入教育、妄图取代国家全民教育体系的恶果（后台回复苏联教育获取全文）。
该报告关于教育还有一份数字：学校内的阶级划分。也就是如果该国大学内所容纳的阶级越丰富，那么说明社会流动性越高。
很不幸，也很现实，中国在这一环仅得31.9分……
历史总是真实的，报告并不夸张。
1980年时，北京8所高校进行录取新生家庭调查，20%是农民，25%是工人，15%是干部，40%是专业技术人员;到了1990年，北京录取新生1.7万人，干部、军人子女占比已经达到78%，工农占比仅占21%。
至于今天就更不必说了，单单一个「学区房制度」，就已然硬生生切开了一道阶级划分的庞然鸿沟，让下游底层家庭根本连塔尖的一片灰尘都摸不到。
7.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还包括了工资部分，中国的“工资公平”得分同样低得吓人：32分。
根据2012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家庭年收入的分位数(即将数据由低至高排列，小于该数的数据占总体的比例达到时最终落到的数)：
10%：3000元
20%：5200元
50%：20000元
80%：41500元
90%：50000元
简单点说，如果你2012年左右月收入4000元，你就已经差不多打败全国90%的人了——是不是很震惊？然而这就是现实。考虑到这是家庭收入，严谨到个人的话还得除以2、除以3。
比例大致如下：
年收入少于10000元：27.60%
年收入多于100000元：3.33%
这是2012年的报告，数据多为2011年的统计数据，十年前如此，那么今天呢?有人可能会说，“GDP增长好几倍，这个工资数据也得增长……”
话是不假，2011到2015年，我国GDP增长就达1.33倍，但是由于杠杆等一些垄断企业的虹吸效应，事实的工资民态绝非如此。
举个简单的例子，2014、2015年左右，中国互联网界涌入大批“创业者”，扎堆进入O2O行业，西装革履、抱着PPT疯狂融资。
然而仅2015一年，汽车、社区、旅游、教育等16个领域近300家O2O公司倒闭关门、近1300家P2P平台消失跑路——这是成千上万打工仔的噩梦，却是圈地跑马者一夜暴富的“黄金期”。
阶级的固化、社会流动性的丧失，不仅仅是个道义问题，更是个生产层面的问题。
如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均达到一定程度时(任你消费主义宣传如何蛊惑，穷人也没钱消费了)，定然发生经济危机。这和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达到临界点、必会爆发农民起义，是一个道理。
跋.
最后，不妨再聊聊该营销号置于末尾的一段赞扬今日屁民生活的话：“你可以自由自在地点外卖，改开时代多么的便利先进！你却还不知好歹！”
该言论真是透露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对外卖员的“境遇优越感”。
看似是在“同情”外卖员都是悲惨可怜，而以此暗示点外卖的人都是高高在上——因而用以佐证观点：“你都能点外卖了，都那么高高在上了，你还抱怨社会？你真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说盆友，首先你有什么依据去揣测送外卖的小哥都是身世悲惨?其次，你又有什么资格在外卖员面前自视甚高?
今日在高档写字楼、互联网大厂里敲键盘的PPT纺织工们，真拿自己白领当皇帝了?真拿一杯35元的星巴克当成优雅通行证了?真拿苦逼加班被压榨当成奋斗先驱先行者了?
同时，对这样的言论我还想问一个问题：运用发达的网络科技点个外卖就是幸福了？就是证明今天的时代温暖满满了？
那么好，今日不论穷人富人，应都能用得起智能手机吧?华强北一个二手iPhone 8已经只需三位数就能买到了，那么两千年前的秦始皇有没有智能手机用?我大嬴政别说没的手机用，他还没空调吹、没电视看——那我是不是可以说，2020年的我之于当下的社会，幸福感、优越性、阶级高度和阶层排行，都要磅礴于公元前247年的秦始皇之于秦朝?
毕竟，我有先进的智能手机用!正如今天的屁民们能享受发达的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于是便可沾沾自喜地睥睨俯瞰三皇五帝、自诩身坐社会高位、对所处时代感恩戴德?
真是tmd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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