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研究表明，近年来农民工工伤事故发生率与GDP增长几乎成为两条平行的曲线。2012年我国工伤死伤人数超过117万，7.5亿的劳动人口中接触职业危害的劳动者高达2.2亿。在工伤残疾人群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国家安监局原副局长赵铁锤曾在2004年“首届全国外来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上透露，我国每年工伤事故的死亡人数接近14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煤矿、建筑和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的死伤人数中，农民工的比例竞占到八成以上。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工伤保险缺失，农民工遭遇工伤后往往面临工伤认定程序复杂漫长和维权成本高两方面的困境。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大多数工伤者做出了“私了”的决定，拿着两三万块的赔偿款，拖着残缺的病体回到农村老家。
但是，工伤对工伤者身体的伤害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纸协议的签订而终止、结束，它仍然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他们的身体上。
那么，这些在城市打工而受伤的工伤者们回到农村老家后的生活如何？身体上的残疾或疾病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将如何阐释工伤之于他们的伤害？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两个关键概念
(一) 疾病
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最早将疾病(disease)和疾痛(illness)区分开来。他认为，疾痛(illness)指的是病人及其家人乃至更广的社会关系是如何接受病患事实、带病生活，又是如何对付和处理病患的症状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困苦烦恼的。疾痛经验总是受到文化的影响，地域环境的文化倾向影响着理解和对待疾痛的传统共识。经受疾痛时的行为方式，还取决于个人特殊的生活经历，因此疾痛经验总是独特的。而疾病(disease)则是医生根据病理理论解释和重组疾痛时提出或发明的。患者及其家人抱怨的疾痛的问题，在医生的头脑中重组简化成狭隘的科技议题，即转化成疾病问题(生物医学模式)。
在克莱曼的疾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疾痛视作一个体验过程，疾病对于我们而言，不单单是头痛、发炎这些物理症状，更多的是在患病过程中我们赋予疾病意义的经验过程。疾痛经验，即个体在经历疾病进程中建构自己世界的过程，包括对疾病的理解、解释、思想、情感和行动，以及疾病经历中或经历后对世界的理解、解释、思想、情感和行动。
从目前的工伤研究来看，“工伤”普遍被学术界建构为一个事件，比如安全事件、经济事件、法律事件或资本压迫事件，鲜有学者将其视为一种基于工伤者主体经验的工伤疾痛来进行研究。正是基于对返乡工伤者这种实实在在的主体经验的关注，笔者在贵州、重庆两地的民间社会组织(遵义惠民、忠县自强)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试图向社会公众勾勒工伤者在受伤返乡之后的生活世界，进而探究、阐释工伤这一特殊的身体疾病对于工伤者个体的意义。
(二) 人生时序
美国社会学家Arthur W.Frank从哲学层面分析了疾病对患者的根本意义，提出“疾病扰乱了病人的人生时序”这一理论观点。Frank认为，一个人在遭遇疾病以后，他的现在不是过去想要到达的“现在”，而基于现在的将来也变得不可预测。因此，Frank把身体的失控和不可预测作为病人遭遇疾病后面临的最首要的身体问题，“人们总是用控制身体的能力高低来定义自己，只要这种能力是不可以预测的，那么作为行动问题的控制则不复存在。但是疾病本身就意味着预测性的丧失，而且它会导致更多的丧失：人生序列的间断、记忆功能和呼吸功能的衰退、现实生活的震动与颠覆，以及所有由病体带来的失败”。
与“疾病是对人生时序的扰乱”这一观点相近的是由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伯里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破坏人生进程的慢性疾病》中提出的：慢性疾病是一个破坏性的事件，它破坏了日常生活的结构以及作为基础的知识形式，意味着病人要接受痛苦和苦难，甚至死亡。伯里借鉴吉登斯“关键情景”的术语含义，明确指出犹如战争这样的大事件破坏既定的社会结构一样，慢性病也会破坏一个人的人生进程。
伯里的“人生进程的破坏”与Frank的“人生时序的扰乱”这两个观点非常相似，微妙的差异在于伯里的概念是基于现象学的客观阐述，他仿佛站在一个局外人的位置，将患病以及人生进程的破坏作为一个客观发生的人生事件来看待；而Frank则更关注患者的主体体验，他更深层次地解释了疾病作为“人生时序的扰乱”或者“人生进程的破坏”作用于患者身上所产生的结果——控制感与可预测性的丧失，贴切地表达了患者遭遇疾病后的真实生活世界。因此，笔者采纳Frank的“人生时序的扰乱”这一概念，来反映工伤者对遭遇工伤当下以及返乡之后的生存和心理状态。
▍民族志田野点概况
本文采用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在贵州遵义的“惠民文化服务部”与重庆忠县的“自强服务站”两个社会民间组织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研究。
“惠民文化服务部”是一家关注返乡工伤工人的社会民间组织。它成立于2010年10月，坐落在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尚嵇镇，旨在通过对工伤返乡人员的探访与动员工作的开展，提高本地工伤返乡人员的自组织化水平，同时为工伤返乡人员提供一个公共活动空间，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互助与合作，改善本地区工伤返乡人员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他们的综合发展。
重庆市忠县自强残疾人服务站由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的幸存者陈玉英于2002年5月创立，是一家专为外出民工、工伤工友、职业病患者、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资讯服务，推动自身能力建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自强服务站是国内第一家由工伤者自行创立的、服务于包括工伤者在内的残疾群体、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
田野期间，笔者深入33位返乡工伤者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情境，通过反复多次的深度访谈、不同传播情境下的参与式观察以及众多二手资料的收集，了解与观察他们日常的工伤疾痛传播实践，收集各种形式的工伤疾痛叙事材料，包括口述材料、自传文字、会议记录、书信等。通过对这些疾痛叙事资料的分析，笔者发现，不论是肢残工伤者还是慢性疾病工伤者，他们都将返乡后的工伤生活描述为一种“人生时序的扰乱”，主要体现在身体失控、身份认同危机、社会交往断裂这三个方面。
▍疾痛：人生时序的扰乱
(一) 身体失控
身体失控是工伤者面临的最直接的实际后果(practical consequences)，也是工伤所造成的失控感的源头。在他们遭遇工伤，经历从健全人变成残疾人的转变过程中，无休止的身体疼痛和残疾导致的身体功能丧失无时无刻地提醒着他们：“你已经无法控制你的生活。”
1. 无休止的身体疼痛
对正在疼痛中煎熬的人来说，疼痛是那么无可奈何，没得商量。如果要他们说明什么是“确实的”，那么“疼痛”一定是他们想到的最活生生的例子。在所有返乡工伤者的疾痛叙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叙事文本一开始就讲述工伤治疗康复以及现在日常生活中这活生生存在的身体疼痛。
阿兰，在浙江一家工厂里操作冲床右手被压得粉碎，虽然通过接指手术，手掌恢复了大致形状，但是手部功能几乎完全丧失，并且导致右手臂和右边身体持续性疼痛：
现在这个天气(4月份)手都会疼，整个这半边手，腰和腿都疼，因为接手的时候，在腰上开了一道口子，把手放进去养了一个月，所以现在腰、腿这些都受影响。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只手一碰到床单就痛，痛得根本就睡不着，我每天晚上都是用左手抱着我的右手睡觉，不敢动，一动就疼，只能自己一个人躺着流泪。(LL，F，20150403，ZY)
阿华，在轮船公司操作机器时手部被绞进机器，在大力抽取过程中，腹部三根肋骨被压断，至今留在腹中未接上。在每天的日常行动中，她都能感受到肋骨断裂尖锐处戳中腹部肌肉的阵阵疼痛：
我弯腰拖地的时候，那个肋骨断了的地方，它是尖的嘛，就会戳到肉，那种痛真的是，说不出来，所以我现在拖地这种家务做起来都要花很长时间。(DWH，F，20150716，CQ)
身体的疼痛一方面使得返乡工伤者时刻感受到身体的“脱离”，另一方面，“疼痛的不可言说性”使得他们的这种“脱离”无法获得理解，从而加剧“脱离”所带来的失控感。身体的疼痛处于极度私密的身体场域之内，它具体的意味只有身体本身才知道，如一位工伤者所言的那样“疼痛无关乎他人”，疼痛也无法向人言说。伊莱恩·斯凯瑞也曾这样评论过疼痛的不可言说性，“对于其他人来说，‘听说的疼痛’总是那么难以捉摸，往往是‘将信将疑’感觉的最基本例子。”
于是，关于疼痛，我们注定不会有共同语言：它既无法否认，又无法确认。”我们在工伤者的身体疼痛的叙述中发现，除了“痛”这个字眼，他们几乎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词语来向他人形容这样的身体疼痛，而且大多数工伤者都表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并没有向任何人讲述过身体所承受的痛苦，包括他们的家人，因为“他们不会懂”。
2. 身体功能丧失
身体的疼痛是一个仅涉及自我的概念，工伤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将它隐藏起来，不示与世人，从而实现自己对身体疼痛的控制。但是，身体功能的丧失则是残缺身体暴露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开端，它与工伤者的社会角色、社会期待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密不可分。
不管是明伤的身体残疾，还是暗伤的职业病，工伤都意味着某一部分身体功能的丧失或不健全，比如行走能力、精细动作能力、呼吸能力等等。当几十年来理所当然的身体功能一下子丧失时，平时认为最简单不过的一个动作会变得异常艰难。英国医学社会学家迈克尔·凯利和大卫·菲尔德在探讨慢性病和身体的关系时明确指出，“诸如饮食、洗澡、去厕所这样的生活细节是慢性病经历的核心问题，适应疾病首先是指适应身体”。在忍受疼痛的同时，面对诸如吃饭、走路、洗脸、挠背、上厕所这些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
阿梅，在深圳打工时双手被气压机压碎，右手经接骨手术后恢复手部形状，但是只有尾指能够正常活动，其他手指丧失功能；左手中指接骨后不能弯曲，仅大拇指和无名指、尾指恢复劳动能力。在刚残疾的那段时间里，阿梅强迫自己用笔写字，以锻炼手指的灵活程度，但是她的双手无法自主地控制笔尖书写，甚至不能握紧钢笔，笔无数次地掉在地上，恼羞成怒的她用脚把笔踩得粉碎，“连一支笔都控制不了，我以后还能做什么？”
阿花，一场工厂大火的幸存者，全身烧伤面积超过60％，整个后背，腿部烧伤严重，腿部功能部分丧失。据她妈妈回忆，阿花受伤回家以后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上厕所都是妈妈和哥哥背着她去。那时候的农村家庭还没有冲水厕所，他们摆一条长板凳在猪圈里，然后把阿花背到凳子上面，让她手扶着墙，屁股掉在凳子下面，就这样大小便。等阿花上完厕所以后，他们再进去把她背出来。
身体功能的丧失使得工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进行身体管理和生活自理，他们需要依靠家人的料理才能完成原本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于农村外出的劳动力来说，身体是他们唯一的资本，他们忍受工厂里长期的加班、糟糕的工作环境以及微薄的工资，为的是完成自己在农村无法完成的角色责任。然而工伤所导致的身体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这个资本，无法继续履行一直以来担当的家庭贡献者或独立者的社会角色，相较于身体功能障碍所带来的生活难题而言，这恐怕才是他们真正担心的地方。
(二) 自我认同危机
查默兹在研究慢性疾病对患者的影响时，用“自我的丧失”来概括病痛对慢性病人的影响：他们失去了先前的自我形象，但没有发展出同样有价值的新形象。在查默兹看来，自我概念总是同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病痛的介入使得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原本持续的时间序列发生分岔，出现“自我的丧失”这种危机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实际上总是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视为界定和认识自我概念的关键。吉登斯也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自我不是一个静止固定的概念，它在回答“我现在是谁”这个问题时实际上涵盖了个人对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以及将来的自己这三个时间关键点的自我的综合考虑。
在返乡工伤者的自我认同危机叙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具有时间指向的叙事结构。一种是处于社会角色失范状态的“现在的我”，另一种是“过去的我”。由于工伤事故的发生，这两个时空的“我”之间的时间联系被中断，“现在的我”并不是那个“过去的我”一直发展至今的原本的样子，正是这种断裂使得返乡工伤者陷入身份认同危机之中。
1. 现在的“我”：社会角色失范
身体功能的障碍通过撕裂返乡工伤者的日常生活导致他们的社会角色陷入失范的状态，从而产生强烈的、前所未有的自我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既源于失范所带来的混乱和停顿，更源于这种失范的不可逆性。
在不同的生命历程中，人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一样。根据返乡工伤者所处的生命历程阶段不同，他们的社会角色大致可以分为婚后核心家庭的顶梁柱和婚前的为己奋斗者两种类型。我们可以从以上两种社会角色失范的叙事中理解自我认同危机产生的缘由。
(1) 顶梁柱角色的失范
在婚后的核心家庭中，工伤者一般承担了整个家庭的生存和发展的责任，他们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打工，希望能够挣钱回老家盖房子，然后供子女上学，这是他们顶梁柱角色的全部责任。工伤发生后，身体的疼痛和失控他们尚可忍受，但是顶梁柱角色的失范使他们感受到深深的焦虑感，进而产生对自我的怀疑：
受伤了我就不能出去打工挣钱了，这个家怎么维持？盖房子欠的债还没有还完。我大的一个儿子初中都没读完自己就说不读了，要出去打工，他不是不想读，他知道妈妈的手受伤了，家里困难。他爸爸也有病，挣不了多少钱。我现在这个样子，什么都干不了，看着这个家困难成这个样子，我什么都做不了，就是做点饭，太没用了。(LL，F，20150403，ZY)
自从这个病(尘肺病)发以后，我再也不能出去找事情做了，稍微一动就累得不行，重体力活儿都干不了。天天就躺在床上靠这个吸氧机，吃饭洗脸这些都是她(妻子)照顾。家里本来就困难，我不但不能出去挣钱，还要让家里花钱来给我看病，病发一次就是几千上万，还拖累她一天哪里都去不了，在这儿照顾我。有时候我觉得死了算了，我活着太拖累家里，我成了他们的一个大包袱，不如死了。(GYY，M，20150719，CQ)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他们，在遭遇工伤最初的那段时间里，第一想到的就是整个家庭的未来，因为家庭的发展是他/她形成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当自己无法再支撑起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时，他们把自己定义为“没用的”“残废的”“家庭的包袱”和“被人照顾的小孩”。这样一些自我认同的标签一直跟随着他们，就像身上的残缺或疾病一样，它们与工伤者们之前赋予自己的社会角色相互冲突，使得他们在未找到重建自我的方法之前一直处于丧失自我认同的泥潭中。
(2) 为己奋斗者的角色失范
对于受伤时还没有结婚的工伤者而言，他们对于原生家庭的责任并没有太重，他们外出打工承担的使命更多是“为了未来更好的自己，奔一个好前程”，比如多赚点嫁妆钱，或者挣钱回家做生意，总之只要能摆脱父辈的贫穷命运就可以。相对年轻的为己奋斗者们正处在人生的储备期，他们为了自己的婚姻未来和家庭未来到城市工厂打工，幻想和期待能够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农村人的命运，可是工伤犹如晴天霹雳，让他们的人生规划成为泡影：
看到人家(一个小孩儿)只有那么高一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就在想，我那么大高个怎么走不动呢，人家那么点小孩儿都走得起来。曾经我哭过，为什么我比人家大又比人家高，但是为什么就是走不了呢？我这个人还比不上一个小孩儿，我当时在想，如果一下把我砸死了还好过一点，我以后怎么生存？(LZH，M，20150415，ZY)
当时初中没念了在家帮家里干活，交了个男朋友，后来想出去打工给自己挣点嫁妆钱，就去深圳一个塑料花厂。我的手刚受伤住院的那段时间，我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我以后的婚姻是什么样，我成这个样子，还能不能找到一个健全人组成家庭？我想找一个差一点的人，因为我自己配不上。(LHZ，F，20150712，CQ)
为己奋斗者的自我认同危机更多地来源于自我效能感的降低，这直接导致他们对未来婚姻和生存能力的不自信和自我贬值。在叙事文本中，他们把受伤后的自己与小孩比较，认为自己不如一个孩子；将自己拟化为婚姻市场里的商品，工伤使得自己变成残次品，需贱价销售；当工伤者意识到他“为己奋斗者”的身份已经丧失，并且无力改变这糟糕的一切时，他觉得自己被排斥在世界之外，成为“被排斥的孤独者”。
2. 过去的“我”：能力出众者
Garro在研究慢性病人如何建构疾痛叙事时发现，“当人们在讲述故事时，总是把过去重构进他们的疾痛叙事中，而且也重新评估和刷新他们关于现在和将来的观念”。社会角色的失范固然会使得返乡工伤者感受到强烈的自我存在的危机，当他们叙事这种危机时，总是会与过去的自己联系在一起，沉浸在过去那个“能干”“比别人好”的自我中获得一些认同，然后回到现实又陷入自我身份协商的挣扎之中。
蓉姐受伤以前在一家工厂上班，她是机器操作那一块的工作能手。在工友眼中，她做事不拖沓，做什么都能做好，是每个月拿奖金拿得最多的那个。一次机器操作失误使她丧失了右手，她不仅不能胜任工厂的工作，连日常的生活起居都需要人照顾。在叙事中，蓉姐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去回忆她以前在工厂里的“光辉岁月”，谈到自己取得的成绩时还有些骄傲。可是很快话锋一转：“现在不行了，做个家务都吃力，虽然我已经很努力在克服了，但是仍然力不从心，哪像以前……”
当一个病人在述说他的病情时，对他自己或他人来说，自我也在述说中逐渐形成。的确，在某一时刻，我们常把记忆中能做的事情与现在能做的放在一起考虑，来修正我们的自我形象、社会形象和行为方式，以形成新的自我。通过叙事结构中的时间闪回，返乡工伤者暂时逃离令他们无所适从的现实生活，回到那个充满自信的“过去的自己”，实现两个处于不同时间节点的自我之间的对话，在这样的对话中达到自我身份的重新协商，建立起人生时序的连续性。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闪回叙事也加深了他们现在的自我认同危机，“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
(三) 社会交往的断裂
患病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疾病发生时，它重塑了患者的社会关系，限制了他的社会世界。严重且长期的慢性疾病常常伴随着身体的限制，因此导致社会关系网络的萎缩。病人不能够再出去工作，社交或者参加大范围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在他们生病之前是经常参加的。无论是肢体工伤者还是长期慢性的职业病患者，由于身体疼痛和身体功能的丧失，他们都处于不同程度的身体失控中，某种意义上来说，身体好像一个监狱，病人身陷其中，无法同环境进行心向神往的联系，所以导致社会交往的断裂，进而形成社会隔离的生活局面。
通过返乡工伤者的“社会交往的断裂”叙事，我们发现两种形式的社会交往断裂：主动的社会交往断裂和被动的社会交往断裂。主动的社会交往断裂指的是返乡工伤者囿于身体的限制和自我的丧失，主动做出隔离社会关系网络的交往策略；被动的社会交往断裂则是社会关系网基于某种社会偏见或利益链的断裂将返乡工伤者排斥在外。
1. 主动的社交断裂
反正认识的人我就不能打招呼，为什么？真是提不起气，别人说你怎么跟我说话这个样子，这样就不尊重别人了。你没有钱，你是有病的人，就不要去凑那个热闹。所以一般我看这个人是我认识的，我马上把头低着，就是说不想去打这个招呼，一说话就提不起气，就累得很，就不想说了。还有好多人情往来我就不走了，像我们这种请客送礼，别人给你请客送礼，有些好多都还不了，没有这个能力。总是欠别人又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没有出路或者确实没有办法。(LHY，M，20150720，CQ)
其实开始我不想出门，怕被别人笑。现在的话，反正也就是和几个熟悉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一下，总觉得和不认识的人一起不舒服，人家看见你的伤又会用那种表情看你，我懒得跟他们再解释我这个伤。所以现在社交圈子越来越小，一般我就一个人在家待着，亲戚家我都尽量不去走，反正去人家家里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别人不觉得，我自己总觉得不好意思，特别是有时候你把鞋脱了吓到别人，所以我从来不会去亲戚家过夜。(WXH，F，20150710，CQ)
在返乡工伤者看来，主动的社会交往断裂是一种“识相”的表现。虽然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并没有遭遇过被歧视、排斥的真实发生，但是固有的社会偏见和态度内化、深植于他们的思想，所以他们在这种现象发生之前选择主动退出，将自己隔离于可能出现的社会污名和歧视之外。返乡工伤者们非常清楚身体的残疾或疾病已经使得自己无法像从前那样自如地应对与外界关系的交往，因此主动退出的行为也是他们应对这种失控感的一种策略。
2. 被动的社交断裂
施特劳斯等人在研究慢性病人的生活质量时指出，社会隔离有两大起因，一是病人的被迫退出，二是他人的主动退出。无论是病人的被迫退出还是他人的主动退出，病患者实际上都是处于一个被动隔离的角色，不同于上述叙事中的主动隔离决策。处于被动的社会交往断裂中的返乡工伤者，一般是在遭遇某种社会污名、歧视或不友好态度的情况下，从原来的社交行为中被迫退出，进入隔离状态。
小英讲述了她的一次真实经历。那时她刚学会拄拐杖行走没多久，有一天下着毛毛细雨，她和母亲路过一个小学，正逢放学时间，有几个学生看见她，大笑着喊她“瘸子，瘸子”，当时小英脸红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由于情绪失控，她没能控制住拐杖，脚下一滑便跪倒在地，双腿疼痛难忍。她年迈的妈妈赶紧背起她赶往医院。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小英都不愿意上街，害怕跟生人接触，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社会的沟通与联系。
在上述这种被动的社会关系断裂叙事中，“瘸子”的身份标签和说话的嘲笑语气是社会主流的身体文化对残疾身体赤裸裸的排斥和歧视。主流文化中健全身体与残缺身体的二元对立将后者置于一种“次等的”“另类的”地位，这种高下之分的权力结构一旦形成，“残疾”的意义就超越了身体本身。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在序言中特别指出，残疾是一个演变中的概念，残疾是伤残者与阻碍他们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的各种态度与环境障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迈克尔·奥利弗在《理解残疾》一书中指出，“残疾同身体无关，它是社会压迫的一种后果”。残疾作为一种范畴，它不再是对具有某种特征的身体状态的客观描述，而是经过高低划分之后的等级判断。在以“健全身体为优”的主流身体文化中，返乡工伤者作为一种“下等”的身体身份，他们被排除在健全人所谓正常的社会交往之外，仅仅因为贴在他们身体上的那个标签。
另外一种形式的被迫退出是基于身体功能丧失后个人价值的下降。徐晓军在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经济利益导向机制的形成，乡村社会成员的利益观念和行为得以展现，乡村人际关系在差序上的亲疏远近实质上演变为利益关系的远近。
由血缘关系、伦理维度决定的差序格局，一旦产生即已固定；而使这种既定关系得以维持、扩展、变迁的关键，在于关系双方在互动中对彼此占有的稀缺资源的交换或利益的交换，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利益的介入，变得愈来愈理性化了。在农村文化中，身体是一个人最大的生存资本，身体功能的丧失或不健全使得返乡工伤者从利益关联者变成利益丧失者，相应地原来亲近的人际关系也就此疏远：
现在的人都是重钱，你真的像我们这些病人大家都分了等级了，不管是亲戚朋友，不管是谁，都是重钱，哪个瞧得起你这样的病人。像那个时候我们在社会上还是混得可以，就是说三朋四友的多得很，现在你来病了外人完全没有一点信息，人家就瞧不起你了。(LHY，M，20150720，CQ)
以前的朋友现在都很少联系了，像我们现在这种，你说要挣好大的钱已经不可能了，你跟人家就不在一个档次上了，收入啊，各方面的这种生活水平啊，都不能跟人比了，人家怎么还可能和你联系呢？有时候在QQ上和他们聊天，我发一句他们好长时间才回，要么就不回，这样你还不懂吗？算了，就不联系了嘛。(YHG，M，201504：11，ZY)
身体功能的丧失使得工伤者在朋友眼中的“价值”降低，随之而来的是朋友的“瞧不起”，“说话不回”。被动的社交断裂叙事与主动的社交断裂叙事存在很明显的区别，体现在叙事用词上。在每一段被动的社交断裂叙事中，总会出现象征权力压迫关系的语词，比如“歧视”“瞧不起”“不在一个档次”“高三辈”这样的表述，而在主动的社交断裂叙事中则较少使用类似的表达，他们将自己退出社会交往的决定描述为“善解人意”“为人着想”，叙事情绪是无奈，而不是愤怒。
但是，不管社交断裂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从最终结果来看，它们都导致返乡工伤者陷入一种隔离的、不同于以往、不受自己控制的社会交往状态。他们长期独自忍受身体的疼痛以及身体失控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的颠覆，但是又无法从社会交往关系中获得足够的社会认同和社会支持来重新建立自我认同，自卑的身份认知以及自我价值的崩塌将再次加剧社会隔离的程度，如此循环。
任何人类的经验，比如慢性疾病，都需要与语言相结合，使这种经验能够被个人所解释。患者的疾痛诉说就是对自己疾痛经验的梳理。对于返乡工伤者来说，疾痛是对个人人生时序的扰乱与破坏，这些具体的“破坏”“扰乱”正如查默兹曾栩栩如生地描述病人患病后的“loss”状态一样：“他们过着受限制的生活，感受着社会隔离，遭受着自我和他人的不信任，体验着成为他人负担的羞耻”，极大地逆转了他们原来的人生轨迹，由此导致的身体与精神的混乱足以摧毁他们本来就脆弱的现实生存。
在现存的工伤处理体系中，政府部门与工厂管理者都将工伤赔偿作为工伤事件的终结点，“工伤者的康复”这一环节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实际上，工伤赔偿并不是事故的结束，而是另一个变故的开始，工伤给他们造成的“人生时序的扰乱”远非一笔赔偿金所能解决。因此，从文化解释模式下的疾痛框架去理解工伤对返乡工伤者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从“安全生产”“工伤赔偿”“生理疾病”这些局外人的视角中跳脱出来，站在工伤者的立场重新思考工伤问题的社会意义，以真正切实地提供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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