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复兴起始于80年代的农村。城市国企工人的力量太大，不适合作为资本复兴的突破口。农村的集体经济不如城市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稳固，小农的自发倾向尚存，这使得农村成了资本复兴的突破口，而沿海的农村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他交通便利的农村地带也类似）。
沿海有很多村镇靠近港口，利于两头在外的代工企业发展。80年代中期，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这些村镇，与本地拥有土地的村民联合，形成工业资本和土地资本的结合，以血汗工厂和城中村房租的方式剥削外来务工人员。在这样的村镇中，以村镇领导班子为代表的社会管理者核心集团（领导班子加上实权人物）、以村股份公司董事长和社区党委书记为代表的地方豪强、以大厂股东和总经理等高管层为代表的私人工业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构成了当地的tz阶级。他们联合起来分享发展带来的几乎一切收益。依附于他们的小企业主以及大企业中的中层管理，构成了当地的中等阶级，在垄断资本高速增长的时候，他们也能分享发展的红利，但是近年来整个经济下滑，垄断资本发展明显受阻，他们的生活明显受到影响。工厂中的劳动者是当地创造价值的主体，但却无法享有发展带来的收益。他们每天工作时长普遍高达12小时，却仅能拿到微薄的工资，他们无望在当地买房，只能在工厂耗尽青春之后，留下一副残躯、几许遗憾，离开这个他们做出巨大贡献的城市。
本调查报告的第一部分，调查的就是这样的村镇。在第一部分中，全面梳理了该街道的经济结构，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以及不同阶级内部各阶层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街道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该报告系统性地展示了资本对劳工的压迫，揭示出工人团结的可能性，以及斗争的方向。
本调查报告的第二部分针对私企中的无产阶级。私企中的无产阶级，也即新工人。他们干着最底层的活，拿着最微薄的工资。由于基本工资无法满足生活，为了养家糊口，他们被迫“自愿”加班。对他们而言，8小时工作制只是纸上的权利，6*12小时工作制（每周至少6天，每天至少12小时）才是活生生的现实。他们是宣传部门口中的“人民”，他们也是资本眼中被压榨的对象。当宣传部门空洞地呼着口号“劳动最光荣”的时候，资本家却实实在在地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压迫。他们压低计件工资的价格，加快流水拉的速度，使用派遣工降低用工费用（规避裁员时的赔偿，规避缴纳社保的义务，等等），不按法律缴纳公积金，等等。资本的每一次压迫，都必然招致无产阶级的反抗。在矛盾尚不尖锐的时候，他们通过摸鱼划水来消极怠工；在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集体行动去争取权益。第四章中日资厂工人，就曾数次采取集体行动。这些行动无论成败，都成为教育工人，使其日益团结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的下滑，资本家日益采取“灵活用工”的方式，一方面能分化工人，阻止工人形成长期抗争的团体，另一方面能规避裁员补偿，减少用工成本。本报告第七章详细讲述了某劳务市场中各种灵活用工的形式。这种形式将在很长时期内存在，而怎么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团结起来，也将是新工人面临的重要问题。
然而，资本不仅体现为单个的资本。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国家可以作为资本的总代表占有生产资料，进而组织生产，占有剩余价值。gy企业不必然是人民的企业。当“国有企业”的盈利最终以各种形式“为人民服务”时，国有企业是人民的企业；当国有企业的盈利最终以各种形式“为领导服务”时，gy企业仅仅是资本的另一种体现形式。本调研的第三部分，考察了部分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包括国企总部的脑力无产者，制造业的体力无产者，等等。在考察中我们发现，gy企业的主人并不是抽象的“人民”，而是具体的某一类“人民”。第八章的是这样说的，“在大众印象中，央企、国企是国家或者全民占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全民所有，不可能存在阶级划分和剥削的情况，但事实上国家或国资委只是在收取全部利润后，通过投资、预算、工资总额进行返还，具体如何分配仅保留监督权（并无实质性监管），真正掌握分配权的是企业的高管群体。”这些领导虽然名义上不占有生产资料，却在事实上控制了生产，进而享有高额年薪，这高额的年薪主要不是其劳动的报酬，而是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另外，他们还控制了底下员工的收入和升迁，这样说道，“对绩效考核的控制。本应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但认定员工是否完成工作、是否成绩突出，依据的是管理层主观的判断。除非某一项工作独立完成，否则很难认定员工谁创造的价值更多，高管群体在这里可操作的空间非常大。”因此，“这些人是公司事实上的支配者。” 反观普通员工，不论是技术员这样的脑力无产者，还是作业员这样的体力无产者，他们都在底层挣扎。如果说，老员工由于社会主义的遗迹，有福利分房或者低价购买了住房，他们的生活还有些保障，那么对新员工而言，他们的前景只能用“迷茫”来描述。第十一章的是这样分析某国企年轻技术员，他们“实际并不高的工资水平，和房价比属于杯水车薪，即使是只考虑日常生活，能够攒下来的钱也并不多。冗长的通勤，条件并不是很理想的住宿和食堂，绩效的克扣，将来可能到来的加班，繁杂困难的工作内容，本地高昂的房价物价……新人的升职空间并不理想。公司内部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老人不走新人是无法上位的，很有可能熬到中级职称就到此为止了，在实际中也确实有很多四五十岁也只不过是中级职称的员工，高级职称在公司内部仅仅占到3-4%的比例。对大部分人来讲，天花板就是一年十万，在当地买不了一间厕所。一般来说，新人的立场会发生一个较大的转变。毕竟在校招时选择了这家公司，往往就有一定的期望，再加上入职培训的画大饼灌鸡汤，导致会对公司和自身的前景抱有很大的幻想……刚入职的时候，他们只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在此之后，随着对公司的了解逐渐深入，立场会随着自己的经历而发生动摇，并且受了解到的信息影响非常大……按照当地的物价，如果出去租房，那么几乎没有什么剩余，而未来的收入天花板也清晰可见，在高昂的房价面前几乎不存在成家立业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最轻微的变化就会让去与留的天平发生剧烈的摇摆。”
至于调查中遇到的国企体力无产者，他们的生活就更差了。他们工资不高，工作时间颇长。十一章写道，“对于工作时间，工人们也颇有怨言。一位工人曾经在车间里大声指出，‘每天工作12小时，还要坐这么长时间的车，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休息也是为了工作，除了工作就是休息，每天一睁眼就要起来挤公交车，在车间里了站一整天，回家就要马上睡觉，哪里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此外，恶劣的饮食和住宿条件、冗长的通勤也常常被提起，这些小细节往往是促成员工离职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自发滋生出一定的阶级意识，“对于公司领导，他们会认为是‘躺着拿钱的’……对于自己，则是‘出苦力挣口饭吃的’。工人们也明白自己是在被剥削压榨，有不少工人曾经有意无意地说道剥削、压榨以及类似的词汇。……消极的情绪四处蔓延，无声的抵抗也处处可见。”
仅仅是无声的抵抗吗？并非如此。某些条件下，被资本压迫的劳工，日常的叹息终将汇总成行动时的怒吼。第十章的就曾介绍某国企员工的集体行动，“近几年消费水平的逐渐提升，但M加工厂工人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明显提升，且在考核制度日益严格的情况下，工人收入反而有所下降，逐渐不能满足生活所需。因此原因，M加工厂工人在某日举行了为期一天的停工。此次停工带有一定的进攻性，是工人主动要求提高待遇、保障休息。”这一切，仅仅是大幕下的一角。
那么，既然做工人这样的苦，打工这样的难，我们能不能逃离生产线，比如，去做点小生意呢？这样我们能不能更自由，能不能发家致富呢？本报告第四部分，调查了一些典型的个体户和小业主（小资产阶级），从中能够看出，劳动者逃离生产线也不能获得自由，而只能在依附资本的情况下承受新的压迫。第十三章在研究了某盈利情况还不错的小店之后写道，“该店属于夫妻店，男店主每天投入16小时（期间休息2小时），男店主同时还承担店里厨师和外送员的职能，女店主每天投入13小时（期间休息1小时），担任收纳等职能，其二人每月基本无休。除此之外，还有男店主岳父常年帮工，以及儿子假期来店帮忙。除雇员外，约为3.25个劳动力。2020年5月至2022年1月，小店平均月盈利21620元，平均每个劳动力工资为6652元/月。我们假定沿海某工业区基本工资2200元，一工人周一至周五每天早八点到晚九点工作，中间休息一小时（算12小时工作），周末双加（每天算12小时），则该工人应付工资为6296元，仅略少于店主人均收入。可得出结论，男店主和女店主常年无休，主要是通过超长时间的自我压榨，才能获取略高于工人的工资……该店面对的主要消费群体为工厂工人和工地民工，因近几年当地工程建设在逐步减少并且诸多工厂也在外流，客源的减少会导致生意越来越难做。”
逃避是逃避不了的，唯有团结才是唯一的路。
以上是本报告的前四部分，考察的主要对象是典型的工厂劳动者和小资产阶级（个体户）。
本报告的第五部分考察了部分城市服务业的劳动者。城市劳动者中，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师傅是人数最多的两大部分。这两部分曾经是制造业工人逃离工厂后的重要去所。曾经，在各“平台”混战的时候，骑手的单价和网约车的补贴都很可观，加班加点干活，一个月收入甚至能到2万。这样的收入远比制造业工人多。但是，这样的收入却是偶然的。也就是说，这样的收入仅仅存在于平台高速扩张和相互混战的时候（此时平台通过大量融资来补充资本）。一旦不同平台间确定了彼此的利益边界，或者一个平台打垮了其他平台，补贴就会降低，单价就会下滑。
第十六章附录部分指出，“一位工作近三年的美团众包骑手感受到，这些年来的单价一降再降。他列出了自己跑众包三年来配送单价的变化：
2018年 2021年
4-5km范围内 10元 8元（中午）/6元（下午）
3-4km范围内 9元 5.6元-6元
2.5-3km范围内 7元 5.2元
2.5km范围内 5.5元 4.6元
随着单价的降低，外卖骑手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疫情期间制造业排挤出来的工人大量涌入骑手行业，必然降低骑手的单价，这个趋势在未来的几年还将持续，因此骑手收入还会继续下滑。日益改进的算法，迫使他们不断超速、闯红灯。骑手们拿着越来越低的工资，却承担着越来越高的风险。这些劳动者多数是属于“灵活用工”的劳动者，他们不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受着“平台”的剥削和压迫，却由于工作场所各自分散，而更难团结起来。但是，他们的团结也开始了。如果我们愿意关注相关信息，总能在网上看到关于他们团结的零散的新闻。
资本对社会的统治是方方面面的，没有人能够逃脱，哪怕是尚未进入社会生产关系的学生。如果说研究生被导师的压迫还不普遍，那么，职校生被廉价卖给企业剥削，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本报告最后一部分就考察了职校生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本应学习的年纪，却被学校卖给企业；他们的老师本应是教书育人的园丁，却在资本的裹挟和诱惑下成了倒卖学生的贩子。又有几个职校生没有被倒卖过呢？又有几个职校生没有被骗去企业实习过呢？他们打着校企合作的幌子，干着蝇营狗苟的勾当。
“他们长期和其他工人一样，每天12个小时的劳动时间（含中间1小时吃饭时间），车间体力劳动，让一些学生难以忍受。尤其是上夜班的学生，经常被车间拉长记录上班时打瞌睡。违反纪律被记录的学生，由拉长汇报给老师，再由老师在班级群中通报批评……这次不堪忍受班主任老师威胁跳楼的学生余某，就是因为被老师各种恐吓威胁后才选择了以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他跳楼之前，他曾被班主任老师和拉长胡某以三次无故旷工为由进行通报批评并告知了家长。而余某自己却表示自己是请过假的，并且还有同学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班主任威胁，如果再有一次违反纪律，他就会被开除学籍，无法领取毕业证。”
2021年6月，在企业和学习联合压迫下，一个生命逝去了。但这绝不是个别现象，知乎上有人提问职校生情况，在某帖子后面有人回复，“很真实，我在苏州佳某达和岳某泰金某里打暑假工时，他们职校、职院实习的学生工真的待遇很差，工厂给出的工价很低（同为学生工，但是我们暑假工每小时的工价都比他们实习学生工高个两三块，一个月就能比他们多个八九百块），有的学校还是通过中介找的工厂，那工价就更低了。”另一个回复写道，“见过很多实习学生工都是学的完全不对口工厂的专业的（临床医学、无人机、幼师、旅游、会计、外贸商务等等），都是被学校卖来作劳动力的，因为学校能吃一部分工价。这就是吸血鬼。”还有人写道，“我以前专科也是，校领导美其名曰‘实习教学’，实际上就是把学生送出去打工，跟厂里按人头收，明码标价，一个学生多少多少，不去就会以‘缺少实习，不予毕业证’的理由来威胁你。”这样的回帖还很多。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些人，只认识到个别资本在压迫自己，有些人却认识到了是整个资本体制在压迫自己。第十九章的在最后一节写道，“十堰17岁中专生实习自杀，他父亲写的诗我看了，扎心痛骨。现在，我已经不愿意纠结于自己的痛苦，而是要将眼界放于整个职校生。”他给这一节取了一个颇有深意的题目《脱离个人恩怨，要做调查》。
脱离个人恩怨，不是不顾恩怨，而是将个人的恩怨升华成阶级的怒火。而一旦将个人的恩怨升华为阶级的怒火，也就是说一旦从个别的压迫中看到了普遍的压迫，他的思想就发生了质变，一个新的战士觉醒了。
觉醒的人远远不止这一位。在整个调研期间，收到很多朋友的投稿，讲述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但是本次合集以调研为主，因此并未收录这些信）。通过这些信件，可以看出，疫情以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转向马克思主义。
正如我们在调研第一期序言中所述，“中国当前的识字率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历史唯物主义（不论怎么阉割）的普及度远高于当前任何一个国家，而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程度又是如此地高。这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被资本压迫而自发思考未来、寻找出路的先进劳动者，首先抓的工具就是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曾为德国工人继承了德意志民族的理论素养而自豪，列宁也曾描述过俄国工人学习《资本论》时的情景，并称俄国工人继承了德国工人对理论的自觉。无疑，这个趋势在今天的中国再次兴起。中国先进无产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近年来逐步高涨，这个高涨的趋势在疫情之后进一步加速。很多青年人在回顾自己思想变化时，都将疫情作为一个分水岭。这个趋势目前来看有如下特点：（1）虽然这些人在劳动者中占比非常小，但是绝对数量并不小，并且越来越多。（2）这些人主要以青年脑力无产者为主。（3）对毛主席的崇敬，以及对毛主席著作的自发学习，构成了很多人思想转变的桥梁。”
一年多前写的这段话，目前看来仍然正确。并且，转变的不仅仅是脑力无产者，随着经济下滑，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冲突也不时发生，“寻找出路的体力无产者也出现了，他们中最敏锐、最优秀的极少数人，已经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曾指出理论工的工作重点（写这篇文章时，俄国处于gm预备时期），“……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及其一贯的发展，凡是这种对抗为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业已固定的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加以揭露。这个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来给以完备的说明，应表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并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列宁认为，一旦这样做了，即系统性地揭露经济对抗的形式、劳动者受压迫的必然性，则“无产阶级的反抗思想一旦觉醒就必然会纳入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之中。”
列宁的话很对，每一个ml主义者，都应该牢记列宁的这段教诲，共勉。
附：第一二期调研合集，欢迎大家取阅及传播，如链接失效，可私信佐伊，或者邮箱联系：[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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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码：cg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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