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5日这一天，70后农民工up主“川哥”体会到了什么叫冰火两重天。
先是早上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发布的一条记录工地午间吃自热米饭的视频竟然爆了，b站流量比以往高上百倍不说，还被各大互联网媒体争相转载。
没等他兴奋多久，到了晚上视频风评开始反转，质疑声接连出现，有人说他是“摆拍”，有人称其为“装的”，直至后来恶评如潮水般来袭，这些争议都基于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不够邋遢”。
“手那么干净，不像农民工”、“哪有农民工收拾得这么干净”，类似的话语充斥着留言区。
尽管后来川哥的儿子出来解释，是因为上镜和吃饭的时候要洗手的缘故，但依旧挡不住恶评如潮——从这也能看出公众一直以来对大龄农民工根深蒂固的印象是，脏、糙、不修边幅，不应该那么体面。
“干净又卫生”和大龄农民工之间，天然隔着一层壁。
但是，假如这个视频是发布在最近一段时间，也许争议就没那么大了。
从今年年初开始，这个群体开始一反常态，越来注重个人仪表，活得越来越“精致”，甚至打扮得越来越像年轻人。
60岁的王兴华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位皮肤粗糙、一辈子都没做过发型、用过护肤品的老汉，竟然开始熟练地使用染发膏、定型啫喱和婴儿润肤露。
他还总结出了一套方法——先将染发膏挤在塑料盒子上，用牙刷的尾部搅匀了，再用刷头蘸上，仔细地刷到头发上。
图源：每日人物社记者采访超龄农民工
这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描绘的场景。
和王兴华一样的农民工还有不少，62岁的四川籍王小川（化名）同样是这场“老年时装秀”的一员。
头发有些花白的他，多次在小卖部买劣质染发膏，用梳子反复涂抹，然后在温度较高的地方进行烘烤，以达到染发改色的效果。
此外，王小川还会买一些颜色鲜艳的花格子衬衫，涂抹价格低廉、可以增白的护肤霜。
一情一景，像极了当下偶像综艺中练习生的样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老年农民工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这背后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他们今年年满60岁了。各地为农民工安全考量，陆续推出了针对超龄农民工的清退令。
这些清退令通常给男性的年限是60岁，女性是50岁。超过这个年龄，便不再允许继续从事工地作业。这也意味着老人们赖以为生的“手艺”将再无用武之地，也无法从这份工作中获得收入。
而看起来“年轻”，意味着能够继续拥有生存的本钱。
但在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这份“本钱”看起来并不光鲜和体面——其工作量大，危险系数高，生活状况很简陋，是众所周知的。
就拿住宿来说，虽然很多工地设有临时简易房，但还是有许多人是住在窝棚里——这些是由铁皮、油毡搭建起来的简陋棚屋，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也不挡寒，里面是三四十个人挤在一个上下大通铺中，汗臭、脚臭味混合在一起。
收入也没有那么诱人。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农民工月均收入4432元，还没达到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
即便如此，老年人还是削尖了脑袋想要进来，甚至想出了“乔装”这么具有黑色幽默的一幕。那么到底是什么吸引力这么大，让这些人迟迟不愿离开工地呢？
01
初春的合肥寒风瑟瑟，一群老人却已经开始动身。
其中一位老人名叫李庆友，今年69岁，来自淮南刘岗镇。
每天凌晨4点，他就从床上爬起，和同伴们蜷缩在一辆漏风的货车里，颠簸两个多小时来到工地，狭小的车厢每次都挤得他腰酸背痛，但他都一言不吭。
为了省钱，李庆友在家里先将菜烧好，米淘好，然后在工地蒸饭、烧水、热菜，这些操作用的都是一个用铁桶改造的蒸锅完成。
一天下来，收入只有60元，偶尔还会加班，一个小时另加7元钱。但尽管这样，他依旧很知足。在李庆友看来自己年龄大了，能有活干就已经很不错了。
类似的一幕，也发生在59岁的河北人老辛身上。
4年来，他一直在工地上给人做水暖工程，最奢侈的一次消费，是花80多块钱给自己买了件衣服。
老辛还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在承德修摩托车，小儿子去了南方打工，全都漂泊在外，只有过年才能聚在一起，他每年到年底能省下4万块钱。
4万块钱在别人眼里不多，但却是他全家种地多年都赚不到的数字。因此，哪怕再辛苦，他都觉得十分满足。
在一个采访中，我还曾看到过一位65岁的大爷，他是一位工地上的装卸工。
他的工作量不小——普通水泥100斤一包，他一天要装卸六七百袋水泥。
对当记者问他累不累时，大爷淡然地一笑：“一个月能弄个四千块钱吧。”
辛苦如此，也觉得很开心，很坦然，平静面对，没有抱怨。
在他们心中，只要能找到工作，就已经是一件很值得开心、满足的事了。干惯农活儿的他们，并不觉得做工人是一件苦差事。毕竟，在年龄禁令颁布之后，被用人单位拒绝是常有的事。
央视纪录片《行走中国》曾经播放过一期节目，一群来自山东泰安的大龄农民工，为了得到一份零工，天一亮就等候在郊区的某段国道两旁。
看到招工的人开着小轿车来，他们就一拥而上，但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对方一句“不要年纪大的”给打发走。
第二天，他们雷打不动地出现在此，任由刀子一样的冷风刮在脸上，依旧如故。
甚至还有人为了等待零工的机会，连房子也舍不得租。
在河南郑州街头，有一位穿着破破烂烂的大爷，他有没有钱赚完全看运气，没活的时候，他一天就干等着，而他的住所，竟然是高架桥下面的桥洞。
有一次，他告诉路人自己吃的是5块钱一份的面条，由于自己买的是最后一份，老板还给他稍微多弄了一些，他吃得很满足。
路人担心他吃不饱，他却笑着回答说：“够吃了，我3天就花50块钱，本来身上就没带多少钱，必须省着花才行。”
这位父亲在外面省吃俭用，他跟家人打电话也是只报喜不报忧，他告诉家人自己早晚都吃馒头，加油站有免费的开水可以喝，中午自己会买饭吃，在外面一切都好，让家人放心。
实际上他连被子都没有，全部家当只有一个背包，里面是几件换洗的衣服。
老年农民工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为了一份在世人眼中“粗鄙”的工作，他们能够忍受所有困难和疾苦。
有工作，就能忍。
有力气，就能干。
02
虽然老年农民工觉得自己还能继续干活，但是各地政策不让他们干了。
比如，上海的规定就是这样的：
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禁止55周岁以上男性、45周岁以上女性工人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影响身体健康以及危险性、风险性高的特殊工作。
那么许多人好奇，出台这项政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安全科负责人是这样回答的：
“考虑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多、露天作业多、手工及繁重作业多等高危特点，超龄带来的体力和意识问题都与风险要素相关。”
能看出，出于安全考量，是禁令的初衷。
事实也的确如此。2018年，上海建筑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有1%，而全年因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
统计数据都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老年人给行业带来的风险太大，且风险不可控。
但与风控慢一拍的，是处理老年农民工的后续安置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不成问题，但想要获得一份中高等收入，难度就要远远大于城镇内了。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曾帮助大家做过对比，“现在北京的劳动力市场上，普工一天是300元，如果他回村去做农业，一天能有30元吗？农业对劳动力要素的回报，恐怕一天不超过30元。”
但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他们的肩上承担并不是只有自己，还有整个家庭。
随着中国浩浩荡荡的城镇化进程，农民工的后代一波又一波从农村涌向县城、城市，而他们的学费、生活费，甚至毕业后的安居费，全都必须要依托家庭才能支付得起，这也让这些农民工很难成为“悠然养老”的一代人，心安理得地回归田园。
他们必须要尽己所能，赚取更多的报酬，甚至不惜瞒报年龄、化妆，或者去不正规工地，打没有劳动合同的零工。
2012年5月，已经年逾六旬的老赵开始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一处建筑工地打工，结果令他没想到的是，灾难从天而降。
2012年11月6日，老赵与工友踩着凳子拆除屋里的架子，不料期间凳子突然歪倒，老赵摔落在地受伤，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在老赵住院治疗期间，建筑公司交了一部分医疗费之后便不再出钱。
建筑公司给出的解释也无法令他信服。
公司和老赵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没有责任继续赔付。
2013年2月，老赵的病情逐渐稳定，于是他向承德市劳动部门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
同时，为了确定与建筑公司的劳动关系，老赵的家人又找到承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不过，他们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老赵的年龄超过60周岁，已经不符合劳动仲裁的条件。
无奈之下，老赵只好采取诉讼程序。
2013年2月26日，老赵将建筑公司诉至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确认原被告之间具有劳动关系，从而使其获得应有的工伤补偿。
在法院，老赵得知，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超过60周岁，用工单位将不允许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如继续工作，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为劳务关系。而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为劳务关系的，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超过60周岁的劳动者将不能被纳入认定工伤保险的范围。
此时脑海中闪过一句话：时代的每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可能就是压垮人的一座大山。
只不过这座大山掉下来实在太突然，没有给老年人们一丝防备。
03
另一边，工地同样没有做好老年人离开的准备。
如今这代老年农民工的主力军，普遍出生于60、70年代，在他们身上不难找到两个鲜明的时代标签——庞大的人口数量、落后的教育水平。
从1962年开始，我国人口仿佛踩了油门，每年出生人数高达2700万左右，最高时甚至达到2954万（1963年）。
但相对于猛冲的人口数量，那个时代的教育配套还处于“热身”阶段。通过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64年我国受过教育的人口仅为33%，其中小学文化为总人口的27%，初中人口为总人口的4%，高中及其以上就更别提了，实属凤毛麟角。
这点在许多文艺作品中都能出端倪，比如1990年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中，宋丹丹就自嘲像她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被人戏称为是“盲流”。
那么这代人还能在劳动岗位坚持多久呢？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5年发表一项研究报告称，目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则由1970年的稍高于60岁，增至2013年的75.4岁。也就是说，距离这代人的平均，还有十多年的时间，仍然可以被勉强划入劳动力的范畴。
为什么这些人，到了退休年纪还要继续作为劳动力？
因为，缺少接班人。
从数据来，1985年到1997年，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其中最高峰的1987年甚至达到了2508万，1988年到1990年年出生人口都超过了2300万。1994年之后，年出生人口开始低于2100万。1998年之后年出生人口开始低于2000万，直到近年来越来越不景气。
就在这代农民工涌入城市的同时，80、90年代的新生儿却进入了中国教育已经逐步完善的时代。到了202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874万人，比60年代足足增长了53倍。新时代年轻人，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
人口在下降，教育水平猛增，这样的组合带来的结果，便是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室内的、薪资较高的脑力工作。
这点我们也能从数据中看得出来——根据《2021应届生就业趋势报告》统计，2021年应届生平均期望薪资为6030元，高于农民工平均薪资三分之一。
当然也不排除80、90后有进入工地的，但越来越少。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农民工，逐渐变为毕业生的“下下签”。
工地，年轻人不愿进，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实那还得仰仗那一代老年人。
事实也的确如此。根据《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的总数是2.85亿左右。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26.4%，这就意味着每四个农民工里，就有一个人超过了50岁。中国近3亿农民工中，从事建筑行业的有5437万人，这一行的主力恰恰是50到60岁的人。
那么禁令真的能让老年人告别工地吗？其实未必。
禁令之前，工地雇佣老年人干活合法合规，用人单位需要合理合法付老年人薪水。但随着禁令下发，工地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地，老年人变成了“非法员工”，用人单位便便会想方设法将这部分风险转嫁到老年人身上。
比如，只付给老年人一半的薪水，来就干，不来就拉倒，反正有的是同龄人抢着干。
为了“赢得”一份风吹日晒的重体力活儿，老年人从最开始的改年龄、染头发、装作年轻，到后来还得被迫接受只有一半的薪水。
也许等待老年农民工并不是真正的“卸甲归田”，而是不公平待遇，是失去同工同酬的机会——这些才是我们最害怕看到的。
尾声
阻止这一幕发生，在于转换看待这件问题的角度。
比如《北京折叠》有这样一幕，垃圾工老刀听到环保公司跟领导推销分类机器，领导说用不用机器问题不在成本，而是需要考虑第三空间垃圾工的就业问题。
相似的逻辑在建筑行业同样适用——怎样让老年建筑工人体面地退出建筑行业，离开这个行业后依然能找到生计，有生存空间，这才是社会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目前来看，解决方案也在一步步完善。
比如，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代表委员建议，将社保的社会统筹部分金额与缴纳地解绑，支持更多灵活就业群体纳入高保障的社保体系之内，同时，落实落细农村养老服务，积极开发村镇公益性岗位，促进返乡农民工社会参与、带动增加收入，解除超龄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再比如，从去年年底开始，陕西省总工会开展“送体检进工地”万名农民工免费体检活动，组织医务人员走进多家建设单位，分批次为一万余名农民工开展健康体检和医疗咨询。通过体检，来筛查出身体不能继续工作的农民工，而不是靠年龄。
通过越来越多这类建议和政策的出现，农民工的困境才能真实被改善，难题才能真实被解决。
毕竟解决老年农民工所遇到的困境，本质上是一个解决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问题。
宋代诗人梅尧臣曾写过一首诗《陶者》，内容是这样的：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我们也同样希望那些将一生奉献给工地、道路、桥梁、隧道、工厂等的劳动人民，也能在“掏尽门前土”后，过一个幸福、充实和体面晚年，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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