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之前发布了阶层调研第五期的招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已经改稿定型，现将其逐步发出，供朋友们查阅。
阶层调查研究【第五期】志愿者招募公告
本文是一位初三学生写的调研（观察）报告，从老师、学生、政策等多方面论述了学校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报告，更难得的是，还是一位初中生。看完报告，我十分高兴。新一代的青年朋友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如此认识，就立下了如此志向，将来必定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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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名刚刚考完中考最后一科的初三学子，在默默观察了初中三年之后，决定写一篇文章记录所见。由于学业紧张，没有能够在该校（后称某初）进行像样的调研，因此仅对在课堂等途径了解的信息作一个总结。语文着实不是我擅长的科目，若有表达错误请多斧正。谨以此文为05后的成长环境作一个微小的参考。
一、关于A市和某初
A市是一个东部县级市，在周边城市中被认为教育“最好”。也许是受到临近大城市的影响，A市的学区房房价很贵，大约达到了一万五一平。
然而这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是外地人，在A市租房上学。由于父母未达到该市的人才引进政策标准，我没有能进入这里最好的初中，退而求其次，到了市里排名约第三的某初就学。
众所周知，中学的好坏由升学率来评判。尽管中考是A市所属的地级市统一考试，但A市的学生基本上只在县内的高中就读。在A市，最好的高中是A中，一本率大约98.6%，除此之外，还有略逊一筹的P中。在五五分流之下，这里也拥有两所职业中学，能够参加对口高考。
A市一初和实验是A市最好的两所初中，在A中每年800人的录取里，大约能占据200~300个名额。而某初一个年级约660名学生，只有约50人能考上A中。某初是公办初中，大概由于沿海地区经济普遍较为发达，学校经费比较充足。某初拥有一个一圈300米的操场（包括观众席）、一座体育馆、三个篮球场以及常年封闭的网球场。另外，主教学楼还有一部电梯正在建设。在教室里，我们能够享受多功能智慧屏（主要用于打开课件及画图，比投影仪好很多）和护眼灯的便利。重大考试期间，空调也开放。
二、某初的教学和老师
某初的老师经过一次混编。在A市，三所公立初中占有最好的教学资源（另有一所面对出国需求的贵族私立学校不谈），但是仍然有头部聚集效应。大约五六年前，三所学校的老师进行了抽签，将人员分成三份打乱，使每所初中都有原来1/3的老师，以及另两所学校的老师各1/3。这应该说某种程度上的确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
尽管教育局禁止分班，某初19届的十四个班在实际上被分成了三档：第一档4个班，班里有教师子女，并都配给了拥有多年初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第二档4个班，基本没有教师子女，教师资源稍差；第三档是剩下的，基本扔着自生自灭，当然，每一档的学生素质也大体如此匹配。
我个人很幸运地被分到了第一档的班级，由于学校禁止串班，作为外地人也没有别班的朋友，因此只讲第一档班级的情况。这些第一档的老师，自身在职业上相当成功，体现在教学上，就是绝对的应试化。每一门学科，无论是文是理，都有泛用的解题公式，某初的教学非常典型性地体现了应试教育不注重思维、只注重把题做对的特点。在这里，整个教育系统形成了一个共识，使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套话在考场上行之有效。我成绩很好，是一个应试教育的受益者，但我非常反感这套体系。
这些老师在育人上，只能说是令人失望。例如，我的其中一位老师L，以侮辱学生的人格为乐。学生在知识上的困难，到她嘴里就能变成“你还算是个人吗？”，学生做错了题，就能引申到他们人格的劣根性，有时还对着学生辱骂其家长的教育理念乃至人格（“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可就在我们的课本上啊），当然，叫学生写检讨并当众朗读也是必不可少。跟这些比起来，记个两年的仇都不算什么大事了。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出气筒，就是她的日常。
其他的老师，在品德方面相对问题较小。她们多为农村出身，通过教师的编制有的甚至转了户口，实现了所谓“阶级跃迁”。因此，她们比任何人都更坚定地支持“读书改变命运”，尽管几十年过去社会已经天翻地覆。她们年龄多为40岁左右，和很多在改开初期成长起来的人一样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上海疫情期间，其中一位老师就曾拿着底层劳动者失业流落街头的视频劝诫我们好好学习。在她们眼中，“堕落”为体力劳动者有且仅有一个原因，就是个人的不勤奋。此外，她们言必称阶级滑落，劝导学生如果不学习，子孙后代会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如。网上有篇文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三副面孔》中的结论，可以完美地概括这些老师的思想观念，因此不再赘述。
三、某初的学生组成及其精神面貌
某初的“尖子生”，除了像笔者这样的外地人，还有少部分小升初失手的学生。中等生则大多数来自本地的小有产家庭，他们在本地有数套房产，有的开设工厂，有的做别的生意，这些学生大多认为自己家境殷实，没有学习的必要，行事懒散。所谓的“后进生”，基本来自本地的无产家庭，也有少数家庭来自西边的邻省到此打工谋生。老师们在教育这些差生时，常毫不顾忌地谈及其家庭背景（在课堂上，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羞辱的意味），因此我得以被动地得知：我班的倒数第一的家长是卖菜的，一个中下游的学生家里靠跑美团外卖，还有一个早在初二就辍学的女混混，她是留守儿童，每天从30公里外骑电动车（年龄低于法定年龄3岁）上学……
借第一档班级的教育资源，我班光年级前10就有3人。笔者自己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父母都有大学学历，思想开明，我得以在放养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第二名出身于教育世家，其祖父是本地一所公办小学的校长，父母和好几个亲戚都是老师，她的姐姐也在不久前考取了教资。第三名同样是外地人，他的父亲在新疆进行芯片相关的科研工作。第五名家境相当殷实，体育好，在几个书呆子之中鹤立鸡群，甚至达到了飞行员招生标准。
生活在其中，不觉异样。将这些事实列出，猛然发觉，一声叹息。
某初的学生普遍对政事不甚关心，男生的主要娱乐是打球和课后的游戏，以手游为主，少数家长开明的也玩电脑；而女生以追星为主，辅以同人圈和绘圈的玩意儿，二次元浓度偏高。对于爱国教育，他们倾向于在随意中全盘接受，尽管对相关宣传并不重视（事实上，负责宣传的人也不重视），但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例如，在升旗仪式上，“升国旗，奏唱国歌”后操场上鸦雀无声，而当在教室里听见日本发生某些自然灾害，则是清一色的叫好。他们对严肃的叙事予以轻蔑的态度，但共同的仇恨更能吸引人。关于初中的史政教材，历史部分十分概括，对于例如苏联解体的原因之类的话题非常八股。对于这些“死知识”，学生在死记硬背的同时，很少对其内容发起质疑，在无感情的背诵中也成为了思想钢印。
初中的学生的确是还活在象牙塔里，我曾让隔壁班的班长猜测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对方歪着头给出天真的答复：“应该有五千块吧？”另一次，我询问同班同学是否知道本地的低保线，同样的数字，他们以为是月收入，实际是年收入。当我和另一个同学讲起中外的税制时，对方大吃一惊：“为什么我继承我妈的房产还要交税？”我解释说国内没有这项税，她如释重负【编者：写得生动形象，我读到这里忍不住笑出声来】。
几周之前，我和另外几名成绩好的同学第三批入了团。某初的入团实际上没有任何形式的审核，主要由班主任按成绩推举，之后会有专人带着写包括《入团申请书》《入团志愿书》（我至今仍不清楚这两者有何实际意义上的区别）和《团课学习总结》（大意，不是确切的名字）等材料。集体誊写之后，会进行全方位的造假。例如，入团的培养人是本届的团书记，然而他只是第一批入团的人而已，对于他成为书记应有的公示我从未见过。并且，我和他几乎完全不认识。不仅如此，连团书记的签名都是我们抄写时自己顺便签的。除此之外，团员必要的团课学习我们也一节都没有上，只是在记录的专用簿上把每一节课的标题、时间、内容和宣讲人抄上去而已。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并不光荣的共青团员。经历了如此，我大致也明白了其中的水分。
某初的学生由于升学压力以及老师的羞辱，不少存在或轻或重的心理问题。在笔者的班级里，就有不少学生被失眠困扰，甚至有两三个学生自残。某年期末考试后，同年的一个学生跳楼，打破了某初在A市唯一无人跳楼的记录。我原以为之前学校无人跳楼是某初氛围较为宽松，现在才认识到这只是因为某初建校较晚，历史不够“深厚”，因而跳楼的人没有其他学校多而已。
四、双减政策的影响
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前，某初一周上五天，每天早上五节课，中午一节，下午四节课，第四节课后有一节额外的“培优班”及“潜能班”，将优生和差生留下进行收费的针对性补课。在寒暑家，老师也会开办收费的补课班，他们有专门的房产用以补课。我曾与同学计算，数学老师一个暑假便可以赚得40万元的外快。至于效果，我们前三名都从未参加过老师的私人补课，仍然能保持成绩。从这点看，至少老师没有把某些知识点只给付费的学生讲。
双减政策出台后，我刚好初三。某初的作息白天保持不变，晚上增加了四节晚自习，其中第一节灵活安排，其余三节正常上课，每天9：20放学，周六日仍不补课。况且，老师时常在周内仍然留下一些作业，并且要求学生刷题并检查。从个人的体感来看，双减实际上极大地增加了我的学习负担。【编者：这里编者有些不太明白，为什么双减后反倒课程变多，哎，脱离初高中太久了，搞不懂，哈哈，不知是否有明白的朋友，在下面讲讲】
在这样的制度下，受累的不仅是学生。语数英物的老师一人通常带两个班100人，而化学老师一人带三个班，政史老师则一人带四个。上学时间延长后，由于不合理的课表，我的化学老师曾经每周都要连上五节课且没时间吃饭，每次那天的最后一节晚自习她都只能坐着上，在期末前一周甚至病倒，不得不住院。其他科目的情况也都大致如此。另一个老师曾举A市一初的例子，说那里的老师一天甚至能上10节课。我不清楚这话是真是假，但双减的确也极大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尽管如此，但由于上文提及过的老师们“奋斗比”的观念，她们似乎对此感到骄傲，至少在我们面前从未表达怨言。
双减后，补课现象并没有得到杜绝。尽管某初有一名老师因为举报被下放到农村学校，其他老师却并没有引以为戒。有许多同学仍然私下里请老师进行补课，老师对于那些不在他那里补课的学生时常出言嘲讽，如“晚上回去补到十点浪费你妈钱”之类。他们普遍不认为这有什么错的，实际上他们也不会承担什么责任。有一位老师甚至时常骄傲地分享别人找她补课的经历，除了最主要的帮亲戚，甚至有过市区（指A市所属地级市市区）的学生越过防疫政策不远万里前来补课。
老师们并不介意谈及国家的教育政策。多位老师曾数次表示，双减政策就是要筛掉你们这些死努力的人，让真正聪明的去上大学，自己还勤勤恳恳教你们纯粹是出于道德。
在双减前，某初每个学期组织五场大型考试：开学摸底、第一次月考、期中、第二次月考、期末。成绩均会排名，其中期中和期末一般是A市所有初中联考。双减后，所有考试仍然正常进行，只不过排名的告知越来越隐蔽、小心。然而，由于学生们都背负着升学的压力，具有得知排名的需求。例如，在老师不再统一报排名后，年级前10的学生会聚在一起，通过自己的成绩拼出排名。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许告知排名的政策也只是掩耳盗铃。
五、未来的升学政策
在校时，所有老师都曾反复和我们强调，我们2019届是幸运的一届。到我们这届为止，A市中考包括语数英物化政史和体育，150*3+90+60+50*2+60共760的总分，其中英语听力口语30分是省内统考，另还有初二的地生会考，按照ABCD的等第呈现。一般来说，A市最好高中A中的分数线在680分上下，最高分约在720~730，而绝大多数学生的分数分布在580~630。地生等第在高中录取中也很重要，A中需要双A，而其他普通高中只要出现C就不予录取，D等连职中都不收。地生会考可以补考，在中考最后一门那天的下午进行，然而，19届补考的路基本上已经堵死了，这是由于下一届天翻地覆的录取政策。
从2023年开始，地生分数将直接计入中考总分，不再以等第呈现。更有甚者，音乐和美术也要加入中考，计入总分，而体育的分值将从60提升至100。笔者这一届作为“小白鼠”，已经预先进行过了不计入分数的音美考试。考试和英语听力口语一样，使用专用电脑，佩戴耳机。考察内容主要是分辨乐器音色，说出演奏形式，进行名画拼图（这项实在太蠢了），辨别名画，指出名画构图等。尽管不能说这些试题毫无意义，但是它导向的结果必然是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的：某初的音美课程常年被霸占（我们的体育课极少被占，因为中考要考，所以这点也许会得到改善），使用的课本是各班轮换。我们在复习音美时，由学校统一发放复习讲义，囊括课本中的知识点，每天进行机械性的读背。音美老师的素质也一言难尽。设置这种考试，对于提升学生的素质无益，只能加重学生负担而已。
在五五分流之下，职业教育也在发展着。近年来，国家也大力提倡职业教育，反映到A市就是特殊的招生政策：学生可以主动放弃中考，获取进入XX班的资格，可以自主选择专业，其中佼佼者能够参加对口高考。选择参加XX班的学生，一般是被认为“完全学不进去”的那些，总分760中大概只能拿到三四百分。A市的对口高考非常出名，据老师说，本省约80个县级市中，A市对口高考录取的人数占总人数的1/5。然而，这也是实行严格的末位淘汰制的结果，那些没有能参加对口高考的职中生，是否会成为改革阵痛的牺牲品呢？看多了职校剥削学生劳动力的新闻，他们的未来，笔者可想而知。
六、结语
如上文所言，我出生于一个开明的家庭，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互联网。然而，直到19年，也就是我初中刚入学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较为系统地进入了我的视野。由于一些个人天性的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我开始了解共产主义、了解红色革命。从与初中知识联系较为紧密的民主革命阶段的党史开始，我对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我曾是一个兔友，随着对历史的学习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深入，疫情及其带来的经济危机对我的思想转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各种问题也第一次暴露在我的面前，我逐渐变得悲观。为了自己不被虚无主义吞噬，我开始看一些理论书籍，比如开始对《宣言》等入门文献的学习。这一进程很快被中考冲刺所打断。在中考结束的今天，我决定尽量以一个冷静客观的视角记录下三年来走过的这个地方，记录我思想转向时，线下真实的这部分世界是怎么影响我、使我坚定自己的想法的。
这篇文章大约写得有点冗长，对某初的描述可能也没有切中要害，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暑假，我希望能充分利用闲暇，研读《毛选》，辅以一些马克思和列宁的文章。或许，在三年之后，高考结束之际，我还会再写一篇文章，讲述我在A中的见闻，以及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经历。
愿与各位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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