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支撑了我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但我国工业大而不强，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其中，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逝，劳动力素质和产业转型升级不匹配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突出难题。
为此，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希望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的产业工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近两年来，各地政府一方面推进普职分流，让一半的初中生读中职，解决中职发展的生源难题，另一方面输入巨大的财政资源，提升中职的办学条件。在此背景下，中西部中职的生源和学校规模持续扩张。
然而，我国产业的发展与劳动力的流动并不均衡，经济发展的东—中—西区域差异格局形塑了产业发展与劳动力流动的差异化匹配样态。东部地区是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前端产业的集中地和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区域，其高技能岗位通过筛选与滴漏效应吸引和留住了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同时由于丰富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水平，成为劳动力的流入地。中西部地区则因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工资相对较低，而成为劳动力的输出地。即便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的“雁阵”模型已初步形成，但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刚性流动的趋势依然不变。
更进一步讲，大部分中西部县产业结构是去工业化的。以笔者调研的中西部三县为例，广西L县常住人口35万人，财政收入约10亿元，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占比约为45%，其主导产业是木材加工和制糖，对农业的依赖性较强，是典型的农业县；贵州W县常住人口16万人，工农业生产条件都较差，县财政收入为12亿元，工业在三次产业占比为33%，主要是矿产资源初级加工；河南M县常住人口34万人，财政收入约20亿元，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为67%，虽是典型的工业县，但其主导产业是汽车橡胶配件制造和皮毛加工。三县工业都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而这种低端轻工业吸纳的主要是技能水平较低的一代农民工：中西部地区去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和去技能化的劳动力需求往往相匹配。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不同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流动的匹配样态，说明应区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对其进行针对性分析。唯有如此，才能从不同区域的成功经验与发展困境中找到一般性的规律，在新时期更加精准地投资职业教育资源和进行职业教育改革，提升劳动力素质，推动全国和区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产业发展。毕竟，从直观结果来看，东部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能带来更高的人力投资回报，而中西部地区中职则存在办学不规范、流生多、办学质量难以满足家长需求、根本无法实现技能教育的发展困境。
基于此，本文以中西部地区中职为对象，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分析：一、中西部中职为何培养不出高技能的产业工人？二、既然很难培养出高技能的产业工人，那其维持生存的机制是什么？笔者认为，除了国家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外，中西部地区中职的持续扩张背后必定有其一般性的生存机制和发展逻辑。三、中西部地区中职未来如何进一步发展？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如何对职业教育发展政策做出一定调试，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破解中西部地区中职教育和劳动力培养的困境。
▍中西部中职发展的结构性约束
（一）产教融合基础弱
职业教育的定位是培养具有较高技术技能水平的产业工人，这决定了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不二选择。然而，产教融合的前提是要有一定规模的产教集聚，即一定基础的产业资源和职业教育资源的集聚，这是因为：一、产业基础决定就业出路。若本地产业基础薄弱，工业集聚不明显，经济机会和空间有限，很可能导致职校生就业难与职校招生难。二、产教要素对接方便。以往校企合作因双方分散而成本高，学校无法给企业带来经济实惠，企业积极性不高。但在产教集聚条件下，产业经济要素能够更快地反映到学校中，同时，校企合作成本也相对更低，学生可以直接在生产淡季时到企业生产车间实习，双方可以共享实训基地。三、校企容易实现互利共赢。学校能够快速捕捉到企业的用人需求并及时做出回应，还可以借助校内的资源和设施为企业提供一定便利，比如依托学校场地和师资为企业职工提供培训，由此实现学校教育效益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共赢。所以企业资源集聚对中职发展至关重要，正如一位校长所言：“一个职校校长的背后要有一群企业家！”
但正如上文所言，中西部地区一方面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另一方面既有产业结构往往是去工业化的，相匹配的劳动力则是去技能化的，这导致中西部地区中职教育欠缺产教融合的基础。这对中职人才培养的影响有两点：一、产教对接难，专业设置受限。在所调研的三所中职中，除了传统服务业相关专业如幼师、医护、汽修和厨师能稳定就业和招生外，其他专业设置由于不能以本地产业和劳动力市场为导向，无力实行工学交替和校企合作，专业设置极其不规范且人才培养效率不高。服装设计和机电维修专业在两三年内快开快撤，通信技术、航空乘务、电子商务、酒店管理专业虽然新开，但无疑也会被淘汰。二、产教低度对接，技能教育效用低。三县的学生进到本地企业实习时，去技能化的流水线岗位并不需要太高技能，读不读中职、学不学技能对找工作影响并不大。这降低了地方社会对中职技能教育的认可度。总的来说，产教融合基础弱一方面使中西部地区的中职无法产教对接，阻碍技能教育实现，另一方面使低层次的产教对接，阻碍技能教育变现，影响教育投资-回报的正向循环。
（二）教育资源禀赋差
教育资源禀赋差是制约中西部中职发展的另一大结构性要素，有限的财政收入使得大部分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受限。首先，师资力量差。从三校在编教师的学历和经历来看，老教师大都由基础教育转岗而来，专业性不强；年轻教师则大部分是地方本科院校应届毕业生，很少有参与企业工作的实践经历。课堂教学以传统理论式教学为主，与实践脱节严重。另外，在编制预算约束下，中职很难新增教师，很多教师身兼数课，教学效果差。其次，校级财政实力弱。从上级政府获得的资金支持有限，生均经费只能维持学校的基本运转，没有更多的活钱用于激励教师、新建实训基地和实训设备。最后，实操课效果不佳。三校均存在实训基地和实训设备不足、老化严重、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
薄弱的工业基础和去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导致中西部地区中职的产教融合基础弱，加上教育资源禀赋差，中西部中职的技术技能教育功能无法充分实现，难以满足“一技之长”的家庭教育需求，也培养不出符合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的产业工人，适应不了当下工业4.0时代对蓝领工人的技术要求。因此，中西部不能如东部发达地区的中职院校一样，在深厚的产教融合基础、雄厚的教育资源禀赋和高社会认可基础上实施“强发展”的办学思路。相反，它们必须要在这两大结构性约束下首先谋求生源稳定和毕业生就业保障，所以其办学逻辑是典型的策略性生存。
▍中西部中职的两大生存机制
（一）人力输出：校企合作与学生就业
就业作为人才培养的出口，其质量和稳定性一直以来都是影响中职学校生存的关键，否则家长不大愿意送子女去上职校。长远来看，提升就业质量和就业率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提升专业办学质量，使毕业生有过硬的技术技能水平，以此获得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优势。二、深度校企合作，让行业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深度参与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来。然而中西部地区大部分中职只能向企业输出人力。唯有如此，学校才能解决学生实习、就业难题，企业也才能获得相对低廉的年轻劳动力，从而在校企合作中找到利益契合点。这可以通过分析W县交通学校的校企合作来验证。
W县交通学校与5个企业开展有校企合作，一类是生产型企业，W县交通学校分别与W汽车集团、H发廊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合作。以W汽车集团为例，企业给学校捐赠10辆新能源汽车，学校则每年为企业输送约200个学生到生产一线开展实践实习，但企业并没有过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如派驻企业工程师进校讲学、共同研制课程等，随着企业用工的逐渐稳定，校企合作中止。另一类是教育中介公司，W县交通学校与苏州、上海两所教育投资公司在电梯维修、交通运输、酒店管理专业联合办学。企业给学校投资建设实训基地和设备，校企共投资1000万元建设了综合实训中心，添置了电梯等实训设备，并且聘请专业师资负责学生专业教学。而学校除参与部分投资外，主要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管理和公共基础课。学生在培训环节需要给这些教育中介公司一定的费用，毕业后要到推荐公司就业。
不难发现，这些教育中介公司是技能培训和劳务派遣的结合体，它们与学校合作主要是看中了学校是人力资源集聚地，通过向学校进行一定投资，便可在不用负担房租、水电和管理成本的条件下，获得稳定的培训市场和劳务派遣收益。对学校而言，在自身专业办学能力较低的情况下，将这些综合性的技能培训和劳务派遣公司引入学校，确实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从形式上看，不论是与生产型企业还是市场化的教育中介公司的合作，都是一种典型的浅层校企合作，而非深度的产教融合。这种校企合作的本质是劳力输出，是生产型企业、教育培训公司以及劳务派遣公司的人力需求与学校就业需求的契合，正如一位校长所言：“我们互利，但不共赢”。
（二）升学与生源输送：中高职衔接与对口高考
招生是中职生存和发展面临的起点问题，只有生源的不断增多和生源质量的不断提升，学校才能新增专业，获得更多的上级转移资源来实现发展。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招生问题，必须提升专业办学、就业质量，以过硬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来吸引优质生源。然而如前所述，中西部没有条件通过提升就业质量促进招生，而且以就业促招生的逻辑面临年青一代择业观的挑战——现就读中职的“00后”生存环境优渥，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也没有必须吃苦的动力，因此他们宁愿在轻松、自由、工资不高的服务业工作，也不愿意去较为辛苦的工厂工作。这倒逼中职开辟了以升学和生源输送来稳定招生的第二条生存路径。
近两年来，各省鼓励专业关联度较强的中高职院校合作办学，其常见形式是五年一贯制或者“3+2”模式，希望通过强化中高职在课程结构、专业设置、师资力量方面的深度合作，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连贯性、衔接性、层次性以及与产业发展的匹配性。在此背景下，L县职教中心直接由L市城市职业学院托管，变成高职的中职分部，双方各出一半管理人员组成领导队伍，中职调整自身的专业以适应高职；W县交通学校也与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省装备制造职业学院和市职业技术学院以“3+3”模式合作，学生在中职学习3年后直接进入相应的高职继续深造，而中职学校要调整相关专业课程和教材以提高学生进入高职后的适应性与匹配性，高职会每月派相关教师到中职学校担任一定的专业课教学。
但总的来说，两地的中高职院校合作不深，双方并没有在专业师资、实训基地、实习资源上实现广泛且深度的资源共享，也并未在校园管理和人才培养上有更进一步的深入合作。这是因为在依靠上级转移支付的经济分轨体制下，中高职并不能在人才培养上实现成本均摊和收益共赢，比如中职为高职输送和培养人才，高职是否应给中职一定的生均经费补偿？高职实训基地的管理成本又该如何分摊？由此，中高职衔接的实质功能是面对日益激烈的生源竞争，通过升学和生源输送来化解各自的招生难题：高职可借中高职衔接提前获得一批稳定的中职生源，中职则可以通过在宣传时利用“直接升高职”的话语获得农民家庭的认同，提升招生的优势。
除中高职衔接外，中职还有另一条机会虽小，但是更好的升学路径：对口高考。M市职高每年700名应届生中，有近200名学生可通过对口高考考上地方本科院校，最辉煌时该校学生考上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天津大学等985和211高校。为了以升学保招生，全校管理都以普高为参照，并且以对口高考的成功率为标准调整专业设置，哪个专业考上本科的指标多就办哪个专业，其招生宣传单就是对口高考的成绩单。从最后结果来看，L县职教中心学生除了少部分选择就业外，大部分都升入了L市城市职业学院；W县交通职校一半以上同学升入高职；M市职高除了200名考上本科外，每年有近400名上高职。较高的升学率同时也说明了家庭、社会对升学有刚性的需求，强劲的普职分流政策只会激化教育竞争，引发家庭发展焦虑。
▍反思与探讨
强烈的生存压力与受限的发展环境、薄弱的办学基础相互挤压，倒逼中西部中职为了获得上级资源，谋求生存空间，只能遵循策略性生存的办学思路，通过人力输出、升学与生源输送实现就业和招生的稳定发展。这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生存难题，一定时期内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西部中职难以培养出合格产业工人的困境，更无法实现中职的长久发展，遑论推动中西部地区实现乡村振兴以及劳动力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更进一步讲，策略性生存的办学逻辑带来的是“有就业无发展”的低水平循环陷阱，长此以往，必定导致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空转和农民家庭技术技能教育希望的落空，最终影响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社会的公平稳定。
从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角度出发，我国职业教育要解决两个最为迫切的实际问题：一是产业转型升级。以职业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以劳动力质量——而非劳动力数量、土地、资本——为核心要素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满足农民家庭的教育需求，特别是通过技能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朴素发展愿望。职校生大都来自农村，有典型的底层倾向，职业教育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发展战略，而非简单的教育发展政策。
具体到中西部地区的中职发展，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中西部地区县中职的技能教育难有实效。虽然国家在不断通过土地指标跨区交易、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在不断通过“腾龙换鸟”推动产业升级转移，但区域经济发展的东—中—西格局基本形成，中西部县城未来工业发展的空间相当有限，即便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往往也是偏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这样的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是去技能化的。即便在国家整体以县为主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其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依然会是去工业化的、以土地财政为主的消费型城镇化，无力提供足够的经济机会和就业岗位。劳动力往东部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不会改变，中西部地区未来依然会是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从此角度出发，中西部中职应遵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流动规律和产业经济发展规律，为全国劳动力市场和产业发展供给人才，而非以满足本地需求为主。
如何为中西部地区的中职发展指明出路，成为当前学界和政府关心的重大实践问题。笔者认为，应从全国产业转型和社会公平稳定的战略角度出发，在中观教育制度层面思考中西部地区整体中职发展的转型之路。
第一条路径：增加高中教育服务供给，向普通高中转型。
防止“普职分流”政策按1:1比例一刀切，增加高中教育服务供给，将中等职业教育转成普高，或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并延迟分流，最好将分流放到高中以后。有四点理由：一、中西部地区县中职技术技能教育很难实现，盲目分流和增加投资只会造成资源浪费，也难以培养出合格的产业工人。二、符合大部分农民家庭的教育期待。在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并朝着更高比例发展的情况下，农民家庭社会流动的目标不再仅仅是进城工作和进城生活，而是要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和稳定、高质量的市民化。强劲推进中考普职分流政策，会加剧农民家庭教育竞争压力，拉大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增加农民家庭教育负担，并催发底层焦虑和社会不稳定。三、符合我国产业转型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进一步发展，中专生的文化素养和技能水平根本跟不上智能化生产的要求，增加教育年限是提升劳动力素质促进就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四、从中西部中职的实际运转来看，大部分中职走的都是普高化的升学路径，因此将中职转为普高从操作上讲比较方便可行。
第二条路径：走技能教育路径，以地级市为最低单元办中职，并向大城市及发达地区集中。
如果不从普通教育而从技能教育的发展路径出发，则应遵循职业教育发展规律。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高度相关，增强职业教育的前提是“教育-产业”双布局重合，有较强的工业集聚和高等教育集聚，只有达到这两个集聚，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效果才会显现，学生家庭的人力投资才能获得较高收益。中西部地区应在职业教育资源布局上进行调整，应至少以地级市为单位办中职，并向大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在当前城市经济的发展格局下，地级市才是生产型工业和人口规模集聚的基本单元。只有地级市以上的层次才有足够的工业和人口体量支撑职业教育的发展，形成职业教育、人口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正向循环。另外，不论是从学校招生还是学生生活、学习、就业来看，地级市办中职都比县更方便，更具优势。但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打破地方保护，激活竞争，及时淘汰一批落后县中职和相关专业；二、改革既有教育财政体制，尽量实现生均经费的跨区域流动和中职生择校自由和随迁流动。总而言之，要以提升产业工人的培养效率为目标，以产业和人口集聚为基本条件，打破传统以维持生存为导向的行政办学体制，形成统一、开放、竞争的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和环境。
第三条路径：普职融通，给学生家庭第二次选择的机会。
普职融通是当下招生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天津、成都、南充等地都开展了相关试点，其形式一般为普高和职校一起建立普职融通班，中职生接受一年的普高学习后，可通过再次统一考试获得升入普高和参加高考的机会，普高生也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职校技能学习后，选择转入中职，通过对口高考或者技能高考升入大专或本科。其实质是普职教育的延迟分流，通过赋予心智尚未成熟、学业尚不稳定的中职生和高中绩差生第二次选择的机会，一方面对中考“一考定终身”的一次性筛选机制进行弥补，缓解当下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和教育焦虑，增加学生家庭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延长这部分学生群体的文化课程学习时间，强化其基本的文化素养，为未来的技能学习或本科深造做积累，这对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发展都极为有利。而真正实现普职融通需要：一、调整既有中考和高考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将文化高考和技能高考落到实处并建立二者的连接机制；二、将技能教育落到实处，否则，没有技能教育的普职融通只是另一个高考捷径，会成为教育竞争的另一个标的物。在难以减少或取消中职的背景下，普职融通是当下较为可行的路径。
最后，上述三条路径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技能技术教育类型，其发展重心应该是高职，中职发展的核心则是延迟分流并同时强化文化素质教育和技能教育，为高职打好基础。从此出发，第一条路径和第三条路径更符合当下社会民众的教育需求，也更能实现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的民生目标，长远来看，也符合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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