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城里过年
袁明宝
（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今年寒假回老家，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有越来越多的邻居开始全家在城里过年。过年不仅是时间上很重要的节日，在空间上也意味着回到农村老家，正因为有特定的时空条件，才使得回农村过年有了特殊意义。
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在城里工作、生活了一年，只有到年底过年的时候才有合理、正当的理由回到农村老家，一是看望老人，二是走动一下亲朋好友关系，通过拜年显示一下在村庄的成员权和存在感。
如果长时间不回家过年，不走动人情关系，那么与村庄的联系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回家过年成了大部分人心理、情感上很自觉的选择，即使存在一些困难也要回去过年，这三年的疫情就为很多人的返乡设置了很大困难，但大部分人还是想方设法回去，因为只有回到老家才是真正的过年。
笔者去年因为疫情原因，就没有回山东，只能待在重庆过年，对于一个外来人而言，因为在本地没有紧密的血缘、地缘关系，在城里过年就难以找到仪式感和意义感，过年就成为了跟平常时间没有差异的日子，失去了过年所承载的价值意义。
城里过年就只是日常化的生活，没有仪式、时间节点上的意义，也不会产生心理上的归属感和意义感。所以今年年底还是下定决心要回老家，但等到回去后却发现很多邻居却没有回去，他们一般常年在县城或潍坊市里打工、生活，距离老家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按理说他们更具备回家过年的条件，但实际上距离并不是最主要影响因素。
邻居吴某一家五口常年在潍坊工作、生活，吴某主要从事室内装修工作，跟着老板的项目工程跑，媳妇做美容美发工作，时间上比较自由。
吴某的父母前几年一直在村里务农、养羊，之前也从来没有进过城，但吴某成家生孩子后，就需要父母到城里照顾，农村的土地和养殖就都放下了。随着孙子慢慢长大，老年人在城里的照顾任务逐渐减轻，就在城里寻找各种适合半劳动力的工作，如环卫、门卫、餐饮服务员等工作，实现了家庭收入来源的变化。
吴某父亲现在在市里做环卫工，一个月有两千元的收入。吴某母亲就主要在家照顾小孩和子女的生活。正因为老年人在城里也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所以就不能自由安排时间，回家过年也就有了一定限制，特别是吴某父亲在做门卫保安的时候，经常要在大年三十晚上值班，就无法回老家过年。
他们今年是在腊月二十七回家一趟，完成过年期间要做的仪式，贴上春联、在祖先牌位前烧烧纸烛，再到坟地上祭拜祖先、燃放鞭炮，这就算过年仪式的简单化处理。然后一家人再回到了城里的住所，换成另外一个空间过年。
吴某家的情况在本村并不是个案，随着很多家庭的城市化，有越来越多的父母也跟随子女进城，父母进城一方面是照顾子女，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寻找新的收入空间。
潍坊、临朐等城市因为有着相对发达的非正规就业机会，如环卫、保洁、保安以及餐饮服务业等，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较强的吸纳能力，所以本村有不少六十多岁的老年人进城后依然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收入两千多，就可以成为对大家庭的重要支撑。
当前阶段的父母进城务工，已然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情况，他们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也完成了家庭人生任务，进城务工主要是辅助小家庭，实现老年人劳动力价值的最大化。
但正是这种辅助性的工作，却完全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再生产模式。在以前，农村城市化的主要模式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老年人在家务农，年轻人进城务工，形成务农与务工的两笔收入，老年人通过种田不仅能够满足自给自足，还可以减轻子女压力，更能通过多种形式支持年轻家庭。
这种状态就是一家两制，即一个家庭中有父代和子代两种家庭再生产的选择。这是当前大部分农村家庭的普遍选择，像笔者家乡90%的家庭仍然是保持着这种方式，所以才有农村社会的老龄化和留守化。
现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一家两制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年轻人要在城市追求中产化的生活方式，就要更加放大老年人的价值，让老年人进城打工就成为一种选择。
所以，当前阶段的城市化也在发生改变，之前讲的城市化主体主要是年轻人，现在则把老年人也吸纳进来，从来没有城市生活的农村人也当了一回城里人。像吴某父母那样，他们的生活重心已经完全放在城市，工作收入在城里，照顾子女也在城里，农村老家的土地已经交给别人耕种，农村的人情还在走着。但回老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哪怕过年这么重要的节日都不能在家过了。
他们跟老漂族还不完全一样，老漂族的定位是很明确的，即帮助子女照顾孙代到小学后就可以回到老家，预期很明确，时间节点也很明确。
但现在本地就业、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则把老年人完全绑在了城里，哪怕孙代不需要父母照顾了，父母只要身体可以就能在城里打工，获得一份远远高于务农一年的收入。
这就意味着老年人也慢慢裹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去了。
同村陈某的父母也是这种情况，陈某已经在潍坊完全立足，现在又自己一个人开了一家餐馆，生意还挺不错，父母除了接送小孩，平时就在餐馆里帮工。因此，这一部分能够在城市立足的年轻人，也有能力把父母接到城里去，而父母的责任就不仅仅是照顾小孩，反而在功能上更加重要，要通过寻找非正规就业机会在城里获得收入。
留在城里过年，是类似吴某家的客观理性选择，也是有多重因素决定的，如老年人已经在城打工，加上全家人常年在外居住生活，老家的房屋没有人收拾照顾，带小孩回来居住又面临着寒冷问题，所以一家人在综合考虑下就选择留在城里过年。
笔者妹妹家也同样如此，他们一家也是在今年腊月二十八回来，把常年不住的大门上贴上春联，到祖坟上烧一下纸，他们不回来的重要原因就是父母常年跟他们住在城里，妹妹的公公也有一份门卫工作，家中的房子基本上没人住、也没人收拾，如果过年回来，没有人提前为他们准备，生活上很不方便，所以也留在县城过年了。
老年人跟随年轻人一起在城里过年的情况，仍然还是暂时性的，等老年人年龄大了，不能在城里打工了就会回到村庄。但这中间有十多年的时间，即老年人身体还可以，能够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就会选择同年轻子女一起生活，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村老年人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从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转变为进城务工，日常生活、消费都接触融入到城市系统，在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作息时间等方面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市化。
不回家过年，甚至老年人也跟随年轻人在城里生活、工作，已经不同于务农、务工组成的一家两制，也不同于之前的农民家庭城市化模式，现在老年人已经被年轻人裹挟进来，也参与到城市化进程中了。
像吴某父亲在六十岁之前从来没进城打过工，也没接触过城市生活，但因为年轻子女的需要，就在短时间内放弃农村生产生活，并很快融入到城市中来了。
如同一家两制一样，老年人进城也是实现家庭劳动力配置的最佳方式，也是现阶段家庭再生产的重要保障。等到老年人年龄增大，孙代成人，老年人就自然会退回农村，继续用一家两制的方式来支持子代家庭。
所以，中国农民家庭的再生产方式是有极大弹性的，能够根据家庭再生产的发展阶段进行适应性调整，但总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实现家庭劳动力的最大化配置，为家庭再生产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当然，老年人在城里过年难免会在心理和情感上出现失落，但他们仍然对回村有预期，再过几年他们就能恢复以前的生活方式，农村社会也就不会按照当前的线性发展逻辑，一直处于人口外流的状态，而是到了一定阶段，每个家庭中的老年人就会自动回乡，这就保持了农村社会的人气和生机。
因此，那种感叹农村空心化、农村行将消失的悲观情绪也就没有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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