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随感录二十五》
作为一名实习生，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无法流畅处理办公软件的老教师们完成例如排版、打印之类的操作，偶尔还兼职电脑和打印机的维修。虽然我的专业是文科，但是作为一个网络时代的原住民，我处理这些问题在老教师们看来与专业人士无异。
倘若某位教师临时有事要外出，而其他教师又比较忙碌，我还会负责代课。
一般来说，像我这样的实习教师，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是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学校的，然而很巧的是，由于我的办公位置是教务处，而教务处恰好又是各种学校情报的集散处，在这里办公，哪怕什么都不做，情报就源源不断地汇入你的耳朵。而且我和这里的老师们关系也处得不错，他们很愿意向我大倒苦水，向我抱怨倾诉现在各种难以理喻的学生和教育工作的难处。
我所实习的学校是东部地区的一所乡村小初综合学校，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我不能透露这所学校的具体信息。
教师们的抱怨中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一种普遍的学生行为失范状态，当然，这是非常学术的说法，倘若通俗点说，就是不良学生太多了。
这一点可以从多处得到佐证，但最直观的莫过于我刚刚开始实习那几天所听闻的一起事件——超市偷窃案。
这事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初中的几个男学生结成了团伙在大型超市里偷窃，在一次失手后一个男学生被保安当场抓获，随即保安带着那个男学生抓获了他的同伙们，在监控室里，保安录入了这些被抓获的男学生的面部信息，结果监控发现他们作案不止一次，他们之前在这家超市的偷窃视频片段也被检索出。发现这些学生是惯犯后，保安报了警，于是警察将这些学生带去了公安局，由于这些学生都是未成年人，公安局就联络了学校，而学校的事情总是汇总在教务处，我也就由此得知。
这个小团伙的作案手法很简单，一个人在外面把风，一个人在里面挑选货物，然后一个人背着书包进去，挑选货物的人把货物装入那个人的书包，然后背着书包的人带着货物撤离，因为背着书包的人在里面只是走了一圈，这么短的时间，保安不会生疑。
这件事的结局是政教处主任出面把他们从公安局赎了出来，由于他们数次作案的金额已经上千，被盗的商家要求赔偿，也只好先由学校垫付。
另一件可以用于佐证的事则在性质上更加恶劣，也即初中女生怀孕事件，这件事说起来更加简单，一位初一女生与社会人员长期厮混，最终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种性质的事不是学校可以独立处理的，所以当地公安局也介入了，最终结果是女生堕胎，女生的奶奶与社会人员以20万完成调解，没有以强奸罪起诉。在那之后，女生自然没有办法在本地继续上学，在火速办完转校手续后，她被安排去其他地方继续完成义务教育。
也许有些读者们会质疑，这不是违法的么？与未满14周岁的女性发生性关系，无论对方是否同意，都应当以强奸罪论处，而且强奸罪作为重罪，理应属于公诉，不能庭外调解，当地的公安局怎么能够带头违反呢？
在这里，我想我有必要做出解释，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完全支持当地公安局的行为，我只是提出一种新的角度来供观众们参考。
对于女孩的奶奶来说，如果按照强奸罪起诉，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
今天这里发生的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违背妇女意愿的“强奸”，对于这个女生的奶奶来说，并没有“报仇”的诉求。
现在的问题是怀孕的女孩该怎么办，以及解决前一个问题所需要的资源从哪里来？如果起诉对方，当然，证据确凿无可质疑，对方被送进监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这对于女孩的奶奶来说没有意义。即使对方进了监狱，自己孙女肚子里的孩子不会凭空消失，堕胎需要钱，女孩虚弱的身体也需要钱，发生了这些之后，女孩的生活肯定会更加困难，面对这样更困难的生活，当然也需要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调解并拿到赔偿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而对于公安局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解决问题，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流程，那么调解就是不可能的，社会人员会被送入监狱，怀孕的女孩依然处于恶劣的境地，后续围绕这个女孩又会产生极多的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就有可能产生恶性事件。而现在双方都极为乐意调解，社会人员不想坐牢，而女孩的奶奶也更希望获得赔偿，顺水推舟就可以解决掉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说超市偷窃案只是让人皱起眉头的水平，那初中女生怀孕事件就是叫人忍不住摇头的水平了。而这两个事件，仅仅是我所了解的诸多学生失范行为的冰山一角。一位老教师向我坦言，她的班级里80%的女生曾经有过偷窃行为，偷窃已然成为班级的潮流，她所看好任命的班长也不能免俗。而一位老教师则每节课下课都去厕所附近巡视，因为那里是校园欺凌和殴打的多发地段。
这让人忍不住想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失范学生？
我怀着谦虚的心态去询问老教师们关于这种情况的看法。
老教师不愧是老教师，他们提出了很多导致现状的因素，但是在讨论中，他们都一致认可，家庭教育的缺位是最大的因素。至于家庭教育为何缺位，他们也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看法。
一位老教师从时代入手，她指出这所学校在过去并没有这种非常严重的学生行为失范问题，而且这种行为失范问题尤其在低年级严重，这很显然是不良生源带来的影响，而不良的生源则是市政府不负责任的教育改革的结果。
市政府在几年前采取了“教育资源同城待遇”改革，撤销了原本的外来民工子弟学校，将所有外来民工子弟就近安排进当地的公立学校，而这所学校接收了最多的外来民工子弟，以至于本地学生反而成了少数。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被关事件
“完全是乱弄。”她说。“完全不公平，外来民工子弟都被安排到我们这里了，只不过是把我们变成了外来民工子弟学校而已。”
至于为什么外来民工子弟的家庭教育缺位，在老教师们眼中像一个公理一样无需证明——他们的父母都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而且他们的父母往往本身学历也很低，在家庭教育上乏善可陈。
另一位老师则从农村的衰落入手，她说，本地的男人们往往都娶了外地媳妇，而勤劳肯干的男人们早就去城里工作落户了，本地留下的男人们往往没有什么出息，而外地媳妇们如果见不到生活改善的希望，就会离开他们逃回老家，顺带把孩子也留在这里，而被留下的孩子的家庭缺位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
她的论证也非常有力，前文所提到的超市偷窃案的领头男学生，就出自这样的一个家庭，他的母亲抛弃了家庭逃回老家，而他的父亲则浑浑噩噩对他缺乏关注，以至于后来当公安局的民警上门找他父亲去接孩子时，他父亲竟然声称“你们关着他吧！” 。
前文提到的那位怀孕的初中女生的情况也是如此，出门与民警接洽的竟然是她的奶奶而非父母，其父母的缺位也可见一斑，也许是原生家庭的残缺才导致她过分渴望某种关注与爱，结果反而使得自己落入到一个更加不幸的境地之中。
“好学生不会在我们这里读，一般小升初就会去城里了。”她补充道。“或者初中也会找机会转走，我们这里都是剩下的。”
还有一位老师认为手机和互联网难逃其咎，尤其是在农村家庭教育本身就非常缺位的前提下，父母们根本没有能力教育孩子们如何使用互联网，也没有能力管制孩子们使用互联网，而使用互联网的孩子在信息上相对于老派的父母反而更有优势，传统的说教被互联网的信息消解，而孩子们也更容易从互联网上学坏。
她举出一个例子，自己的班级中有一个男同学，从开学到现在，上学的次数屈指可数，他完全随自己心意来上学，上学只是为了和同学们一起玩，如果他不上来上学了，就在家里使用电脑浏览互联网，而父母拿他完全没有办法。
“城里父母都不一定有能耐管住手机，那我们农村更不用说了。”她指了指自己桌上没收来的手机。“说了很多次了，叫父母不要让小孩把手机带到学校里来，根本没用。”
“那我们不能做些什么？”话刚出口，我就知道自己问了一个傻问题，因为所有的教师都笑起来。
“我们能做些什么？”一个教师笑着反问我。“他们的父母都这样了，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他们告诉我，教师能起的作用顶多只是在校园里，在校园里，他们可以采取措施，例如没收学生的手机、批评违反纪律的学生，又或者制止校园霸凌。但是出了校园，他们没有任何权限参与到孩子们的家庭教育中去，孩子们出了校园回到家中，依然处于一个家庭教育缺位的状态。
甚至在校园里，他们能够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小，教育局的规章制度越来越严苛，禁止体罚，而且要求教师们谨慎地使用批评教育学生，应当更多地使用鼓励和赞赏来教育学生。这些规章制度在理论上完全正确，唯一的问题就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缺乏有效的奖惩抓手，教师们束手束脚，学生们对于违纪有恃无恐。
当然，除了教育局的规章制度外，教师们在教育上越发有心无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害怕担责。
前几年这所学校发生过跳楼事件，虽然最终跳楼者在抢救后有惊无险，市政府也承包了所有的医疗费用，但还是让这所学校的所有教师心有余悸。这一跳楼事件的起因仅仅是晚自修巡查的老师没收了在后排偷偷玩手机的男同学的手机，这位男同学就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
这件事之后，这所学校二楼以上的窗户被全部焊死，窗台边装上了防坠网，校长也和老师们私下里透气，以后这种在后排偷偷玩手机这种“无害”的行为没必要去管，不管只不过成绩差点，这所学校在成绩上本来就不出众，再差又能怎么样呢，而管了如果出了人命，学校担待不起，因为无论如何都要给家长一个“交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们当然是束手无策，他们既不能超越自己的职权，去干涉学生的家庭教育，也不能违背教育局的规定，对学生采取真正有效的管制措施，又害怕自己的任何管制行为会导致不可控的后果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既然“教育学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教师群体当然只能够选择“躺平”，工作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学生在校期间不出任何的事情，出了学校就不是教师们的责任了。至于学生的实际受教育的效果如何，这就不是他们能够操心的问题了。
谈话到最后，老教师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笑话：曾经有市里的教研组来这所学校听课，当时的教研组领导批评这所学校的老师上课自己讲太多，让学生讲太少，没有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当时上课的教师怒而把粉笔交给教研组领导，让他上去讲课，教研组领导也硬气，接过粉笔就上课，结果一堂课问的多个问题根本没有学生回答，让学生起来阅读书本上的内容，学生也不愿意阅读，最后课上不下去，不欢而散。
我当然听得懂老教师的弦外之音，他见过太多像我这样的实习教师，怀着一腔热血以为自己能够改变教育的现状，最终要么撞得头破血流郁郁而终，或是变得愤世嫉俗以为人间不值得。他提醒我减低预期，不要让过高的期待绑架了自己，只把教师当作是一份糊口的工作。
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我只是忍不住想着——那谁又为了那些失范的学生们的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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