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崩坏”
“你的名字，我的节日，礼崩乐坏，心唯此执”
遥望2021年，许进委员建议取消英语主科地位。当时，我是对此很感兴趣，但我不同意许委员和众多网友的讨论结果。在我看来，他们实际上都不理解中国教育的实质，也就是教育为何而存在，其内容又是因何而起。就拿取消英语主科地位来说，其目的是降低英语在教育中的影响力，但实际上，这就是本末倒置的。决定英语影响力的是那一系列考试的分数，而非什么必修和选修或是主科和副科。所以应当是保留英语主科地位，同时逐步降低英语分数，从150分降到120分，再降到90分，再降到60分，这才对。同样的，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问题，那就是今天英语考试的选择题可以是一道题2分，那么，在降低分数过后，一道题也可以是0.5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分数不仅是学习压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这一压力的实际载体。所以在降低英语分数的同时，我们还要把降低的分数转移到副科，也就是史地政或者物化生之上。这样英语就不会因为成为第七个副科，进而导致学校对英语老师的需求大幅下降甚至是出现负需求，最终，学校不得不对英语老师大量裁员。这样我们解决了裁员问题、主副科问题和分数要求问题。但这样还是没有结束，因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于英语学习的压力大幅下降，也就是意味着英语老师虽然在学校要有一定数量的必备，但在教学上的工作量是一定有所下降的。我们要秉持着不养闲人的理念来发展教育。故而，考虑到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存在的班主任这一岗位，可以由英语老师直接负责。但这样又要面临一个问题，那便是由于班主任的职责范围，所导致的学生在某科的偏科现象。这也就意味着，英语老师的教学职责首先就不是英语教学，而是综合教学，是要求对学生的综合成绩的提升，这可以是德智体美劳的整体提升，也可以是所有学科考试加起来的总分数的提升。并且，由于先前对英语学科的压力要进行转移，所以英语教学也要从如何学好英语知识转变为如何学好一门语言。那么我们现在既解决了英语教学问题，又解决了综合教学（班主任）问题。
我讲上面那一系列的方案，是希望各位能够以此作为基点，较为简单的进入到教育的框架和逻辑之中。
前几年，关于体育考试的改革颇有争议。很多人都认为体育考试加分是不合理的，在目前的学习压力下，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应对体育考试。我记得我初中就已经有体考存在，学校为了应付体育考试，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都是会在体考前一段时间，开始对学生进行高强度的体育锻炼。这实际上又违背了体育的初衷。即便是通过对体考的满分提升一个档次，结果也最多是学校更早一点组织学生高强度锻炼。我的观点是不如把体考的成绩切开，假设体考满分100分，那么我们就可以初一三十分、初二三十分、初三四十分。以此来作为基础，促进学校每年都要带动学生进行多样的体育锻炼。
那么现在我们不仅进入到了教育发展的逻辑之中，我们还清楚的认识到教育发展的核心是以分数成绩作为指挥棒，从而促使教育和社会发展需求相适配。
那么历次教育改革，尤其是前两年的双减政策，我们又可以看到，虽然是以命令的形式来去进行执行，但这一任务从事实上来看，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效果。这实际上就是由于上面所讲的指挥棒所导致的，从上到下只认这一个，也只有这一个足够强硬的命令。但在所有人看来，这样的命令，这样的指挥棒又是有待商榷的，所以又导致从上到下都在针对这种所谓的唯分数论，整个教育体系出现了一种僵化。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妥协，一场带有抗拒的妥协，而正是因为其中的抗拒和妥协是矛盾的，最终导致了整个局面形成了一种僵局。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指挥棒，回到那个真正的教育发展的逻辑之中。
当初在双减政策下达之后，辅导机构被全面禁止，我记得在当时，网上有人叫好，有人怀疑这件事能不能起到一个真正的让教育回归初心的效果。总的来说，支持率还是很高的，对这件事质疑的人，大多也只是对其保持一个中立态度，还没有到反对的程度。那么问题来了，正如当初我看一位网友说的要反对教育的资本化。对辅导机构的禁止是反对教育的资本化吗？我想准确的说，应当是反对教育的市场化。在我看来，资本化是市场化的前提，中国教育之所以能够市场化，之所以有一个庞大的市场空间，正是因为他完成了属于他的资本化。而资本化简单的说，就是对事物的最基本的异化或是物化。那么，之所以禁止教育的市场化，归根结底并不是要反对教育的资本化，而是要让教育发展处于一个可控状态，以此来保障一面墙的存在。
现在我们在回到教育的指挥棒，同时审视教育的资本化，我们会发现两者是两个点，而我们接下来就要思考那条线。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教育是如何完成自身的资本化改造，进而以分数成绩作为具体结果来展现给我们。
二、“前程”
“混前程是无解的题，荒愁的永动机”
我在这里引用一位网友的经典评论——没有一个小男孩的梦想，一开始就是买车买房。可要我看那些想当科学家、宇航员之类的梦想，不过也是一个要做有社会价值的人上人罢了。在我看来，买房买车确实是一种苦难，但它也是芸芸众生的苦难，那小男孩从头到尾都被骗了，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他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之中的一人。
我在上面谈到教育发展要和社会需求相适配，也就是说，教育的资本化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的。而在事实上，以这一现实去完成资本化改造的现实力量，便是家庭和学校。那么，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现实力量的时候，我们便又要去看这一现实力量所塑造出的客观事实，而塑造这客观现实所秉持的方法论又是什么？这两点是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
我在上面讲过，资本化又代表物化或是异化。那么，教育的资本化就是教育中的主体的资本化，也就是对学生的资本化。那么，这种资本化又由于物化和异化的原因造成学生被资本化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被生产的商品。同时，又由于教学本身也会被资本化，那么也就意味着教学以资本的一种形态向学生这一商品不断的累积，从而导致学生从商品的形态转化为资产的形态。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教学资本不断叠加于学生这一商品之上，筛选机制不断筛除于学生这一商品之上，导致好学生与坏学生的区别，在实质上就是优质资产和劣质资产的区别。如果不能接受这一认识，不妨让我们来看看现实。
衡水模式之所以可以火遍全国，不正是因为他以最直接简单的手法将教学资本不断的强加于学生这一商品之上，而学校又作为被资产化的学生的持有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个学校很值钱，并且他的值钱和他的教学资本的投入是一定不成正比的，是一定要有足够高的效益的。这一点哪怕是一些诸如北京的学校，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所谓的寒门难出贵子，可出了贵子的寒门，还会是寒门吗？那这样的话，这个家庭不是也成为了持有这一优质资产的持有者了吗？
这里可以做一个类比，总有人说教育流水线这个词，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淡化了教育的资本化，强调了教育的主体性，归根结底是把学生当人看了，这是不合理的。教育资本化比起流水线，更像是一个养殖场。牲畜幼崽以商品的形态进入到养殖场，但进入之后，则又以资产的形态由养殖场主所持有，到了成熟出栏后，又以商品的形态进入到市场。所以说，教育不是流水线，而是养殖场。
这里我还要讲一点关于学历贬值的问题。我认为能够贬值的只有资本，以各种形态所展现出来的资本。学生以一种资产的形态所体现的资本，但问题在于，资产想要变现，是要通过市场估值的。也就是说，就算是985、211的毕业生，也不是他想月薪多少就多少，这是要经过市场评定的。所以说学历贬值实质上是资产贬值，但资产贬值是要体现在资产持有者上，也就是体现在家庭和学校上，也就是说，体现在学生上的是一种商品贬值。
严格来说，教育资本化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过程，是对参与到教育中的事物，尤其是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的资本化改造。所以如果家庭和学校是起点，那么学生以资产形态进入到社会，被市场估值，从而转换成商品形态，才能算是终点。那么，两点一线中的线便是教育资本化。但是，两点一线只能让我们简单的理解教育资本化，不能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教育资本化在现实层面的具体细节。大树尚且枝繁叶茂，教育绝不只是两点一线的资本化这么简单。
从我们先前讲到的东西总结的来看，以家庭和学校作为现实力量，以教学内容作为叠加态资本，对学生这一资产进行不断的原始积累，在通过分数成绩这种量化评定，进而对资产进行甄别，最终以商品形态进入市场。那么我们很明显搞清了前半段，还没有认识到后半段，即我们没有搞清分数成绩这种量化评定的标准。
量化评定只是一种手段，就像用教学资本对资产进行积累，也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并且正是因为教育可以实现资本化，才奠定了教育可以与社会现实相匹配。也就是说，量化评定或者说分数成绩本身是为了贴合社会现实的需求，那么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唯分数论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冲突的。其实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有一部分是社会现实，也就是资本在社会中运转过程中所不需要必备的。那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考试只考主科副科这一系列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则表明了资本运转在教育层面所需的必需面，那么，另一部分则必然是无需面。
要再强调一次，量化评定本身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其塑造的唯分数论本身是为了符合资本聚集效应，而在学生层面上体现出好坏之分，同时，在学校层面上也体现出好坏之分，并且，这种聚集效应本身会由于不断的扩张而形成一种极端，这种极端在经济活动层面上可以理解为垄断。而人的全面发展之所以不符合资本化需求，是因为它更多的是强调人的解放性，而非资本化的需要。也就是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就是无视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一个特定环境。对学生的资本化改造，归根结底不是教学资本对其资产的不断累积，而是这种叠加态。也就是说，重点并不在于是什么资本，而是在于资本的叠加。
我们先来看一下，20世纪初，从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的转变。在我看来，他是从无序的极端转变为有序的极端。但问题在于，两者的极端是具备同一性的，也就意味着，缓解问题的并不是另一个极端，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过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唯分数论，其目的是为了塑造一个资本聚集效应而生成的标准，这种标准生成对人的发展的必需面和无需面的区分，最终对学生在必需面的发展进行量化评定，进而造就了一个唯分数论。那么真正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标准。
要对这个标准进行模糊化处理，也就是说，要让无需面和必需面具备同一性。但我先前讲到必需面的必需性又是由资本化所决定的，而这一决定又是由量化评定来体现在现实层面。那么我们也就能够意识到，要想让必需面和无需面具备同一性，就必须要通过量化评定这一手段。那么就是要从人的局部发展这种唯分数论转变为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唯量化论，也就是说，要将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一个综合量化评定。这一点我们可以视作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资本化改造，而这种改造会将教育中的资本化空间进而扩展，从而将唯分数论所造成的主副科不断的更新教学内容的需求转移到其他教学内容中，也就是将这种资本化所需要的叠加态转移到了其他的教育空间，进而生成了一个教育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论。
想必很多人都会反对我的观点，但即便是我提出的教育凯恩斯，也只是一个对现实的理解。所以来谈谈艺考吧……谈完了……
三、 “无路”
“把最柔顺的曲调来刻画弯路里没路的人”
悲哀吗？不，教育的悲哀不在教育，而是在一些人。他们不仅仅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更是世界教育的悲哀——他是快乐教育，是中专职高，是古惑仔，是杀马特，是精神小伙，是校园暴力，是早早辍学——是流水线机台上的断指。
近年来，网络上关于小镇做题家的呼声越来越多，更有人自居为中国教育的悲哀，不过应试教育的反对意见也不是近几年的问题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好悲哀的，就当是这些做题家提前体验社畜生活了。不过，精神小伙有他的前辈，做题家也有。他们的知青前辈，可能是他们的良（黑）心导师，也可能是他们的良（黑）心老板，当然更多的应该是过着舒舒服服的小康生活的普通人。严格来说，做题家就是知青，只是知青的过去是做题家的过去，知青的未来却不能是做题家的未来。这也是我极为厌恶做题家的原因，即小镇做题家的实质是中产后备军，一群天天做着“美国梦”的幼稚鬼。还自嘲称什么“孔乙己”，一帮大学扩招才能考上本科的人，怎么有自信跟当年文盲率在95％的社会的书生比较？
精神小伙的存在是目前世界上最为一致的教育问题，他们能够存在的关键不是不能学习，而是不能接受自己处在这个教育中的最底层，他们不是不能接受这种压迫逻辑，而是不能接受自己被压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受老师欣赏的好学生会被那些坏学生欺负，遭受各种校园暴力。这种情况的潜台词就是，你虽然学习好，可以压我一头，但是我也可以用暴力压你一头。实际上，是通过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去伪造一个压迫逻辑。之所以称伪造，也是因为这种逻辑是符合社会运转的根本逻辑，但不符合社会需求。所以在精神小伙走出校园之后，他也就脱离了这个伪造的事实，继续他作为劳动人民的身份参与社会生产。
我的初中和高中都有遇到过精神小伙这个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这个群体是来自农村，然后如何如何……直到我遇见一个女生，她说：她家在某某小区。还有我在之后遇到的几个富二代朋友，他们都承认精神小伙这个群体文化，但他们却不承认精神小伙这个群体。割裂，即对同一文化产生认同，却不愿认同对方的两个群体。前者是来自县城农村，甚至是偏远地区的劳动人民的后代；后者则是以进城农民工这类小康家庭的后代为主，包括一些资产阶级后代。这种情况让我开始陷入极大的怀疑——绝不可能出现的事实。更为诡异的是，在随着之后十几年的城镇化建设，这个以底层人民后代为主体的一代又一代继承的文化逻辑，很有可能被上面讲的后者占据主导地位。即，随着农民工不断进城，社会底层愈发集中在城市，精神小伙也会越来越向大城市和县城集中。但这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这一文化的阶级属性在逐年淡化。
看来，荒诞确实是对现实最好的诠释。从阶级的角度看，教育发展中根据社会发展的阶级分配是大量脱节的，即大量中产小资乃至资本家的后代得不到属于自身家庭相匹配的教育资源，更得不到在应试教育中与自身家庭相匹配的分数成绩。所以我们看到，精神小伙这类一直属于底层后代的文化被一群少爷小姐所接纳。而教育之所以可以做到与社会发展逐渐脱轨，归根结底跟教育资本化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教育资本化恰恰证明了教育是与社会发展接轨的。但从阶级角度看，教育又是已然脱轨。所以与其说是脱轨，不如说是“世外桃源”。同一底层逻辑，却没有产生相对等地位的两个世界，好像有一堵墙——义务教育。当我们把义务教育理解成大锅饭，普通人自然是分到什么吃什么，有钱人自然也可以开小灶。吃完饭就要去地里干活，普通人吃得差，但肯吃苦，做多得多；有钱人吃得好，但好吃懒做，最后混一混就好了。这样理解的话，应试教育便是一个极为不准确的称呼，严格来说，应称之为义务教育和教育资本化的结合体。
四、 “大树”
“终见白头的美人名将，孑然回首，大树飘零”
让我们再回到教育凯恩斯论，教育发展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做题家和精神小伙这两点上，而这两个学生群体本身所带有的家庭阶级属性也愈发趋同，毕竟精神小伙越来越高端，做题家也是一直在为了成为人上人做准备。中产小资这类人一定会为了巩固自身社会地位而不择手段，至于教育资本化也是无法撼动的事实，那么义务教育能变吗？——绝不可能。虽然教育成为社会最公平的事务，这本身很搞笑，但不得不说义务教育中的义务绝不能退一步。这便是教育凯恩斯论在现实层面的体现——三方势力角逐。
三位的第一意愿分别为：义务、增殖和固化。前二位几乎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唯一可以聊一聊的便是这位“弱势群体”——中产。而在现实中的中产并非所谓的小镇做题家，应是衡中学子，即在应试教育中投入大量精力的家庭与学生。在文化应试的高强度内卷下，这种情况已经极难维系，中产一定会逐步转移战场，尤其是新时代中产家庭，他们相较于传统家庭更清楚内卷的问题。所以要在这里再次强调，凯恩斯不是提出来的，它只是一种为了维系一切的新情况。就此可以断定艺考或是说综合量化是教育发展的必然道路。对于义务教育而言，部分转移的中产后代为较为底层的学生让出了更多的在文化应试的机会。对于教育资本化而言，扩展更大的教育空间不仅意味着增殖需求，更重要的是在事实上的教育资本的增长，甚至有可能构建起在“义务教育”之外的教育发展，并且与中产联合对义务教育展开攻击，即为学校的教育成本分担压力，借此进一步与义务教育捆绑。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确定三方的最终结果分别为义务教育明进暗退，中产阶级明退暗进，教育资本则是双赢。这一结果大概率无法因外部力量干预而改变，所以问题不在于义务教育退了多少，而在于义务教育还有多少退路。即便综合量化的成本大多都临驾于中产家庭，甚至为高中和大学创造更多利益，同时也为底层后代让出较多的机会，但以义务教育的生存空间为底层换取一些应试机会，这终归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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