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啃老族”比例越来越高，国内“啃老”尤其是“隐性啃老”的青年群体也不在少数，而这背后也反映了国内经济尚待完全复苏、青年失业率较高、工作与生活等各类成本与压力加剧等问题。不过，愈发庞大的啃老比例可能会降低青年群体的婚育意愿，代际互惠的失衡也使得老一辈的养老可能得不到有效保障。若要缓解这一现象，除青年个人要更自觉、父辈减少对青年啃老的支持外，社会环境的改善也将起到重要的影响。
全世界都在啃老
今年4月，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及到了全球“啃老族”越来越多的问题。
将未就业、未接受教育或培训，靠父母供养的青年群体视为“啃老族”，该文章指出全球范围内的“啃老族”比例已经上涨到了20%以上，达到了近20年来未有的“高度”。
该文章甚至表明，全球32%的年轻女性为啃老族，而年轻男性则是近15%，南亚地区的情况更显严峻，年轻女性为啃老族的比例达到了53%，年轻男性则为6%左右。
目前，“啃老族”也有“尼特族”、“袋鼠族”之称。
其中“尼特族”（NEET，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指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终日无所事事的群体；“袋鼠族”通过表面之意就能看出，一般指的是那些依靠父母供养而迟迟未走向社会、如同小袋鼠般藏在妈妈袋子里的年轻群体。
全球趋势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平均近16%的18至24岁的青少年就为尼特族，智利、哥伦比亚、意大利、土耳其以及哥斯达黎加国家的尼特族比例还超过了25%。
纵观上述如此高比例的啃老族，或许日本、美国、韩国等国的青年群体“贡献”了不小的力量，此外，我国也存在不少啃老的青年。
其中，日本作为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啃老现象也较为突出，早在2016年之际，在与父母同居的158万人中，就有近31万人依赖父母养活自己。即使是作为发达的超级大国，美国2021年第一季度也有近380万年龄介于20岁到24岁的尼特族“闲赋在家”。
2022年韩国国内的一项调查甚至显示，每10名受访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就有7位放弃求职。
我国目前网传的啃老人数也不少，在近年来的新闻中，青年群体啃老的选择与现象更是突出。
以往多从“不离家-单身”的“单身贵族”身上能看到明显的啃老现象，视之为“显性啃老”，目前不少的“90后”群体也慢慢转入“啃老族”当中。
而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离家-却不离巢”的隐性啃老也开始出现，如已为人父母的80后、90后还主要依赖着上一辈的财富生活，维持着小家庭的开销。
在我国，那些放弃就业而闲赋在家，纯粹靠父母供养的“显性啃老”青年数量并不少，但由于这类啃老需要家庭具备较为充裕的资金作支持，比例倒是比西方发达国家低，但国内那些由于各种压力而向老一辈寻求包括金钱、育儿照料等在内的各种支持的“隐性啃老”群体却不在少数，其“啃老”内容多且阶段还不短。
对不少啃老族而言，如果其选择“躺平”在家“啃老”，要么就不做任何事情，仅在家中无所事事打发时间，又或者将时间投入到育儿、家务、娱乐旅游当中。当然，也有不少人选择为下一步的就业或各类考试作准备。
此外，越来越多的青年“买房啃老”、“结婚啃老”、“育儿啃老”成为常态。
失业、压力大等社会问题都在助长“啃老”
透过国内各类啃老现象背后，则是反映出了多个社会问题，首先一个便是青年失业率的提高。
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创下历史新高。但伴随着越来越多学生从高校毕业走向社会，近年来的青年失业率也有所上升。
从全国每月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来看，2021年该指标数值位于12.7%-16.2%之间，2022年该数值则介于15.3%-19.9%之间，失业率进一步升高。
而在如此高的失业率背后，也透露了经济不景气、就业压力大的问题。
目前，经受了近3年的冲击，国内经济仍在复苏、逐步进入发展新阶段，不少行业也在重新积蓄力量。但与国内愈发庞大的应届毕业生规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企业的招聘规模有所缩减，且门槛要求越来越高，导致不少毕业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一些企业还偏好有工作经验的人士，这便进一步加剧了校招机会少、理想岗位不足的现象。
所以，即使一些毕业生不断“向下兼容”投递简历，从规模达上万人的大公司投到百人以下的小企业，也不一定就能顺利被录用，甚至博士学位的高材生也到了接受到餐厅兼职经理职位的地步。
在如此高的失业率下，也就不乏一些青年群体顺势“躺平”，或许选择休息一年考个研究生，亦或者先得过且过，最后“继承家业”。
除上述群体外，如今社会中也不乏年轻的青年父母依赖着上一辈的财富维持小家庭生活的现象。
对这些青年父母而言，自身工作的薪资尚不足以支付大城市的生活开销与育儿成本，除了之前买房、结婚需要父母提供大量资金外，或许还需要父母帮助承担部分生活费，在寻求帮忙照顾孩童的同时亦索取育儿资金支持。
这样的“隐性啃老”在国内并不少见，一个原因在于如今的婚恋成本、购房成本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与自身承受能力，也在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工作压力也进一步加剧。
一些研究也认为，与欧美经历的因经济不景气所以得由两代人分担经济负担的危机型啃老不同，国内经历的是“发展型啃老”，即因为城市化成本愈发高昂，不得不由两代人共同分摊。
当然，在不少青年选择“啃老”背后，也离不开老一辈的“自愿奉献”。
即使面对孩子一直闲赋在家、无所事事时，一些家长除了不断唠叨，以期望孩子能主动改变现状外，也会由于“心太软”而继续照顾着青年的吃喝拉撒，部分家长还会有着作为爸妈，一辈子养着孩子也行的观念。
另外，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父母往往肩负着重要的育儿职责，即使在孩子成年后，依旧会重点关注着孩子的工作、婚恋、生娃等方面，并愿意在这些事情中付出自己拥有的人脉关系、金钱以及精力等。
这些都给了青年啃老的机会。
当然，或许外界不少人看来，逃避工作与社会而选择啃老是可耻的，但有些人或许还真发现“逃避可耻但是有用”。
反婚反育、代际互惠失衡等问题加重
在全球啃老愈发严重的情况下，不少国家都对此表示担忧。
如美国彭博新闻社曾表示，虽然过去疫情下低就业率导致了“啃老族”比例上升，但背后也离不开年轻人的懒惰，其表示这些“躺平”的青年群体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啃老族”比例的提高甚至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另外，英国的媒体也认为，啃老族比例的提高会导致生产率不足，最终致使一国经济无法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
而对于啃老族比例不小的韩国，一些分析也认为若越来越多的青年不愿就业，市场劳动力的减少就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并有可能致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自然，对我国来说，若啃老族比例越来越高，那目前及未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就会缺乏充足的市场劳动力支持，将有可能对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随着啃老族人数的增多，躺平摆烂、反婚反育等社会问题有可能愈发严重。
对不少单身且啃老的青年群体而言，由于父母能够给予自身经济及生活保障，容易削弱青年个人独立生存、承担责任的能力；在婚恋成本上涨、压力倍增的时代，青年“啃老”的选择也会削弱他们生儿育女的意愿。
如此一来，一些青年群体在啃老的同时对婚育的意愿也愈发降低，为了更多的自由及避免以后小家庭带来的各种压力，他们的反婚反育念头还可能愈发强烈。
不过，这样的选择也存在不小风险。
由于许多青年在长时间的啃老下已习惯舒适的、压力小的生活，一旦老一辈退休、家庭发生财务危机或其他重大意外时，这些青年群体往往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之前以依赖父母生存的方式难以为继，后续如何维持生活也难以预料，甚至有可能产生社会悲剧。
另外，虽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养儿防老”思想普遍存在，但随着啃老族人数的增多，也能发现，目前国内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弱化，“逆反哺模式”逐渐凸显，即父辈对子代过度付出，但子代却由于自身能力不足而难以向父辈反馈更多的金钱、养老等支持。
如此，以往的双向代际互惠逐步变成了父辈对子代的单向输出，加上不少地方尤其是农村养老制度的缺失，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晚年时期的生活并不如人意。
所以，青年啃老数量的增多或比例的提高，影响的不只是青年群体未来更长远的发展，反过来也有可能冲击到老一辈的晚年生活，而晚婚晚育、反婚反育等社会问题亦有可能更为严重。
改变这一状况，个人、家庭、社会都需要时间
正常来说，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做什么的现象，被称为“社会时钟”。
如古代提及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又比如现代提及的25岁之前在校学习，然后毕业就业，30岁左右成家生娃，再逐步承担起养育老人与孩子的责任，最终步入老年后就可以安享晚年。
但对许多尼特族青年而言，啃老的选择往往容易使他们错过“社会时钟”下的就业及成家立业机会，可能对其长远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如较差的精神状态、较大的社会排斥等。
不过，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逆社会时钟”发展，如30岁去高考、40岁尝试新职业、50岁去学习越来越多的新知识。
这样的节奏显然也很自由，属于自我探索的人生发展途径，生活更具有创造性，或许会更适合自身。
但“逆社会时钟”的选择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加上社会一贯现象的存在如中年事业受阻或难以更换工作此类中年危机等，“逆社会时钟”的选择不一定能为自身乃至家庭带来足够的保障。或者说，在“逆社会时钟”下取得成功的“幸运儿”并不多，更多的人在此类选择下最终面临人生的失败。
所以，若是按照“社会时钟”的发展来看的话，为了更适应社会的步伐，避免未来不确定性造成的冲击，青年群体还需摆脱啃老状态，依靠自身的自觉去继续向前发展。
当然，父辈对子代一直的自我奉献与支持，也给予了越来越多青年啃老的机会。
若这些父辈能进一步正视起子代未来的长远发展，意识到“父母之爱子为之计深远”，将其对子代单向的无条件的支持转为有条件的代际帮扶，尽量不给子代创造不劳而获的机会，逐步缓解单向代际扶持问题乃至恢复代际双向互惠的秩序，或许更有利于帮助青年摆脱啃老的选择或削弱啃老的意愿。
不过，透视啃老背后的社会问题，如上述提及的就业率低、就业难、工作与生活压力大等涉及到的经济不景气、大学生越来越“不值钱”、企业招聘门槛及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等，其能否得到有效缓解，也会影响到年轻人是否会选择不啃老而自我努力、实现自我发展。
但显然，这些问题如何得到缓解似乎很难有个准确的说法或做法。
总的来说，国内单身青年直接摆烂、一辈子啃老尚且还需要原生家庭有不少的财富进行支撑，但诸如结婚啃老、买房啃老、育娃啃老的群体却不在少数，这些隐性啃老的比例更高，造成的代际互惠失衡也有可能更为严峻。
不过，随着社会各类成本的上升，这样的隐性啃老似乎难以避免，也愈发成为常态。或许目前能够希望的便是青年一辈更自觉一些，付诸更多的努力承担起“上有老、下有小”的重担，再期望一下经济实现复苏、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各类社会压力能够减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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