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像切那样的人
2007年11月06日 《商务周刊》
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一个通常被称做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斗士，40年前的1967年10月9日，在玻利维亚的热带丛林，被他终生反对的敌人杀害。
在古巴革命中闻名的格瓦拉，1928年出生于阿根廷一个优裕的家庭，毕业于医学院，在行医中痛感人民苦难非药可治，决心以解放整个拉丁美洲为己任。1957年，他在墨西哥结识了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罗并与其结成密友，两人一起组织游击队，推翻了亲美的古巴独裁政权。革命胜利后，他先后担任过古巴中央银行行长、国家计委主席、工业部长、古巴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等要职。
但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让他1965年抛弃高位，离别妻小，带领包括四位古共中央委员在内的17名同志者，到遥远的非洲刚果和毒蛇蚊虫出没的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他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写到：“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微薄的力量。”他给父母的信中写到：“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许多人会称我是冒险家，我是冒险家，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他给孩子们的信中写到：“你们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行动，他忠于自己的信仰。你们应该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有最强烈的反感。”
这就是切·格瓦拉，一个超越国界、超越死亡甚至超越意识形态的格瓦拉。40年来，格瓦拉的影子从来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的肖像总是被高高举起，他代表的精神被不同的人铭记和诠释，那其中象征着对自由的追求，对不公平的抗争，对权威的挑战，对理想的坚守，英雄、责任、牺牲、爱，以及执著和义无反顾，即使在这个全球化的今天、商业化的今天，仍然熠熠生辉——因为格瓦拉代表着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梦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格瓦拉。
在格瓦拉牺牲40周年之际，《商务周刊》推出专题《做像切那样的人》，讲述胸怀梦想的中国各行业的前行者心中的格瓦拉。讲述他们对格瓦拉的理解，他们的格瓦拉梦想和他们正在行走的“格瓦拉之路”。
本刊从众多候选人物中选择了三位作为代表。一位是退役大校王川生，和格瓦拉一样，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开始了新的征程，决心用20年的时间，通过下海经商的方式积累资本，实现自己参与公众政治的梦想并回馈社会；一位是曾经在1980年代闻名全国的科学家和科技实业家李太航，他开启了中国科技产业化的改革大门，然后又放弃国内的功名，改名隐姓到台湾从事反台独活动13年，直到今天依然拖着病体战斗在反台独第一线；最后一位是受过牢狱之灾的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这位追求大同世界的民营企业家，历尽沧桑和挫折，至今仍紧握钢枪，坚守在理想的高地上。
实际上，上马格瓦拉的专题策划在本刊内部争议良多。反对上马这个选题的同仁认为，格瓦拉是个充满意识形态符号的政治人物，而我们是一本商业周刊，两者并不相符。在这样一个媒体被“政治和经济双重封建化”的时代，拿出这么多卖广告的版面来纪念一位“不合时宜”的逝者，到底值不值得？
是与本刊比较接近的几位企业家身上发生的几件事情，让这个选题最终得以通过。
其中一位企业家，是前不久由于“中国制造”而上吊自杀的佛山利达玩具厂老板张树鸿。有人说，是合作伙伴害死了他；也有人说，是那些平时与他称兄道弟，患难时却避之不及甚至落井下石的政府官员们害死了他；更有人说，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友邦惊诧”害死了他。
一个企业家，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奋斗？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一个企业家如何拥有健康心理的老话题。真正让张树鸿自杀的原因，是他内心中的绝望。面对困境，张树鸿亮剑了，但杀的是他自己。
另外一些企业家，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偏离甚至放弃实业，转向从火暴的股市淘金。他们解雇工人，搁置新买的生产线，将大量的资金，甚至从股市上增发获得的资金，拿去打新股。当我们回过头来总结2007年中国经济时，我们也许会发出很多的叹息。面对诱惑的时候，他们的屁股没有坐稳。
记者的另外一位企业家朋友，坦克兵出身的他，在30岁生日那天收到朋友送的100元钱礼物，他羞愧难当，第二天就选择了复员创业。经过10多年的打拼，他已经成为一个亿万富翁。他做得很辛苦，10多年里，他也想到过放弃，想把自己的企业卖给别人，然后舒舒服服的和老婆孩子过几天清闲日子。但他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且在今年7月将上市材料交到了证监会。
就在公司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庆祝上市成功的前夕，他被通知上市失败。在给记者的短信中，他用了“患难”两个沉重的字眼形容自己的处境。他说，这次不是挫折，而是一次失败；不是简单的推迟上市，而是他这个老兵需要从头再来。
也许，在很多富豪们看来，这个曾经的坦克兵不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的确，与伴随着网络、新能源等新经济机遇发家的年轻富豪们相比，这位坦克兵朋友是企业家里的“土鳖”。
但他却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他在写给下属们的信中这样说到：“公司虽然犯了很多错误，但人心没散，队伍未减，基础未垮，改革问题总比重新建一个公司要快得多容易得多吧。如果大家相信我就坚定不移地跟着走；若大家有质疑，可以观望和评论；如果没有信心的，不管你是离开还是留下，明年这个时候让事实给我们答案。”
傅雷说：“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过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作为一柄社会公器，《商务周刊》一直主张“商业是值得尊敬的，商人也是值得尊敬的”，在此，我们有义务将格瓦拉的某些难能可贵的精神引入中国的商业界。格瓦拉身上所代表的东西可能很多，但其中至少有一点是当今这个商业社会所稀缺的：让我们仰望星空，让我们忠于理想。
就在运作格瓦拉选题的时候，本刊编辑部的读书会还在讨论《士兵突击》里“不抛弃，不放弃”的钢七连。许三多说，人活着就要做有意义的事。在记者谢鹏采访退役大校王川生的时候，这位前炮兵副师长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 “大多数男子汉都有自己的理想，且为此努力奋斗着，但是并不是每一位男子汉最终都能够成功，很多人奋斗了一辈子依然是个小人物。”
其实，我们都是小人物，可小人物也有让人仰止的东西，或者，我们需要不断用那些让人仰止的东西，在麻木、无助、怨艾的暗夜，重新点燃自己。
坚守理想，就像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保尔说，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全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谢鹏在内部论坛上的一张帖子中写到，“我没有保尔那么高尚的理想，也深知没有格瓦拉的那种对理想的坚定追求。但，虽不能及，心向往之。23岁时的格瓦拉已经骑着摩托车游遍了大半个拉美大地。23岁的我，也会质疑那个像男人的海绵体一样，在现实面前往往硬不了太久的新闻理想；在很多个夜晚，也会拷问自己，每天在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忙忙碌碌，究竟为了什么？”
并不是每个痛苦的思考都能换来答案。在没有答案之前，就继续战斗吧——像切那样。(文/谢鹏)
王川生：退役大校重上征程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个格瓦拉。在王川生的心里，格瓦拉代表着轰轰烈烈，也代表着为平民谋福利，向不公正和不公平社会做挑战的精神
□记者 谢鹏
本泛黄的《格瓦拉传》摆在王川生的军官宿舍那张办公桌上，虽然有些破旧，但第一眼看到，仍能把人拉回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这本1974年内部发行的格瓦拉传记是前苏联拉弗列茨基版本，跟随王川生已经30多年了。
或者说，罹难于玻利维亚丛林的格瓦拉，是王川生崇敬了30多年的榜样。
王川生的名片设计得很有个性，背景是他的照片，身穿军装，双手叉腰而立，身后是黄土高坡上的一座墓地，那里埋葬着王川生的爷爷。名片上印着三个职务：陕北后裔、退役大校和公司顾问。
大校祖籍陕西，53年前出生在成都，故取名川生。2007年的夏天，副师长王川生刚刚脱下军装。
“黄土代表贫瘠的土地和贫瘠的人民，我希望通过它告诉人们我是一个具有平民意识的军人。写上退役大校是想告诉别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军队给的，我不是一个忘本的人。当公司顾问，是告诉大家退役对我来说只是转换岗位而已，我仍然在参与公众生活。”王川生嗓门洪亮。
1974年，王川生从部队的内部图书室得到这本前苏联版本的《格瓦拉传》。格瓦拉的故事对王川生影响很大。不仅因为格瓦拉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有着传奇的革命经历，格瓦拉身上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冲击着还是个热血青年的王川生。
对英雄的崇拜以及家庭的原因，王川生在1970年入伍，并先后担任过司务长、干事、宣传科长和团政委。1992年，喜欢挑战自己的王川生主动请缨担任当时成都军区最大的公司——西南长城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一职，开始了7年多的军办企业经历，直到1999年军队全面退出商海。
“在一个规范的法治社会，军队的职能不能混乱。我举双手赞成军队停止生产经营。但就个人而言，我非常遗憾。相对于和平时期的军队后勤工作，我更喜欢挑战性更强的生产经营工作。况且，我已经有了一个取得初步成功的阵地。”王川生说。
当时的王川生有两个选择：一是执行命令前往某军分区担任副司令；二是申请退役下海经商，涉足房地产开发。
父辈们的军队背景造就的恋军情结，家人特别是妻子的强烈反对，以及自己当年依然没有熄灭的战争梦，让王川生放弃了下海的念头。回想36年的军旅生涯，王川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过战场。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他把手枪擦得锃亮，但最后还是错过了一生中唯一一次上战场的机会。
“我年轻时对战争的认识没有现在这么深刻，那时很希望能够参加战争。觉得人的一生要跟格瓦拉一样，充满传奇和轰轰烈烈。”王川生说。
对于格瓦拉的喜爱，王川生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曾经托人给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带去一封信，明确表示：如果有需要，他将毫不犹豫地去古巴与卡斯特罗并肩作战。
“我不崇拜任何人，包括格瓦拉，但我崇敬格瓦拉。我一直在努力学习和实践着格瓦拉的精神。”王川生说，“军人的特殊职业让我的很多想法没有如愿以偿。如今退伍了，我要开始用接下来的20年时光做些事情。”
30多年后的今天，王川生对格瓦拉的崇敬，已经逐渐转移到了格瓦拉身上的平民意识： 那种为平民谋福利，向不公平社会做挑战的精神。他总是被格瓦拉临行前给孩子们信中写的一句话所打动：“你们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行动，他忠于自己的信仰。你们应该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有最强烈的反感。”
“在我们这个过度功利化和物质化，基本上由精英和富豪统治的时代，格瓦拉超然而纯粹的精神信念，显得难能可贵、卓尔不群、超凡脱俗。”尽管患有十几年的高血压，但一谈起格瓦拉，王川生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激动。
当看到一些媚俗庸俗的人和事占据着媒体的大量版面，王川生会将这定义为“犯罪”。在他看来，中国目前出现了信仰的真空，中国人已经很少提倡献身精神，社会责任感逐渐淡化，“今天的中国需要格瓦拉精神，不仅需要格瓦拉的战斗精神，更需要牺牲精神和对信仰、理想的坚持的精神”。
“现在媒体关注的更多的是成功的人，如果我下海成功，我要办份刊物，专门写那些坚守在精神的高地上，奋斗了一生但却最终没有成功的小人物的故事。”王川生说，他自己也是个不太成功的小人物。
退役后，王川生担任了几家大企业的公司顾问，充当起“牵线搭桥、出谋划策和排忧解难”的角色。
他调侃地给自己制定了退休后的“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以下海干事为主，其他事情为辅；第二个五年，以周游世界为主，国内干事为辅；第三个五年，以周游中国为主，国内干事为辅。
“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我70岁了，到那时我才会退休。”王川生说。
在重庆采访期间，记者接触了一些王川生的朋友。他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评价王川生：此人有将才，但过于理想主义。
其实，在王川生的灵魂深处，真正感兴趣的并非下海从商，而是下海从政或曰公众政治，具体说就是“六位一体”：即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平民主义、英雄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理想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王川生还给出了自己的全新理解：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不断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根本确保更广大人民真正享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公正。
他说： “我更想为民族干点事情。如果今天重庆人大代表能够直选，我就不下海，去参选人大代表。”
尽管这些年来，在逐步形成和不断实践“六位一体”的过程中，王川生经历过不少非议与曲折，自己也为此失去一些功利的东西，包括升迁。他有过困惑，有过动摇，却从来没有后悔，更没有放弃。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即使做不到为真理而斗争，也应当为真理而坚持。假如有朝一日改革到位，我一定会去竞选人大代表，也包括其他可行的参与公众政治的形式。”王川生说。
现实中的王川生只哈选择退而求其次，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做点什么。
“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谈何社会地位？谈何社会活动？谈何竞选人大代表？即使那一天到来，你不望洋兴叹也得满头大汗四处找船。” 王川生无奈的说。
目前，王川生打算利用重庆成为国家统筹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机遇，从土地流转、房地产开发、基本建设工程、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等方面切入，在招商引资、整合资源、搭建平台、进入合作上做文章。也有一些大项目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但王川生毕竟综合力度不够，尤其是为融资瓶颈所限，只能艰难地运转腾挪。
“我现在如果有5000万元人民币在握，我坚信5年左右会打出一个上甘岭来。”王川生说。
对下海从商，王川生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对于政治的眷恋之情，经常让王川生心猿意马乃至神散力分。他说，如何保持目标专一、拒绝任何诱惑，这是自己当前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个人问题。否则，纵然“我曾经豪情万丈”，却注定“归来时空空的行囊”。
谈起往事，王川生不无感慨。他说，到他这个年纪，本应该干成更大的事情，但是最终却没有成功，除了机遇外，最重要的是性格使然。作为一个格瓦拉的崇敬者，王川生自叹没有格瓦拉那种破釜沉舟的魄力和随性而为的激情，所以才最终成为一个不太成功的“小人物”。
王川生说，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一个有尊严、有思想、有责任意识和有追求的人。“大多数男子汉都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他们也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但最终能够达到自己理想高度的却永远是少数。”他说，“很多人奋斗了一生依然是一个小人物。但正是这些跟我们一样的小人物，总能在暗夜里将我们点燃，让我们获得继续前行的动力。”
“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这是1966年格瓦拉辞去在古巴的党政军职，带着十几名老兵和聂鲁达的诗集进入玻利维亚打游击时写下的一句话。
40年后，格瓦拉成为了一种精神的标志。10月9日，是格瓦拉罹难40周年的日子，王川生写了一首诗，以纪念格瓦拉：“弱冠军营幸识君，三十六载长相伴。旷世侠才惊乾坤，传奇人生谱绝篇。壮志未酬泣苍天，精神纯粹雄人寰。普天传诵格瓦拉，于无声处涌浩然。”
李太航：从“科技上将”到反台独战士
曾经是一位耀眼的科学家，却走进拉美的热带丛林追寻格瓦拉的足迹，并在此后放弃一切，成为一名反台独斗士。“他的名字无人知晓，他的事业永卫家国”，李太航的传奇经历背后，是一种格瓦拉精神的延续
□记者 谢鹏
42年前，从国外返回古巴的格瓦拉径直前往卡斯特罗的办公室，他们在一起深谈了十几个小时。没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只知道谈话后格瓦拉依然没有回家，而是前往刚果组织游击队。2年后，格瓦拉辞去在古巴的党政军职，带着十几名老兵和聂鲁达的诗集重上征程，进入玻利维亚热带丛林打游击，并最终战死丛林。
16年后，中国大陆一位44岁的著名科学家，来到玻利维亚那片格瓦拉战斗过的热带丛林。科学家穿梭在毒蛇蚊虫出没的茂密丛林中，没有人知道他当时想了些什么。又过了16年，当他几乎被所有人遗忘，2007年夏天，这位已经60岁的斗士再次回到故乡上海，住进了郊区的一所疗养院。
这16年里，他经由美国去了台湾，从被汪道涵评价为“科技上将”的科学家，变成了一位改名隐姓的反台独斗士。
“暂时，我还不便公开我在台湾的名字，免得陷于被动，而且民进党当局也已经有所注意。”这位斗士在大陆有一个曾经响亮的身份——科学家李太航。上个世纪80年代是李太航最风光的时候，他走在马路上或者去邮局寄信，都会被陌生人认出。
整整一个年代，李太航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个标杆。他的故事被搬上银幕，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纪录片《莫让年华付水流》，获得了电影金鸡奖。
1946年生于上海的李太航，于1972年进入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作为科学家，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阔，从计算技术到冶炼再到医疗化工，在模糊数学、机器人学、计量中医学、电机学等多个方面，他也都卓有建树。最重要的成果是软联想存储技术和高炉炉温预测技术。其中，软联想存储技术为我国人工智能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与中国发射洲际火箭一起被科技年表列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科技事件。仅过两年，他又解决了国际冶金界一直延宕的难题——高炉冶炼的炉温和含硅量的预测问题。
如果格瓦拉没有那几千公里的拉美摩托之旅，世界上可能多了一位造福乡里的医生，少了一名国际战士。与格瓦拉一样，李太航如果继续在科研领域做研究，他会是一位功成名就的科学家，而不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号角的吹响者与反台独的坚定战士。
“我和格瓦拉比较相似的一点是，我也是个不为既有成就与既得利益所羁绊的人。我们的科技成果被敲锣打鼓地宣传，但没有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真正的促进作用，往往被束之高阁。这些苦恼促使我登高一呼，投身科技体制改革的战场。”李太航回忆说。
1983年，经过良久思考的李太航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号召科技人员到科技产业化的主战场去。为了争取政府和政策支持，同年秋，李太航找到了时任中科院上海分院党组书记丁公量，希望将科技所变成“小、快、灵”的实体，资金上可以断奶，但要允许其直接面对市场，科研成功后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
在当时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的支持下，李太航成立了一个直接面向国民经济、面向市场需求、面向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实体——上海时代信息技术公司。不要编制、不要经费、自找课题、自负盈亏，彻底甩掉大锅饭，打破铁饭碗，这在当时是旷无前人的勇敢举动。
该公司后来改成了现代信息技术总公司，下辖12个子公司。那个年代，还没有董事长的概念，分公司的负责人被称为经理，而李太航则称为总经理。有同行开玩笑说，李太航是中国第一总。
1984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大幅报道了李太航的创举，风靡全国各地的兴办公司热潮由此蜂起，四通、联想、方正等相继成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李太航的现代公司与四通并称“北四通，南现代”。
在1980年代末作为科学家和科学实业家最耀眼的时候，李太航曾担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新型科研机构联谊会会长、中国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知识产业联合会理事长等职，1987年，李太航全票当选首届全国十大科技实业家金奖，并受到万里委员长在中南海的接见。应邀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期间，他也是NASA智能纠错控制领域的首席专家。
1991年，李太航应邀到美国硅谷作短期访问，有当地华侨和台胞忧心忡忡地告诉他，接替蒋经国执掌台湾的李登辉狼子野心，有明显的台独意识。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带着玻利维亚第二大城市圣克鲁斯市市长秘书给他取的玻利维亚名字，李太航将公司交给别人打理，只身前往台湾。
“我这一生做了两个让我自豪的决定，一是从科学家变成科技公司老总，二是从老总变成反台独战士。”李太航说，在许多个暗夜里，孤独的他常会梦里回到那个无限风光的过去。但他说，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敢于像格瓦拉一样，抛却一切功名利禄，再续征途。
在台湾“行政院”一位高官的协助与安排下，李太航先应邀在美国某著名研究机构当了一年半客座教授，然后用另一中文名，通过海外学者引进的合法方式进入台湾。
一开始，李太航只是想搞清楚台独为何在台湾还会有市场，该如何加以引导与制约。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台湾一呆13年。
“大陆人比台湾人现实，更关心自己的生活改善，对国家的走向和社会的发展比较麻木，觉得反正有人当家。而台湾民众的政治热情则很高。”李太航说，台湾的政治气氛很浓，就像一张网络一样，只要你踏入进去，很容易成为狂热者。
在台湾，李太航支持的都是坚持两岸统一的阵营，主张两岸在统一问题上不要设置条件和前提，应该互相谅解和逐步融合。为了促进两岸的交流，他多次组织和协助台胞台商到大陆旅游探亲或投资，并在当地报纸发表文章，驳斥台独理念，力主早日三通。
2002年，因父亲意外故世，李太航回到国内侍奉年迈的母亲。有关部门闻讯，力邀李太航任职上海某著名大学，全面负责分校的规划建设、与国际接轨以及国内外教授学者的引进等工作。
但在2004年，陈水扁凭借两颗子弹的诈术保住总统职位，李太航不得不拿起长矛重上征程，再次返抵台湾，并应邀加入反台独立场最为鲜明的亲民党。
“本来觉得游离在外面更好，说话更客观，更有说服力。新的身份也给我带来很多挣扎和痛苦。但这也许是必须的忍辱负重，或者说是代价。”李太航说。实际上，李太航在大陆已经是中共党员。
就在2007年这个更加需要李太航坚持战斗的时候，老兵的内心也是非常两难。要想忠于自己的理想，他就应该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但自己的身体却不允许他这样做，家人对他的事业也由最初的理解变成不理解。
常年的劳累工作，已经拖垮了他的身体。即使是返回上海疗养期间，李太航依然不忘台湾局势和选举走向。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天，他还与台北县的一个议员代表团见面，分析选况和民调，研究应对突发事件的方案。
“上次陈水扁靠两颗子弹骗过了台湾人民，这次不能再让他们得逞。”在蓝色阵营里，李太航已经是一个智多星，每次都能够提出切中问题要害的建议。
李太航这次回大陆，除了养病外，暂时躲避台湾当局的注意是另外一个原因。有朋友对他透露消息，绿营当局已经在调查他的身份。
“内部人对一个人的伤害，常常比外部人更厉害。可能敌人打不到我，身边的人在旁边来一枪或者一刀，我就倒下了。格瓦拉就是被内部人出卖的。”李太航说。
格瓦拉的输出革命以失败告终，但李太航对自己促成两岸统一的事业前景十分乐观。在他看来，今年台湾当局在“双十节”展示各种武器，正是色厉内荏的表现。他认为，不管是哪个党派最终当选，随着中国一天天强大，台湾独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自己功成身退的机会越来越大。
“对于我的最后归宿是在大陆还是台湾，我的家人也跟我探讨过，我最终会落叶归根，大陆是我出生的地方，这里有我的根。”李太航说，他希望统一的日子早日到来。因为他此生已无大憾，唯余陆放翁之叹。
孙大午：信念的坚守者
在拉美革命英雄格瓦拉与中国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身上，都体现了对信念和理想的顽强追求，对社会公平的不懈探索
□记者 王强
40年来，革命者格瓦拉作为一种特定的符号和精神标志，始终在全世界流行。但当一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谈他对格瓦拉的理解时，你还是会发现，格瓦拉的影响力还是超乎想象。
孙大午，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4年前的那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让他一夜成为名人。在被羁押了158天后，地方法院判处他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他清楚记得，2003年11月1日，他回到自己的家。
2007年11月1日，对于孙大午来说，正是4年缓刑期满的日子。谈到刑满，这个河北汉子脸上并没有流露多少兴奋，更多的是经过岁月磨砺后的平淡和坚毅。
“这4年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一直把它看成是一场误会或者一场玩笑。”牢狱之灾并没有给他什么打击，虽然因为感冒略有些疲惫，但一谈到格瓦拉、理想和信念这些话题，孙大午显得中气十足。
“格瓦拉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完美主义者。我也是理想主义者，但与格瓦拉的区别是我还是个现实主义者。”孙大午直言不讳，“今天我们纪念格瓦拉，是纪念他对理想的坚守和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永不屈服。
河北省徐水县郎五庄村，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乡村。1954年，孙大午出生在村里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儿时的贫困让他很早就开始有了发家致富的想法。八九岁时就开始学做一些小买卖，十三四岁就倒腾自行车卖，那个时代，这些可都属于“投机倒把”。现在回忆起来，他认为，虽然有风险，但重要的是童年时代的经历让他很早就明白了靠辛勤劳动、靠良心做事是可以赚到钱的。
就像那个年代很多男孩一样，孙大午也崇拜英雄，也曾幻想着当个英雄。1970年，孙大午初中毕业参军入伍，在山西当了一名工程兵，英雄主义的理想在他心里一直澎湃，憧憬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将军。
孙大午没有机会成为将军，却成了一名农民企业家。在大午集团的公园里，一直摆放着一辆退役坦克和3门大炮，这是他当年的部队赠送给他的。
孙大午认为，自己的直性子和棱角分明使他不可能成为将军，这些性格在他日后做企业的过程中就表现为不屈从于社会的潜规则。“有理不怕见朝廷”，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从当年的几百块钱起家到今天的上亿资产，从一个小养鸡场发展到集饲料、化肥、养殖、种植、教育、食品旅游为一体的农牧业集团，其间，地方上的税务、土地、工商、金融等部门多次上门，想从大午集团“揩油”。最典型的是地税。1997年10月28日，当地地税局在没有查账结论和税务处理决定书的情况下，向集团下达了138万元的偷税漏税通知书，限三天内交齐，孙大午不服，向上级反映，最后138万降到了17万，孙大午仍然不服，官司一打5年，最后打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前后花费100多万元。
“我自认为自己做事很规范，所以我不会去靠苟苟且且发财，我相信靠自己的良心可以活得很好。我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不会走另外一条路。”孙大午坚信自己走的道路没有错，但是他的“不开窍”得罪了地方很多权势部门，也就有了2003年轰动海内外的“大午集团非法集资案”和这位民营企业家的锒铛入狱。
长期以来，融资问题一直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大午集团也不例外，尤其是孙大午不愿意走旁门左道、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得银行贷款，融资难更是大午集团面临的大难题。大午集团从1985年两万元起步，除了得到过两笔总计430万元的贷款外，再没有得到当地金融机构任何一笔贷款。孙大午多次向金融机构递交贷款申请，但均石沉大海。为了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大午集团不得不走了一条民间借贷的融资之路，累计吸收周围村民存款上千万元，支撑企业发展到总资产上亿元的规模。
这样的融资方式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因为从国家金融政策看，这就把企业置于非法集资的危险道路上，这也给了当地有关部门借此“修理”孙大午和大午集团的口实和把柄。
2003年5月27日，孙大午被当地有关部门骗捕，集团相关领导也被抓，整个集团陷入停顿状态。但令当地政府没有想到的是，孙大午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多家媒体的关注，纷纷到中国这个小乡村来采访，一时间举世瞩目。2003年年底，中国法学和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还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孙大午事件的专题座谈会，学术界开始从多个渠道拯救孙大午。
被关押了158天后，2003年10月30日，河北省徐水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开庭前，当地县委领导和公检法一把手先后到监狱和孙大午谈话十几次，但经过158天牢狱之灾的孙大午并没有屈服，他的态度是：“我无罪，但我服法。”
面对这个从未认罪的“罪犯”，本来要“从严从重从速处理”的孙大午案，最终变为“从宽从轻从缓”，带着4年的缓刑，孙大午回到了念斯在斯的村庄。
孙大午清楚地记得，他回家那天，田里的冬小麦刚刚发芽，顶出地面，柔嫩而翠绿，在深秋的风中，格外有生命力。
4年服刑期间，一家媒体曾这样形容孙大午：“缓刑滋味比秋凉”。孙大午对此并不认同，3年前，当记者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个朴实真诚的汉子并没有被遭受的苦难打倒，而是继续坚持他的信念和做人做事的风格。在一篇文章里他写到：“经过这次风浪，我的信念更坚定了，意志更坚强了。”
经过这次事件，孙大午也在反思。他认为，自己所遭受的打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但为什么“潜规则”失败不了呢？“那是几千年以来已经成熟的一种丑陋恶习。”他说，普罗大众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从于某种“潜规则”，很多企业家也在通过某种“灰色”道路攫取财富，“我不想同流合污，这个社会总要有人站出来与‘潜规则’斗争，我的性格让我站了出来”。
4年缓刑期间，孙大午趁此机会更多的外出、交游，更多地活跃在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和企业界的会议上，一如既往地发表他对“三农”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共同富裕问题的看法。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东南西北。
4年过去了，站在人们面前的，仍然是个胸怀坦荡的农民，是个永不向“潜规则”妥协屈服的企业家。
孙大午的很多做企业的风格和方式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似乎还不可理解，有人也批评他不是个合格的企业家。
“合格的企业家是什么标准呢？我不知道。”孙大午反问，“我光明正大做事，靠自己的辛苦也能赚钱，我为什么要妥协屈服于潜规则去发财呢？我守着自己的良心底线，可以干干净净成为亿万富翁，为什么非要带着一身污泥不可呢？”
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北欧亚洲研究所所长约恩·德尔曼博士曾与中国的一位学者联合撰写过一篇以大午集团为案例的论文，分析中国个体化趋势下私营企业主的身份重构问题，文章中重点提到了孙大午挑战潜规则问题。两位学者写到：“孙大午愿意按章缴纳税费，但对于法规之外的额外开支表示抗拒，这一立场与主流的企业主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因为在中国，‘潜规则’是被很多企业主默认和接受的。”
“如果遵循潜规则来和官员打交道是许多企业主维护自己企业稳定的行为依据的话，孙大午表现出了对这个规则的叛逆性。”文章并没有对孙大午的行为做出是非判断，但对孙的企业身份构建还是有所建议，尤其是官司之后，当事人的身份校准还是很重要的。
“经过人生的苦难，我虽然也有些世故了，但我身上本性的东西变不了。”孙大午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变圆滑，“在前进的道路上能够直行我就不会走弯路，我也知道，直行很困难，需要毅力，更需要勇气。”
4年过去了，孙大午一直在宣扬他的“社会共和”思想，他的“桃花源式实验”也一直继续着，他希望进一步把“大午城”办成一个和谐的大社区——在这个乡村社区里，实现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生活在这里的人，在收入待遇、生产资料不平等的客观条件下，实现生活资料的大致平等；大家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和谐多元，充满真、善、美。
“我们今天纪念格瓦拉，也是为了纪念他的精神和勇气，他希望通过革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孙大午认为，40多年前，格瓦拉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高官厚禄，淡薄于物质追求，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义无反顾投身于火热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不论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还是在物欲横流、缺乏理想和信念的今天，都值得我们记住他”。
“富人为穷人而活着才是有价值的。”孙大午记得格瓦拉的一句话：在这个不合理的世界，痛苦征服了所有人。孙大午认为，格瓦拉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完全可以不遭受痛苦，却放弃优裕生活，放弃高官厚禄，为理想和信念而坚持。“而这也远比只拥有理想和信念更很重要。”他说。
“虽然暴力革命的方式在今天已经不适合了，但公平和正义永远是社会的追求。”孙大午注意到，中国高层决策者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口号，“如果真正按照这样的口号来发展，社会也就不需要格瓦拉式的革命了”。
孙大午最喜欢的动物是马，在他眼里，马不但勤劳，而且勇敢。在大午集团的大门口，矗立的就是一匹昂首东向的骏马。他说，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他希望自己像马一样不用扬鞭自奋蹄。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