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究竟应走向何方——让谁受益
康新贵
摘要：改革或者说可供我们选择的道路大体上有三条：一是以北朝鲜为榜样，回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福利制度要进一步向北朝鲜学习，并且要解决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二是坚持现在改革方式；三是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无论如何选择，都应当是一个民主的决策过程，因为只有充分民主的决策过程，才能保障各方的利益。本文在分析了各阶层的现状和利益需求后认为，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是唯一的希望和出路，这也是各阶层都能基本接受的唯一方式。
关键词：四个阶层、民主决策、福利社会
一、北朝鲜的诱惑——全面福利制度。
朝鲜如今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典型国家。虽然这么一来朝鲜的经济发展遭到严重阻碍，朝鲜人民的生活在低水平徘徊。然而，也正因为朝鲜强调计划经济，什么都由国家包下，统一分配，类似于改革前的中国。
朝鲜人民享有四大福利：
一是免费教育。
朝鲜实行全民11年制义务教育。朝鲜的学制与中国不同，其中学前教育1年，小学4年，中学6年，总共11年。
在这11年中，所需的学杂费、文具费由国家负担。国家每隔两年给小学生免费发放一套校服。中学生的校服，家庭交纳20%的费用，其余80%由国家负担。
高中毕业之后，要进行高考，择优录取，大约有50%的高中生可以升入大学学习。在大学，国家给大学生发放助学金。朝鲜全国有200多所大学。其中最大的是平壤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在校大学生达一万多人。
没有考取大学的人，有的参军，有的参加工作。
在日本统治期间，朝鲜人95%是文盲。现在，朝鲜的大学教育相当普及，所以朝鲜人的文化素质不错。
大学毕业之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所以朝鲜人说，在朝鲜没有失业，没有下岗，全民就业，每个人都有活干。
二是免费医疗。
从1953年起，朝鲜实行免费医疗。朝鲜人说，他们看病不花钱，所以不知道手术费是多少钱，药费是多少钱，因为这些都是免费的。他们住院、镶牙全免费，甚至连住院伙食补助和往返路费都可以向单位报销。
免费医疗的直接结果是延长了朝鲜人的寿命，朝鲜目前的平均寿命是男73岁，女77岁。
三是免费分配住房。
朝鲜不允许有私人住宅，住房全由政府、单位提供，分5个级别。1级住房是一般老百姓住房，2级住房是一般干部住房，3级住房是科、处级干部住房，4级住房是局长级干部、大学教授住房，特级住房是副部长以上高级官员住房。
城市居民只要结婚，都可以分到一套80平方米至150平方米的住房。农村的房屋也由国家统一修建。
他们分配到的房子不是毛坯房，而是由国家统一装修好的全装修房，甚至连家庭用具也有。朝鲜不收房费，连电、水、煤气、冬天的暖气，都是统一供应。一般一户人家每月的水电暖气费加在一起也就是两朝元，不过是象征性的收费而已。
不过，由于朝鲜电力不足，电压又低，不加装调压器许多家电就无法使用。为了节电，电熨斗、电炉等耗电量较大的电器被禁止使用，违反者要予以处罚。
干部调动工作时，把原住房交还给国家，到新的工作地点领取国家分配的新的住房。
四是实行养老退休制度。
朝鲜所有的成年人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女55岁、男60岁退休，退休后领取退休金。退休金按每个人贡献和工龄确定，优秀劳动者的退休金达原来工资的100%，低的也达到40%以上。①
二、北朝鲜的福利政策能够诱惑谁？
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级：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国家管理人阶层，即由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在1999年，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2.1%。资本家阶层。主要由大、中资本家组成。在1999年，以大、中私营企业主构成的资本家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0.3%以下。中产阶级——即中间阶层，从来源上看，包括“传统的中产阶级”和 “新中产阶级”：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左右。劳动者阶层。这个阶层被细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贫困型：不拥有任何稀缺资源，只拥有甚至不拥有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指贫困山区的农民、年老体弱和无技能的城市下岗职工、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等。这部分人的生活极为贫困，是绝对生活贫困者。他们的年收入在3、4千元左右甚至更低，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衣、食、住、行对他们来说都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为如何生存而苦脑，一旦发生较大的疾病、子女上大学、意外事故等，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性打击，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员总数有6500万人左右⒄（李强 孙立平 沈原2004年 55页）。在城市中，形成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尤其是那些40-50岁左右的中年失业者及其家庭，这部分人的夫妻双方大部分只受过初等、中等教育，过去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体力工作，现因公司不景气破产或停产、半停产，这部分人既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新的经济增长产业，需要较高的文化程度，他们对此也没有任何机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的淘汰者，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工资收入，同时也失去了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从整体上说，他们的出路将会越来越难，他们比那些已退休的职工、比有一块承包地的农民更为困难，他们是改革利益的受损体。贫困型劳动者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温饱型：不拥有任何稀缺资源，只拥有过剩或一般的劳动力资源。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体力劳动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业的产业工人、服务行业中的普通服务员、建筑业的民工、自给自足的农民、小个体户、普通营业员等。因地区分布的不同，他们的收入也有所不同。在发达地区，如广州，他们的年收入在1-1.5万元左右。之所以将他们划分为温饱型，是说他们的生活刚刚脱离了绝对贫困线，他们的衣、食有了一定的保证，但他们依然很脆弱，面对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疾病、失业、子女上大学、养老等问题，他们依然是束手无策，他们随时有可能因一个微小的振荡而掉进贫困型中。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0%左右。发展型：是指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是劳动者阶层的最高层。典型的如技术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中介行业中的一般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个体工商户、中小学教师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知识、技能性劳动为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收入中等，他们依然属于劳动者阶层。在发达地区，如广州，他们的年收入在4万元左右、在内地，在2.5万元左右。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为稳定，有初步的失业、疾病和养老保障，他们已拥有一定的知识、技能、社会网络关系等稀缺资源，他们在社会上已有了一定的声望。之所以说他们是发展型，是说他们通过阶层流动、身份转换，有可能上升到中产阶级甚至更高，也有可能被淘汰而下降到温饱型、贫困型的行列。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整个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中产阶级占7%左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②
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必须的需求，是必须得到满足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对当今中国社会来说，只有一少部分人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对资本家、国家管理人、中产阶级来说，这些最基本的需求的满足已不存在任何问题。对劳动者阶级来说，则依然存在很大的困难。尤其是温饱型和贫困型劳动者，他们只在一定程度上不同程度的解决了目前的吃穿问题，住房、教育、医疗已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压在他们头上，实际上的“大山”不止这三座，养老也是一个。例如房价：广州的房价每平方米在1万元左右，80平米的房屋需要80万元左右，这对年收入2万元左右的温饱型劳动者来说，是个天文数字，至于贫困型就没必要再说了，即使发展型劳动者，如年收入4-6万元，买房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大学学费：公办大学学费每年为5-6千元左右，民办大学学费平均每年为1万多元。住宿费每年1千元，伙食、日用品、交通费等每年至少6千元左右。如此，一个大学生每年费用至少在1.2万（公办大学）到1.7万（民办大学）以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贫困生调查报告》的公益调查结论显示，2006年，有6成贫困高考生凑不齐学费。81%的家庭总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10.2%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高达79.8%，只有4.7%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在40%以内。③这个数字与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80%）基本相当。很明显，对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来说，他们没有能力自己支付高昂的大学学费，对内地的欠发达地区来说，发展型劳动者的年收入大约在2.5万元左右，如果不是双职工的发展型劳动者，也依然很困难。至于医疗、养老就只能被搁置不管。
面对北朝鲜的全面福利制度，对贫困型、温饱型和大部分内地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型劳动者来说，如此全面的福利政策真是太有诱惑力了。诚然，北朝鲜的工资低、朝鲜人民的生活在低水平徘徊。然而中国的劳动者阶级尤其是贫困型、温饱型劳动者，尚未达到低水平的衣、食、住、医、学无忧的低水平状况。他们仅仅刚刚能够解决目前的吃饭和穿衣问题。
一些人反复如祈祷般的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要坚定不移的坚持改革。不错，改革三十年，街上布满了楼房、到处是商场、商场里的商品应有尽有，公路上到处是车、gdp更是高速增长，这一切，都是北朝鲜所没有的。但这一切，与贫困型、温饱型劳动者有多大关系？据报道，北朝鲜首都平壤的大街上车辆稀少、冷冷清清，广州大街上则车满为患，车多与贫困型、温饱型劳动者有关吗？如果说有关，那就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被禁止了，人力三轮车也被禁止了，而这些被禁止的车是贫困型、温饱型劳动者的交通工具甚至是谋生的工具。改革，真是几人欢喜几人忧。
应不应当改革？改革究竟应如何改、向何处改，换句话说，改革让谁受益？这些问题至今争论了三次，但依然未争明白。原因在于各阶层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不同，而各阶层、利益集团又都不肯让步，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既然我们中国人自己很难想出一个大家都能基本接受的方案，那就只好采用拿来主义的办法，看看别人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不论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还是私有制、混合经济的市场经济，社会分层都是必然的，绝对的平均是不存在的，贫富差距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控制贫富差距以及如何解决最低生活保障。
三、西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概况
社会福利是指为了促进个人的功能发挥和使之获得最低的生活水平而提供一系列项目、好处和服务。广义上，社会福利包括四个因素：收入补贴计划、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④
一般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成了“福利国家”，如西欧、北欧各国。各个国家的实际做法不尽相同，福利国家一般是指私人企业生产物质产品，而政府则提供旨在提高文明和文化水准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险、卫生保健、住房建筑、教育、文化活动等内容的国家。建立“福利国家”的目的是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力量，主要是在分配领域，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通过税收和福利补助调整不同阶层的收入，缩小二极分化，缓解不同阶层的矛盾，使社会获得稳定。
如在英国保守党执政的1994—1995年，最上层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是40330英镑/年，与最下层20%家庭年收入2024英镑/年相比，二者收入差距是19.9倍；在考虑货币福利、实物福利和税收后，最终收入分别变为28640英镑/年和7720英镑/年，二者相比为3.7倍。⑤法国医疗保险是由国家和私人机构共同经营的，但是国家的色彩强一些，所以它的体系有社会主义的味道。在法国只要一人工作，一家人都会获得保险。不仅大公司要为雇员提供保险，小公司也有这个义务。失去工作也不会马上失去医疗保险。
加拿大则拥有世界上最慷慨的医疗保健制度。这个保健制度由政府提供，费用都由国家承担，比社会主义色彩浓厚的法国还好。如果按美国人的观点，至少在医疗保健上，加拿大实行的是共产主义制度。因为是全民保健，每一个公民和永久居民均可以享有，它包括所有主要医护和治疗。⑥
德国是世界上福利制度最慷慨的国家之一，德国一个四口之家的补贴每月可以达到1600欧元，但同时该国却面临着高失业率。很多经济学家都担心这种“慷慨”福利政策会养“懒汉”。在德国，有些低工资工人也可以享受到福利待遇，大约有100万接受该项福利的人有正当工作。德国首相默克尔承认，有很多德国人就为了能够领到津贴，而有意缩短工作时间。⑦
相比之下，印度是个贫穷国家，印度人民院（下院）22日以高票通过了执政党联盟提交的《国家农村雇佣保证法案》，决心解决印度最大问题——贫困问题。根据规定，所有的农村家庭都是这项法案的实施对象。法案将保证每户家庭人均每天得到最低60卢比(约合12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和100天的劳动时间。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扶贫法案，对全国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长期受到失业和贫困困扰的印度来说，此举是该国迈向福利国家的第一步。⑧
2006年2月28日 ，《人民日报》刊发的《印度百姓看病不难》的报道：印度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建立了一套包括国家级、邦（省）级、地区级、县级和乡级医院在内的政府医疗服务体系。除此之外还有各级医疗中心。与此同时，政府也鼓励私立医院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为贫穷患者适度减免医疗费用。如此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医疗网络。条件不太好的医疗中心，承担着大众的医疗服务；而私立医院，则为那些对医疗有较高要求的人提供服务。⑨
印度大学每学期的学费是多少呢？据 2006年4月7日 《环球时报》报道，是200卢比（约合4.65美元）。住宿费是60卢比（约合1.40美元）。教材自己到书店购买。收费最高的信息技术学院每学期学费也不过600卢比（约合13.95美元）。⑩
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在收入政策上照顾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贫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社会两极分化。1977年瑞典全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差距经税收和福利相平衡后由10比1降到大约4比1。这一政策使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已由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这种发展使财产占有的差距也在缩小。1930年至1970年间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者的财产占家庭总财产的比例由47%降到23%。社会结构因此开始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演变。⑾
据《南方》杂志报道：巴西虽然是拥有1.8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并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义务8年教育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⑿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主张“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对社会福利的基本主张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帮助，为了取代‘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我们应当提出‘社会投资国家’这个概念，这一概念适用于一个推行积极福利政策的社会。”⒀一句话，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而不是不要社会福利。“用‘福利社会’取代‘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约定的基调，……，福利供给的重组应当与积极发展公民社会结合起来。”⒁与此相应，布莱尔在总结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工作重点时，把优先权赋予教育、教育、教育。”⒂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福利国家”的讨论“把重点转向了‘对可能性的再分配’对人类潜能的开发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取代‘事后’的再分配。”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对英国福利制度的改变，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讨论的重点转移，是建立在英国、欧洲已有的较为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之上的，是对“从摇篮到墓地”式福利制度的改变。这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现状有着根本的不同。
总而言之，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市场本身无法回避和克服的缺陷，迫使国家不得不利用政治权力保护公民免受社会风险，成为建设福利国家的基本共识。在这种共识的指导下，西方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以30%左右的税率将财富从个人征收到国家手中，然后将其中的30%—80%转移支付到社会各阶层。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转移支付率占平均税率的30.7%，西德为55%，瑞典为78.9%，英国为78.4%。⒄根据社会转移支付率占平均税率的比例，瑞典和英国是典型的高福利国家，国家福利功能大，美国是低福利国家，国家福利功能小。国家福利功能小并不一定意味着福利小，因为福利可以来自于国家，也可以来源于市场和社会。目前流行的学说是以福利社会取代福利国家，救济式的消极扶贫转向积极的福利政策。但无论如何，社会福利保障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
总体上说,建设福利国家、福利社会,是通过对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进行干预和调整，缩小二极分化，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通过教育，提高文化水平和就业能力等。
四、西方福利国家产生的历史原因——福利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有劳动能力而不从事劳动，靠流浪乞讨生活的人被视为懒惰。在工业社会，大工业形成大市场，市场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在冷酷的市场竞争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成为赢利的工具，一切不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个人都被无情的抛弃。疾病、伤残、老龄化、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减员、技术进步、个人技术知识的老化、陈旧过时、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等等，都可能使非懒惰的人们失业，丧失生活来源，使他们陷入无以为生的困境。他们是工业化、市场竞争的牺牲者。这种牺牲也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使他们可能组织起来敌视、反对、对抗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与不合理。如此，社会阶级矛盾就趋于尖锐的对立。如何对待、处理这种矛盾，各国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既表现在政治制度方面，又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公正与正义的追求不同。这里，主要由知识分子形成的对社会公正、正义价值目标的文化氛围，是政府采取不同政策的基础因素。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当人民无法为自己获取一种对于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时，……，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并且为人民提供这种东西。理查德·蒂特马斯说：政府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适当的职能，甚至是义务去解除穷人，甚至是社会所有阶级的痛苦与张力。比特里斯·韦伯认为：政府全面的保护所有个人的政策，是一个对症下药的、满足公民最低需要的政策。⒅
福利国家的出现，正是在这种社会需求和社会公正、正义的价值观念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政府出面提供与个人及家庭收入相应的最低收入保障；二是政府有责任帮助个人和家庭抵御社会风险可能带来的危机；三是政府保证所有的个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享受尽可能最好的、不确定上限的服务。⒆福利国家是工业化时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
同时，福利国家的兴起，与这些国家普遍推行的民主普选制密不可分。公民的投票影响、左右了参加竞选的各政治党派和候选人的政治态度和策略，而需要社会提供帮助的人群总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尽管他们需要社会帮助的需求可能有所不同。任何参加竞选的党派都不能忽视这些群体手中的选票，当然也就不能忽视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可以这么说，正是普选制导致了国家政策法律对社会各阶层的认同。
五、改革的三条道路
总结以上各国经验，改革或者说可供我们选择的道路大体上有三条：
一是以北朝鲜为榜样，回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福利制度要进一步向北朝鲜学习，如住房，改革前我国不是所有结婚的人都能分到房屋，农村也不是由国家统一修建房屋。这条路福利尽管很全，但经济总量发展太低，也不能为个人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一些人主张搞民主的计划经济，也能把经济搞上去，但迄今为止，未有一个成功的典型。
二是维持现在改革方式。目前的改革在发展了经济总量的同时，已造成严重的二极分化，基尼系数已达0.47。且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的低层次的生理、安全需求未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这是极不合理的，这使他们对改革产生不满情绪。如果要讲民主，如此改革则不可能继续进行，坚持如此改革，就只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既得利益者对利益受损者专政。而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很难想象，一个由温饱型劳动者为主体的弱势劳动者阶层，如何实现统治国家的权力，所以只能是强势阶级的统治。这种《宪法》规定与现实的长期相背离，更容易使人产生不满情绪。
三是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当今西方各国，在本质上已不同于资本主义初期的私有制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是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各种因素和力量。这种多元因素控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再冠以“资本主义”社会已不相符合，至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名称，也不能体现其本质性的内容，称为“多元化社会”可能更为合理。北欧各国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名称与实际社会结构无任何实质性的关联，词不达意，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传统名称，而称为“多元化的福利社会”能够很好的刻画其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
多元化社会，比单一因素控制的社会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机会和可能。允许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激发了人们的投资热情，增加了社会经济总量和增长，私有制下的权利、义务责任的明确性，使财产可能按经济规律本身的要求发展，使财产发挥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一点在计划经济里很难作到。但私有制经济，尤其是不发达的私有制经济社会，生产资料依然十分稀缺，生产资料的私有权依然是控制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这使得资本家阶级利用其优势地位严重剥削工薪阶级的劳动收入。这是国家管理人集团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建设福利社会缓和阶级矛盾，还是听之任之甚至同流合污而发展权贵经济？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在政府主导性的社会里，权力的滥用则必然产生官商勾结、严重侵害经济和社会发展、侵害劳动者阶级利益的权贵经济。诸如国有资产的贱卖、陈良宇社保基金案、赖昌星案等等大案层出不穷，都是权贵经济的必然产物。这正是行政权利直接支配资源所带来的恶果，是制度性腐败，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在权贵经济里，劳动者阶级的利益遭受双重剥夺，资本家的剥削和官僚集团的压制。在这种状况下，劳动者阶级不可能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的权利、实际生活上实现富裕和对精神生活的享受。中国目前对市场机制、私有制的争论，部分起因于目前存在较多的官商勾结产生的权贵经济，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妨碍人们对市场机制和私有制的认识。
现代国家有两个基本职能，一是对外安全，一是对内安全。对外安全就是抵御外寇，对内安全就是调节国民收入、建设福利社会，以保障社会中下层的基本生活水平，缓和阶级矛盾，使社会平稳发展。尤其在我国目前，劳动者阶级已沦落为弱势群体，他们自身的生理、安全的低层次需求，包括住房、养老、医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都不能完全靠自己解决，尤其是温饱型劳动者和贫困型劳动者，他们急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福利帮助他们解决这些生活上的必须要求。而他们之所以陷入贫困化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不公平。这里横向比较可能更能说明问题。目前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40%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在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20）瑞典的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次大战战后初期为1比1，六十年代为2比1，七十年代为3比1，八十年代为2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21）中国的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为0.65比1。（22）我国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的比例显然是偏低和不公正的。这种初次分配上的不公正，使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支出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建设福利社会的价值观念。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30%左右。在英国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中，社会保障支出约占32％，卫生及社区服务支出约占17％，教育支出约占12％；（23）2004，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5％，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为75％；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24）利益分配不公，使贫富差距不正常的加大。基尼系数已达0.47，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警戒线为0.40）。（25）同时，由于物价的上涨速度高于劳动者阶级收入水平的增长，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劳动者阶级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没有同步提高甚至有所下降，这是当前相当一部分人对改革持怀疑态度，对改革争论加剧的基础性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各阶层普遍或多或少的享受了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利益，因此社会普遍支持改革并积极的参与。
从民主的角度来说，民主的核心原则是多数人的统治，而中国的多数人——劳动者阶级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调整国民收入的第一、二次分配，使之达到当代应有的公平正义水平。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论是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北朝鲜，还是实行私有制或混合经济、市场经济的北欧、西欧各国，都推行了种类比较齐全福利制度，使社会中下层获得了相对稳定生活保障。在这个问题上，因为中国的右翼反对福利制度，认为会损害经济的发展；左翼的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对福利社会嗤之以鼻，因此，主张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在目前没有多大市场。这也是中国目前不能向西欧、北欧学习建设福利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实行民主的决策过程，民主的决定改革的方向、路线和政策，将出现一个怎样的局面？强势阶级（既得利益者）中的绝大部分将同意坚持以目前的方式进行改革并且要加大力度；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则期望建设福利社会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至于如何提供则无关紧要。本人属于发展型劳动者，曾在广州工作，因买不起房屋等原因离开，面对北朝鲜分配房屋、免学费医疗费等福利有些动心；面对多元化社会带来的发展前景也有点动心，所以希望向西欧、北欧的多元化福利社会学习。假设发展型劳动者（占10%左右）均是如此期望，强势阶级占10%左右，温饱型、贫困型占80%左右，民主决策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一部分右翼中的自由主义人士也在高唱民主，若真的实行民主决策，中国的道路将会是怎样？
一句话，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简单的说，发财的发财、升官的升官、做学问的做学问、做工的做工，各得其所；发达的发达，不发达的有生活保障且保证一定的水平。如此，社会各阶层在改革中都获得基本认可的利益，社会才有可能稳定的发展，这是唯一的出路和希望，也是成功的经验。否则，要坚持改革，只能是在祈祷般的口号声中进行：坚持改革开放不变（如果大家都同意就无所谓坚持）、不争论（大家基本同意争论就很小，也无伤大雅）、杀一条血路改革（没有人强烈的反对就不需要流血）。实践证明，赴汤蹈火，闯地雷阵的做法是错误的，请问，谁是地雷阵，是中下层的人民、还是中上层的官僚、资本家、中产阶级？
参考文献：
1、叶永烈著 《真实的朝鲜》《朝鲜揭秘：无税收无失业免医疗的神秘国度(2)》
《新浪读书》 2008年05月26日 ；
2、康新贵 《当代中国社会四个阶层的划分与阶层矛盾》 《中国社会学网 》2007年09月；
3、《调查报告显示81%家庭难以负担子女大学学费》《新浪》 2006年07月11日 公益时报；
4、美国 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第十版 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2001年4月第3次印刷，第279页；
5、A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 《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6、车耳，《福利国家加拿大》，光明网，20005年5月17日；
7、储信艳，《德国福利制度全方位国家照顾 财政不堪重负》，《中华妈妈网》， 2006年6月30日 ；
8、黄力颖，《印度立法年斥资4000亿卢比扶贫 迈向福利国家?》，《中国经济网》， 2005年08月25日 ；
9.10、《中国与印度医疗和学费之比较》，《天涯杂谈》， 2006年5月1日 ；
11、高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 》 网络《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2005年5月22日 发布；
12、《南方》中共广东省委主管、主办，2005年第11期；
13.14.15 .16、[英]安东尼·吉登斯著 郑戈 渠敬东 黄平 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17.18.19 、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7月第一版第18-19页；第10页、第12-13页；第17页；
20、邓聿文《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初次分配》网络《人民网》，2006年08月；
21、高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 》 网络《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2005年5月22日 发布；
22、《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
23、齐志宏《多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与财政支出职能结构的国际比较分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06年3月24；
24、中国经济周刊《专家建议:每年3000亿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人民网》 2006年8月7日 ；
25．李全兴 《综述如何认识我国的基尼系数》网络《学说连线》，2006年7月。
：康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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