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灾难：腐败、黄赌毒与生存环境被破坏

民族灾难：腐败、黄赌毒与生存环境被破坏

三十画叟

第一章  腐  败

人所共知，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年代。也是人所共知，这30年来，中国的腐败有多惊人。
首先，从贪官一项来看，当前贪官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贪污金额越来越大，贪官的官位越来越高，贪官的面越来越广，贪官已成为富人的来源之一。贪污几百万、几千万的案件经常发生，上亿元的案件也不罕见。最近上海社保基金案还在审理中，触及的金额已达数十亿元，牵涉的官员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他下面若干个厅局级官员。
根据中纪委的数据，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因贪污腐败问题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1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显然，没有揭示出来的一定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当然这里说的腐败仅是贪污一项，其他的腐败内容还不在内。
就贪污腐败而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就高官腐败问题有一个谈话，他说为什么有一些省、部级的“政治明星”会走上贪污腐败，落得个身败名裂呢？
一是信仰的丧失，对社会主义不抱希望的世纪末心态是这些高级干部堕落的根本原因。大贪官胡长清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是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溜出国外。
丛福奎由党的高级干部变成了佛门弟子，完全抛弃共产主义信念。他不仅烧香拜佛，皈依了佛门并取法号“妙全”，在家摆设佛堂，每天打坐、供佛、念佛、烧香、拜佛、还大肆索贿，为寺庙捐款，送给寺庙主持一部轿车，在车上印着“河北三宝弟子妙全供养”。为满足个人私欲，向六名私营企业主索要1700余万元巨款，为方便与吉林德惠农村一个跳大神的“女大仙”幽会，专门在北京购置了房产。
“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别看这些人当的是共产党的官，面对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却在这样想着：它们的昨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已经在变，已经在“渐渐地变”，所以什么共产主义信念，什么社会主义的前途，统统都是假的……应该说，这样的心态在这些贪官污吏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是无度的欲望。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心态是这些贪官堕落的重要原因。别看这些家伙在台上是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的样子，然而什么都要贪，贪财、贪权、贪色、贪名、贪生、贪玩……只要是自己想要的，都要将它搞到手。
三是对自己权势的过分崇拜。那个权倾一方的原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就得意忘形地说：“到我们这一级别的干部就没人管了。”所以民主集中制、党的集体领导，在他们那儿成了摆设、套语，党委会不过是他们履行个人意志的机器。因此这些高级贪官污吏一贪就是几十万、上百万、成千万而上亿元，这是为何？除了贪婪心理作怪外，对自己的权势过分崇拜了，太相信自己权势的力量了。
邵道生认为，要解决当今社会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一是要加强对这些人的权力制约，即是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二是要对干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加强教育，主要是信仰教育，人生观教育和法制教育。
有不少贪官在国内呆不住了，就往国外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就成了一些贪官的避风港。比如2003年发生的一起引起美国华语媒体关注的大案前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贪污案。杨秀珠于2003年4月失踪的，她涉嫌一桩非法土地交易案。据报道，杨秀珠是秘密逃离中国，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她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其实，早在杨秀珠还是温州市副市长时就已经开始为自己逃往西方做了准备。她已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心地带购买了五栋价值约400万至500万美元的豪宅。
杨秀珠案件并不是第一起贪官逃往西方的案件。据商务部估算，最近几年中国共有4000多名大小官员，携500多亿美元赃款和挪用款项逃往国外，造成国家资产的大量流失。
2002年，在涉嫌贪污而逃离中国的120名官员中，有大约70人是国企老总或高级管理人员。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就是2002年4月逃离中国的。
2000年，震惊全国的厦门远华大案调查工作开始后，仅此一案，就有70多人逃去了国外。
另有材料说，仅2003年上半年，就有8000多名中共党员因涉嫌各种案件逃往国外。
上面说的都是一些官位比较高的贪污分子。其实在“贪官序列”中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比如科级以下的“娄阿鼠式”的“小字辈”，那就更普遍了。其特点是隐藏得深，不动声色，把持一方重权，他们“自成体系”，不太惹人重视，却形成一股腐败的潜流影响了整个社会。
其一，小所长、小队长。他们独霸一个相当独立的基层单位或派出机构，素有“天马行空”之势。如中国工商银行肇东支行第八储蓄所原所长赵晓娟在2000年12月案发前，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吸纳储户存款，伙同其他4名工作人员串通一气，共非法截留储户存款达4410万元人民币。再如，广州市珠海区城管大队原大队长刘克祥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受贿110多万元，为违规建筑大开绿灯。
其二，小会计、小出纳。与小小的科级干部一样（指受贿一千多万元的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他们占据重要岗位，把持经济命脉，敛财近于疯狂。这样的例子甚多，如国家科学基金巨额资金挪用案，会计卞中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利用单位财务管理混乱，居然肆意挪用2亿多资金。
其三，小镇长、小村官，他们利用国家法律“鞭长莫及”的漏洞，有的巧立名目，贪污集体财务；有的吃喝玩乐，大肆挥霍；有的则俨然恶霸，横行千里。这样的情况就更普遍了，不用举例了。
总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单位不在大小，有钱就行，职务不在高低，有权就灵，这都成为腐败的土壤，是“钱本位社会”的结果。至于那些与大人物有关联的小主任、小助理、小秘书、小司机以及小情人或赤膊上阵，或助纣为虐，或吃拿卡要，影响极坏。
所有上述这些贪腐加起来，就使整个社会腐烂不堪，所以老百姓对腐败恨之入骨。记得上世纪90年代时一个老太太在电视上曾十分气愤地说：现在除了多几个钱以外，过去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都丢光了。
腐败的另一个现象是公款吃喝。凭借权力谋取生活享受，这种特权现象较之其他特权现象的发生与存在更加普遍，而谋取这种享受的人，又往往以各种借口，将谋取这种享受视作为理所当然之事。如将谋取住房、用车看做是应有的生活待遇；将谋取旅游活动看做是视察、考察、参观、学习之类工作上的需要；将谋取吃喝和其他娱乐活动看做是工作、业务上交往之需，如此等等。
有材料说：1992——1994年三年间，每年花在吃喝的公款平均在人民币800亿元上下。在1992年这一年，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为4188.92亿元，总支出为4426.46亿元，其中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789.47亿元，国防费为377.8亿元，抚恤和社会救济费为66.24亿元。吃喝费用平均按800亿元计，则这个数字大约接近于1992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或总支出的20%，与国家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基本持平，为国防费的一倍以上，是国家用于抚恤和社会救济的12倍。
再看地方上的吃喝，据报道，上海1992年用于宴请吃喝花销高达100亿元。湖南省1990年全省仅县以上单单吃喝费上了账的就达1.8亿元，相当于该省一年水利投资的2倍，教育投资的3.5倍。再看乡镇干部，1995年6月10日《安徽工人报》披露了安徽省泗县一个乡，在1993年1月至1994年10月的22个月内，竟吃喝掉公款31.37万元。由于这个乡经济基础较差，大量的招待费从农民手中提取。1994年旱灾，为了吃喝，该乡在规定的农民负担之外，又加重提留人均负担30.90元，提留总数达59.35元，其中部分资金即用于吃喝挥霍。
有些国有大企业用公款吃喝的数字更加惊人，鞍山钢铁公司在1989年前几年，每年仅吃喝方面的招待费就达两千万元左右。
至于用公款大吃大喝的场合、方式或理由，实际上是借口，主要包括诸如召开各种会议，洽谈公务，招待上级检查，招待参观访问者等等。除这一类或可称为正当活动中的不正当吃喝之外，还有党政干部在执行公务活动中接受有关方面的吃请后而凭借权力给予对方好处，这种吃喝也相当的多。例如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有一个区的技术监督局副局长，于1995年4月一次执行公务中，接受个体户宴请，花销1000余元，其后便将个体户应交的保证金从30万元降至5万元。有的干部则不需任何理由，仅凭自己的权力，下到基层要吃要喝，而基层有的为了巴结、讨好上级，而有的有苦难言。曾经有一个省的贫困地区的行署专员调离工作时，主动提出要到所属各县（市）企事业等单位“告别”、“辞行”，活动累积长达51天，他在19个单位吃请19次，共摆宴34桌，花费公款3272元，再包括这19个单位送给他的礼品，共计花费公款5336元，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
至于吃喝者摆排场，讲阔气，相互攀比，吃喝的档次与时俱进，越来越高，有的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1988年前后，用公款吃喝的宴席，平均每桌120至200元左右，标准最高的也才500至600元左右。到1993年，报上便有了一桌吃掉14000元的报道。有一个县的局长招待上级领导，一席间仅法国名酒“路易十三”就开了两瓶，一瓶是9500元，服务小姐的开瓶费就1500元。到1995年，有报道说，上海苏州河畔的一家大酒店，推出一种“路易十三豪门宴”，每桌48888元人民币，报道特别指出，在这家豪门宴上开怀畅饮的，除暴发户中的人物外，也有国有企业领导人花公款报销的。中国有句古话“富人一席酒，贫户半年粮”。1994年农村居民纯收入为1220元，按这个数字计算，一席豪门宴就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40年纯收入的总和。
史无前例的改革，砸烂了贫苦大众的“铁饭碗”和“大锅饭”，给了一个“泥饭碗”和“破饭碗”；而那些权贵和富豪们，通过巧取豪夺却端起来“金饭碗”。
这20多年来，在“总设计师”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指导下，改革开放培养出一大批富人。虽然20多年的时间很短，但是中国富人财富之庞大，令人触目惊心。据美国《福布斯》2001年公布的我国100家首富的财产状况，排行第一的有83亿元，最低的也有5亿元，平均每个富豪15亿元，其中某富豪1999年只有5000万元，2000年增至4亿元，一年中增长了7倍，2001年又增长到9亿元，一年又翻了一番。2003年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透露，目前我国50个富豪的财产等于5000万农民的年收入。2004年第四期《新财富》杂志公布的中国400大富豪中，共拥有财富3031亿元。我国已有百万富翁500万人，千万富翁84万人，亿万富翁数千人。中国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超过8万亿元。另有资料显示，中国最富有的1/5家庭占有全国总收入的50.13%（而美国是44.3%）。可见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贫富两极分化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美国。
中国富豪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积累数亿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财富，在世界资本主义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中国目前的大资本家、大富豪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就完成了，究竟靠的是什么？
其一，靠的是官商勾结敲诈剥削城市、农村的弱势群体。中国的房地产业涌现出的富豪最多，中国的百富排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些房地产开发商能在短期内成为富豪，是凭正常的市场竞争、是凭他们的个人市场能力与市场智慧吗？不是，他们靠的是利用政府权力对城市弱势群体民众及农村土地资源的掠夺。
看看早几年的城市拆迁，有多少城市贫民被追赶得无处藏身。就是那几年，整个中国所有城市的拆迁工作是多大的规模，哪一件拆迁工作不都是凭借政府的权力，甚至使用国家专政工具迫使民众就范。而正是在这种强迫过程中，大多数民众的财富轻而易举地被人掠夺了。
再看政府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往往以土地为国家所有为由，基本上低价甚至无偿地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以一定的价格转让给房地产商或“地虫”，建成商品房以高价卖给消费者。
据报道，四川省自贡市红旗乡，从1992年到1999年征用农民土地7700多亩（这些土地基本上进入政府官员主持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手中），当时每个农民获得失地失业的全部补偿是每人8000元的安置费。而到2004年3月，有一块71亩的土地，则以起拍价每亩60万元拍卖出去。只要好好计算一下，有多少财富又轻而易举地进入房地产开发商和某些官员手中。但这些失地农民生存面临很大威胁时却告状无门。四川是这样，难道其他地方不是这样？
房地产商一旦获得了土地就能够方便地从银行贷到所需资金。有数据说明，截至2004年4月，中国房地产开发已投资880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占了7200亿元，而且从全国金融机构17万亿人民币贷款中，超过50%的贷款都是以房产作为抵押的。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利率管制下，银行贷款利率与民间贷款利率相差悬殊，从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等于获得一笔补贴，社会财富也通过银行流入房地产手中。也就是说，房地产业就是通过各种掠夺式发展起来的并让整个社会财富集聚到少数开发商和官员手中。
其二，一部分人富起来靠的是鲸吞国有资产，盗窃人民财产。从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当总理时期，对国有企业就提出“抓大放小”的政策，于是大批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就私有化了，不长时间县以下基本上就没有了国有企业；随后又出现了“国退民进”的口号，就是说公开要国有企业退出历史舞台，让民营企业主导中国经济。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的老董老总和政府部门的一些权势人物，就趁机互相勾结，采用各种花招，大肆活动，他们认为最有效、最快捷的发财致富方式，就是把公家的财产变成自己口袋里的钞票。在现有的材料中，一些国企经营者和某些官员在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花样上不断翻新，有以下这样一些手法：
1．恶意减损，隐匿国有资产。陕西亚西光电仪器厂原总经理刘某通过做假账、办假手续等手段虚增债务，将1537万余元的国有资产层层剥离，审计事务所凭借报表只评估出该厂净资产161万元，其余1300余万元全部流入其个人腰包。
2．非法转移国有资产。福建厦门市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某趁国企改制之机，采用更名、变股东及股权等手段，将公司的香港子公司嘉隆集团有限公司变成自己控股的私人公司，侵吞公司股权及红利3700余万元。
3．巧立名目，私分国有资产。四川金堂县酒类实业公司董事长陈朝兴，在公司改制前与他人合伙炮制一套“引资奖励”政策，将本单位由承建方垫支的工程款视为引资，擅自决定为自己发放奖金7.5万元。
4．暗箱操作，攫取国家给予改制企业职工的优惠。四川成都市双流燃料建材公司改制时，管理人员故意抬高门槛，要求每位职工最少投入5万元才能成为新企业员工，并故意夸大风险，使大部分职工不敢入股，管理人员买断该企业后，将企业出卖，获增值200余万元。
5．互相勾结，共同作案。浙江金华市某饮食服务公司领导班子在公司改制时，集体决定将公司价值1700余万元的房产不报评估，后变更产权共同予以侵吞。
至于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用企业的资金以自己家属的名义成立子公司，将最好的设备、利润最大的业务给子公司。当子公司羽翼丰满后，就脱离母公司而成为私营企业；有的甚至兼并母公司而成为独立的私营企业。这样的情况就更多了。这些年来，政府在出卖大量的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过程中，不少国有企业的老董老总与有权势的政府官员相勾结，想方设法把企业整垮，然后压低对企业价值的评估，有的国有企业价值本来是上亿元的、甚至几亿元几十亿元的，这些老董老总用几十万几百万人民币就买下了。据说有的地方用“丢包袱”这样的名义还有白送的。大量的国有资产就这样流入了私人腰包，有的人一夜暴富就是这么来的。
其三，私营企业尽量压低雇工工资，提高剥削程度，也是积累财富最快原因之一。在劳资双方力量悬殊的总体格局下，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唯利是图，把廉价劳动力当成参与市场角逐中唯一的竞争筹码，在尽量增加产量的同时压低工人工资，以保证他们的最大利润。当珠江三角洲地区的GDP以超过20%的速度连年猛增的时候，当地外来工月平均工资12年内仅仅增长3.68元。
其四，私营企业主从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中获取暴利。据纪委从对23名涉及私营企业的省部级官员经济犯罪涉案金额的统计，涉及私营企业主送钱物高达1.4亿元以上，但私营企业主往往以此为代价，从中获得数倍、数十倍的直接利益。例如，浙江省原副省长王钟麓受贿49万元，而私营企业主获利为1275万元，是1：176.7；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25万元，私营企业主获利625万元，是1：25。
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富得最快的，除了上述那些人外，还有一批所谓“明星”的，有歌星、有笑星，还有球星等等。
例子之一，四川有个万源市，地处川东北大巴山腹地，是国家确定为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市。据该市一份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材料显示：该市2002年的财政赤字高达1.6亿多元。然而，2004年8月，为了纪念红军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万源市付出了巨额报酬请来著名歌星宋祖英、费翔等人在晚会上表演；其中，仅宋祖英一人的独唱税前报酬就达42万元，相当于当地农民2002年平均收入的210倍，当地一些人对记者说：“红军烈士要是地下有知，还能安眠在自己洒满鲜血的这片土地上吗？”
例子之二，《老年参考》2006年第十五期上登载，塞黑足球队员耶利奇，2004年来中国之前，他的月工资和奖金合计不到三千元人民币，到中国后当年的年薪为12万美元（相当于百万人民币），2005年，国安给他的年薪就是18万美元，相当于150万元人民币。年底谈第二年的年薪时，他嫌国安出资低了，最终由厦门蓝狮队以年薪35万美元（380万人民币）签下合同，此人到中国来，收入在一年内提高3100多倍。中国人的钱真不当钱，难怪中国的头牌球星拿着百万年薪还委屈。
那些巧取豪夺人民财产而一夜之间富起来的富豪们，因为他们的钱来的太容易了，就疯狂地享受，看看他们是怎样享受的。
其一，他们住的是高级别墅或叫超级豪宅。2004年中国有十大超级豪宅排行榜，第一名是上海紫园别墅，然后是上海檀宫别墅、深圳观澜高尔夫大宅和北京的观唐、西山美庐、顺景园等。每栋售价都在1000万元以上，那个紫园别墅的单栋售价竟高达13000万元。
买得起、住得起的当然不是普通老百姓，据说有四类人住：香港人、台湾人，海外华人，国内的亿万富翁和影视明星等。
上海紫园占地4000亩，平均每户占地8亩左右，这所豪宅竟拥有13座岛屿。但另一方面政府为了节约土地，规定每户农民的宅基地不得超过100平方米。这是何等的尊富豪而鄙“贱民”呢？
像这样专供富人居住的超级别墅，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因为各地都有一批富豪要享受。
其二，在行的方面，《南方周末》2005年9月15日曾报道“山西煤老板一次性团购20辆悍马，在民间引起了轰动，公众对煤老板们的生活浮想联翩。8月30日晚，在太原市阳光大酒店门前，就停着一辆带有美国军车血统，号称‘越野之王’的悍马。酒店服务生说，‘悍马像坦克一样高大霸气，150万一辆，经常来我们这里消费的就有七八辆。’酒店服务生至少还见过4辆本地牌照的劳斯莱斯和宾利，他甚至能说出每一辆车的型号和价格，‘最便宜的460万，最贵的超过1000万人民币，其中有三辆是拍卖会上的绝版车。’而这些车的主人多为煤老板。”讲起煤老板，恐怕谁也忘不了在不断的矿难中死去的那些工人弟兄们！
其三，他们玩的是高尔夫球。高尔夫球场在国外那是富人们运动的地方；中国的高尔夫球场是中国的富人们休闲摆阔的地方。一些玩高尔夫球运动的外国人说，高尔夫运动在中国已经变了味，在中国，高尔夫运动充斥着大量赌博、作弊、喝酒、喧哗、阻挠、偏袒和虐待球童。而赌博在中国高尔夫球场那是非常普遍的，有人称，球场上有一种“一洞赌一条鱼，一洞赌虾，一洞赌龙虾，一洞赌鲍鱼”的习俗，“几百块钱不算赌，100万才算赌”。
从东北的黑龙江到西南的云南省，开发商们都建起了高尔夫球场。到2004年，全国已经有了400多家高尔夫球场，这完全是为富人服务的，穷人玩不起这东西。一个高尔夫球场占地上千亩。中国的开发商们在过去20年已斥资40亿美元，力图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加拿大和美国之后的第五大高尔夫球消费国。
其四，老董老总和一些高官们这些年包二奶成风。这二十多年由于少数人大富了，一些人权势大了，两千多年的“金屋藏娇”传统又死灰复燃了。娶妾在中国封建社会曾是地位金钱的象征。现在对高官和富人们来说，情妇已经变得必不可少，而有的已不是一个两个情妇，而是十个八个情妇，南京市车管所所长査金贵就包养了13个情妇。官员贪污与盗窃国家资产等行为是与养二奶密不可分的；同时包二奶也是与离婚的增加密不可分的。据统计，2004年中国有160万对夫妇离婚，比2003年增加了321%。总的情况，中国的离婚率现在徘徊在20%左右，比20多年前增加了4倍。这是由于中国大地现在充满了物质至上、吃喝玩乐至上的风气；许多有权、有钱的人永远无法满足其物欲要求，这就是当今中国悲哀之一。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为了要融入西方的资本社会，中国就兴起了一股奢侈腐朽的歪风，而且愈演愈烈。这股歪风是从油头粉面、西装革履开始的。前些年连乡村干部在田间地垄指导农业生产都改扮着西装穿皮鞋，民族服装（比如中山装）已经被排斥掉了，中华民族原有的简朴勤劳的风尚已经不合时宜，要“与时俱进”，生活上的西化演变得愈来愈快，演变到如今21世纪，一股西式的效应正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西方那些名牌服饰商争相打入中国市场。中国如今已是路易威登的第四大客户，古奇的第五大各户；上海的夏奈尔号称单日营业额高达100万人民币，许多中国富人拿着现金抢着买。2004年10月意大利男装品牌泽尼亚在北京东方广场大手笔成立了旗店，这是第一个在中国设立直营店的外国服饰品牌。这些名牌服装除了大款们享受外，比如买套西服送给领导，比较有品味，也是当前时兴的，衣服口袋里附上发票，尺寸不合身拿去店里换就是了。
2006年5月9日的《参考消息》上，外国记者评说中国现在拥有一批“雅皮士”，他们年轻但挥金如土，追赶时尚潮流，西方推销商十分看中他们。据说，中国的“中产阶级”目前已达到1亿人，销售商们估计，在今后的20年内，中国的年轻人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消费大军。精明的销售商们正使出浑身解数吸引他们。一家西方销售公司的负责人说：“中国就像一块空白画布，只要选对市场，你可以在这里销掉所有商品。”这就是说，目前的中国正是西方垄断资本家们淘金的好地方。
在这20多年中，官场中除了上述的贪污盗窃国家财产、吃喝玩乐和拉帮结派以巩固权势的腐败之外，还有两宗大的腐朽现象，即买官卖官和所谓政绩工程。
买官卖官究竟是怎样进行的？举个典型例子，1994年当上吉林省靖宇县县委书记的李铁成，他的大儿子结婚，本来不想告诉别人，在这个小县城里消息传得很快，还是有很多人来参加了婚礼，而且都送了礼金，从几百、几千到几万不等。开始他是拒绝收钱，但是送礼者把钱放在一个地方就走了，有的是托第三者送来的。李铁成说，这些人是搞感情铺垫投资，目的都是想得到我的提拔、重用。既然收了他的钱，我得给他们回报才好，怎么个回报法，本来都是老朋友、老交情，最终还是看谁送的礼多，就给谁的回报多、照顾大，一句话就是论钱行赏。行赏就是体现在对他们的重用和官位的提升上。但在作法上必须隐藏在“正常程序”之中。通常情况下，每次调整干部时，先由组织部门的考核提名报给管干部的副书记，再转报给我，再到常委会上去讨论，最后由我拍板决定。为了要达到我想提拔某个干部的目的，在干部考核之前，我就在书记办公会上定出个“调子”，将工作需要的干部条件如年龄、工龄、学历、经历、职务等基本标准划出个范围，让组织部门按这个范围去“找人”，如果组织部门找的人不是我要提拔的人，我就借故推翻，让他们重找。一般讲主管干部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长他们会时刻都在揣摩我的心思的，他们从我平时对谁的表扬和批评上，也就能领会个差不多。因此，他们基本上都能按我的意思办，根本不用我去点名要提拔谁就能达到目的了。李铁成的这一番话完全道出了各级组织买官卖官的“隐私”。
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为了快出“政绩”，不顾当地的财力物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不惜举债大搞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了自己的升迁，不惜使当地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群众戏称这种“寅吃卯粮，年年受蝗”的工程叫做“透支政绩”。
有一个县在调整乡镇班子时，审计部门对乡镇财务进行了审计，结果表明，90%以上的乡镇因搞政绩工程而欠债一、二百万元，有的高达四、五百万元。原因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擅自上了需要一大笔钱才能完成的大项目、大工程。
比如，河南某县2003年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为了烧红三把火，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政绩。事先既不调查研究，也不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便把目光瞄向市容建设的项目上，动员各乡镇都要按照县城建委统一设计的规划图，大搞“小城镇建设”。首先第一步是搞“灯光工程”，乡村政府所在地都要竖立路灯。然而，一些乡镇政府所在地一没有夜市；二没有文化娱乐设施，虽然路灯都亮了，但晚上没有几个人在街上走，仅电费一晚上就要近千元。结果，路灯成了各乡镇的负担。
这种政绩、形象工程，与当时的大气候有关，八九十年代为了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各地不惜工本搞了不少仿天安门广场，仿北京人民大会堂等形象工程。后来提出建小城镇，让农民“进城享福”以减少农村人口，又搞了不少像河南某县那样的工程。现在又提出建设新农村，据各媒体报道，许多穷山村为了改善村容村貌，强迫农民拆旧房盖新居，已经引起了民怨。
自改革开放以来，突出的是一个“钱”字，许多人不择手段捞钱致富，致使社会风气腐败，道德沦丧。
1．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这是古今中外少有的社会风气。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吃肉怕激素，吃菜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人们一出门就提心吊胆，生怕受骗上当，好像在我们国家没有了安全的地方。中国人是十分注重饮食的，叫“民以食为天”，现在中国人的饮食权正在受到严重的侵害。现在毒、劣、假食品严重泛滥，毒米毒面毒粉丝，劣菇劣菜劣火腿，假酒假醋假酱油，比比皆是，这种败迹恶行已经到了天理不容的地步。举个最新例子，广东台山寺奸商竟以杀虫剂“敌敌畏”来腌制驰名广海咸鱼，原因是为了防止苍蝇。商人为什么这样丧尽天良，不外乎一是道德堕落向钱看，二是徇私枉法贪官多。“没有贪官就没有奸商”，此话有一定道理。
最近在东北、安徽、广东都揭出了假药大案，服假药造成了多名患者死亡。
专家们表示，中国是制假售假的中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假药产地。中国的假药大多被国人消耗掉，还有一些销往全球各地。
2．封建迷信死灰复燃。解放前旧社会的封建迷信，在建国后已经基本消除，因为那时的老百姓受到思想教育和现实教育，对共产党十分信赖，对社会主义很有信心。但是，经过这20多年，他们对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信心，看不见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因此，一有灾难，封建迷信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了。现在只要是节假日，各地寺庙都香火鼎盛，人流滚滚，在无数善男信女之中，有衣着普通的老百姓，有满身珠光宝气的富商巨贾，也有坐着官车前来拜跪的党政人员。
有些官员，上班时大读“三个代表”、“先进性”，家里却供着玉皇大帝、观世音等神位。山西某县数十名党政官员，夜深人静时，一齐跪在县委大院的香案前，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以求一朝发达。也有官员做了亏心事后，整天提心吊胆，便“皈依我佛”，祈求逢凶化吉。
3．低俗的娱乐文化正在腐蚀着中华民族。有明白人指出：当前的低俗文化是“明星代替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代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这些低俗的东西，正在瓦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优良文化，也在排斥上百年的革命文化，这种低俗文化只注重感官刺激，让人们沉醉于感官享乐，放弃精神追求，拒绝高雅文化，并逐渐使社会生活中出现道德缺失，价值缺失，终极人文关系的缺失。
现在这种低俗文化，已经覆盖了中华大地，全国究竟有多少低俗的夜总会、酒吧间；这些年还出现了大批的网吧；有人说：“网吧，是21世纪的‘大烟馆’”，“痴迷网络游戏可能比吸毒更危险”。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每天在腐蚀着多少青少年和普通的人们。就在2006年7月，中央电视台一台“焦点访谈”中揭露江苏省某县农村办丧事时也举办“脱衣舞”，真是丑态百出，而观者人山人海，似乎成了当地习俗。这难道也算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可是这种成就是在瓦解凝聚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动力，不知道我们的高官们是如何认识的？
低俗文化盛行又来源于高雅文化的萎缩。据说当前在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中，许多人不读书，不读高雅的书，更不读马列的书，却只会耍嘴皮子，天天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一年下来可以出几本书。当然现在高雅的书也确实不多，有文艺评论家说，2002年中国出版的长篇小说估计有1000部，但其中起码有900部都是文化垃圾。
最近看到了一篇文章，是当前现实的概括，抄录几个片段作为结尾。文章的题目叫“遍地妖怪”，他说：
古人云，心术不正，耍阴玩狠，利用骗术欺人、害人、诱人上当者为妖怪。更有精辟者说，是人是妖，就看他的心是善是恶，善者为人，恶者为妖。
在古时，妖怪是极少的，普天之下都是诚实的众生，所以世上有几个妖怪，便很明显，很突出了。按照古人的议论，凡是不怀好意，欺人、骗人，使手段、玩邪招的，大体都属于妖怪一类，属于白骨精一类。这样一来，谁是妖怪，谁是好人，众生就能清楚地分辨。但要是按照那个时代来论述如今，如今的妖怪就太多了。
说遍地妖怪，是说三教九流，各行各业中，以各种邪门歪道牟利的歹人太多。如今百姓走出家门，总要怀着十分的小心，防偷、防骗、防诈、防假货，真是防不胜防，其实就是防妖。而各路妖怪都尽放异彩，大显神通。尽管好人谨小慎微，夹起尾巴，但往往还是落入了妖怪设下的圈套，说明现在的妖怪远比白骨精那时候猖獗。
如今是大妖小妖，黒妖白妖，路上有妖，什么层次，有什么层次的邪妖当家挡道主事。从百姓天天逛的农贸市场，到金融界人士控制的大宗股市，从偷自行车的小贼，到政府高官的窃国，牛魔王，大鬼小鬼，真是“群星灿烂”。
过去的妖怪，顶多不过是把癞蛤蟆变成馒头，把骷髅变成美女。现在的妖怪可以公开做广告，办讲座，动用各种手段欺压众生。
过去的妖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往死猪上灌水，卖注水肉。更想不到把地沟里的臭油捞上来，再卖个二回。过去的妖怪虽也不傻，但属小字辈；现在的妖怪可精多了，坑你宰你的损招上还都贴着防伪标签，还告你他是正宗，一脉相承，就是孙猴子的火眼金睛，一时半会儿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如今妖怪一多，老实的众生就活得不自在，就辛苦，就无奈。就想多有几个孙猴子。可当今的孙猴子也尽是假的，没有想到也是妖怪变的，众生找他捉妖，他却先要好处费，要劳务报酬，要提成，现在是有偿服务，要先喝点小酒才办事，结果百姓又被宰了一刀。

懑者言：读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应该首数西晋了。西晋的腐败就是以“钱”为核心，即当今的“一切向钱看”。当时有人写了一篇“钱神论”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钱“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有钱“无德而尊，无势而热”，“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颂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雠嫌恨非钱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这些话既是当时也是今日“钱”的写照。钱的作用既然如此巨大，贪财之风必兴。西晋时，私门（有权势人）出卖官爵，是聚财的一种方法，而今日之买官卖官是也；其次，士族多兼做商贾，经营商业是聚财的又一途径，即今日之干部、知识分子“下海”是也；第三，劫夺是聚财的又一捷径，如石崇做荆州刺史时，大量劫夺百姓财富而成巨富，即今日之官商勾结无偿征用农民土地之类是也。
有了钱，就追求奢侈的生活享受，当时大臣何曾每天膳食值钱一万，还说没有可吃的东西；王恺和石崇斗奢侈，晋武帝助王恺仍不能取胜，皇帝助臣下斗奢侈，可见奢风之盛，但今日的富豪和贪官其奢侈之盛也不亚于西晋，君不见今日之富豪吃一餐值数十万元，住的豪宅上千万，坐的是几百万一辆的悍马车。
西晋是荒淫无耻的社会，晋武帝的后宫有美女一万，上倡导之，士族自然响应之。今日之包二奶风，以及酒吧、舞厅、娱乐场说之淫荡，可以与西晋社会媲美。
虚伪与放荡是西晋士族的一大特征。西晋的士族起源于东汉的儒生，以守礼法为标榜。礼法的另一面就是十足的虚伪。何曾斥阮藉违礼败俗，而他自己却是悖谬丑恶的典型。何晏是极端纵欲卑劣的腐朽者，但他又是老庄虚无学说的主要倡导者和清谈家。当今这样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也不在少数，他们一面吹嘘自己是马列主义的继承者、发展者、一脉相承，一面又不承认这个世界有阶级、有剥削、有帝国主义，并且鼓吹用孔老夫子的中庸、仁爱来建造和谐社会、小康社会。
士族在西晋统一的短暂时间里，达到了志得意满的境地，他们安而忘危，存而忘亡，肆无忌惮地纵欲作恶，终于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结果爆发比东汉末年更大得多的祸乱。忌哉！忌哉！
（写于2006年）   
 

第二章  黄赌毒

黄
卖淫嫖娼这本来是封建社会的恶习，也是资本主义“性自由”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毒瘤一下子就被割除了。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危害社会的恶习又死灰复燃了。
有一组数字：1984年，全国公安机关查获的卖淫嫖娼案件是5000起，查处卖淫嫖娼人员是6000人，而1999年破获的案件已近22万起，被查处人员多达45万余人，比1984年分别上升了44倍和75倍，发展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国家工商局的数字表明，1999年是全国共有歌舞厅、桑拿浴、电子游戏厅、发廊等公共、私营性质的公共娱乐服务场所330700余家，大大超出了正常需求。在许多地方这类场所布局不合理，桑拿浴、歌舞厅、酒吧多集中在所谓的“经济开发区”、“旅游度假村”、“歌厅一条街”等地方，很像境外城市的“红灯区”；电子游戏厅则主要集中在中小学周围，从而使这些地方成为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的多发地带。某市有10多个歌城，个个歌城大概有80至150家歌厅不等。为了招揽顾客，每个歌厅都有陪侍小姐，少则10多名，多则上百名。号称华北最大的金昌歌城内有歌厅150多家。
有资料显示，目前卖淫嫖娼人员数量大，增长速度快，卖淫妇女趋于低龄化，并出现职业化卖淫群体。在卖淫妇女中，文化水平低，年龄在25岁以下的占绝大多数。
在北京、长春、上海等大中城市的歌舞厅、桑拿浴中，相当部分的陪侍小姐都有卖淫勾当。在太原市的杰特曼国际俱乐部、金海岸娱乐城，客人可带小姐洗“鸳鸯浴”，也有小姐陪过夜。这两个场所经常是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近年来，跨国、跨境卖淫的情况也日益突出，一些境内外不法分子沆瀣一气，以欺骗手段组织、强迫我国女青年到泰国、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卖淫。
有资料表明，目前全国共登记报告性病病人83.6万人。专家估计，中国实际性病患者在600万至800万之间。北京作为流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性病增长率已超过40%以上，暗娼中有50%以上是带菌者。专家估计，目前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有40万人，这其中吸毒者占2/3，剩下的就是性病患者、暗娼和嫖客，专家估计，潜在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些。
涉嫌嫖娼而受处分的党政干部与日俱增。据某市纪委统计，1994年以来，该市有48名干部因参与色情陪侍、嫖娼而受党纪、政纪处分。1997年，该市公安机关查获党员干部嫖娼案95起。
请注意，以上所有数字按常理只会少不会多，一时还有许多没有查获和发现的；二是这都是丑事，不能外露多了。
另有资料还说，因卖淫嫖娼日益突出而引发了一系列刑事犯罪。针对陪侍女、按摩女的抢劫、强奸、伤害甚至凶杀的恶性案件在不断增加。辽宁沈阳市曾统计，1996年到1998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该市就有90多名陪侍女、按摩女遇害。
现在卖淫嫖娼已经不完全是个人行为，已发展到职业化的卖淫群体，以堂正的“公司”面目出现，向顾客提供色情服务。
有王萱者，毕业于成都某学院，先在商场工作，嫌收入微薄，到一家茶楼当坐台小姐，面对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和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先是出卖了自己，后来到北京，在朋友的怂恿下在刘家窑推出了一个服务公司，推行色情服务，在王萱的指挥下，公司的几名小姐频繁出入京城几家星级饭店，公司成立不到一个月，她们就获得人民币40000余元，美元1000余元，港币1000余元。现在许多城市，这样的服务公司（即窑子）比比皆是。
有一段时间，多家媒体出现奇怪的招聘广告：“急聘形象好、气质佳的男女计时人员，为礼会各界人士提供心理咨询、打球、聊天、购物等服务”。经记者明察暗访，发现这些所谓计时服务公司，主要是提供色情服务，而且这种现象已经发展得非常可怕。计时服务的广告可以公然出现在报刊杂志的版面上，并留下联系电话。这种公司可以顺利租到房子，竟然没有工商、公安部门的检查制止。“制黄贩黄者”这只是宣传员，组织“以钱买性”、“以性换钱”的才是色情交易的核心部分，她们甚至已经营造出自己的利益集团，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和运行机制。跟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红灯区”没有什么区别！
随着科技的进步，组织卖淫的手段也在现代化。北京丰台区挖出一企业化卖淫团伙。住的地方是高档住宅区，组织卖淫的过程全部依靠手机和对讲机实行“无线”遥控。警方将老板李晓兰抓获后，竟从他家中搜出上千个安全套和记载着每一桩“买卖”的记帐本，上面记录着小姐的姓名、价格及嫖客的电话。每单生意，李晓兰都要抽去1/3的收入。
中国的色情业已经“名扬海外”，外电都有广泛的报道。2003年8月《法新社》记者就有一篇报道北京卖淫的情况：
一个温暖的晚上，大约是十点钟左右，在使馆区一条灯光昏暗的人行道上，一些女孩正在拉客，缓慢经过她们身边的有一辆出租车和高级轿车。
又过了一会，装载大批女孩的面包车又来到这里，女孩的“大部队”来了。在这个地区聚集着众多使馆、大饭店和北京最有名的酒吧。这些女孩在这条街上公开拉客。
40岁出头的欣欣是这一地区的老鸨，她对记者说：“不少的女人都干这个。中国的每个城市以及中国农村的所有地区都存在色情业，不少人都从这一行业中获益，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和警方官员。”
即使电视上经常宣传警方打击色情的行动，但对阻止中国“黄潮”泛滥几乎无济于事。中国一家性学研究机构最新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40岁以下的已婚男性有10%的人承认曾经嫖妓。中国存在的洗浴中心、歌舞厅、夜总会、发廊、洗脚屋甚至包括一些茶楼在内的名目繁多的色情场所。在这条街上所看到的现象只是北京色情业的冰山一角。
既然中国的色情业已名扬海外，海外的一些嫖客就到中国来“采春”。2003年9月26日，《北京晚报》大字标题：“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九一八’期间曝丑闻，日本游客酒店卖春太放浪，陪侍小姐国耻之日丢国丑。”这件事《中国青年报》也报道过：“日本买春客在我国国耻日来寻欢，竟然受到我酒店数百名小姐的招待，其恶劣程度实在令人震惊。”
据当时的目睹人赵广泉说：“9月16日，他来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参加医疗界高峰会，当他走进酒店大堂报道时，看到大堂和楼梯间里挤满了年轻小姐，足有200多人，她们被一些年轻男子带着，这些男子都讲的是日本话。大堂里还有一块‘庆祝日本平城株式会社成立15周年’字样的牌子。酒店服务员告诉他，这是刚到的一个日本旅游团。不久，又有两辆旅游大巴开到，若干名日本男子带着大批中国小姐进来。”
赵广泉粗略计算了一下，这一夜陆续进来的小姐有500人，显然都是来自娱乐场所的陪侍小姐。这些日本客就在大厅里与这些小姐搂搂抱抱，即使在电梯间里也把手插在小姐衣服里乱摸，真是不堪入目，在场的中国客人无不怒目以视。
赵先生上13楼找朋友时，发现这层楼住的日本客最多，一些日本人房门都不关就与小姐调笑，有的房间竟有三四名小姐，整层楼都只听到淫声浪笑，这些日本客真是肆无忌惮。
后来赵先生得知这个旅游团来自世界各地，共有380人。赵先生通过翻译问他们：“你们来干什么呢？”他们大笑起来：“我们就是来找中国小姐玩儿的！”
另一位这次医疗高峰会的组织者、广东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刘先生也向记者证实：他和参加这次会议的100多名客人都亲眼目睹了这幕丑剧。这些客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不敢相信特区竟有这种事情发生。他们看到，9月18日这些日本人才兴高采烈的打道回府，有的走时还要在那些小姐屁股上捏一把，而这一天正是“九•一八”事变72周年。
后来，记者打听清楚，这几百名小姐是酒店金色年华夜总会一个姓金的妈咪从珠海各夜总会招来的，包夜价格是每位小姐1200元至1800元人民币，认为这是发财致富的好机会来了，真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丢尽了中国共产党的脸，丢尽了中华民族的脸。
据香港媒体2003年：随着香港与内地往来限制放宽，内地妓女大量涌入香港。在九龙红灯区的卡拉OK厅和妓院里，他们出卖自己的身体，每次报酬不到50美元，每天有的要接待20多位客人。
他们来自内地的贫困省份，挣的钱大都落入那些利用假证件或旅游通行证把她们偷渡到香港的黑社会手中。香港一直吸引着做色情生意的黑社会，他们把内地妓女偷偷带进香港。这些女性在旺角的按摩房里工作一个晚上挣得的钱就超过内地工人一个月的收入。近几年来，内地妓女涌入香港愈来愈严重。2001年，有3000多名妓女在香港被拘捕。去年这一数字暴涨到6826人，今年仅前9个月，就有7000多名妓女因从事色情行业被拘捕。
中国年轻妇女到外国去从事色情行业的也不少，主要在东南亚国家。
2003年6月，辽宁渤海大学教师王吉鹏首次指出网路色情的问题。王吉鹏认为，“一股巨大的力量”正让中国网络“染黄”。在短信联盟的推动下，一些门户网站和个人网站的色情化经营活动迅速结束了“拓荒期”，蔓延势态强劲……
事实是，网络色情的浊潮不仅左右着新兴行业，也疯狂地影响着5910万网民的性观念，特别是对于为数众多的未成年网民而言，网络色情造成的危害难以估量。
北京西祠胡同的老王是一家保温瓶厂的技术工人，每月收入只够养家糊口，上个月老王突然发现正在读初中的儿子手机费高达400元，在父亲的一再追问下，15岁的儿子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上了“色情网站”，这些话费都是为了支付下载色情片的费用。
一组200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参与调查的3000名大中学生中，46%的人浏览过色情网站，76%的人承认自己沉迷于聊天室。
“网络是一个信息宝库，也是一个信息垃圾场”，有关人士调查发现，网络上的非学术信息中，42%与色情有关。存在约束真空的互联网上，色情犹如一个看不见的黑洞，严重侵蚀着未成年网民的身心健康。
有业内人士揣测，手机色情短信或者包含性内容短信的介入，极大地刺激了短信市场。网络色情的背后，金钱响声阵阵。据统计，目前商业网站以短信为主的非广告业务收入迅速上升。按国内三家知名网站公布的2003年第一季度业绩资料显示，它们短信收入分别在450万美元、870万美元和650万美元左右。
有熟悉网络的人士说：网络色情最让人诟病的不是它的存在，而是观看的人，有46%是未成年人，甚至，连儿童也是色情网络的受众，还有不少黑心色情商，是以强暴幼女的方式拍成色情影像，在网上贩售。而且不仅网络，就连现在市面上贩售的卡片、玩偶，也有许多是以卡通人物交合的造型人物出售，还是懵懵懂懂的孩童，竟然就会去买标明“酥胸”、“玉腿”等性暗示的色情卡片，让中国学者忧心不已。
短短的20多年来，中国色情业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的需要，色情业也需要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就是以“钱”为中心的，钱是“至高无上的”，因此社会上就出现只要来钱就可以丢掉一切做人的道德。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四川乐山市的文化局长就在宣传中公开说：要改革开放成功就必须牺牲一代妇女。现在看来牺牲的已经不止是一代妇女了。有人已经公然主张中国城市设立“红灯区”，让卖淫嫖娼合法化。真是可悲！可恨！
毒
2000年6月27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读到禁毒问题有这样一段话：“在旧中国，毒品曾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领导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斗争，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一举禁绝了为害百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文章又说：“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国际毒潮不断侵袭我国，过境贩毒引发的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死灰复燃。”
解放前，西方人称中国人叫“东亚病夫”，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吸鸦片的很普遍，凡吸毒者健康受到很大影响，一般都体瘦多病。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人民政府多方面的工作，仅两三年时间就在全国禁绝了所有毒品，吸毒者纷纷感谢共产党给予的再生之恩，全国人民也歌颂人民政府的无上功德。
谁知，改革开放以来，吸毒贩毒者又在全国蔓延开来了，又使一部分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下面是1998年公布的吸毒贩毒情况材料，1998年公安机关破获吸毒贩毒案18万起，查获毒品违法犯罪人员23万多名，缴获的海洛因达7.3吨、冰毒1.6吨、大麻1.5吨。全国为禁毒建立了632个强制戒毒所、61个劳教戒毒所、167个戒毒医疗机构，强制戒毒已达14万人次。全国涉毒的县（市、区）2033个，占全国县市区的71%，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59.6万人。当前我国的禁毒工作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1．每年缴获的数以吨计算的海洛因、冰毒，都是高技术提炼的毒品，成瘾性潜力加强，对人体的危害性极大。
2．毒品呈现多样化趋势，除常见的鸦片、大麻、海洛因、吗啡外，又出现了摇头丸、小邮票、致幻剂等冰毒类的毒品，专门引诱年幼无知的弱势群体——青少年，很有伪装性和迷惑性，使人防不胜防。
3．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毒品走私、贩卖的违法犯罪活动十分猖獗，其犯罪工具日益现代化，贩毒集团国际化，贩毒网点遍及全球。
4．贩毒活动日趋军事化和武器化。许多大的毒品集团都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用以扩大和保卫自己的毒品基地，实施和保护毒品贩销活动。
5．贩毒人员职业化。以北京为例，近几年，团伙犯罪增多，分工明确，手段巧妙，互相之间的联系靠单向的大哥大，只能接，不能往外打。有的靠呼机联系，持货的、收毒资的、验货的、进行交易的，还有进行指挥控制的，负责藏匿保管毒品的都不是一个人，而且相互之间都不认识，单线联系。
6．许多地区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多样化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产生了易感人群，扩大了吸毒群体，使需求市场形成。
7．吸毒贩毒呈低龄化趋势，来自权威部门的数据表明，在我国吸毒人群中，青少年的比例占到80%以上，男性远高于女性。在查获的吸贩毒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仅8岁。
8．我国已由毒品过境国转变为毒品过境与消费并存的毒品受害国。
毒品泛滥不仅危害人类的健康，而且破坏国家的社会安宁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性的严重公害。
在国际毒潮的侵袭下，我国西南边境又毗邻世界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边境贩毒引发了境内吸毒的蔓延。
云南德宏州的瑞丽市是最早受毒品危害的地方，全市204个自然村中在80年代就有21个村有人吸毒。在一些大中城市里，拥有万贯家产的大款因吸毒沦为家徒四壁的乞丐已不是新闻。毒品的瓦解力量可以使个人倾家荡产，也可以将一村一厂，甚至一地一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宏图化为泡影。据美国政府统计，全美国每年因吸毒、酗酒造成的损失高达1500亿美元，用于治疗吸毒者、加强禁毒的费用高达600亿美元。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个沉重的负担。
吸毒者当经济崩溃后，常常不择手段去获取毒品，大都选择偷盗、诈骗、抢劫、卖淫、赌博、走私等犯罪手段，使社会良好风气遭到破坏，社会丑恶现象恶性发展。
毒品活动猖獗必然导致社会治安不断恶化，使犯罪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美国司法局80年代曾对在押犯人做过抽样调查，25%的暴力犯罪与毒品有关，在盗窃与抢劫案中，33%的人由于无钱吸毒而走上犯罪的，75%的犯人有吸毒史。
戒毒工作是禁毒中最重要而艰巨的环节。“一旦吸毒，十年戒毒，终身想毒。”吸毒者一旦染上毒瘾，脱毒十分困难。而且95%的人不出半年就又再吸毒。一旦染上毒瘾，吸毒者会产生身体依赖性和精神依赖性。
再看看外国报刊对中国当前的毒品形势是怎么说的。美国《时代》周刊2000年5月20日的《中国的毒品》一文是这样说的：100年前，据说当时的中国有吸毒者1亿人。当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彻底根除了吸毒、种植罂粟和提炼毒品的丑恶现象。北京迅速解决了许多问题：原吸毒者的就业、婚姻和性病治疗等。但是现在，由于中国放宽了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人们正在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许多人来说，禁忌越多诱惑力就越大——那就是毒品。根据中央政府的统计数字，吸毒者中80%是35岁以下的青壮年。
在上海那些时髦的俱乐部里，青少年现在吃那些像糖果一样外表的摇头丸。但是，时下最诱惑人的是几十年前使用的毒品，鸦片的衍生品——中国70%的吸毒者现在迷恋的海洛因。
由于处于两大毒品王国缅甸和阿富汗之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向亚洲及其他地区走私毒品的一条重要通道。现在，中国官员说，一个新的模式正在出现。他们承认，25%的海洛因进入中国并留在了中国境内，供国内的吸毒者使用，而5年前只有10%。一条正在延伸的贩毒路线是从缅甸、老挝、阿富汗和越南到中国。
2002年6月，北京卫生局、市公安局发布的材料：我国的艾滋病近几年呈快速增长趋势，仅2001年就比2000年增长58%。经静脉注射毒品感染艾滋病一直是我国艾滋病传播最主要的途径。截止到去年年底，全国检测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三万余人，起重70%是使用不洁注射器吸毒的吸毒者。截止到今年5月底北京查获登记的吸毒人员已有2.3万人，由吸毒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比例增至65.1%。
同时，到今年5月底，北京共破获毒品案件58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00余名，查获毒品违法案件1450余起，抓获吸毒人员1660余名，收缴各类毒品205公斤。
公安部门管理的戒毒所，本来是救人于水火，但有的戒毒所却把管制的吸毒者推到无底深渊，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黑暗到了什么程度。
现在有的戒毒所由于戒毒女在狱中期满后交不起戒毒费用，就被管教人员卖给黑社会的“鸡头”（组织卖淫者），“鸡头”买去后强迫这些女子卖淫牟利。
2002年3月6日，正在广州市长洲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的李文来到广州市公安局报案，声称自己是被戒毒所的管教卖给“鸡头”接客时逃出来的。
广州市检察院对此案的起诉书指控：2001年9月到2002年3月，长洲戒毒所的管教陈太中、邵丽爱和简维珍与“鸡头”毛祖富、彭安乐、“老王”和王光珍等人内外勾结，以“鸡头”代交戒毒费500元至1500元，戒毒女偿还300元至5000元为条件，把戒毒女子董、冉、李、陈、顾、谢、方、杨、曹等人卖出戒毒所。戒毒女出所后，便被“鸡头”们强迫卖淫。
邵丽爱在被询问时供称，单是经她手卖出所的女戒毒人员就有30多人。陈太中交代，自前年5月他分管女仓开始到去年案发，戒毒所共放了200多名女戒毒人员，其中有多少被卖给“鸡头”他也记不清了。
这样的黑幕交易在长洲戒毒所是公开的秘密，索贿是每个女仓管的“生意经”，邵丽爱交待，在涉及30多名戒毒女的买卖中，她收过“鸡头”7次红包，共1250元。
按陈太中交待，长洲戒毒所的收费标准是：治疗费950元，生活管理费每天55元。凡期满6个月的戒毒人员须交纳10800元。这当中只有60%的戒毒人员能交纳3000元以上的费用，很多戒毒人员自己没有钱，家里人也不管，所以“院里开会时，领导说这样下去大家会没有饭吃，只要有人来接就放出去。”邵丽爱也说：“院领导关心经济效益，讲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 ，不要压太多人在戒毒所。领导压我们多创收，我们放人时也要经过领导批准，所以我们才敢让鸡头来赎人。”
原来戒毒所是为了创收，才把这些戒毒女推向市场。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万能，把戒毒女当成了商品交易，呜呼！
赌
1995年，笔者回家乡探亲，在城市里见到一个怪现象。我的家乡城市乡镇都盛行茶馆，茶馆本来是人们休闲的地方，三朋四友泡上一壶茶，天上地下得聊上几个小时，甚是乐趣。同时，茶馆也是议事的地方，与邻居有了瓜葛，为了息事宁人，在茶馆泡上壶茶，找上地方领导或长者沟通调解，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是，这次回老家一看，情况发生了大变化，茶馆已经变成了麻将馆，说它是赌场也可以。小的茶馆三两张桌子，大的茶馆有三五十张桌子，一张桌子四个人，坐得满满当当的，在干什么呢？这么热闹，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都是打麻将的，虽然没有喝三吆五，可是“碰”、“吃”之声不绝于耳，“三筒”、“五万”响声四起。不少店铺门口，还有“打游击”的。惊叹之余，我问农村情况如何？亲朋者说，农村也一个样，有的媳妇在邻居“赌”一天，婆母在家做饭送上去吃。他们说：人们对此已编了一个歌谣，“十亿农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民风已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是谁之过？
上面说的群众性的赌，一般都是小赌，赌着玩的，但是坏了民风。问题是现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都有许多明的暗的赌场，供人豪赌。这就毁了社会，在人间制造了许多悲剧。下面举几个例子：
1．在9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时空报道》组在黄山市发现了四个赌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四个赌场曝了光。他们很有感触地说：“黄山之行，使我们深深地感到，赌博这股歪风之盛，出乎我们想象。公开开赌场设骗局，黄山市的有关部门不但不闻不问，有些政府官员竟积极地参与赌博。当然赌场老板是不会让他们输钱的。由于黄山市政府对赌场缺乏有效管理，开赌场这股歪风，也很快扩散到黄山市周边各县，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采访中我们看到，一些人因赌博而倾家荡产。一位黄山市民两个月时间内输掉了150万，不但辛辛苦苦积攒了几十年的家产全部输掉，还欠下了几十万元的赌债；当地一位29岁的年轻人，本是单位的业务骨干，也是因赌而贪污公款30多万元，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铁窗生涯；还有一个外地来黄山旅游的干部，因输光公款后跳河自杀。此外，因赌而引发的偷盗、抢劫、流氓斗殴事件也不断地发生。”
2．1992年初到1998年8月，在澳门赌界出没着一位豪气干云的香港来的金老板，澳门几家高级赌厅“百家乐”、“鸿福赌场贵宾厅”、“葡京赌场万豪厅”他都赌过了。他的手气之坏和底气之壮都令其他同好失色。进入“百家乐”赌厅的头一晚，就输掉了40万港元，进入“鸿福赌场贵宾厅”的头一晚，他输掉了300万港元，其中第一个一百万是在不到一个小时内输光的。进入“葡京赌场万豪厅”的头一晚，他要了一千万港元的筹码，输掉了500万。1998年8月6日在香港赌场“港龙星”最后一次豪赌，输掉了100万美元。
这位金老板究竟是谁呢？他不是香港的巨商大富，而是湖北省驻香港窗口企业宜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湖北省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他叫金鉴培，1998年时他才55岁。
1998年，湖北省外经贸厅出资800万港元，在香港成立宜丰贸易公司，当时湖北省向香港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60%。1986年宜丰贸易公司更名为宜丰实业有限公司。1992年确立为湖北驻香港窗口企业。
有意思的是，1989年金鉴培接手宜丰，是因为宜丰前任班子在香港大肆炒汇，亏损数千万美元，当时一把手被免职，二把手出逃。作为湖北省外经贸厅办公室主任，金鉴培全程参与了对宜丰三个月的调查。调查结束后，金鉴培出任宜丰代总经理。1990年6月正式就任总经理。
一个经营者出事了，另派一个“能力更强、品质更好”的经营者换上，这就是当时国有企业各主管部门的主要思路。金鉴培当时在湖北省外经贸系统算是“头脑灵活，能说会写”，被公认为能人，并且没有财务纪律方面的不良记录。没有人想到，正是这位金鉴培，在时隔八年之后重蹈前任覆辙，制造出湖北省历史上最大的贪污及挪用公款案。
湖北在香港的宜丰实业有限公司出现的问题，这些年来在国有企业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形式和轻重程度不一样，所以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出现首先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在国企中的教育、纪律作用，政治工作松弛了，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向钱看”去了，失去了政治理想，没有了纪律约束；有些老党员经过多年培养、锻炼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在新的充满铜臭味的社会风气熏陶下，变了，这就是在“与时俱进”思想指导下人的可变性。其次，这些年来群众的作用被否定了，劳动群众成了弱势群体，过去领导有群众监督，国有企业有群众参与决策。现在一切权力归老董老总，群众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并且还被踏上了一只脚。
3．位于距重庆市区30余公里的璧山县青杠镇，有一个重庆最大的度假村，叫“白云湖度假村”。“黑老大”王渝男在这里开了一个不小不大的赌场。每天夜里12点前后，来自重庆、内江、自贡的高档轿车塞满了停车坪。
据赌场经理说，这些高档车大多是宝马、奔驰，车主们都一身豪气，每次下注都是少则三四万，一般都是十来万，她曾目睹一位赌客一夜之间输掉40余万。
这位赌场老板王渝男，原来就是从事文物、珠宝、玉器走私的，后来觉得这样来钱太慢，于是从1996年起，就带领一帮人，走上职业黑社会生涯，大肆进行赌博活动。
1999年10月，王渝男选中了白云度假村，开设了“百家乐”地下赌场。赌场内有专人持枪维持秩序和安全保卫。在成渝高速公路口，设有专人放哨。王渝男见赌场兴旺，有大钱赚，但又担心安全不保险，就决心在公安局找保护伞。首先通过他的手下弟兄董理用钱摆平白云湖边的青杠派出所所长冉勇。但是他知道单靠派出所是罩不住的。他又决定每天从赌场提取9000元现金作为活动经费。董理就用这老钱，凭着他与治安总队上上下下都颇为熟悉的优势，因人制宜，对症下药。
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一科科长陈渝好色，董理便三天两头将其约进舞厅、发廊，还不断物色漂亮的小姐供其娱乐。
时任总队特科科长的汪德泉贪财，董理便寻找过年、过节、过生日等机会给其送红包。这样汪德泉便成了“百家乐”赌场安插在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内一个忠实的“卧底”。
陈渝、汪德泉下水后，主动帮董理结识了时任治安总队副总队长的龙蜀渝。在一次次见面中，龙蜀渝挡不住山珍海味、桑拿按摩及董理十天半月献上3000元至5000元贡金的诱惑，便也和“百家乐”的人火热起来。
事情还没有完，搞定了治安总队的三名要员，董理准备乘机把治安总队的总队长李虹也争取过来。在这争取过程中虽然也有曲折，但英雄难过美人关、金钱关，最终这个总队长也就成了“百家乐”赌场的最大保护伞。
2002年11月，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男子，在与我国广西东兴市一水之隔的越南芒街跳楼自杀。原因是这位男子在芒街赌场里输光了钱，又借了数万美元高利贷企图扳本，结果又输了。
越南原来的小镇芒街，如今竟变成了越南的经贸桥头堡，也是越南官方宣布的最大的经济开发区。
站在东兴市北仓河堤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越南芒街有一幢漂亮的白色圆顶黄色墙院的建筑，当时人都说那是芒街豪华的利来酒店，里面设有大赌场，这个赌场是专门为中国人设置的。知情人说，“赌客九成是中国人，且投注惊人，而越南人连进去看一眼都是不准的，更别想参赌”。
赌场的内部人称，开业头一年，利润就达1.6亿人民币，这些钱基本上都是中国人送来的。
其实，在我国西南泰国、缅甸，乃至西部、西北部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以中国人为主要消费对象的赌博业早已遍地开花，其中以中缅边境的金三角和缅北地区最负盛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国赌徒在境外赌场挥金如土，挥霍掉的有的是自己的血汗钱，有的是通过走私或其他非法经营得来的钱，有些是贪官们收的贿金，有些赌掉的是国家的钱。2001年云南省某银行一名领导到西双版纳视察工作，负责接待的部门一天就花了30多万接待费，让人难以置信，事后才有人一语道破天机，这些钱是在边境缅甸赌场上输掉了。
分析人士指出，现在一些境外赌场针对性非常明确，就是针对中国人的，这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博彩也是暴利行业，有极强的穿透和腐蚀性，它肯定在寻求一切机会，渗透内地。分析人士担心，境外赌博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因为赌场对他们的客户来说，作用类似银行（事实上赌场主被人称为是银行家），因此赌场便成为洗钱等各种金融犯罪活动的温床。有人还担心，中国周边赌场会成为这些地区黑社会组织的新金融系统支柱，而由此引出的社会问题，诸如犯罪和沉迷于赌博等。
2005年的材料说，在过去十年里，在拉斯维加斯挥金如土的中国赌客成倍增加，如果包括已回归祖国的葡萄牙前殖民地澳门的赌场，中国人在大陆以外的赌场输掉的资本估计多达730亿美元。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参赌成为普遍现象，参赌干部级别越来越高，赌博行为越来越公开，赌博规模越来越大，一些人赌博成瘾，业余时间赌，工作时间也赌；在国内赌不过瘾，有的跑到境外赌。干部参与赌博，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带坏了社会风气。
党员干部参赌，结局往往是上级赢下级，干部赢老板、老板赢利益。输钱人心甘情愿，赢钱人心安理得。赢来赢去，最后的冤大头还是国家。从已发现的干部赌徒的堕落轨迹看，这种赌场的输赢，实质上成为滋生腐败、国有资产流失、权钱交易的温床。
地处大别山深处的罗田县，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典型山区县，曾几何时，这里刮起了一股干部参赌风。据罗田县一位私营企业主透露，干部们的一部分赌资来自企业界的厂长经理们。这位企业主说：几天前，几位干部还给他打电话，邀他一起打牌，他深知对方的意思，故意乱出牌，最后，干部三人每人赢了1000多元钱，很高兴地去了。

懑者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就是洗刷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黄、赌、毒。那时人民政府对黄赌毒人员十分关心，专门指定机构、组织人员帮助妓女们治疗性病，帮助吸毒者戒毒，并对(她)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安排工作。只用了三年左右时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些毒瘤，一下子就清除掉了。对那些黄赌毒人员来说，简直就是第二次解放，他们对毛主席、共产党真是从心眼里感恩戴德。不少改造过来的黄赌毒者后来都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工，都过上了幸福生活。可是，好景不长，这种好日子只过了二三十年，一切又回到了旧社会，黄者更黄，毒者更毒，赌者更凶，又使许多人堕入了罪恶的深渊，为此而家破人亡，走投无路。这究竟是谁之过，不值得反思么？
（写于2006年）   
 

第三章  人们的生存环境被破坏

沙漠化与沙尘天气
中国的沙漠化越来越严重，威胁着北方3500万人的生活。它所带来的沙尘暴和沙尘天气，使我国东部一些省份和东北地区都受到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急速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我国的沙漠化面积达到了英国国土面积的7倍。据国家林业局统计，我国沙漠化面积还在以每年1350万平方英里的速度增长，正向首都北京逼近。
土地沙漠化必然带来沙漠化与沙尘天气。由于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沙漠化与沙尘天气就日益增多。本来沙尘暴和沙尘天气自古有之，古代称沙尘暴为霾，表示尘土从天而降。一般都起源于内蒙古西部阿拉善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天气在春夏之交迅速增加。有资料统计，强沙尘暴50年代是5次；60年代是8次；70年代是13次；80年代是14次；90年代就增加到23次。进入新世纪的这几年来，每年都是五六次，并且严重程度也在加强。大风一天可以将数万吨地表尘土吹跑，真可谓“黄天厚土”。至于沙尘天气，在北方每年也在逐渐增多。每年春夏，风和日丽，白云蓝天的日子是越来越少。2006年2月以来，沙尘天气就多于2002年、2003年、2005年的同期。仅四月上旬就有三次。几乎每天都是灰蒙蒙的天，连呼吸都很困难，让人十分难受。
造成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在我国西北地区，森林覆盖率本来就不高，一些地区的过度掠夺性开采吞噬了大量耕地，加剧了沙漠化。许多小型私营企业的兴起导致了有毒废物的乱排乱放，使周边的林木植被受到污染死去，土壤受到侵蚀。自上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解散以来，宁夏、甘肃几十万贫苦农民为了发家致富而去内蒙古掘发菜，挖药材，致使草原以每年十多万亩的速度递减。这个不断扩张的30万平方公里的阿拉善戈壁已经成为侵袭首都的沙尘暴的罪魁祸首。还有当地的牧民为了致富而无限制的扩大牧群，而牧草有限，致使有些牧区草根都被啃光了。如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现在已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沙漠化了。虽然政府鼓励牧民将他们的牧群削减40％，但是一家一户的牧民，谁听谁的，更何况大多数的牧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要生存啊！
由于沙漠化的不断扩展，耕地和草场逐渐减少，也就危及了当地农牧民的生活和生存。由于沙尘暴和沙尘天气的增多，大半个中国4亿多人口的生活质量已经受到影响。因为沙尘天气会对人体——尤其是呼吸系统——造成严重危害。这些年来北京地区肺癌患者大幅增加，决不是偶然的。
水土流失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水患发生的频率急剧提高，几乎到了没有一年不发生水患的地步。长江、黄河、珠江、淮河、辽河、松花江、嫩江等各大江大河相继泛滥，严重危害了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究其原因，实与人为因素有关。
水患问题与生态息息相关，其关键环节在于森林遭受破坏。本来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就不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变为个体经济，许多山林承包给个人。承包人首先不是育林护林，而是砍林毁林，怕政策有变，先捞一把再说。还有官商勾结，对公有林大肆砍伐，以谋私利，致使森林面积急剧减少。
森林减少之后，其后果是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消失，一旦大雨来临，森林不再吸纳水量，大量雨水直下江河，造成江河水位暴涨。其次，森林覆盖土地，可以保护土壤不被雨水冲刷。而森林大量减少之后，山雨一来，水土便大量流失。流失的水土沿江河而下，淤积于水底，垫高了河床，缩小了江湖水面，水患的威胁便增加，雨量稍一过大，便酿成水灾。再其次，这些年来，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增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也源于此。再则，森林减少不光会造成水患，还会酿成旱灾。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消失，土地在阳光曝晒下，水分易于蒸发，泥土干裂就快，于是酿成旱灾。所以生态遭到破坏后，人们常说的：三日不雨则旱，一朝大雨便涝。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目光短浅，潜心于发财致富，农村不但不搞水利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靠集体力量兴修的水利设施，单干后都被破坏殆尽。笔者80年代中期曾从昆明出差去广西南宁、北海，沿途的水利设施没有一处是完好的。原先修建沟渠塘堰的石块砖头，都被那些单干的农民拆卸回家利用去了。一家一户的单干农民要重新兴建水利设施，没有那个可能。所以当今一下大雨，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民的生命财产被大水吞噬；三天不下雨，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神爷”烧焦了养命的庄稼。在搞个体而弃集体的情况下，新农村就能那么轻易地建起来吗？
水污染
（一）江河湖海被污染。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物质无论来自大气还是来自土壤，最终都归结于水污染。由于人们的环保意识薄弱，只是一心一意搞建设，片面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再加上管理的问题，沿江城市都把江河当作不花钱的垃圾场。
1．长江
长江流域的废污水排放中，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分别占75%和25%，流域涉及的18个省市自治区中，四川、湖北、湖南、江苏、上海、江西六个省市的废污水排放量占流域总量的84.6%。是废污水的主要产生地。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有机物、石油类、挥发酚、硫化物、氰化物、汞、鉻、鉛、镉、砷等。在21个干流城市中，上海市排放量占30.7%，武汉占18.1%，南京占15.8%，重庆占8.8%。这些大城市是长江的重要污染源。由于污染严重，在长江岸边也形成许多污染带。其中，重庆、岳阳、武汉、南京、镇江、上海六个城市累计污染带长度占长江干流污染带总长的73%。
2．黄河
黄河是中国母亲河。黄河储存着中国2.4%的水资源，哺育着中国12%的人口，灌溉着15%的耕地。从1949年到2004年，黄河的直接经济价值累计达到6000亿人民币。但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黄河流域的急剧开发和人口增加，黄河的污染也日益加重。现在黄河的污染面积比80年代扩大了一倍以上，污染程度还在不断加剧。
在河南的三门峡水库周围，从90年代初开始河水就变得黑漆漆的，当地人称之为酱油水。由于洗涤剂的随便排放，水面上还拖着长长的一层白色泡沫。专家们认为，这样下去，黄河的污染将更加严重。到2010年，整个黄河的受污染水量将达到65亿立方米。由此衍生出很多问题：使用黄河水的工业产品质量恶化，用黄河水灌溉产出的粮食、果菜质量下降。
黄河水污染对人体的健康的危害严重，甘肃境内黄河沿岸的居民中，还不到20岁的人就一头白发的越来越多，癌症患者也在日益增加。
3．淮河
1994年7月，淮河发生震惊世界的污染灾难。当时由于上游泄洪使得巨大的污染团向下游流窜，给淮河沿岸乃至洪泽湖带来灾难性的水质污染，污水一度测出含有67种致癌物质。在发生这次灾难后，政府决定投入600亿，用十年时间来治理污水，以彻底改善淮河水质。
十年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究竟怎么样了呢？2004年7月，淮河流域连降暴雨，下游依然形成了133公里的污水团，4亿多吨毒水奔流直下洪泽湖，沿岸1.7亿居民既要防洪又要防毒。毒水已造成数以千计民众饮水困难。10年投入的600亿治污费哪里去了？
淮河流域经济落后，人口密集。造纸、化工、印染等高污染行业却是沿河五省的支柱产业，加上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大量个体工商户又无治污设备，导致七成淮河干、支流长达3000多公里的河水丧失使用功能。
4．松花江
松花江的水污染敲响了中国的环保警钟。
2005年11月，吉林省的一家化工厂爆炸，使化学毒素严重污染了松花江。一时间，江里飘浮起大量死鱼。因为这些化学物质中含有致癌毒素，沿河老百姓的饮水一段时间内靠的是政府供应的安全水。因为松花江与俄罗斯毗邻，俄方发出了强烈反映，这牵涉到国际关系，因此处理得认真及时。
5．珠江
2005年，两广遭遇50年来罕见的大旱，江河、水库蓄水位普遍偏低，珠江三角洲地区遭遇20年来最严重的海水咸潮倒灌，直接威胁广州、珠海、中山、东莞、江门等工商业城市的用水安全。
旱情尚未平息，六七月底汛期来临，珠江流域又持续强降雨，西江流域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珠江三角洲地区400多万人受灾。可是洪水来得急、去得快，到九月中旬以后，两广大部分地区又雨水偏少，回到持续干旱。水利部珠江委员会主任岳中明说：“珠江三角洲的水资源问题，已不是降水量年际丰枯的问题，而是经济迅速发展与水资源承载力不再协调的问题，单指望老天爷是不行的。”他还说，中国人都知道两广的东江、西江。东江上游有一条河叫淡水河，然而这条河正在名存实亡，因为一点也不淡了。
据2005年下半年召开的珠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工作会议透露，2004年珠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达182亿多吨，其中入河的废水量139亿多吨，而珠三角废污水排放量占总量的52%。
如今担负珠江主要供水功能的部分江河的水质下降，城市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偏低。在流域综合规划调查的79个水源地中，合格率只有69.5%。
最新监测表明，珠江口近6000平方公里水域水体中的重金属、无机氮、石油类物质含量几乎100%超标。伶仃洋绝大部分海域水质综合污染指数达到重污染水平，近岸海域无机氮超过四类海水水质标准，营养盐比例严重失调。
由于珠江上游省区经济发展步伐逐步加快，上游环境问题和下游水污染问题正在形成两头夹击之势。
如今珠江上游已成为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比如西南地区石漠化现象日益加剧。有关数据显示，珠江上游石灰岩裸露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55%。所谓石漠化就是指该地区滴雨留不住，在太阳照射下地表温度能上升到70℃。由于缺少植被覆盖，地表无法涵养水分，降雨迅速变成泥沙俱下，一泻千里，严重威胁珠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
与此同时，水土流失导致输沙量剧增，河床淤积，水位抬高，河水泥沙含量高峰有超赶黄河之势。也就是说，珠三角在面临自身水污染问题的同时，还要面对上游泥沙俱下，浊水东流的进一步威胁。（2006年，由于台风造成强降雨，两广地区又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目前，珠江口已成为华南第一大，全国第二大污染口岸。水利专家发出警告说，由于珠江水系植被覆盖率降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严重衰退，如果再不加治理，将会真正变成第二条黄河。
6．京杭大运河
自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距离最长的运河。他是涉及交通、运输、水利、地理、历史、文物、生态等诸多方面的文化走廊。但是，目前这个举世闻名的伟大水利工程正面临着缺水、污染与破坏加剧而被废弃的威胁。
大运河的山东济宁北段基本断流，运河的基本功能已经丧失，很多河道已成垃圾坑，或被农田吞食。中运河和南运河虽然还有水，但也面临着断流威胁。现代化的船只运输严重损害了运河的环境风貌，污染严重，过去那种古桥纵横，河埠林立，古屋比邻，商铺连绵，巷弄穿错的景象早已成为记忆。
7．太湖
自1990年以来，太湖水质受到沿岸数千家工厂排污的毁坏。有记者来到太湖边的一个工业小镇，140多家化工厂散发出的阵阵恶臭扑面而来。由于太湖周边的工厂与城镇一个挨着一个，所以化学污染和事故通过毒害水源、土壤和作物危害着湖区人民的健康。
71岁的邵先生是该地区医院的退休医生，他说，自90年代以来这个镇就成了一个癌症多发地。这些年来，许多村民因为与消化系统有关的癌症而死去。“去年，我们医院有200人死于癌症，镇上其他两家医院也有相近的人数死于癌症。”他还说，“许多年轻人征兵时体检不合格，因为他们的肝脏已被毒素污染。”
化学事故对村民来说就像噩梦一样。2005年2月，当地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6人工业丧生，11人受伤。今年4月15日，这家化工厂又发生爆炸，一名工人遇难。村民说，某些地方官员因为过于看重经济发展而不采取措施，这是化工厂污染太湖的主要原因。
当地环保部门的官员李先生说，“今后要想把太湖水还原为饮用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我只能说我们的目标是保持太湖水质的工业用水标准。太湖水不能饮用已经很多年了。”在太湖边生活了一辈子的86岁老人黄书讯对太湖水质如此恶化感到悲哀，他说：“我们这里过去是中国有名的鱼米之乡，可是现在这里成了有毒化学品区，我们只能梦里在太湖游泳和喝太湖水了。”
8．滇池已明珠失色
据官方统计，三亿中国农民无法获得充足的清洁饮用水。中国飞速的工业发展使江河湖海臭气熏天，有40%的河流不能再提供饮用水。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却只占有世界7%的淡水资源。由于污染，从2000年至2006年，仅6年时间，人均淡水储量至少又下降了15%。
滇池是云南的一颗明珠，也是中国第六大淡水湖。90年代以前，滇池还是昆明市饮用水的良好供给源，也是颇负盛名的风景区。由于近年大量未经净化处理的生活污水和化工废料排入湖中，这座300平方公里的西南最著名的湖泊如今已经变成了一池含有有毒物质的污水池，湖面上泛起一层绿油油的粘糊的东西。如果置身于滇池沿岸的村庄里，那湖水所散发出来的阵阵恶臭简直要令人窒息。村民们说，过去可以到滇池里游泳，现在连脚都不敢伸进去了。过去周边的村庄一直是富饶的花卉种植区、农业区和渔业区，但从90年代初以来，一批批造纸厂、化工厂在滇池周边地区拔地而起，滇池就变成了今天这个状况，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环保专家说：“有些人不愿对污染源头即排污厂家进行控制，他们看重的是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且中国还有许多大小湖泊和滇池的命运一样，这是短视的发展政策造成的恶果，这个恶果由沿湖的老百姓来承受。
9．华北明珠已不明——白洋淀受污染
2006年初春，被誉为华北明珠的白洋淀发生大面积死鱼事件。3月13日，记者接到渔民举报后赶往白洋淀采访。据七里庄渔民反映，从2月17日起，围栏里开始出现死鱼，3月7日湖水完全解冻后，所有鱼类全部死亡。七里庄等水产养殖村隶属于任丘市，位于白洋淀下游，这片水域的养鱼户受损失最严重最集中。据任丘市畜牧水产局统计，任丘市境内就有14.25万公斤各种鱼类死亡，涉及2个村14户以及任丘市水产良种厂，直接经济损失140余万元。
记者进入白洋淀中游的新安县圈头乡光淀村附近水域，也看到大量死鱼，有小鱼苗，也有几斤重的大鱼，圈头乡的圈养鱼几乎全部死亡。养鱼户夏宝璐说：“平时死百八十斤鱼很正常，但这样大规模的死鱼从来没有发生过。就连抵抗能力较强的野生鱼虾也未能幸免。”
据介绍，造成白洋淀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位于白洋淀上游的清苑县、满城县、蠡县等12个县（市）均未建城乡污水处理厂，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在非农灌季节和汛期进入白洋淀。
地处白洋淀上游地区的满城县近年来造纸工业污水排放量明显增加，全县已有企业156家，每天共有约五百万吨污水排出。去年由于污水量不断增加，污水开始进淀，导致入淀污染物总量大幅增加。
白洋淀上游一些生产企业盲目追求利润，置下游渔民利益于不顾，损人利己，偷排偷放污水；地方主管部门和领导对此视而不见，放任自流，造成如此后果。
10．海洋被污染
2000年12月中科院院士沈韫芬对我国水污染状况发出警告，不仅内陆的水被污染，大海的水也被污染。我国陆地上的一条条的污染带冲向大海，引起沿海一片片赤潮。这是由沿海地区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大量废污水直接排入海洋。这种情况如果再不加制止，今后赤潮将有向远海扩展的趋势，其后果不堪设想。
引起海水变化的赤潮约有300种左右，其中约有70种能产生毒素。由于污染日益加重，加上这类生物繁殖甚快，海洋中大面积产生赤潮，直接威胁了海洋生物的生存，并通过食物链殃及人类。这种赤潮称为毒赤潮，是当今赤潮灾害的主流。
60年代以前，我国海域很少见到赤潮；如今，赤潮不仅次数频繁，面积辽阔，而且时间拉长。以1998年为例，共计发生赤潮22次，使水产养殖的鱼、虾和贝类大量死亡，经济损失达到10亿元。2000年5月，浙江省舟山海域出现大面积赤潮，竟绵延80公里，面积达7000平方公里，是90年代以来最大的赤潮。
渤海素有我国鱼仓和海洋公园之美誉。然而随着渤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昔日波清浪白，鸟飞鱼跃的渤海正逐渐变成一座巨大的污水池。面对海洋环境专家发出的“渤海可能变成死海”的警告，国家有关部门联合环渤海四省市于2001年实施投资555亿元，为期15年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却在群龙闹海的治理格局中遭遇失败尴尬。群龙闹海是说，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不管排污，部门割据现象严重，往往无法形成综合治理的合力。2006年7月18日是世界海洋日，渤海污染继续恶化。
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内海，自身水动力条件较差，自净能力有限。渤海污染主要来自陆源，周边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农药化肥是三大陆源污染源。此外，船舶石油产品跑冒滴漏，船舶生活用水，船上石油开采和海水养殖中的添加剂也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从2005年到2006年，天津市海洋局对15个入海排污口及其邻近海域的监测数据表明，排污口100%存在超标排放现象，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环境污染严重。一些渔民反映，入海的河流污染十分严重，每到汛期开闸放水时整个河道都是黑、红色的。
天津海洋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国家关于污水处理不达标不能排放的规定形同虚设。还有一些涉海的其他部门由于事不关己，对保护海洋环境和治理污染没有积极性。”
土壤污染
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2006年7月18日，在有关土壤污染的会议上说，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已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群众身体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
１．土壤污染程度加剧。据不完全调查，目前我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２．土壤污染危害巨大。据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壤污染造成的有害物质在农作物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最终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３．土壤污染防治基础薄弱。目前，全国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和程度情况不清，导致防治措施缺乏针对性，土壤环境标准体系也未形成，资金投放有限，土壤科学研究难以深入进行，有相当部分的干部群众和企业界对土壤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缺乏认识，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
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除了沙尘天气外，主要是工业有毒气体排放和汽车尾气造成的污染。法新社驻京记者曾报道说，随着中国的汽车热日益升温，似乎决心要重蹈西方破坏环境的覆辙。据估计，城市人口已经达1300万的北京，目前拥有近200万辆汽车。到2010年，这个数值可能会增加到400万辆。到那时，汽车废气排放量会产生极大的后果。
汽车工业虽然有利于整个经济的繁荣，因为它能够带动租赁、汽车收音机、路边快餐服务等一系列相关领域的发展。但它的负面影响也是严重的。汽车排放的尾气对人的健康产生比烧煤还要大的危害，而烧煤曾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最主要的污染源。
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汽车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她的一举一动不仅会影响到全球环境，而且会对能源利用率造成影响。如果中国人要消耗和美国人一样多的原油，那么中国每天需要8000万桶石油，也就是说，把现在全世界原油的日产量7400万桶全部给中国人消费还不够数。
鉴于中国目前的状况，盲目增加汽车数量是一种错误的政策。相反，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
另一位法国驻京记者报道说，中国环境依然在全面恶化，中国官方的报告一个接一个，内容大同小异。沙漠面积不断扩大，饮用水质量和存量不断下降，空气质量不断恶化，北京的汽车数量仍在迅速增加，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加剧了空气污染。最近的一些统计数据显示，为了满足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的要求，为了应对某些地区能源奇缺的形势，煤炭的使用量又重新开始上升了。这就使得中国政府关于环保的承诺变得更加难以兑现了。
中国专家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光是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个百分点。
德国的记者报道说，中国南方的巨大洪灾，北方不断扩大的沙漠化，东部工业城市工厂废气形成的黑雾，走在经济强国的的道路上，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搞垮自然生态的危险。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都在8%左右，然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严重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
还是德国的记者2004年报道说，几乎所有中国大城市都严重缺水，大部分废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进江河湖泊；城市和乡村的空气均遭到严重污染，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患上肺癌。
每年春天来自中国西北的沙尘暴，不仅严重损害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将有害物质吹到了世界其它地区，2001年甚至刮到了美国的西海岸。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也非常令人担忧。
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网站2004年8月31日载文认为：中国发展不应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文章说：“当我上周抵达太原时，它的污染指数达到了148，能见度很低，人们几乎可以感觉到漂浮在空气中的煤烟尘。我从石家庄乘公共汽车前往太原，感到沿途的山脉好像着了火，到处都是冒着黑烟的炼焦厂、水泥厂和砖厂。从20吨的卡车到小型拖拉机，大大小小的运煤车在疾驶着，所有的公路都受到严重破坏，灰尘满天。”
“许多小型炼焦厂是以劳动来弥补资金不足。他们没有形成规模经济，但是造成严重污染。这些企业能赚钱，是以污染环境和破坏公路为代价的。山西承受的污染比重过大。”
“污染是中国，特别是中国北方的一个严重问题。上周我去天津，那儿的污染和太原一样严重。河北人均收入是广东的63%，但遭受的污染要严重得多。实际上，中国北方是以忍受更多的污染来弥补其竞争力较低的现状。”
法国？论坛报？2005年9月报道，今年六月底，中国浙江省一村庄的600名愤怒的村民包围了浙江天能电池公司，并不让那里上千名工人离开工厂。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阻止生产，要对这家被他们指责毒害村庄的工厂进行调查。一黄姓村民哀叹道：“村子里两百多孩子都生病了，15年来，这里的空气受到污染，我的女儿才4岁就病了。”中国有着世界工厂的称号，有人以为光荣，却不知这付出了严重的代价。
2006年11月22日的《参考消息》载：11月21日，国家环保局公布2006年上半年及第三季度我国环境质量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北京、兰州、大同、临汾、乌鲁木齐等11个重点城市出现污染天数比例超过三分之一，约有1500万居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受到影响。
电子垃圾污染
电子垃圾污染出现在广东和沿海地区。据报道：美国生产的电子垃圾，有50—80%是以废物回收的方式运往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第三世界国家。在广东潮阳市贵屿地区，从1995年开始大约有10万人从事垃圾回收行业，每个村庄专门负责回收一种元器件。这里的男女老少将电线从电脑里抽出来，晚上焚烧这些电线，空气中弥漫着致癌烟尘。有些工人受雇在这里干活，他们根本没有保护措施，他们焚烧塑料和电路板，在电子器件上浇酸溶液，以提取金和银。许多人将打印机的墨盒撬开，将电脑显示屏中灌满铅的阴极射线管敲碎，这样做的后果，是该地区的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
经济强国产生的危险废料最终常常流入世界最贫穷的地方。1989年通过的《巴塞尔公约》对转移废料的作法加以限制，但美国至今仍没有签署之一条约。所以在美国，以回收名义收集的电子废料中，多达50%—80%实际上被运往国外。上面说的运往贵屿的电子和其它废物都是从美国来的。
另有报道说，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的贵屿市是处理电脑有毒废弃物的目的地。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量废弃物被运到贵屿这样的城市，整座城市都靠处理这些金属、玻璃和塑料垃圾为生。但这些科技垃圾严重污染着水源，并引起人们对健康的担忧。
中国成为世界的电子垃圾堆放场是西方富国极力保护本国环境的结果。许多国家政府鼓励回收旧电脑，以避免金属废弃物污染饮用水。但要将旧电脑转变为有用的原材料是一项复杂而昂贵的工程。
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计，仅2001年美国就有4000多万台电脑被淘汰，被回收的旧电脑中有8%以原价的十分之一卖给了亚洲中间商。中国政府本来禁止进口此类商品，但一些私商贿赂腐败的海关官员，就可以轻易地通关进入中国。美国为了避免自己受污染，就将祸害转移到其他国家。
在中国，以前的电子垃圾是通过广州郊外的南海港进入的，现在大部分都转经香港、台湾和菲律宾，然后运到内地一些港口，如汕头、江门，只要给那里的海关人员一些好处，他们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之一，这些电子垃圾有严重的致癌毒素，或者使接触它的人患上呼吸道疾病。

懑者言：二十多年，一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全盘否定了；二是造就了一批中产阶级和亿万富翁；三是把当家作主的工农大众赶下政治舞台，变成了被剥削、被欺负的弱势群体。这些“成就”是如何来的呢？一是吃老祖宗。把解放后工农大众奋斗了30年创下的家底——国有资产，被偷的偷，盗的盗，几乎全搞光了。二是吃子孙后代。他们为了聚集财富，既不顾当前老百姓的死活，也不管子孙后代如何生存，把祖宗传下来的大好河山破坏成这个样子：天是乌烟瘴气的天，地是七零八落的地，再这样搞下去，将来气不能呼吸，水不能喝，叫子孙后代如何活下去？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就是把人类引向末路，这难道还有怀疑吗？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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