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画叟：一些精英的言行

一些精英的言行

三十画叟

改革开放以来，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被称为“精英”、“主流学者”或“主流经济学家”。有的成为当权者的心腹顾问，当权者对他们言听计从，因此把改革开放搞得如此糟糕。现在来看看他们究竟出了些什么坏招，讲了些什么坏话，干了些什么坏事。
胡绳
胡绳认为，毛泽东曾经“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并且把毛主席关于“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个论断，说成是民粹主义的“典型说法”。这是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极大的污蔑。岂不是说毛主席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像胡绳这样的学者不应该这样做，实际上是向自己脸上抹黑。
于光远
于光远说：“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他企图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思想文化。他写道：“我们非常缺少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
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宣传“只有低头向钱看，才能抬头向前看”之类的观点。
他认为，1.私有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2.他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3.他认为“一般的公有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历史上所有社会都有公共财产。”4.他不主张社会主义社会消灭私有财产。
他在《关于社会所有制》一文中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切的。
邢贲思
他在《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一文中对传统社会主义观进行批评，其论点主义主要有三：一是说传统社会主义观“忽视了生产力，忽视了共同富裕”；二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十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三是说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没有回答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
此人当年曾是宣传实践标准最积极的学者之一，可是后来却把脸一翻，在《人民日报》上大讲其某一种理论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坐标”。
他早在1994年1月就在《新视野》上公开讲：“传统的社会主义观认为，决定社会制度的，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三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三者通常被看成是社会主义本质性的特点。”他认为这种应该被破除的旧社会主义观的突出特点是“突出政治”，而当今应该树立的“新社会主义观”的突出特点是“突出经济”
李锐
此人是极其可恨的反毛泽东分子。他写了许多“非毛”的书，讲了许多“非毛”的话。他为1989年香港出版的《知识分子评晚年毛泽东》一书作序时说：“毛泽东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他在另一书中说，毛泽东从早年起，由于经典著作译本的贫乏等原因，使他不能像马克思列宁一样在理论上深下功夫。”“毛大概没有《资本论》”。
他在《民主中国》序言中公开宣传多党制。他说：“政党可以轮流执政，同时应当开放报禁。”
他还公然说：“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理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策略等。”他是坚持反对党的理论基础，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如果他是共产党员，那就是十足的叛徒，反水分子。
李泽厚
他认为，中国现实社会一切毛病，一切问题的总根子是两条：一是“农民革命的后遗症”，一是缺乏“资本主义的洗礼”。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所以不能实现现代化，所以没有民主，不重视个性自由、独立、平等、财富，不尊重个体的利益和要求，封建主义复活，大搞平均主义，等级制，家长制，一言堂等等，都是由于两条总根源：多了一场农民革命，少了一个资本主义。
他的不少观点、理论和见解，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衍生的肥壤沃土和思想温床。他就是两条：一条是反对解放人民大众和建设社会主义；一条是主张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张贤亮
他在1986年就说：“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大力给予平反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践问题。我们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必须允许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有公开的发言权。仅此一段话就可以看出此人的思想本质，不但要复辟资本主义，而且还要为资本主义平反，这多厉害。
吴敬琏
这是很有名望的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九十年代中央的心腹顾问，吴敬琏号称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誉之者甚至直呼其为“经济学家的良心”。但是，到了2005年底，这位良心突然发现大事不妙，被人骂成了王八蛋，呼他为“无良心”。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那么一批“主流经济学家”，他们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作用。但是经过这许多年，人们才看到他们是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中国改革，把我国的经济往邪路上引，因此不少人写文章，在网上称他们为“王八蛋”。吴敬琏是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如果主流经济学家集体无良心，被骂成“王八蛋”。“领军人物”吴敬琏当然也在其中。
80年代时，吴敬琏的名号是“吴市场”，以倡导市场化为己任。改革开放开始，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中，引进市场成分，引进竞争机制，可以产生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当时确已取得公认的成就。但到了90年代，他们按照市场化的思路，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就把什么都推向市场化，都搞市场经济，结果，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教育市场化意味着孩子上不起学；医疗市场化意味着老百姓看不起病；住房市场化意味着老百姓住不起房；国企私有化改革意味着买断工龄，千百万职工几十年的血汗积累转眼间落入个别企业家的腰包。对于这一切，影响政策的主流经济学家难道能辞其咎吗？所以人们愤怒地骂他们是“王八蛋”，并不过分。
吴敬琏主张加速市场化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主张以取消权力的方式，以政府退出的方式，从根本上取消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取消政府，或是最大限度地削弱政府，将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完全交给资本家，这就是所谓的“大市场，小政府”，回到放任自由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
吴敬琏之所以强烈倡导市场化，是因为他相信人性是自私的，他相信自私自利的人性是不可改变的。既然如此，逻辑上就必须要取消计划，取消公共权力，取消政府，完全采用市场机制。他竭力推动市场化，也就是竭力推动自私化，所以他竭力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
一方面是公共权力不可能取消，另一方面是党政干部的私有化，权贵资本主义就必然应运而生。吴敬琏实际上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有人问他：每当你到党校做报告时，每当你去各个地方政府作报告时，每当你声嘶力竭地倡导市场化时，台下这些掌握着权力的党政干部是不是热烈鼓掌啊？这些干部是想着改革开放的大业呢？还是想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可以市场化了呢？这些干部自私自利的倾向是受到了承认和鼓励呢？还是受到批评和抑制呢？
吴敬琏宣扬“腐败次优论”，说腐败对于冲垮旧体制，促进改革开放即使不是最优也是次优。他以反垄断为名，使经营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和产业的国有大企业私有化。
皇甫平（周瑞金）
皇甫平这个化名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直属写作组的代称。现在该写作组成员之一的周瑞金把它作为他的化名。周瑞金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有记者曾向周瑞金用“皇甫平”笔名的原意是什么？他解释说：“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皇甫平在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需要推进的时候，发表了四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因为他公开主张改革方向不要管它是向社会主义还是向资本主义，只要经济发展起来就行。
皇甫平还说：“历史已经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英明的战略决策。‘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说，“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社会主义。”
他对记者说，“有些人以几个个案来否定国企改革的全局，这是不负责任的。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确实存在，有许多方面复杂原因。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国企好得很，不需要改革。因为改革中流失的资产只是一种资产的转移，作为社会资产还存在。即使财富流到了个人手里，也总会以某种形式参与社会经济运转，也是创造社会财富。”
2006年初，皇甫平还发表一篇引起轰动的奇文，题目叫《色情服务需要产业化、规范化》。他呼吁：“为构建和谐社会计，看来我们再不能无视地下‘性产业’，任其悄然发展，也不能单纯依靠‘禁止’‘严打’这一手了。近年来，我国社会学家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要求我们政府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管理经验，出台‘性产业’的管理办法，让它从地下走到地上来。应该说，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个社会课题了。”这就是说，按皇甫平的说法，当今中国妇女重新回到解放前受压迫的境地，当性奴隶，遭受蹂躏，这个社会就“和谐”了。这个皇甫平真是个得意辅佐者。
郑必坚
200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郑必坚的《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一文。
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演讲。他说：“我有幸结识了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先生，他几十年来始终担任中国领导人的顾问。我们在北京和华盛顿两地就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美中关系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个月，郑必坚在胡锦涛主席来美访问前在《外交事务》的杂志在发表头版文章，题为《中国的和平崛起》。
佐利克说：“大约27年前，中国领导人认真分析了国家的状况，对当时的情况感到不满……据郑先生说，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领导下改弦易辙，决定接受全球化，不在置身事外。”“虽然中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在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并不认为自己正在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殊死的斗争。”“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中国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
佐利克说：“近30年来，我们的政策是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出来。”“美国两党的七位总统注意到已经出现的战略转移，努力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其中的正式成员，自1978年以来，美国还鼓励中国通过市场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我们的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巨龙出水，融入世界。”
佐利克的结论是：“在中国和美国，郑必坚先生提出的‘和平崛起’观点将引起热烈的辩论。全世界将期待看到实际行动。”
佐利克又说：“我们现在必须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中国不仅仅是一名成员，而且应当与我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家体系。”
佐利克还认为：“我们与中国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仅靠利益巧合建立的关系根基不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关系才能根深叶茂。”
从佐利克这些话中，看来中国确实有人给美国官方送去了某种“诚意和善意”，而担负奉送任务的，郑必坚大概是重要角色了。这就使这位副国务卿感到满意，使他可以肯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成功。并且可以向中国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了。
有意思的是在佐利克上述讲话两个月后的200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发表了郑必坚的上述文章，回答佐利克的《中国往何处去》，正是一唱一和，相得益彰。但是，有人问：“郑必坚何许人也，他有什么权利向国外宣布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这样大的问题怎么可以由他个人向美国官方宣布？这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奇闻怪事。”
郑必坚究竟讲了什么呢？
一、郑说，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相关联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同佐利克所说的“郑必坚说，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弦易辙，决定接受全球化，不再置身事外。”大体一致。但是人们都清楚，现在所说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指的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由美国一手操纵的，有一套有利于美国垄断资本“游戏规则”的，由他们的跨国公司经营的，迫使世界各国开放门户、任其自由掠夺的体系。
二、郑文所说的第二点，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13亿中国人的共识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郑必坚却变成了全球化成全了中国，但郑的讲法与佐利克说的“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了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是一致的。
要弄清楚“现存国际秩序”“国际体系”是什么东西。它是除了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以外的、由美国统治阶级自封要当领导的、主要由美国制定种种规则的、服务于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强加于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三、郑必坚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对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郑必坚上面说的中国在21世纪对内对外的走向都是与党的十六大修改后的党章相违背的。党章仍然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四、郑必坚说：“中国共产党所认知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和为贵，和而不同，是讲信修睦，善待邻邦，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是一团和气。可惜他那套赞美诗既不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郑必坚如此说，他的一个用心无非是要诬蔑社会主义国家，一是在前苏联脸上抹黑，二是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好斗”
郑必坚的“走向”是讲给美国领导人听的，向他们表白，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掉了，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进行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了。这个党现在已经很乐于成为美国主宰的那个国际体系中的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正式成员。并且同美国共同努力维护这个国际体系，希望美国大人们喜欢这个中国共产党。
任仲夷
2004年10月24日，广东的《南风窗》发表任仲夷的文章，提出中国应建立西方那种政治体制。他说：“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和丑陋的。”任仲夷是个老共产党员，老省委书记，上面这些话像一个老共产党员说的吗？他的表演还多着呢，我就指出上面这一点就够了。
高尚全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这也是上了档次的精英）

一、高尚全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鼓吹萨伊的要素价值论。
高尚全说：“有人认为，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值是由人的活劳动唯一的创造的，因此收入分配也只应该实行按劳分配的方式。但是，在创造价值过程中，不仅劳动而且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劳动、资本或技术本身都不能单独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是离不开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作用的。如果不允许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收入分配，那么价值创造过程就会中断，劳动创造价值也无从谈起。”假如这个“理论”能够成立，那么资本家就没有剥削，资本主义社会就万岁，而共产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统统没有必要，从而搞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就顺理成章了。
二、高尚全说：“掀起一个以人为本的大讨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突破姓资姓社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本来1997年李君如首先抛出“两不问”的谬论以后，人们对此很激愤，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时隔七年，高尚全把此论提升为“以人为本”改革观的重要内容，这是十足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观。他要突破的“思想束缚”，无非就是最大限度地兴资灭社，兴私灭公。高尚全心目中的“人”主要是资本家、小生产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他的“以人为本”实质上是以资本家为本，以资产阶级为本。
三、高尚全是民本经济论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说：“产权多样化的意思，我认为要点就是要实现民本经济，以民为本的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要实现民本经济，一、经济的组织形式以民营为主；二、社会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三、社区事业以民办为主；四、政府管理以创造环境为主。高尚全所指的‘民’是民间的创业者，投资者，经营者。他把它扩大为全体人民，以论证他的民本经济的伟大，而广大的工农劳动者是不包括在他的民中的。
四、高尚全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他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要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这就等于说，社会主义就是国家宏观调控，或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高尚全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他的民本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而与公有制为主体并无必然联系。社会主义可以不问姓公姓私，只要有国家宏观调控，这个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显然，高尚全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
有人提出，为什么高尚全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在1985—1993年竟然是我国国家体改委的副主任，其后依然是改革智囊中的明星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像高尚全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还大有人在，不少人还是共产党员。
刘吉
（上海市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由刘吉作序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说：“西方思潮和中国文化思潮融汇聚合成为人类新文化，就是‘双赢’。就是人类走向世界大同。这不正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吗？！跨国公司代表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方向，从而为世界大同奠定了经济基础。”
刘吉说：“谁宣扬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谁就属于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外反动势力。”他认为，私营企业主和雇工的关系，“并不注定就是剥削关系”。
刘吉极力反对近年来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他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是一个文不对题的伪问题。他们给主流经济学家强加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帽子，指责中国改革开放被主流经济学家误导，陷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他说，由此，近年来“把干部群众的思想搞乱了，造成20多年改革开放有问题，方向错了的社会心理状态，结果社会不是和谐了，而是引向对立；人气不是高涨，而是低沉愤懑”。他批评当前胡温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关心弱势群体，使国家和民间建设的投资成本大大增加；采取许多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不能不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结构”。
刘吉是什么人完全可以清楚了，既是新自由主义的维护者，也是帮派里的人物。
柯华
中国原驻美大使柯华，与时俱进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在马克思墓前》。初看题目让人想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那篇著名的演说。哪知百年之后，竟出了这么个不肖子孙呢？柯华在文章中说：“当今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主要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而不是传统观念的工人劳动剩余价值。”因此，他劝说来伦敦瞻仰马克思的中国同志，“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于是驻法国大使馆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不甘落后，写了一份《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兴与衰的启示》的报告，送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报告的中心内容是：社会党逐步放弃了“以工人阶级组织为基础和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和建党学说，转而依靠中产阶级。而法共却依旧坚持这条路线，把“依靠工人阶级限定为依靠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者，结果依靠力量日益萎缩，路子越走越窄。”
高层领导对这份报告极为重视并肯定。在纪念中国共产党80周年的大会上宣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我们应当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
果然，这种研究和认识就深化了。党的十六大前夕上面介绍的那个李君如，跑到美国去吹风：中国共产党要改名了，将由共产党改为社会民主党。
张维迎
此人是一直主张国有财产私有化的。他说私有化“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过来的，通过程序还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能叫国有资产流失呢？”
他说：“我们还要强调一个观念，任何一种组织形式是不是有效，我们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它。”“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界，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的研究方面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结论，一个国家的资源要得到有效的配置，一定主要靠民间的力量，自由企业制度的力量来推进它的发展。”
他又说：“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过程，是20多年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过程是这样开始的，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所有制不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的目的就达不到。”“国有企业股份化或许可以理解为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过渡性步骤。可以预料，随着财政赤字，预算赤字的增加，政府将被迫出卖政府的股份。这样国有企业就会渐渐演化为非国有的股份公司。”“改革的最终成功就在于造就真正的股东。”
不难看出，张维迎还是把国企改革等同于民营化即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实际上是对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根本的资本主义改造；把国企私有化既是“改革的方向”，也是改革“最终成功的标志”。张维迎是私有制的大力鼓吹者。
曹思源
（人称“曹破产”，因为他一向主张国有企业破产化）
曹思源有一句名言：“人间正道私有化。”不久前，他在《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一书中提出，国企改革的核心在于国有制改为私有制。很明显，在他看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根本原因在于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他极力主张国营企业搞破产，便于私有化。
厉以宁
“公有制低效论”，是主流经济学者主张对国企进行私有化改革的主要论据，是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率。厉以宁说，国企“好比一个人患了老年痴呆症，通过外因去刺激，你刺激不了它。所以，中国的改革，要实质性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所有制改革。”
厉以宁公开以辩论的方式，反对真正解决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问题。他说：“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国式的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都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公平。”
厉以宁是一个在我们贫富悬殊超过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仍然认为这样拉开收入差距才有利于提高效率的代表人物，所以他公开宣称：“为了达到改革的目的，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他认为：“合资、外资企业主导市场，是市场竞争中的正常现象。”这完全是一副洋奴嘴脸。他的“新公有制理论”，把所有在中国土地上的企业，包括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说成是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性质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李慎之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那么一些“主流经济学者”在政治精神上传播一种“洋孙哲学”，他们说：当年“如果不抗日，中国就是今天的日本；如果不把蒋介石赶出大陆，中国就是今天的台湾；如果不反帝反殖，中国就是今天的香港。”
李慎之就曾经公开宣传“跟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的观点，并提出中国“要给美国当孙子”才有出路。（《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四期）
他说：“俄罗斯出了个列宁，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中断了，而到了叶利钦上台搞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才重新接上。”他还像解放前国民党一样极其恶毒地诬蔑毛主席是土匪、军阀，并说毛主席是“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
李慎之还说：“不管现在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只有暴力革命了。”看看像李慎之这样的人是什么嘴脸。
常修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宏观经济研究教授）
人称此人是风派，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时，与时俱进，改名为常反修，意思是要反修到底。但改革开放开始，他看见不反修了，又与时俱进了，再次改名为常修泽，他又成了反“左”的积极分子。
2005年以来，许多正派的学者对改革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这位本来是常反修的，和其他主流学者一样就跳起来了，说这是反改革，因此，他又来反“左”了。看他是如何说的：现在“借反思改革来否定改革基本方向是确实存在的，有的传播怀念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言论和情绪，有的甚至想重建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虽然有些具体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其中某些合理的成分也值得吸取。但是贬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力求重建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这种思想是不能认同的。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思路进行操作，则会使改革出现左倾化的倾向，以至回到抹杀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上去。”
我用正派的经济学家张勤德的话来概括所谓的主流学者、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言行。
张勤德说：“一些主流学者为什么总是变着法地要改革公有制，实现私有化？说到底就是想搞一段资本主义，他们为什么非要搞一段资本主义不可？因为搞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有利，对依附于旧势力的他们这些精英有利。他们搞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权贵资本主义。这一点，仅从主流学者不少人几乎一夜之间暴富成为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之后，却更漠视弱势群体的疾苦上，便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曹林在2004年9月13号的《观察星报》上讲：‘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担任着9家上市公司的顾问或独立董事，享受着每家公司3至5万不等的职务年薪……这些人又大多在各级政府咨询部门中身居要职，他们的言论对高层的决策或多或少产生着影响。资本、权力、经济学家的合作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超稳定结构。’这类由知识精英、资本精英、权力精英等构成的精英阶层如果以权谋私的话，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极大。”
“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官僚政客、既得利益者、资改派，多年来不但没有被清除出党，相反却或者垄断话语权，成为声名显赫的主流学者；或者步步高升，成为手握大权的高中级领导干部；或者一夜暴富，成为顶级公司的老总。此类事实，说明党的组织路线被干扰破坏得多么严重。”
这里还记录一个材料，以立此存照。据网上揭露，2006年3月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综合楼六层会议室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由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主持。参加会议的都是主流学者或主流经济学家，人称资改派。
参加会议的干将有：贺卫方（北大法学院教授）、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张维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王德培（上海福卡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会长）等。
会议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这2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今后要逐步转向抓政治改革。贺卫方在会议上放大炮，指责共产党非法，人代会非法，胡锦涛的职务也非法。他说：“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这是严重的违法。”他们要在中国搞多党制，实行西方式民主，并提出台湾模式，军队要国家化等等。
有人预言，如果将来中国有人搞颜色革命，这一帮子人肯定是冲锋陷阵的骨干，实际上，上述西山会议就是颜色革命的预演。
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兼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张勤德对“西山会议”有个评价。他说：“西山会议派”不是孤立的小帮派。从极力宣传私有化、全面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和主张多党制等等来看，他们所代表的思潮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制度是逐步西化、分化、附庸化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势力主要是由一夜之间非法暴富者、洋买办阶层、老地主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干部中的腐败分子等等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时，他们还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代理人。
有人分析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知识分子已经分化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传统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这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少数，自从《中流》、《真理的追求》被查封以后，并且明显被边缘化。其次，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挤压下日益演变成一种知识职员，这是我们目前最常见的知识分子形象。第三，还有少数头脑灵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投机知识分子，由于改革开放的机遇，使他们演变成专为利益集团辩护的门客型知识分子。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十分现实而中肯的。
香港媒体指出：这一二十年来大陆的知识分子为了争得享受改革开放的一点成果，他们朝夕奔走于大款和权势人物之间，真正埋头做学问的不多了。

懑者言：上面介绍了一部分知识精英，他们又被称为主流学者或主流经济学家。这20多年来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平台上作出了十分精彩的表演，他们表演的项目有：基本原理过时了；咒骂毛泽东、全盘否定前30年、否定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主张搞垮国有企业，实现全面私有化，向资本主义唱赞歌；歌颂西方，歌颂美国，愿跟美国当奴才当孙子。因为表演得精彩，得到了权势者们的赞赏，得到了老董老总们的青睐，就成了他们的门客、附庸，也就分得了一杯羹，富起来了。不过，正因为如此，这个所谓的知识精英群体在社会上却沦落到声名狼藉。据说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当有人尊称他为经济学家时，该教授忙说：“你别骂我，我只是个教书匠，没有经济学家那样的无耻。”
上述的“西山会议”派那些精英认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不可逆转地按照他们的目的走下去了，现在应该把政治改革提上日程了，政治改革如何改，看来他们已经有个框架了：取消共产党专政，实行多党制；实行西方民主，提出台湾模式；军队要国家化等等。这不是明白无误的颜色革命么？
西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网上揭露批判的也不少，可是听说这些人仍在平安地积极活动，照样在演讲写文章，反而揭露批判他们的人是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的面孔已经初步显露了，人们应该提高警惕，以免养虎为患。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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