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媒体、名人评论改革开放

第八章  海内外媒体、名人评论改革开放

（一）前民主德国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谈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存在的五大问题。他说：
中国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方针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我作为中国的朋友和同志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希望中国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取得更大胜利。中国的胜利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同时也是国际共运的胜利。作为共产党人，我想就下面几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这些问题解决得越好，我认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越有好处。
一、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改革开放的本来意义是改进过去工作的问题，调动起各种因素；学习借鉴外国好的做法，吸取外国先进技术资本，来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
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中央高级领导人是清楚的，但企业领导人就未必都十分清楚。不少人很可能以为改革就是不要或不怎么要社会主义了；开放就是学习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那一套进来。因此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和一些人那里出现了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那种始终着眼于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并取代资本主义的那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道路曲折而又漫长，但人们不要放弃这一目标，每前进一步都应该接近这一崇高目标。我认为，中国同志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并努力为之奋斗，这才是改革开放的初衷。
二、关于政治教育问题。中国共产党一直注意对自己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确实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有两点建议供中国同志参考：一是关于干部教育的问题；二是对群众的宣传教育问题。
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一要进行政策教育，因为党的政策要靠他们去贯彻执行；二是进行党纪国法教育，因为党纪国法要靠他们带头去遵守；最后，同时也最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唯物辩证法、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等的理论教育。对于广大普通党员和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点，除宣传党的政策外，则应是反映群众要求、愿望、呼声、疾苦，宣传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典型事例，为群众撑腰，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切忌空泛的口号，更不要弄虚作假。这样的宣传定会收到好的效果。
三、关于法治和干部素质问题。法治代替人治这个口号很时髦，但就其本质来看，法治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人治。道理很简单，法治规定是人制订出来的，要靠人来解释，来贯彻执行，来检察。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制订不出好的法规；有了好的法规，如果解释有错误，执行有偏差，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好的法律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有了一大批深刻懂得这一根本道理的党的干部，党纪国法就不会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法治。
四、在强调发展的同时，应该重视环境保护。资本主义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家只顾聚敛财富，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这是资本主义走过的一条很不好的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从一开始就走一条发展经济同时注意保护环境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中国同志做得并不太好。搞社会主义不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五、关于收费教育问题。西方有些国家实行收费教育，但那里发达程度较高，人均收入也高，收费教育在那里是可行的。
中国实行收费教育是否与中国国情相符。中国工人、农民和普通工薪阶层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部分人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收入一般都有所提高，但还不能算富裕。如果让他们从幼儿园起就负责出钱供子女上学，不少家庭会感到吃力，不得不因负担过重而让其子女辍学。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其他配套措施，单靠收费教育会埋没人才。对这种情况也希望能给予足够重视。
贝特霍尔德最后强调说：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必须有共产党领导，共产党领导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社会主义的中国同资本主义的德国不同，中国共产党若下台了，中国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了，那不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对全世界共产党人来说也都会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打击。（此文发表于1998年11月15日，当时正传中国共产党要改名为社会党）。
（二）巴基斯坦教授穆罕默德•拉希法撰文《社会主义仍具有生命力》
他说：西方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坚持认为，目前再对社会主义深信不疑没有任何道理，因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垮台后已失去生命力。然而，将社会主义体制等同于建立在共产党中央集权专政基础上，不真正追求社会主义的社会体制的看法是错误的。
在西方，贬低像毛泽东这样的革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是时髦的做法。中国从农奴制度走到自由是毛的贡献。没有他，中国就不可能变成现在的这个强国。今天，中国站立着面对世界，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行使自己真正的主权。任何国家，即使是美国，都不敢戏弄他的尊严。
（三）香港《南华早报》2002年1月3日题为《中国出口面临‘绿色’壁垒》文章说：
很多人预计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将大大增加，但与此同时，被退回的商品也大幅度增加。上个月，大约有30万件出口夹克被欧洲退回，因为用于拉锁的金属不符合欧洲的安全标准。
中国目前最大的担心之一就是虽然进口关税降低了，但另一种无形的壁垒却增高了，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绿色”壁垒，即一系列旨在保护进口国环境的技术标准。
中国出口的茶叶过去在国际茶叶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但是担心中国出口的茶叶上残留了大量农药和重金属，中国的茶叶出口受到沉重打击，这导致中国对欧洲的茶叶出口在过去两年下降了37%，虽然中国茶叶的价格比斯里兰卡茶叶价格低60%，比印度的茶叶价格低40%。
据新闻报道，欧盟从去年11月起增加了对中国茶叶的检测项目，从原来对6种残余农药的检测增加到对62种农药的检测。
但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也和欧洲一样，以食品安全为名提高了对中国茶叶的进口壁垒。
据官方统计，有价值700万美元的大陆出口商品受到所谓“绿色”壁垒的影响。
中国有大约7万多家纺织工厂，只有17家得到了出口免检的“环保证书”。而且，其它行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环保产品证书”只是挑战之一，在上海和广东进行了一种官方调查，在声称属于环保产品的250个产品中，有89.6%不合格。

（四）香港《亚洲周刊》2000年7月17日文，题《发展经济更应注意安全生产》。文章说：
今年入夏以来，中国大陆安全事故屡屡出现，特别是6月下旬以来，四川的特大沉船事件死亡人数逾百，广东江门一家烟花厂大爆炸死亡30多人；接着广西柳州一辆公共汽车从大桥冲进江里，至少78人丧生；此后甘肃一家金矿失火，17个工人窒息而死；7月9日，北京首钢电力厂汽机车间发生爆崩，6人死亡。
中国大陆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反映了有部门和经营者只重生产不重安全，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了对生命的保护和尊重，简直就是“要钱不要命”。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法制不彰，官僚体系能力太弱，贪渎枉法，凡事得过且过，或是贪图短期利益，不惜走捷径，罔顾安全标准……
中国近20年的经济迅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和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工业，但这些境外商人也忽视安全生产。近年频频发生大火的工厂，不少是台商港商或外商经营的，这些商人也应认识到，大陆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不等于人的生命就不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
（五）这是多家媒体2002年的报道：外国大公司快步进入中国。
一、通用电气公司强调了它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新战略，称其塑料部门的地区总部将从日本迁到中国。
通用电气塑料集团的执行总裁藤森义明在采访中说：“我们相信中国是我们最大的海外市场，考察亚洲国家，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国家具有中国这样的潜力。
通用电气公司过去20年在中国投资了约17亿美元。中国如愿以偿地看到通用电气公司正在更积极地进行投资，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促使其它外国公司增加投资。
二、丰田和本田等日本国内汽车厂家在加紧推进战略。因加盟世贸组织，市场竞争这个巨浪涌向中国，欧美厂家开始开拓中国市场，日本厂家也不想放弃这个进军“沉睡的巨大市场”的机会，各厂家已经同中国政府和当地厂家接触，新项目将陆续开始实施。
三菱汽车公司也决定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合作对象北京吉普公司生产“帕杰罗”轿车，利用同戴姆勒的合作关系，加速在中国的战略。
先行一步的丰田和本田在中国确立了强大的生产阵容。丰田公司把合资的天津夏利纳入中国最大的汽车厂家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伞下，不仅生产轻型车，还为进入高级车市场打下了基础。本田公司将扩充生产“雅阁”和“奥德赛”的广州本田公司，到明年年底建立起产量翻番的年产12万辆的体制。
日本各石油公司在开拓中国市场方面态度也开始积极起来。欧美国际石油资本已经抢先进入中国。日本石油公司想利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放宽限制的机会也进入中国市场，原因是日本国内制造业纷纷向海外转移，国内市场日益缩小。
日本众多体育商家也纷纷加快投资中国的步伐。日本一些实力型企业正向迅速发展的中国电脑软件市场发起冲击。为了赶上领先一步的美国企业，它们以强化基地建设和中国当地企业实行合作为基础，开始提供信息系统服务的业务。
三、美欧窥伺航空市场
中国目前还没有开放民航市场，但世界两大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已经在窥伺中国市场了。波音公司的发言人说：“到2020年，中国的市场需求将达到1764架飞机，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大约1440亿美元的收入。中国是我们的第二大主要市场，仅次于美国。”
这20多年来在中国站稳了脚跟的波音公司占据了中国64%的市场份额。
四、韩企再掀投资中国热潮
目前，韩国的LG公司已经在中国的39家企业投资了15亿美元，雇佣了2.5万名中国员工。电子和化工产品制造商LG公司希望中国在不久以后成为第二大市场和最大的生产基地。
三星电子和钢铁制造商制铁公司也利用中国的廉价基地和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开始在中国生产和出售产品。
韩国企业家说：通过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和不断扩展的市场，他们正将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转化为机遇。
五、法国商人觊觎农产品市场
美国预测，中国从现在起（2002年）到2004年向外国谷物开放高达847万吨的市场，而随后的这个数额有可能达到1200万吨。法国谷物出口协会的专家们明确表示，“这种承诺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进口如此数量的谷物。只是它一旦需要，就可以这样做”。该协会刚刚庆祝它在中国设立办事处10周年，力求通过在小麦和大麦方面的合作来增加法国的供货。
在小麦方面，法国专家利用中国部分解除对进口的垄断，与中国的一些面粉厂建立联系，这些工厂的年生产能力为30万吨至40万吨。
（六）法国《论坛报》2002年9月报道，题为《西方银行抢滩中国》
自今年初以来，几乎每月都有一家西方银行宣布抢滩中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促进了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兴业银行的发言人说：“中国政府表现得十分积极。”
兴业银行已经呈交了在中国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许可证申请。兴业银行是通过该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华宝投资信托有限公司（上海宝钢集团的子公司）合办的一家联营公司提出这一申请的，该联营公司在8月20日收到了回执，它的申请将在11月之前被受理。
今年3月份，巴黎国民——巴黎巴银行宣布了与长江证券公司合作协议。双方合作的目的是：在巴黎国民——巴黎巴银行集团的亚洲子公司——巴黎百富勤有限公司的管理下，共同开发家庭股票市场。一年多以来，这家银行已经与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签订了资产管理方面的一些纯技术性协议。
国际竞争将是残酷的。资产管理领域的保险公司和专业机构可能会与中国的有关机构合作，组建联营公司，以便申请许可证。最近中国银行的一位负责人表示了发展网络银行的愿望，比利时的KBC银行立刻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KBC银行在本周宣布，它已经获得以人民币开展业务的许可。荷兰银行也瞄准了这一领域，打算先投资1亿人民币。
美国花旗银行集团象征性地在上海的和平饭店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已经在该地区扎下了根来的汇丰银行则在本年12月，与上海市政府共同持有了上海银行的股份。
德国的安联保险公司是在中国最活跃的外国金融机构之一。它的子公司——安联－德累斯顿资产管理公司在今年6月份与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合作，创办了一家联营公司。
（七）《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9月16日报道，题为《中国将允许外资并购国企》
报道说：中国将允许外资收购国企及与国企合并，允许外资出资、增资及购入资产。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竞争力越来越弱，引进外资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8日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了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该洽谈会邀请外企举行促进对中国投资的活动和讨论会，每年政府在放宽限制方面提出的政策都是洽谈会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今年最大的话题是外资对国有企业的并购。
过去即便国有企业被收买，国家股份仍占支配地位，人们估计中国将放宽这方面的限制，并认为中国政府将允许外资收购过去不允许收购的国企中的500强企业。其结果是法律上的风险没有了，中国期待由此会提高外资的投资热情。
随着中国进入世贸组织，2002年外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实行额估计会首次突破500亿美元。收购中国的国企不仅能降低设备投资的成本，有利于建设生产线和建立销售网，而且还能获得经验丰富的人才，因此外企对收购中国的国企越来越关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说，目前有100多个外企同国企合并及有收购国企的计划，制订这方面的法律后，外企对国企的合并及收购会更加活跃。
（八）其它报道
1．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题《私营企业家当选政协委员》，报道说：共有65名私营企业家当选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一事实表明全国政协中私营企业家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这也表明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事实。1993年时只有20名私营企业主参加八届政协一次会议。
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也吸收了更多的私营企业家。2985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将有55名私营企业家参加十届人大一次会议。
2．《作家文摘》第613期（2003年1月14日出版）报道，题《老板，中央党校新学员》报道说：
吴振来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山鑫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02年11月26日，他和另外42名上海的私营企业家一起走进中央党校，参加为期5天的关于十六大精神与高级经济管理知识的学习。
这已是上海市私营企业协会第二次选送私营企业家赴中央党校学习。上一次是2001年的11月，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发表后，28个上海私营企业主首次参加了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假期研修班。
有关权威数字表明，目前，在上海的各类私企中，已经建立了三个中共党委，20个中共党总支和2000多个中共党支部。
上海的私营企业老板大批进党校学习，是这两年刚出现的新生事物，其实早在1998年，中央党校就向各地民营企业家敞开了欢迎大门。经济学家于光远主持的中国太平洋学会民营企业专业委员会，就曾多次与中央党校共同主办针对民营经济理论与实务的高级培训班。
3．《日本经济新闻》2003年3月6日报道：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新政府胡温的领导下，将步入新的阶段。今后，金融领域有望实现进一步开放，大型外资正接连向中国的金融机构投资。
今年1月，美国花旗银行以6亿元人民币收购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5%的股份。由此，花旗银行成为浦东发展银行的第四大股东，并且向浦东发展银行的董事会派出了一位董事。
这些资本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参与中国今后将急剧扩大的信用卡市场。花旗银行已经向中国金融当局申请设立信用卡中心，得到批准后，将设立合营的信用卡公司。
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为了两会后在国内上市，正在推进股份化，并且制定了将一部分股份出售给外国公司的计划。外国银行人士认为：“如果引进外资，将使外部能够进行监察，从而提高透明度。”
合作的潮流还波及到了证券和保险领域。中国去年七月放宽了限制，解除了不允许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接受外资的禁令。此后，欧洲资本正相继与中国金融机构开设合营公司。
中国的目标是使银行具有世界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去年秋天提交的报告指出，银行应该积极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加强经营实力，这样不仅可以弥补银行在不良债权处理中减少的资本，而且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提高经营的效率和透明性。
4．台湾《工商时报》2003年7月8日报道，题《大陆地下经济堪忧》。报道说：
中国地下经济的形态不外两种颜色：黄与黑。以黄色地下经济来说，到过广东东莞及深圳一带的台商都知道，两地高级酒店密度之高，上海及北京也无法出其右。一到周五晚间，东莞及深圳的星级酒店动辄客满，声色场所人声鼎沸。
至于黑色地下经济则琳琅满目，包括贪污、受贿、走私、贩毒、诈骗、偷税漏税等等，并伴随着巨大规模的地下洗钱活动。
北京一名经济学家说，许多贪官污吏，已送子女出国留学或送家属出国观光为名，转移赃款，并在境外投资置业，把在国内的非法所得在他国合法化。
该学者说，近三年外逃金额即高达530亿美元。地下经济泛滥加上大陆合法信贷体系尚不完备，是大陆的地下钱庄成为发展最快的行业。尤以广东、福建及浙江最为猖獗。
除了利用地下钱庄洗钱外，还有一些个人让亲属开设商店，假称自己的收入主要来自该处，或伪称自己已从国外某亲戚处获得大量遗产或馈赠。
转为地上畸形消费和合法投资也是地下经济的另一种形式。在大陆许多城乡，娱乐行业成了黑钱持有者的主要消费场所。
5．法国《世界报》2003年9月9日报道：
20年来，中国一直鼓励吸引外资。但中国新一代经济学者对盲目追求跨国资本的做法产生了疑问。
哈佛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黄亚深认为，从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来看，中国对外资过分依赖。
外国投资在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外贸和技术转让等方面带来的好处不可否认，即使研究表明外资对税收和国内投资这两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总体来说，中国经济仍然因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而受益，可是这种好处不应该掩盖由此而出现的比例失调问题。
中国吸引的外资存在两方面的问题——技术和地理分布。
中国对外资开放的最初目的是想提高出口能力，引进先进技术。然而20年后的结果却令人失望。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确实提高了，电子产品取代纺织产品成为出口的主力，但是这些技术仍然控制在外国公司，特别是亚洲公司的手里。中国出口活跃也主要是外资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的功劳。国有企业多半业绩平平。1992年以来，它们的出口每年只增长6%，可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幅度却高达25%。有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外资企业的迅速发展没对中国企业改进技术和提高竞争力带来多大的好处。
另外一个是外资的地理分布问题。大约有88%的外资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除长江沿线的一些城市以外，中国内陆地区的大多数城市都还没有被纳入中国的“加工工厂”，而只是提供原料和外来劳动力而已，两个中国就这样互不相干地并存：一个是自给自足型经济；一个是外向型经济。
6．德国《商报》2003年9月29日文章说：
外资公司在中国容易盈利，有足够的空间降低成本。因为中国内地工人的工资水平很低，每月大约80欧元，而从事同等工作的德国或美国工人的工资是中国同行的30倍，甚至更多。
中国这里的情况明确说明，推动中国出口剧增的发动机并非人民币汇率偏低，而是这个国家无与伦比的廉价劳动力、低成本以及不断提高与改进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在无锡的日本村田公司厂长林辉胜说：“与日本工厂相比，我们这里很少解雇员工。”这已几乎成为中国工业园区的一种趋势。
西方公司企业也从中国获得巨大利润，例如德国西门子集团在中国的订单越来越多，其交通技术领域全球采购的十分之一将来自中国。在未来几年内，西门子集团在华采购将翻两番达到50亿欧元。
就连“美国制造”最坚决捍卫者，世界最大的零售业巨头——美国沃尔玛集团也最终放下架子，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不断增加来自亚洲的采购，后来几乎全部从中国进货。
工业国家的确需要一个中国生产平台以应对竞争，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做出了决定，这跟汇率没有多少关联，几乎60%的中国出口商品打的是日本、欧洲和美国厂家的印记。
中国产品像潮水般涌向世界市场，来自远东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每年让美国消费者节省1000亿美元的支出。
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西方公司也能从中国的经济繁荣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在商品到美国消费者手中之前，美国公司能从中国出口的每一个美元中挣到4美元。华尔街股市的上万亿美元都取决于中国的进口。因此，尽管要求抵制中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美国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这回还不至于付诸行动。
7．法国《费加罗杂志》2003年9月27日文章说：
如今已经有42万家外资企业落户中国。一些法国企业已经成功地打入了中国市场。家乐福是法国企业的先锋，5年前它作为第一家外国超市集团进入中国。如今，家乐福已在中国开设40家分店。
除家乐福外，欧莱雅、依视路光学公司和苏伊士等法国公司在中国也有不俗表现。欧莱雅2002年在中国的营业额超过1亿欧元，比上年增长60%，这一增幅今年将有望保持。
中国是一个乐园，这一点肯定无疑。不过，中国若想成为“亚洲的美国”就必须消除一些可能影响其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与大家的印象相反，中国的生产率其实很低，存在两极差异的教育体制应当改革，银行体系也是如此。
社会形势也令人担忧。中国的收入差距很大，是美国或日本收入差距的37倍。农村失业人口高达1.5亿，他们都靠家人养活。建立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全民进步，这才是现代化中国所必须面临的优先任务。只有让13亿中国人都能真正从中获益（而不仅仅局限于外国公司所感兴趣的那1至2亿人口），这样的经济才是有希望的。
8．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03年11月3日文章：
中国领导人新的领导路线考虑到了社会现实，只以高增长率为主导发展经济，其社会代价不可忽视。贫富收入差距拉大，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个别人已积累了难以想象的财富。城市中已形成了一个拥有汽车以及一套或多套自有房屋的中产阶层。
但同时城市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下岗职工众多，年龄在40或45岁的提前退休人员很难再就业。情况特别严重的是重工业所在的中国北部，大约有2200万城市人口接受政府救济金，大多为原国企职工。
农村居民情况也很糟，过多的人种植着过少的土地。此外，加入世贸组织也将农民置于国际竞争之中，这可能继续恶化他们的境遇，西部省份及中部山区还很贫困。根据中国官方统计，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有3000万，但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模式，这一数字将为1亿。超过1.5亿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打工。
应加强推动社会保障网的建立，然而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需要保障的人数众多而且缺乏资金，所以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1.3亿人参加了养老保险，只有1亿人参加了失业保险，参加医疗保险的只有9000万人，而对农村居民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保障体系。
9．新加坡《海峡时报》2003年11月12日文章：
任何在过去几年里访问过中国大城市的人首先会对中国发展的步伐和规模留下深刻印象。光是中国各类工程项目的数量——从公路、港口、铁路、机场到摩天大楼、住房开发、电信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就会让怀疑者敬佩不已。
但在眩目的地平线和漂亮的统计数字的背后存在着另外一个现实情况：中国仍然充斥着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令人沮丧的数字呈现着中国的灰暗的一面。考虑一下以下情况：
中国每年必须创造出1200万至1500万个新就业机会才能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中国政府必须解决约2.7亿失业或未充分就业人口的问题。
目前约1亿至1.5亿的流动人口（失去土地，到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村劳动力）的数量正以每年近5%的速度增加，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这些迁移人口在没有工作保障、没有长期住房和没有医疗保障的条件下生活。
中国还有很多农民没有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
中国没有一个能够有效运行的养老金体系，建立一个养老金体系预计要耗费数千亿美元。
中国新建立的股票市场常常和一个由有少数精英操纵的赌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使得中国不具备打造本国投资资本工具的能力，而中国正需要这些资本来推动本国的发展。
标准—蒲耳氏公司预计，中国要清除银行坏账将得花费5180亿美元。
由于快速工业化，人口过多和不加控制的资源开发而导致的环境恶化的情况已经很严重。而且，考虑到必须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而带来的压力，这一状况非常难补救。
自1998年以来，中国越来越依靠购买越来越多的外国债券来进行财政方面的刺激，从而将债务推到了下一代。
有关方面对中国政府越来越大的总债务（包括银行债务，没有注入资金的养老金计划，以债券形式出现的基建项目方面的负债，以及其他一些债务形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进行了估计，估计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70%至150%之间，而政府征集税收收入的能力仍然较弱，税收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还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
由于每一种经济天生就是具有周期性的，因此，即使是一些中国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不得不开始思考，一旦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落，即使是降到仍然很可观的3%至4%，中国政府将会再对哪些资源加以利用。
经济学家和政治观察人士担心，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否能够经受住过去10年中曾发生过的几乎从根本上撼动亚洲所有其他国家的那种冲击。他们这种担心是对的，中国已经受了许多考验，但重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10．香港《亚洲时报》2003年12月2日报道：
据国家媒体内的消息人士说，在中国的“粮仓”东北，自初秋以来小麦价格已经上涨32%。此外，玉米价格激增50%，大米和油菜籽的价格也增长了15%。
中国粮食产量已经从1998年高峰时期的5.12亿吨下降到去年的4.57亿吨。今年的粮食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到4.4亿吨。
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粮食需求一直保持在每年4.8亿吨至4.9亿吨的范围以内。换句话说，中国的粮食需求和实际产量之间的差距在2500万吨至3500万吨之间。
国家粮食储备局的一位负责人说：“过去四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利用国家的粮食库存弥补这一差距。然而这一差距在一些产粮区，例如江苏和山东，却一直在拉大。”
农业专家警告说：“很快将出现一段粮食短缺的新时期。2005年对于中国粮食市场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除非我们提高粮食产量。”
11．美国《华盛顿邮报》2003年12月文章，题《干旱向中国和世界农业挑战》，文章说：
在中国的华北平原，地下水位正以每年3—10英尺的速度下降，而中国一半的小麦和1/3的玉米都产自这一地区，再加上气温上升，大量农田被征作他用，中国的粮食产量正逐年下降，过去5年，中国有4出现粮食减产。5年来，中国的粮食产量下降了6600万吨，这一数字超过了作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之一的加拿大全年的粮食产量。
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在利用过去大量的粮食储备填补日益扩大的缺口，中国今后将不得不求助于世界粮食市场，采购大量粮食。一种可能性就是，未来几年，美国每天要多发2——3艘装满粮食的货船前往中国。
这不仅仅是美中关系的问题，也涉及全世界63亿人口与其自然资源的关系，特别是与水资源的关系。粮食生产过程就是大量消耗水资源的过程。生产1吨粮食需要1000吨水，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河流和地下水水量的70%都用于农田灌溉。
中国很可能最终需要每年购买3000万，4000万甚至5000万吨粮食。这样一来，它将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美国的粮食出口占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一半左右。中国人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依赖世界为其提供粮食。
12．日本《读卖新闻》2004年1月13日社论：《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地区大国》。
成为经济大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积极成果，然而其负面影响也不少，中国经济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金融机构存在巨额不良资产，国有企业丧失国际竞争力，因实施积极财政措施而出现的巨额财政赤字等等。
而且，在惊人的经济发展背后，收入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干部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收入没有增加的农民和企业重组导致的失业者对于干部腐败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
从中长期来看，还必须解决如何确保足够的水资源、粮食和能源等难题。
在2002年10月党代会上诞生的胡锦涛领导班子，修正了经济发展至上主义，提出要协调发展，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的负面影响已造成沉重负担，对此不能置之不理。
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外的直接投资，外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过50%。石油等资源依靠进口的比率也增大。
13．香港《信报》2004年3月4日社论《以人为本新思维，轻增长重均衡》
过去20年，中国大陆以高速的经济增长，完成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小康社会目标。并且造就了一批土产富豪，以及上千万人的“中产阶级”，但在这些成绩背后，却是前所未有的失业高峰，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严峻的环境污染，急速恶化的自然生态，以及令人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
追求高速增长，是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南巡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延续，这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必然会牺牲部分人的利益，包括农民、国企工人和低收入阶层等弱势群体。
过去25年，中国大陆的GDP是以年均增幅8%的速度增长，但代价是高消耗、高污染。据内地的经济学者推算，中国每创造1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这正是内地今年电力严重短缺，石油供不应求的原因。
除了牺牲自然生态，高速增长的代价是农民要负担沉重的赋税以支持城市的发展，内地的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两套不同税制，农民的赋税负担长期高于城市居民，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专门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总税率达到8.4%。赋税不均的结果，是城乡差距扩大，官方统计显示，自1997年以来，中国农民收入连续7年低幅度增长，结果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年前的1.8：1扩大到3.1：1。
农村赋税沉重的结果，除了令城乡差距拉大，影响社会稳定之外，还导致粮食种植面积连年下降，农村的消费能力长期不振，中国虽然已迈向小康，但全国仍有9亿农民，如果农村长期贫穷，中国将会重蹈上世纪70年代南美洲国家的惨痛经验——大量农民破产，农民大批流入城市，令大城市出现无数贫民窟。
14．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4年4月29日文章：《中国需要走绿色发展道路》。
文章认为：中国迅猛发展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的面貌，然而中国在加入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的行列之前，面临的最大一个挑战可能是既无关经济，又无关政治，而是与环境有关，环境遭到的破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例如，中国东北的干旱已经造成水资源的匮乏，导致大连这个海港城市一些不太重要的企业倒闭。在太原这个产煤区，水资源短缺意味这这城市不得不在搬迁300万人口，关闭重工业工厂和让一条大河改道几种方案中做出选择。最终选择了最后一个方案。
水资源匮乏还意味着农作物的减产。在青海，约有2000处河湖干涸，对黄河的水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目前中国1/4的领土已经被沙漠覆盖。
空气污染问题也相当严重，北京的街道上目前行驶着200万辆汽车，预计明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00万辆。
这些环境破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估计，损失的数额每年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2%。
15．日本《呼声》月刊2004年5月文章《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受制于日美》。
首先，只要美国截断中国的对美消费品出口渠道，那么中国就难以维持其经济增长。占中国对美出口80%的商品，都是打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制造的，也就是说，美国企业是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工厂”来使用的。
不过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却与美国企业大相径庭。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都是面向本国的商品，而日本企业却在大量地向中国提供对中国产业发展来说不可或缺的东西。
比如建筑用机械，目前只有日本在向中国出口，美国虽然也有不少建筑机械厂家，但却无法向中国出口其产品，因为美国的建筑机械在耐久性方面无法适应中国的需求。如今在中国这种空前的建筑热潮中，建筑工地是昼夜不停地两班倒运转，建筑机械的年均使用时间高达3000小时，只有日本造的建筑机械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
日本机床也颇受中国市场欢迎。中国需求量最大的是用于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这个市场上的竞争之激烈并不亚于建筑市场。中国的汽车产量2003年高达430万辆，比前一年整整增加了100万辆。因此，用于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也是昼夜不停地运转，其年均工作时间高达3500小时以上，尽管如此，日本的机床却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
中国造的同类机床，基本上也是日本的仿制品，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
在中国，品性俱佳的日本商品越来越受欢迎。比如，近年来东陶公司的自动冲便器就受到中国市场的欢迎，如今上海40层以上的高层住宅，几乎每套居室都安装了这种自动冲便器。
去年日本对华出口增长了34%，而中国的对日出口只增长了20%。
日本的技术实力雄厚。自1996年以来，日本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的专利贸易，都呈出超状态。根据2001年的最新统计，日本每年的专利出口高达1.1万亿日元，而进口额只有4000亿日元，形成巨额盈余。
凡是那些没有这种技术的国家，不购买日本的技术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技术水平越低的国家遭受通货紧缩的打击就越大。
最能说明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彩电，根据2002年的统计，中国的彩电产量高达7800万台，占世界彩电总产量的75%，但都是显像管彩电，因供给过剩价格如今已降得很低。
但是，等离子电视或液晶电视的价格却未下降，依然保持在一英寸一万日元的价位上。也就是说，与显像管电视这类低级商品相比，高技术商品能够保持稳定的市场。
日本拥有的第二种资源是，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额投资。日本的此项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1%，美国为2.7%，而中国只占不到1%。而且中国几乎没用用于民生领域的研究开发投资，基本上处于依靠外资带来新技术的“依赖外资”状态。
日本的钢铁业向来以节省能源著称，钢铁企业炼钢过程中产生的热能全部用于发电，因此，钢厂不仅不用买电，反而还可以向电厂卖电。
没有日本钢铁的支撑，中国的汽车厂家就无法生存，因为生产汽车用钢板质量世界第一，不用这种钢板的汽车就根本没有销路。
中国要谋求经济长期增长，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科研和开发，但是，目前的中国即没有这个基础，也缺乏这方面的远见，于是只好购买日本的专利，引进日本的技术。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美国兰德公司就中国经济今后中长期的走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有8个陷阱。第一是失业、贫困和社会不安定；第二是某些官员的腐败现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第三是艾滋病和非典等传染病；根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推算，现在中国约有60万到130万的艾滋病感染者，并以每年20%到30%的速度增加。稍微保守地估计，从2010年到2020年，艾滋病感染者将从170万增加到270万，如果做最坏的估计，到2020年，因为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甚至会达到2000万人。即使按2002年到2015年这个相对来说不好不坏的期间推算，通过换算成经济增长率，艾滋病等传染病问题将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每年下滑1.8%—2.2%；第四是水资源不足和环境污染；第五是能源消费和能源价格；第六是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脆弱；第七是海外资本直接投资的缩小；第八是发生台湾海峡及其他冲突。（2004年7月文）
16．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9月26日文，题《郎旋风刮起的改革反思》（摘）
有学者指出，进入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流失呈快速递增态势，主要的几种流失表现为：决策失误导致流失；在破产中、改制中、中外合资合作中流失；由于经营不善，财政性蚕食造成流失以及无形资产、土地不入帐造成流失。而国有资产自90年代后的流失也呈快速递增态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国有资产至少流失800-1000亿人民币。国有资产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流失，已经成为困扰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也遭受老百姓的痛恨。
17．香港《信报》2004年10月26日文，题《能源危机对中国国际战略发出警示》。
中国的能源危机分为内部和外部两块，内部能源危机表现为电力，煤炭等方面，这些资源短缺主要是有关部门过去的决策缺乏对国家能源长远需求的考量，缺少一个有效的能源分配机制等等。
关键问题在于外部危机。
在和世界融为一体的过程中，中国和世界经济交往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中国只希望引入外国资金，利用外资来发展内部经济是国家政策的主线。但是，现在中国资金开始往外流，已经从资金短缺国家转变成为资本剩余国家，同时中国也发现，随着与世界的整合，不仅中国产品愈来愈依赖国际市场，而且国内的发展也愈来愈依赖国外的资源，石油就是其中一例。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外国经济利益进入中国，中国正在失去产业发展自主权，现在很多产业政策愈来愈受制于外国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操纵，很多政策从动议到决策甚至执行，都深深带有外国利益的影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须遵守国际规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更为主要的是，这些外国利益一旦与中国本身的既得利益相结合，便在中国的政治中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外国利益在政界、商界和学界都能找到他们的代理人。
中国的交通运输业就是很好的一例。从中国自身利益来说，私人汽车本来就不应该成为主导工业。上世纪70年代几次石油危机之后，一些国家已经调整交通工业政策，大力提倡公共交通，而控制私人汽车的发展。可惜的是，今天私人汽车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导产业，这难道没有外国经济利益的影响吗？国内石油需求居高不下，私人汽车业的发展只能推动这种需求上升。
不过，中国的国际战略并没有配合国民经济的这种巨大转型。就石油来说，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一种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石油储备制度。中国也没有建设本身的石油运输能力，90%的石油依赖外国的油轮，中国更没有维护国际石油运输路线安全的军事能力。这尤其表现在马六甲海峡，绝大多数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石油经过马六甲海峡后才能进入中国。如果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不保，中国就几乎没有石油安全。马六甲海峡已经成为中国的生命线。
要知道，从经济层面来说，发达国家的国际战略从来就有两个重要的部分，第一是如何保障外来资源供应满足国内建设的需要；第二是如何保障本国庞大的海外经济利益，在近代史上，这些因素更是导致了无数次国家间的战争和纷争。
18．美国外交学会网站2004年9月30日文章，题《中国正在“拉美化”？》
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的税务负担沉重，地方政府人员臃肿，债台高筑，无力为农民家庭提供必要的服务。在2004年的一项调查中，73%的被调查者认为农业、农民和农村这三农问题是中国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再加上其他如腐败等问题，农村动荡的严重程度使得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在未来的5到10年内，系统性危机的发生是可能或者很有可能的。
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和乡镇企业的相对落后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了。目前农村平均年收入仅为317美元，城乡收入差距从80年代的1.8：1上升到了2003年的3：1。从2000年到2002年，农村家庭绝对收入下降了42%。根据政府2004年7月的报告，2003年，生活在官方定的每年75美元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人数上升了80万，是自从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第一次出现农村绝对贫困人数的上升。
宽泛地说，城乡分裂危机在未来15年内可能导致三种结果：自由化，专制合作主义或者陷入混乱与动荡。出现哪种结果还难说，但可以说中国至少在向第一条探索，尽管社会变化的步伐和克服利益集团阻挠的困难很有可能导致第三种下场，即“拉美化”的中国——如果政府不能建立能有效解决中国新社会危机的制度。社会变迁的速度和社会冲突的爆炸性增长可能超出政府的应对能力。长期贫困的穷人阶级可能与少数特权阶级进行经常性的经济代价沉重的低水平斗争。如果社会趋势得不到尽快扭转，拉美式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中国的出现将不可避免。
19．香港《经济导报》周刊2005年1月24日文章，题《税改剑指“超国民待遇”》。
长期以来，作为资金匮乏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提供给海外投资者的各种优惠政策层出不穷，尤其当引资进入区域竞争阶段之后，各地方政府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盲目地引资攀比和短视的地区本位主义导致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长期享受这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超国民待遇”，其市场待遇不仅超出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甚至胜过国有企业。然而，当中国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进WTO俱乐部之后才发现，原来加入WTO并不等于自己企业就能在贸易“伙伴”那里享受到“国民待遇”。饱受发达国家反倾销诉讼之苦的中国企业，回过头来，越来越觉得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与中国已经参与进去的全球一体化经济游戏极不协调。
简言之，目前在中国企业所得税税收方面，外企享受超国民待遇，国企享受政策津贴，民企独享市场最高税率。
中国吸引外资的具体做法尚值得商榷，地方政府牺牲公共利益，过度出让本国经济利益换回的外商投资，其引资“含金量”有待重新评估。在中国外汇储备连续高速增长，国内自有资金日益庞大，投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片面依靠提供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政策优惠引资的思路宜尽早调整。
注：中国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名义税负是15%，实际税负11%。内资企业目前的名义税负33%，实际税负23%左右。无论是名义税率还是实际税率，内资企业的税负皆高出外资企业一倍。
20．香港《虎报》2005年6月27日文章《富人更富》。
中国奇迹般的经济腾飞最阴暗的一面很可能就是中国日益加大的贫富悬殊。这种巨大的贫富悬殊已经成为造成社会不稳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26年来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使社会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不同，农村与城市不同，社会各阶层之间不同，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
在看过有关一些海内外中国富人是如何狂热购买一些顶级奢侈品的报道后，也许人们会产生一种错觉：中国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一方面富人尽情地享受，著名的英国豪华汽车生产商宾利公司2002年进入中国市场时只计划销售10辆汽车，但到去年年底，宾利已经卖掉92辆。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公路上有300多辆宾利轿车在行驶，包括售价1188万的顶级型号的宾利。
瑞士最大的名表集团历峰集团的10个名牌，中国人的消耗量占据了全球销量的40%。
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这样一些国家，许多十几岁的中国留学生小小年纪就生活阔绰，住豪宅，开名车。
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偏远农村，许多家庭由于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让孩子退学。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农村地区被迫退学的孩子人数已经超过100万，这简直是一个悲剧。
随着经济的增长，土地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但在农村的土地被政府征用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只能得到极少的补偿或有时根本就拿不到补偿，而开发商和一些腐败官员却乘机中饱私囊。
在中国的城市里，许多国企下岗职工同样生活在赤贫状态中。2003年，中国有2100万城市居民要依靠社会保险生活，有3000万农村居民生活非常贫困，另有6000万中国人每年要靠人均只有100美元甚至更少的收入生活。因此，至少有一亿中国人可以被视为生活在赤贫状态中。相反，中国新经济所创造的越来越多的财富似乎正在流入极少数人的腰包。国家统计局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城市人口中10%最富有的人控制着大陆城市人口财富的45%。
21．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年12月12日文章《中国社会呼唤公德》。
尽管“国民社会公德不彰”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课题。然而，有关如何提升社会公德的讨论，近期仍在舆论界频繁出现。所谓的“文明新风”也正成为媒体讨论的要点之一。在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跨越1000美元的时候，政府，知识精英以及一般老百姓，越来越受到社会公德缺失的种种弊害。
针对社会公德缺失的问题，有专家称，“金钱优先”观念和缺失正义的社会氛围，是社会公德被一再践踏的原因。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在公共生活领域里的“失德”行为，主要源于公德与私德的分裂。许多中国人“在私人关系中显得有情有义，而在职业行为（公共行为）中却显现出敷衍和冷漠”。
社会公德的缺失不仅影响中国人的形象，还将成为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绊脚石。因为知识经济对社会诚信与公德的要求非常苛刻，社会公德不建立，哪怕有再好的创意、材料设备和投资，统统都归于零，都可以使投资者血本无归。事实上，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谈公德是一件十分必要又十分尴尬的事。
当报章上的矿难新闻多得使人麻木；当百姓看到医院向家属索取巨额医药费；当国企与官员依然试图掩盖真相；当个别人士掏空国有资产；当这类新闻很平常的时候，社会的道德缺失病显然已非常严重。
有人说，社会公德是社会道德体系的最底限，包括遵守公共秩序，维护社会公益，爱护公物保护自然环境等。如果一个人连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都不遵守，很难想象他在社会生活中能有高尚的职业素养。这句话可以倒过来：如果社会的高尚行业——企业，医院等，都普遍性公德缺失，那普通百姓的公德心又从何要求而起？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里，看到公德心的留存，才更令人肃然起敬。
公德缺失到一种极端，就是腐败——这包括官员腐败，市场的仿冒盗骗……
目前需要检讨的是，某些不完备的制度是否让一些特权人士的自私利己行为合法性，甚至“制度化”？
媒体评述中国召开科学技术大会
22．香港《星岛日报》2006年1月10日报道：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一些产业由于核心技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制造的许多产品的高额利润被外国公司赚去。
谈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中国即使愿意付款购买核心技术都不容易实现。这从美日千方百计阻止欧盟对华军售就可以看出。因此，中国意识到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不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就有可能丧失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
23．香港《大公报》2006年1月10日文章：《别让辉煌停留在四大发明》
万众瞩目的全国科技大会在京拉开帷幕。评论认为，此次大会将促使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发生重大转变，自主创新的时代从此开启。
长期以来，经济领域弥漫追求短期利益的浮躁之气，许多人只顾靠贴牌甚至盗版获取财富。
科技部提供的资料表明，中国的2.8万家大中型企业中，75%的企业尚未形成研发能力。大中型企业尚且如此，小型企业就可想而知了。
“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在经济界颇为盛行。他们认为，只要市场开放了，技术也会随之而来。事实上，能否得偿所愿呢？
以汽车工业为例，中国在一波又一波的引进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汽车生产技术和能力。其结果是，中国目前90%的汽车市场已被跨国公司所占领，市场让出去了，原有的技术也没了，新的核心技术又不掌握，真正成了依附型工业。
24．香港《南华早报》2006年1月10日文，题《推动创新是今后唯一出路》。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央领导层朝着让国家重新靠自主科技突破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迈出重要一步。
20多年来，内地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靠挥汗如雨的辛苦劳作，而不是创新的灵感。但是这种经济增长让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突出的是环境的恶化。
虽然中央政府长期奉行引进先进技术的政策，但是关键技术的转让其实少之又少。中国要想成功走上技术自主创新之路，需要形成一种鼓励思想交流和创新的氛围。
25．《香港经济日报》2006年1月10日文章：
中国的科技人才总体规模号称世界第一，但是缺乏高精尖人才和高层次人才，能跻身国际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中国参与领导层的科学家仅占总数的2.26%。
中国科学家在创新领域成就不显著，或许与薪酬待遇等问题有关。事实上，中国不少精英科学家被跨国公司在华的研究中心高薪罗致……
在科技投入方面，中国投入的也实在太少。去年，中国在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23%，低于有关法规规定的1.5%。
26．埃菲社伦敦2006年8月14日报道：
2005年有268家中国企业被境外企业收购，总收购金额超过140亿美元。
美国均富会计师行的一份调查显示，这些收购中国企业的境外公司大部分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和英国的公司，其中23%的收购交易由美国公司进行，19%的交易由香港公司进行，新加坡、英国和日本公司分别占收购交易11%、6%和5%。
尽管英国公司收购的中国企业数量不多，但它们为此花费了总共35亿美元。美国在2005年6月至7月花费了50亿美元购买了不少中国企业的股票，而新加坡公司则投资了18亿美元。
27．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8月29日文，题为《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分配得不到有效改善？》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所面临最严峻的问题。
从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早期收入分配差异的拉大不可避免。但像中国这样的情形极为少见。尽管缩小收入差异一直是近年来中国所努力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情况有所改善。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收入分配状况的持续恶化。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会改善收入分配的情况。但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没有有效的政策实施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会导向收入分配状况的自动改善。
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社会高度分化，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纠正，社会政治的稳定就会成为大问题。实际上，由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这一问题已经超越其他所有一切因素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间矛盾最主要的源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成为各项改革的核心。
（1）一次分配存在缺陷。这些年来为了改善收入差异，政府已经推出很多政策。但各项政策往往是期望大，实际效果不佳。这至少说明了必须对以往的改革思路加以反思。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改变收入分配差异的重点一直放在二次收入分配上。中央政府进行以分税制为主体的税制改革，有效集中国家税收资源，以便把更多的资源分配到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或者分配到社会弱势群体。从90年代末期以来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到近年来的中部崛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体现。这一政策也体现在诸如扶贫和建立社会低保政策等措施。
没有人会否认二次分配的重要性，但是，问题不仅在于二次分配政策的力度尤其是执行力度不够，而且也在于光是二次分配不足以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至少有两大因素在有效地制约着中国政府改变收入分配的努力。首先是一次分配的缺陷。如果一次分配出了大问题，那么二次分配怎样努力也会无济于事。要有效追求分配的公正性，就首先必须从一次分配入手。
在这方面至少有两大不利因素。一是一次分配制度没有法制上的保障。中国尽管有最低工资制度，但法律名存实亡。并且最低工资制度在多数情况下只针对城市居民。要意识到，几乎在所有的中国城市，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是由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从事的。中国有1亿多流动人口，表明至少这部分人口的最低工资是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保障的。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呼吁保护农民工的利益，但在各级政府和资本利益（无论是外资还是民族资本都一样）一体的情况下，法律和政策一文不值。
其次是结构性的经济垄断。经济垄断对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差异影响很大，在“抓大放小”中的“抓大”策略影响下，中国形成了一些巨大无比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也往往是垄断企业，如电力、铁路、电讯、银行、证券、保险、烟草和石油等。尽管不同行业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收入差异过大的现象主要是通过垄断行业造成的。越是垄断性的企业，工资管理越是失控。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要这个结构存在，不仅改善收入分配情况没有任何希望，而且也导致着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2）公共服务没有到位。另一个有效判断制约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的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应当说是有效改善收入分配情况的手段之一，也是政府二次分配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穷人对公共服务的要求甚于富人，或者说富人较之穷人往往不依赖于公共服务，因为富人是可以用钱购买这种公共服务的替代服务，甚至是更好的服务。
公共交通、基本教育和医疗是公共服务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努力不少，但都没有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什么？首先是公共服务的不足，甚至缺失……
公共服务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如果“以钱为本”，那么就难以提供真正的公共服务。更为严重的是，现有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大多都是向有钱人倾斜的。无论是教育、医疗和公共交通都是为富人提供方便，而给穷人设置种种障碍的。尽管所有这些领域各项基础设施大发展，但穷人已经到了不敢出门、不敢看病、上不起学的地步，教育的产业化把无数穷人的孩子排挤在校门之外，医疗改革导致很多人选择死亡。城市交通改革为个人汽车提供方便，而公共服务则难以得到改善。而公共服务的提供向富人倾斜主要是因为富人有各种管道去影响政府的政策，但穷人则没有任何方式把自己的利益表达于政策之中。
很显然，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举措都已经证明为不能有效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要达到收入分配公正，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够保证基本社会正义的政治体系，而且也是一个能够提供基本社会正义的经济体系。所以，如果深化经济和政治的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来达到分配正义乃是中国政府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要务。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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