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果是举世瞩目的，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我国在国际地位随着改革开放而逐渐强大。诚然在28年改革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在很多领域内存在矛盾尖锐化，比如“看病难”、“上学难”、“购房难等问题的矛盾化激化触发改革的神经。群众、学者们开始反思国企改革，甚至叫停国企改革。在反思改革浪潮中很多学者把国家企业改革出现的矛盾推给了企业，不少学者认为企业经营的效率问题与社会公平问题存在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学者们认为，缓和矛盾必须重申企业的经营观，从效率与公平并行或效率优先转化到公平优先。但是效率与公平到底孰重孰轻呢？这是学者一直再争论的问题。
杨帆在《从效率优先到与牺牲公平》中指出：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化改革两个不同阶段，先是公平压倒效率，后是效率压倒公平，两方面互相对立，此消彼长，不能统一。在“主流经济学”那里，效率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效率提高蛋糕才能做大，大家都有利可得，分配是不可能平均的，只要没有人绝对受损就是公平，而且公平只能是效率优先的结果，公平优先意味着向计划经济倒退，是“民粹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指导原则。
杨帆还指出：这套牺牲公平提高效率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盛行30年，并不是因为效率提高真的就能够自动实现公平，而是因为其他一系列原因。第一，计划经济时间太长，平均主义弊病太大，特别是文化革命的失败引起了中国精英极大的逆反心理。第二，经济高速增长，改革中的不公平可被增长效益弥补。第三，在80年代改革当中，政策方面比较注意对受损利益集团的补偿，社会比较和谐，只有相对的改革受损阶层，没有绝对的受损阶层。
从杨教授的观点把改革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推给企业的经营，这是不可取的，而且对企业是不公平的。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更需要像杨帆所说的那样：“不是不需要继续提高效率，而是说效率的内涵需要变化，即依靠科技，管理，教育，社会和谐，反腐败，人文进步与发展。这样取得的效率提高，比起体制改革和廉价劳动力造成的效率提高，会产生比较公平的社会结果。即使如此，在下一个阶段也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公平优先于效率。只有通过多次相互排斥与博奕，效率与公平这一对矛盾，才能够比较好地统一起来 ”。
但是谁能保证企业像杨帆说的那样（依靠科技，管理，教育，社会和谐，反腐败，人文进步与发展）呢？是企业自身吗？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出现的病态是主流经济学家给企业开的“效率与公平”药方造成的吗？出现的社会病态矛盾（如贫富差距矛盾）并非主流经济学家开的“效率与公平”的灵丹妙药，也不是效率与公平理论在企业运用造成，而是企业经营的环境造成。把造成矛盾推给企业的效率与公平理论经营很表面的。制度环境是企业经营的母体，真正矛盾是企业在这个制度营运中造成腐败与寻租造成机会不平等。缓解矛盾并非平分财富。
谁这么不负责把效率与公平的不和谐理论推给企业？
假设企业是一个封闭系统。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衡量效率莫非是投入产出的阿拉伯数字计算，即：能不能以最小的投入、最短的时间产出最大的效用。这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必要精心规划自己生产函数的，追求效率是可取的。但是我们必须考虑这个封闭系统（企业）产出的外溢效应，即：对社会造成影响。比如：环境影响、社会风气影响、企业外部经济影响等，诚然影响有好有坏。企业在计算自身生产效率函数的时候，并非与公平相互矛盾。因为经济策略的选择过程中，经营方面有很多制约。制约有法律方面，有道德方面。对一个企业来说，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应该的。这里利益最大化设计的前提条件是给定的，是在没有违法，没有违背一定的社会道德前提下设定生产函数的，而并非是企业经营策略者们在规划自己的方案时没有前提制约。比如：一个企业刚刚进入或还没进入一个经营领域时，它会首先设定自己的经营计划，计划是在合法、公开竞争下策划的，不存在诈骗、寻租、腐败（在这里不考虑非法活动）等倾向。但是当企业进入这个领域一段时间后，并且对这个领域的经营有一定了解，企业寻租、腐败的动机也随之产生。机会主义盛行使在制度环境（政治经济制度）在行为人中产生了一种让企业大胆产生寻租、腐
败动机。社会的矛盾根源也是这种官僚主义、无形机会主义泛滥造成腐败、寻租最终的表象是社会不平等、社会矛盾尖锐。那么政治经济制度里面的官僚主义、机会主义为什么这么泛滥呢？一方面是制度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实施法律法规成本过大，企业道德与社会道德博弈的混乱与沦丧。官僚主义，机会主义盛行，寻租、腐败、裙带关系等是改革矛盾的直接原因，深化体制改革是缓解矛盾的本质原因所在。
公平并非是财富上的平均，而是效用的公平，也是机会平等。这种公平是无数个社会行为人多重博弈过程。在有形物质经济与无形权力共存下是不可能造成机会平等的。权力造成寻租与腐败。根据寻租理论的创始人图洛克定义：寻租是一种不能提高产出，甚至降低产出，但是能给主体带来特殊地位或垄断权力的投资行为（Tullock，1980）。克鲁格（Kruger,1974）、布坎南。图利森和塔洛克（Buchanan、Tullison And tullock,1980）从资源配置角度定义并分析腐败，认为腐败是一种非产出性寻祖行为，与产出活动性争夺资源（Comparative Studies 8）。腐败研究涉及领域广，研究论文繁多。但是遗憾的是
很多政治经济学家对腐败研究都基于资本研究，交易成本研究。卢伊（Lui,1985）研究腐败与成本建立了一个博弈模型，以纳什均衡证明了受贿对资源配置有促进作用，这时一个典型的《腐败有用论》。恩斯脱克则持相反的观点，Beenstock认为腐败造成效率损失。
毋庸置疑寻租腐败造成不平等，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但是经济学家们对腐败研究的结论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别呢？原因是很多经济学家研究腐败权力问题相当片面，相当短视的。其实腐败造成的不但是有形物质的生产分配转移（交易）问题，而且还造成无形物质的重新模糊博弈均衡。无形物质（精神、意识）对以后的社会产出造成很大的影响。
从上面分析认识到企业的效率与不平等不会构成因果关系的。物质上分配影响不平等外在非物质博弈影响也同等重要。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无形物质模糊博弈模型：
假设：一个社会制度为一个系统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多种有形物质与无形物质模糊共存。
T0时刻系统处于完全封闭状态，T0时刻整个经济体系来说处于非市场经济，行政体制处于一个廉洁（pure）体系。这种状态下当然极少贪污腐败，虽然在这个非市场经济对分配制度来说也许会造成一部分人效用不公，因为在按劳分配体系下很难核算劳——资兑现关系。但是在个系统中人们处于绝对贫困绝对平均状态，对效率追求来说并不是显得很凸现。
改革开放后T1时刻，涌现出很多人私人经营领域，交易市场初步建立。但是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法律体系不完善，腐败造成执行锲约成本浪费。
假设经营人A与权力人B做一笔交易，即：A与B在经济领域与权力领域内形成了一种模糊博弈。这种交易一旦达成，A，B都得到了甜头对下次来说那更大胆了。另一方面A，B交易过程中产生一种信息溢出效应，这种信息溢出是腐败博弈的媒介。也就是说A，B钱权交易的消息传给C，C也很快消化这种信息。C在这种腐败交易信息基础上又与D发生了腐败博弈……这样不断地循环博弈最终形成了一种官僚主义，机会主义盛行的模糊博弈均衡。在腐败交易机制下，让一部分富裕起来。但是掌握权力与资本的人在社会中占的比例相当小。另外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的模糊博弈均衡情况下，“裙带关系”、“走关系”已经是一种权力服务的必须品。比如：某高校某毕业生想到某个单位工作，他第一个动机是“走关系”。因为在他的主观意识里存在这样的均衡：假如我不走关系公司会要我吗？我不走关系别人走关系那我会不会淘汰呢？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机会主义的模糊博弈均衡问题。
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品牌；社会的权力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须品。人们心目中的品牌，必须品是怎样使社会产生如此激化的矛盾呢？
我们的政府权力本来是公共品，但是现在却变成了品牌、必须品。最大的矛盾根源是这种品牌、必须品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享受到的毕竟是极少数。没有享受到权力的好处当然自己觉得机会不平等，确实也不平等。当然也有人反问：既然权力是品牌、公共品穷人不能买吗？我说能，但是成本高了穷人是支付不起的（权力门槛）。再者权力拥有者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做交易本身已经造成了机会不平等。
机会不平等本身已经造成了社会不平等，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不平等已经不是企业的经营范畴，而是权力的范畴，企业与权力之间是客体与主体关系。权力扭曲企业效率，造成一种凸显的官僚主义、机会主义环境模糊博弈均衡，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不是简单地归结为企业的效率与公平相冲突。
缓解社会矛盾不但从物质财富分配方面考虑，而且应该更加重视精神财富的博弈。如何把品牌、必需品的权力观念转变为公共品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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