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世纪80年代的终结，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由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殊性，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与中国社会的本土特殊性结合产生了“过渡”神话（或者还可以替换为“转型期神话”或“发展”神话）。这种神话成为构筑新时期的“全民信仰”的巨大引擎。这种引擎力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和文化舆论上绝对支持。正是这种绝对支持试图或者已经“屏蔽”了这“出”神话剧上演过程中的“不谐音”，“过渡”神话的周边由此被加筑了一道坚固的防护墙。正如汪晖所分析：“没有这种政策或政治的前提，新自由主义就无法将失业、社会保障的丧失、贫困人口的扩大以及其他的社会分化现实掩盖在‘过渡’神话之中。‘过渡’是当代中国社会讨论中的关键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它预设了现实的不平等过程与一个最终理想之间的必然联系。”①然而，随着90年代末，“三农”问题被有识之士提出继而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被带到公共讨论的视野中，而 “底层”问题也几乎在同时浮出文艺领域的“历史地表”成为一个“显性”话题——不仅成为写作上的取材热点同时也成为一大批文艺理论批评家所关注的焦点，由此，这种“屏蔽”最终被打破。
一、“过渡”神话的终结与“衣冠”禽兽伦理剧的登场
对“过渡”神话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性眼光和从“神话”的虔诚信仰中醒来的人们，不同程度地看到了密布在“神话”内部的“现代化陷阱”。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部分知识者看到了被金融资本和后殖民主义思潮（跨国资本主义）所笼罩的“现代化”都市的华丽外表下裹挟着那股暗流，即，被扭曲的社会伦理道德、社会的重新分层，被汹涌的物质主义迷雾所勾芡的骄奢的上层与贫弱的底层的之间的鸿沟日渐显露，底层写作应运而生。
一些作家开始“背叛南方”（陈应松语），并试图在遭受现代资本主义侵蚀较少的乡村找到或者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并以此为“据地”来塑造自己理想的生命形态，从而建立了关于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审美价值体系，如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写作。然而另一些作家，当他们把目光转向乡村的时候，却以更为敏锐的批判性眼光发现了更为可怕的东西——传统道德的遗污与“资本”习气的新垢，它们已经被“现代化”、“城市化”这辆巨大的搅拌机搅匀，并且日渐成为主宰庞大的底层乡村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上升为底层乡村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所涵盖的内容中，不仅几千年来的传统的乡土中国伦理秩序和道德价值体系中某些宝贵的东西被涤荡殆尽，而且上世纪后半叶所进行的、通过大规模的、全民性的社会运动所推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革新所建构起来的社会主义道德伦理秩序和价值也遭到拒绝。冲进“开放”的国门、汹涌而来的金融资本和跨国资本主义企业带来他们的意识形态，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前锋，在“自由”“开放”的国土由现代都市向广袤的乡村呈“包抄”的态势，遍植他们的价值体系和伦理秩序，即货币（资本）伦理。
当一部分智识者抛弃了自身的批判立场，加入了“过渡”神话剧的伴唱队，饕餮于现代都市消费主义的盛宴席上，以鸵鸟姿态陶醉于“现代化”的“歌舞升平”，沉醉于“物质主义”甚至是“肉体”的话语狂欢，底层批判者以勇敢姿态揭穿了这一“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干预现实精神显得难能可贵。
胡学文发表于《当代》（2009年第3期）的小说《向阳坡》正是以尖锐的笔触，揭示了一场发生在转型期的中国底层乡村社会中的道德伦理剧的荒诞：贫穷落后的某小乡村的一个名叫马达的青年被村长莫四告知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要砸在他身上：某老板欲以三千元征用他位于向阳坡上的三亩地作坟地，并且由村里安排另调三亩地给他，而且享有担任守墓人负责墓地看守和绿化工作的优先权，月薪1000元。马达答应了并在狂喜和忐忑中等待“馅饼”的砸来。他满怀希望地挖墓地，盘算着给他劳苦了一辈子、只有半年活命的父亲买头牛吃。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马达的视野，他满心欢喜等来的墓主人却不是人，而是一只狗，一只狼狗，准确地说，是一只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还别着金色领带卡的衣冠楚楚的狼狗。即，即将安葬在墓地的是一只“衣冠”“禽兽”。
如果故事到此嘎然而止，那不过是一个典型的欧.亨利或者契诃夫式的构思奇特的故事。然而，以情节的曲折离奇为噱头来炫耀自己讲故事的技巧似乎并非坚持底层写作的胡学文写作此文的意图。
在墓主人的“庐山真面”显露出来的一刹那，马达直了眼。一只“畜生”的尊贵做派击溃了马达。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乡村青年，他无法洞察荒诞的现实表象背后某种可怕的“逻辑之手”的操纵，因而无法接受这样一只死去的“衣冠”“禽兽”这样“霸占”自己的三亩口粮地，无法忍受一个死去的畜生比村里的人还尊贵，它的“寿服”是村民包括自己即死的父亲一辈子无法享用的体面装扮。出于本能，他无法忍受自己先前所作的一切——替它掘墓，热切地迎接它的葬仪，甚至还决定要为它守墓，伺候它“下辈子”，更无法忍受和认同周围人包括同他一起掘墓地的大板牙、村长莫四，甚至包括他的妻子吴小丽、他的父亲，甚至那俩只无辜被杀殉葬的羊的主人的漠然姿态。一种本能的反抗意识在马达的心中滋长膨胀……
二、资本伦理与底层道德伦理的较量
从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角度来看，人类努力剔除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自我优越感与睥睨其他一切物种的傲慢，将“人”与“动物”平等看待，甚至将“动物”看作“人”，或者将“人”降低到“动物”之下，并不是对“人”的尊严的剥夺。因为唯有作为“万物灵长”的高等群落——人类社会才懂得反观自身，才懂得如何维系和谐的生态网络，从而优化自身的生存环境，这恰恰证明了人类的智慧和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的掌控能力。然而，如果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调整不是出于优化人类生存的环境，而是由资本或者金钱、权力等力量的推动，那么，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异化，也是人类道德伦理的沦陷。
胡学文的《向阳坡》正是后者。简洁地说，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卑贱的人”与一条“高贵的狗”的故事。故事的进程正是由“人”反抗这种“人”与“狗”被颠倒的关系推动的。表面看来，文章以“人”与 “狗”的地位关系的博弈为焦点，而实际上，与“卑贱的”村民马达进行关系博弈的却是狗的主人“老板”，而在更深层面上，是底层道德伦理与资本伦理的博弈。在文章中，“老板”只在“葬狗”仪式上露了面，而且不难看出，其“形象”带着批判的眼光打量过的“印记”。隐去其名字和职业等具体介绍，而以“老板”代称，“老板”在小说中，失去了“这一个”的意义，因而具有浓烈的象征意味，是“资本”的化身。而资本，马克思对于它的本质界定是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是“有形的神明”，能“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②一只死去的“畜生”的特权既是货币的威力所成就，同时也是它主人的声威和地位的外化。
“老板”一词在当代中国是一个具有时代特色和国家特色的词。是财富和资本的支配者，更是在经济转轨中的获利者，是所谓“先富起来”的群体中的一员。三十年以来，当代中国已经“从一个‘世界革命’的中心转化为最活跃的资本活动中心，已经从对抗帝国主义霸权的第三世界国家转化为他们的‘战略伙伴’和对手，已经从一个阶级趋于消失的社会转化为‘重新阶级化’的（在很多人看来‘更为自然的’或‘正常的’）社会”。③这一复杂的社会变迁成就了一个巨大的群体——“老板”。凭借自身的能力与对时势的驾驭，他们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冠冕堂皇的籍口，是他们自身包括主流社会所合创的“过渡”神话剧中的一个美丽的情节，具有想象本质，他们无法洗却其自身所携带的资本原始积累期的血迹。然而无论如何，这使得他们拥有时代赋予的强势话语权，依仗此，他们能以拥有的财富和支配的“资本”兑换所需的一切甚至篡改社会道德伦理秩序。
正是如此，《向阳坡》里，“老板”的一条“狗”——本是“人”所驯化的一只“畜生”才可以如此轻易地凌驾于人类尊严之上。
胡学文在展开马达“抗争”过程中，似乎抛弃了对语言创新的追求，蓄意将马达与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的设计得如此呆滞、僵化和模式化。——反反复复的四个陈述句：“是一只狼狗。”/“还穿着西服”/“还打着领带”/“还陪葬了两只羊”
这套这在不同的场合都被主人公反复套用且一字不改的对话模式自身，恰如鲁迅的“白描”或者“速写”，寥寥几笔勾勒出了一个荒诞的人生境遇和描摹了主人公五味杂陈的复杂微妙的心态。不难窥测，的真实意图在于通过这种修辞上的“减法”，进行反复的“皴染”，从而打造出所意欲营造的那种人生荒诞的人生境遇，一个修辞上的悖论由此而生。
对于马达的陈述，无论是村长还是妻子都以四个漫不经心的“哦”作为回答。表面看来，似乎无法过分去谴责他们的冷淡和麻木。不仅因为这些“哦”如此简洁却又如此意味深长，深藏了他们各自人生中无法诉说的悲欢：作为一个在贫穷落后的山村连任十几年的村长，因为村里贫穷无法修桥，只能任由雨天的洪水夺去了四条人命，他内心里未必没有愧疚和焦灼以及无力改变现状的悲怆；而作为主人公妻子的漂亮女人吴小丽，安分守己且辛苦恣睢地支撑着一个贫穷的家，还要不时忍受由穷迫催生的家庭暴力。对于渴望外力改变现状的他们而言，物质条件的改善远比人的尊严和伦理道德来得实在，于是他们选择了屈从。
然而，他们漫不经心的“哦”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这就是：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强大的“发展”神话作为一种强势的话语以压倒一切的优势，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心理并且在改变着人们的思考方式、价值判断体系和行为模式。
马达所竭力渲染的荒诞情境正是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乃至中国社会的一种已经为多数人所默认的“常态”式的“异化”情境，“资本”以其强大的“氧化”性，“异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所谓的“国情”和“中国特色”的解释也逐渐蜕化为以大众的名义对一切不合理和不公平的现象所颁发的“免检”、“免究”标签，而“贫穷”和“发展”成为一切得以存在的合理根源和遮掩狰狞的现实的华丽头盖。
尽管马达的反复陈述无一例外换来的不过是简单而冷漠的“哦”字，然而面对他们的冷淡，马达依然不折不挠地强调了自己的困惑：“怎么就穿着西服呢？”；“怎么就带着领带呢？；“怎么还要陪葬两只羊呢？”
这种困惑，它如此简单而又如此“感性”，虽然是一个处于蒙昧状态的的乡村青年对这种“异化”的人生境遇的困惑，却不能不带着对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道德的扭曲和堕落的拷问。胡学文曾在《小说的力量》一文中表达自己关于写作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和干预力量的自信：“世道在变，人心也在变。人心的冷暖与深沉，人心的复杂与简单，人心的堕落与提升，有着怎样的过程？存在着怎样的距离？唯有小说才能丈量。”④
面对这种拷问，借村长莫四、妻子吴小丽和主人公的父亲之口，替在转型期的当代乡村社会占有绝对优势的资本伦理做了轻描淡写的回答：“狗是人家的，想穿什么穿什么。”；
“狗是人家的，想戴什么戴什么。”；“那是人家买的。”
这种回答看似漫不经意，姿态却极其强硬和傲慢无比，满含着对“提问者”的不屑。而这种姿态来源于“资本”伦理秩序给与资本所有者的至高无上的“自由”。在这种“自由”“公平”的旗帜下，它可以公然兑换一切比如尊严，比如良心，比如道德廉耻，它可以轻易地击溃人格底线。然而马达却类外。
三、宿命的个人“英雄”或乡村流浪汉
马达在村里人的眼中，是个不通人情事理的“异类”，一个“蛮货”。而这种“蛮劲”因为他的困惑得不到他想要的解答而越发凸显出来。这困惑是作为一个良知未泯坚持对“人是人，狗是狗”加以区分的普通乡村青年对转型期的被“资本”侵蚀的乡村道德伦理现状的困惑。这种困惑还夹着一丝本能的恐惧，同时还夹杂着一种被一只死去的“畜生”所欺负的屈辱感。传统乡村简单质朴的社会生活变得纷繁复杂，乡村社会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层。作为一个自觉不自觉受乡村道德伦理传统所影响的普通青年农民，他突然发觉一向熟悉的周围人突然陌生了，自己与他们的思想格格不入了。然而他并不能理解这是“资本”伦理或者说金钱伦理的入侵所形成的异化、畸形的社会现象。他所经历的故事不过是在转型期的中国乡村所发生的万千故事中的一个，他不过是 “分享”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所伴随而来的“必然”的“阵痛”和“艰难”的巨大群体中普通的一份子。
马达永远无法明白，他所有的困惑与痛苦都源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论被扭曲、异化为“资本”才是“硬道理”的时代语境。这一时代语境赋予了入侵乡村纯洁的道德秩序机体的“资本”绝对的自由，使得一只狗也有权剥夺、购买其他物种的生命的权利，甚至可以轻易就颠覆人类的“灵长”的地位。
然而，马达不是英雄，至少在村里人的眼中，他自身的性格缺点和身份地位决定了他跟主流社会所认同的英雄相距甚远。他不过是一个有时候喜欢使“蛮劲”的固执的乡村青年，鲁莽暴躁，生气了以打女人为发泄渠道。他没有能耐，能讨上个老婆不过是因为天上掉“馅饼”：漂亮的吴小丽得了癔病，无人敢娶，最后女方倒贴嫁妆被他取来，娶来后病也鬼使神差地好了。他也不是底层道德伦理秩序所认同的好儿子，甚至没有经济能力为他没有多少日子活头的父亲尽孝。
由这样一个乡村流浪汉式的小人物马达对荒诞的人生境遇展开的追问和探索自然就不免使得故事本身增添了几分荒诞。
当资本伦理的“金钱”至上的伦理秩序入侵传统乡村的底层道德秩序时候，强大的时代语境默许了它 “进犯”的“合法性”。并且这一“合法性”获得了“国家机器”包括行政机构、警察、监狱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保驾护航”。在本文中体现为作为基层权力代表的村长莫四对对作为“资本”的代表者“老板”的绝对支持和舆论维护以及警察局对马达阴错阳差的抓捕对其所产生的心理威慑力。
和作家的另一部小说《命案高悬》中的主人公吴响一样，《向阳坡》的主人公属于乡村中有些游手好闲的有些猥琐、泼皮和无赖的流浪汉式样的灰色小人物。身份的卑微和人格的小污点使得他们所坚持和固守的人类最基本、底线式样的东西就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有些荒诞可笑。在这历史之“势”和强大的社会舆论的“无物之阵”前，他们如同迎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自不量力而又顽固可笑。吴响竭力想寻找一个普通的乡村妇女尹小梅死亡的真相，和马达想换回被“衣冠禽兽”（大狼狗）所霸占的土地所进行的“折腾”，在周围人眼中纯属无事生非。
胡学文将乡村道德秩序的坚持和守护任务交给了像吴响、马达这样的乡村“庶民”，多少有些无奈。历史的宏大叙事早已被暧昧的、混沌的“个体”叙事所取代，集体主义时代的英雄与启蒙时代的精英多数退居幕后或“变脸”成为新的道德秩序的获利者或帮佣、“幕僚”。而在这些散落在主流道德伦理秩序之外的底层小人物、“化外之民”诸如吴响、马达之流身上，却反而能依稀能看到对人类道德的某种坚守。
在这场较量中，作为裁决者的最终回避了矛盾。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马达窘迫的家境和村民恶劣的生存条件，最终让他主人公选择了妥协。然而，在故事的结尾，却让马达将“狗”偷出坟墓，私葬别处。表面上看，这是“人”战胜了“狗”，底层道德伦理最终战胜了资本伦理，然而，这种手段却犹如“暗箭”伤人，胜之不武，故虽胜犹耻。在这场发生在“向阳坡”的道德伦理剧中，资本伦理以其强大的优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文章的结局表明，人类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却只能在从驯服于资本伦理的前提下躲闪地进行。
注释：
①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选自《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5月第1版，第99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3版，第 144页。
③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选自《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5月第1版，第4页。
④胡学文《小说的丈量》，《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3期。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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