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危害与替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角及其评价
时间:2010年01月15日 来源:红旗文稿 :刘志明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兴起的原因，它造成的诸多灾难性后果，以及它的可行性替代方案等，是近十多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争相探讨的问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尽管有的印着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的历史痕迹，有的在方法论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无疑丰富了世界人民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刻认识，对我们科学认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实质及危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美国人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对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作了这样的概括：“‘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用诺姆·乔姆斯基的话说，“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的经济调整和改革。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该共识包括压缩财政赤字、降低边际税率、实施利率市场化、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等十个方面。约翰·威廉姆逊还认为，上述“共识”或者说政策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而且适用于其他有意开展经济改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果说在“华盛顿共识”出笼前，新自由主义还只是关于西方全球化的一种学术或理论探讨层面的东西，那么，此后由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当今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范式”。
在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佩特拉斯看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是一切旧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延伸与继续。如果它有什么新奇之处，那就只是这种旧关系的‘再继续’与‘再扩大’。”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也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许多经济理念尤其是它关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观点，是一种陈腐的传统经济理念。在他看来，中国“构建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的成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着重从资本主义竞争结构变迁的角度作了分析。他认为，全球化进程所致的世界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改变是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最重要原因。他指出，在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大公司大银行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虽然管制主义从长远看更能有效促进资本积累，更符合大企业的长远利益，但它们却更急功近利，更倾向于支持任何减轻税负、放松管制等使其能够与全球对手进行有效竞争的措施。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大企业大公司不再支持国家干预并转向新自由主义，才使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治经济政策大行其道。此外，他还把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削弱、国家社会主义的消亡和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未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视作是新自由主义兴起的三个重要促进因素。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则从理论宣传的角度阐明了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他认为，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如今之所以变得如此耳熟能详，是因为这里面有一场广泛的思想灌输工作。一些记者或普通国民是消极地参与其中，而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这种旷日持久、潜移默化的强加，通过浸渗，制造了一种真正的信仰。他指出，有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著作表明，在英国和法国，知识分子、记者和商人联手进行了一项持久的工作，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强行确立为天经地义。因此，在他看来，这种人为炮制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无非是“把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最经典的保守主义思想假设，罩上经济理性的外衣。”詹姆斯·佩特拉斯也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经济战略的根源，是国家权力支持的意识形态项目的结果，不是市场的自然发展。
二、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灾难性后果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给人类的大多数带来的是灾难还是福音呢？
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改革“试验田”的拉丁美洲，人们发现，在十多年“模范”遵循“华盛顿共识”制定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后，自己国家经济严重衰退、政治剧烈动荡和社会加速瓦解。比如阿根廷，它早在1976年就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曾依靠吸引外资和借外债实现了短暂的几年繁荣，一度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样板而大肆宣传，但是，这个所谓的“样板”好景不长，1994年经济增长率就开始起伏不定，1995年后经济更是面临大萧条，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也一路飙升。进入20世纪以来，阿根廷面临的是国内企业破产、资本外逃、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和失业不断增加等，“崩溃”就是阿根廷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最终代价。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墨西哥一度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所树立的新样板，但是马丁·哈特—兰兹伯格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墨西哥取得了成功只不过是一个炮制出来的神话而已，因为墨西哥的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虽然有所增长，但主要是出口部门的增长。而且其经济发展与整个国家和人民日益脱节：墨西哥工人平均收入下降，国家在核心技术上没有得到自主发展和进步，环境受到极大破坏，整个经济高度依赖外资——这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经济，极易被世界经济危机破坏和摧毁。墨西哥学者阿尔瓦雷斯·贝让这样总结墨西哥25年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失败：根据过去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25年来的记录，墨西哥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0.17%，这意味着墨西哥需要400多年的时间才能使人均GDP翻一番。由于失业和低工资，数以百万计的墨西哥人被迫移民，这是新自由主义在墨西哥失败最显而易见的、活生生的证明。同样，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圣经”在委内瑞拉播撒的也不是“福音”，而是贫困的加深、人民收入的下降、社会分化的加大与腐败的盛行……，一切好像没有出路。
非洲的情况又如何呢？埃及著名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对此有详尽细致的阐述。他指出，二战后重新获得政治独立的非洲在20世纪下半叶一度迎来了自己“发展的几十年”，一些非洲国家也确实开始了一个工业化过程，尽管非洲的这种发展仍然被限定在资本主义旧的劳动分工框架内，尽管这种发展从它们开始繁荣的第一刻起，就属于过去而没有未来，但它的目标毕竟是巩固政治独立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与经济的工业化。可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各类跨国公司操控非洲实施所谓的“结构调整项目”以来，非洲人民遍尝经济衰退、政局动荡以及各种社会灾难甚至整个社会的分崩离析等诸多“苦果”。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较此前的20年几乎下降了一半，20世纪90年代，非洲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以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负数（-0.2%）增长，非洲在全球贸易额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轻描淡写地把这些只是称作通向一个美好未来过程中的“痛苦的转型”，萨米尔·阿明这样讽刺道：美好的未来在哪里？社会已遭破坏，贫穷日益增长，教育和卫生状况在恶化，这些都不是通往美好未来的条件，也不能帮助非洲的生产者变得“更富竞争力”。
苏联解体后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式改革的俄罗斯的情况又怎样呢？用奥列格·鲍尔莫洛夫的话说，其结果就是国家“丧失了以往的经济实力，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落到墨西哥、巴西和印度尼西亚之后，为中国的一半，美国的1/10”。“公众还面临以往闻所未闻的另一种灾难：大量失业。强迫雇员休假即隐形失业，也相当普遍。此外，不断加剧的分配不均和持续降低的国内生产总值使公众沮丧，社会不满与日俱增。”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如何呢？日本的伊藤诚教授指出，日本20多年实践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就是20世纪的90年代成为日本“失去的十年”，就是一直持续到21世纪日本经济的急遽恶化（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跌至1%，甚至有几年为负增长），就是“国家财政危机的负担不断转移到普通工人的肩膀上”，就是“工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的日益恶化和不稳定”，就是“对劳工保护的法律普遍放松”等等。德国人民的情况也并不好些。在“提高效益是应该的”口号下，德国拥抱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不人道的社会螺旋型下降”，即人数众多的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费用的大幅削减，是经济增长和富裕的德国在20世纪末“真实的”失业率相当于20%。
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什么不能促进世界经济长期而稳定的增长，大卫·科茨列举了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从长期看，由于新自由主义制度具有降低实际工资和公共开支的明显倾向，它导致了总需求不足这一问题。其次，新自由主义模式放弃了国家反经济周期的财政和税收政策，由于缩减社会福利计划和放宽了对金融部门的公共管制，因此它在宏观层面上造成了不稳定，并使该体系容易受到大的金融危机和萧条的冲击。第三，新自由主义模式加剧了阶级冲突，可能会打击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给人类大多数的灾难性后果，使世界人民日益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推行者们的伪善。针对“华盛顿共识”关于“重启各国经济增长和摆脱全球利润停滞”这一许诺，沃勒斯坦是这样揭露其伪善性的：“工业企业的利润停滞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存在。各地股票市场的急剧走高不是建立在生产性利润上，而主要建立在投机性金融操纵上。世界范围和各国国内的收入分配都变得非常偏斜——世界人口中10%高收入人群，特别是1%的顶层，其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世界人口中其他人群的实际收入大多下降了。”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建筑师”们的计划是什么呢？他们是借西方各国普遍面临“滞胀”危机，及其他各国掀起改革调整潮流的机会，挥舞“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是推动经济的基础”和“惟有市场化才能有效配置资源”等具有蛊惑力的教条，对世界人民经过斗争取得的福利与进步进行反攻倒算，增进以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一小撮人的私利和大发横财的机会。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迈克杰斯尼所说的，实行新自由主义就是使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党派及其实施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
三、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逆转、终结与替代
进入新世纪，国外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自己的文章、著作和演讲中除了继续深入揭露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人类大多数的巨大危害外，越来越多地开始探讨西方主流舆论所谓“不可阻挡”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的“逆转”、“终结”、“替代”与“超越”之类的现实课题了。
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糟糕的经济表现、各国对无限制“市场”崇拜的幻灭、很多国家中那些更注重社会福利导向的政治力量相继重新执掌政权，以及世界范围内替代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等事实，沃勒斯坦更是作出了大胆的结论：2008年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死亡之年。他还认为，新自由主义死亡之后，世界将会出现这样四个变化，即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作用的终结、世界重返高度保护主义、各国重新开始推行凯恩斯主义及重新采取更倾向社会福利再分配的政策。
关于如何和用什么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应该说美国人约翰·卡瓦纳、杰瑞·曼德尔等人共同编写的《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一书比较全面记录下地方的、民族国家的乃至全球范围内迅速涌现的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思想和行动。在这本书中，他们着重阐述了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必须坚持的十项基本的或者说核心的原则，即：以责任制为中心课题的“新民主原则”，承认“本地民族、群体和国家自决的民主权利”的“辅从性原则”，“生态的可持续性原则”，作为所有人与生俱来权利的“共同的遗产”的原则，文化、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多样性”原则，“人权”（包括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等）原则，“工作、谋生与就业”原则，“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原则、“平等”原则，以及“预警”原则等。
英国《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认为，实现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成功替代，首先必须从价值、所有权和民主三方面着手批判新自由主义。他指出，在价值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强调平等原则是自由社会的中心准则。在教育、劳动、居住、健康等方面，市场不可能保证所有人获得最起码的保障，只有通过国家的社会再分配政策，才能维护弱者的正当权益。在所有权问题上，也并不意味着财产的私人所有必须采用传统的资产者所有制形态，人们完全可以创造出人民所有制形态。在民主的问题上，他也与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截然相反，他认为，坚持要多一点民主不等于说，我们把现有的代议制民主当作尽善尽美的人类自由的崇拜偶像，民主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完善和发展。
大卫·哈维和伊藤诚等人则认为，尽管“还要做许多工作和宣传鼓动”，尽管需要“人民群众的努力”，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际上通力合作”，但是现在应该是明确提出针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时候了。萨米尔·阿明还这样专门告诫外围地区的人民，“既要消除认为发展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环境下是可能的这样的幻想”，也要消除向后而不是向前寻找替代的幻想，只有这样，“另一个世界，一个更好的世界”，才是可能的。他还指出，在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尽管会遭到严重的困难，外围地区的人民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努力重建他称之为“人民万隆会议”的“南方反对帝国主义和美国武装进攻的联合阵线”，在他看来，这在当前才是“真正的替代”。
因此，迄今为止，在世界替代运动内，关于所谓“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解决方案，按照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凯茨的话说，“人们明确提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不同前景”。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替代方案是要推行资本主义的调节机制，而激进主义的观点则是要推行平等主义的目标。不过，他也认为，要使这些平等主义的目标充分实现，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消灭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所必需的变革。一种没有带来社会变革而只要求国家进一步干预的做法，并不能减少人民的痛苦。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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