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雷尔、约瑟夫•科林斯
《拉美透视》
随着拉美债务危机的加深和进口替代战略的逐步实施，随着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经济调控努力的失败，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已普遍地被看做振兴欠发达国家地区的良策。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对这些国家的援助、投资和贸易政策现在都是把要求这些国家进行精简政府、削减社会开支和取消影响贸易、外商投资及劳务的管制等一系列结构调整为条件的。当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全力以赴进入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领域时，有一个国家已经经历了一场迅速而长期的自由市场结构调整的实践。自从1973年以来，智利一直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验场所，它所处的政治环境是以镇压而臭名昭著的皮诺切特军人独裁政府（1973-1990）。他反对任何抵制或批评，而智利则被自由市场改革的拥护者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由极权国家打着市场“自由”的旗号所进行的政府干预，其内在的矛盾在智利皮诺切特政府表现得最为突出。在估量目前正在拉美和全世界广为推崇的一揽子劳动政策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方面，智利可以说提供了一种较为出色的机会。
J•皮涅罗是皮诺切特时期的劳工部长（1978-1981）和1979年《劳工法》的起草者。他说，智利的工业和劳动部门间的劳工关系已经得到了改观。皮涅罗和其他一些自由市场的技术官僚（即智利的“芝加哥弟子”）声称，“政治化”了的劳工领袖和他们的“特权领地”已经被取消，工人们不再“垄断”他们的工作岗位，政府也不再介入集体谈判。相反，他们声称，私人公司内部的谈判现在已经听凭于“个人责任和市场规则”，劳动力价格已找到了合适的水平，投资和劳动力现在已开始流向更有效率、经济上相对有优势的地区，而不是去执行由政府干预而形成的“收租”式的政策。
如果对此做进一步的考察，人们会发现智利的现实情况完全不同了。从7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削弱了制造业部门的结构，工人工资由于工会受到压制和高失业率而直线下降。自1979年起，新的劳动法使工人发生严重的分裂，并限制了他们创办组织的努力，以免他们提出要求公平分享自由市场重组后带来的成本和效益。生产中广为推崇的所谓“效益”问题是通过大多数智利人不能接受的裁减冗员和压低工资而实行的。智利工人不得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在需要时贱卖的商品。雇主们往往单方面确定雇佣的条件，而工人们只能从一个艰辛的工作向另一个工作来回调换，期间常常会面临周期性的失业。
自由市场对工人的影响在智利全国十分明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星期一早期建筑工地的工人排起了长队。他们为了得到下周的活计而互相压低价格。住在圣地亚哥郊外的贫困居民区的妇女们早晨4点就搭上水果公司的汽车，到需走两小时以外的地方去采摘水果。这是一年中几个月里惟一可以就业的一个难得机会。马路上到处站立着想搭车的人，希望到别的地方能找到一份工作。这些事实难道正如“芝加哥弟子”所描述的、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过渡时期所产生的贫困现象吗？或者它们是自由市场政策的根源吗？
智利工人斗争与社会进步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煤矿工人组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的一系列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及参与工作单位的决策的罢工活动，受到了得到政府支持的暴力镇压。到30年代，有组织的劳动工会已经被完整地纳入到智利的政治体制之中。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和社会动乱动摇了智利过去的经济和政治基础。随着1931年《劳工法》的颁布，政府答应实施某些最低工作条件，并保障大多数工人建立工会的权利。当集体谈判中发生冲突时，由工人代表、雇主和政府组成的三方法庭来调解争端。在随后的40年中，这一结构中的工人在收入、工作稳定性和参与工作条件的辩论等方面的权利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成果。工会组织已从煤矿和工厂工人扩展到一些中产阶级团体组织（如教师、职员和政府雇员），而且在1967年的法律改革后还包括了农村工人。到1973年，35%的工人队伍相继成立了工会组织。
智利工会的官僚化程度一般比较低，尽管她们与政党的联系和密切。但政府和工会间的关系没有拉美其他一些国家那么直接。例如在墨西哥，只有一个主要政党和统治联盟控制着劳工运动。在智利，各政党是在工会内部争夺领导权。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工会中的力量几乎相当。因此，如果领导人与一个党派的关系在老百姓眼里不负责任，那么他们有可能在选举中落选，从而被另外一个与党关系密切的领导人所替代。联合会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叫“工人中心”（CUT），它几乎联合了65%的工会组织，为某一行业中相对松散的工会和同盟组织起到一种传声筒的作用。工会工人通过与政党的密切关系，可以对就业和社会政策问题进行全国性的辩论，并经常出来捍卫大多数未参加工会的城市工人的利益。
早在智利军事政变之前，智利工会的作用与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相差无几：工会是备受尊敬的团体组织，能参与国家的决策，确保稳定和敦促工人队伍遵守纪律，使大家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工会在扩大公众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和促使经济的公平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
M.巴斯托思过去是一位纺织工人，1988年当选为新崛起的“工人中心”的主席。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恐惧是军人政府的最大的帮凶。”工人在军队接管政府以及在整个皮诺切特政府时期首当其冲地受到镇压。军队把工人（在前几届政府中工会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组织规模）看做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最大威胁。在萨尔瓦多•阿连德“人民团结”政府（1970-1973）统治时期的最后一年里，工人接管了多家工厂，并在工人掌权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实验，但工人对企业的管理受到了军事政变前经济危机和政治两极化的限制。
尽管群众组织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并有人谣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录入者注）和游击队伍（这是由军方煽动起来的），但工人对军队接管国家的主要工厂并未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军队为了证明自己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合法的，仍然坚持把这场她们发动的“内战”归咎于“共产党的左派”。除工会以外，没有一个地方有如此多的“敌人”。军队到处搜捕工人，尤其对工会会员和领导，更是毫不留情。这种恶毒的行为违背了他们做出的为了“消除阶级仇恨”的诺言。甚至那些与基督教民主党有密切联系，并从一开始就支持政变的工会领袖们，也被关押在国家足球体育馆（临时拘留所）或秘密监牢中长达几个星期。许多工会积极分子甚至自愿流放到国外，以逃避监禁。那些曾经参加工厂“公民团结委员会”的工人在政变后便失业了。至今，那些被拘留、开除、暗杀、关押或流放的犯人现在仍在登记清点中。但是，人们可以从1975年对去瑞士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会议的16个智利组织所做的调查中大体上知道，全国至少有2200名工会领袖被开除，110人被暗杀，230人被软禁。由艾尔文总统领导的民选政府成立的雷蒂希委员会（Rettig Commission）对皮诺切特政府时期侵犯人权的事实进行调查后发现，智利的普通工人是到目前为止遭受人权侵犯最多的公民。
军事政变后，工厂主们突然享有对工人绝对的控制权，并且可以随意开除任何一名工人。从1973年到1978年为止，无论是工会还是非工会的工人的劳动权利都被剥夺了。所有集体谈判的手段，当然包括罢工权，也被禁止了。三方法庭只是偶然开展工作，且根本没有约束力，只是在没有约束力的咨询方面起点作用；任何其他中介机构都被取缔。与此相反，雇主们在与工人发生冲突时可以得到军政府的支持。那些在工会中曾经担任过职务的工会领袖，过去可以不被开除。随着传统劳动权利的被剥夺，他们也经常因各种理由被解雇。大多数劳工协会被无端解散，财产被没收，几乎所有农村工会组织也被取缔。在那些幸存下来的工会中，选举出来的领导人自然被资历最老的工人接替。他们召开的会议也须征得政府的批准。
工会虽然面临镇压和许多法律的限制，但在政变后两年内，工人们更加希望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表达工人要求最重要的手段是一个所谓“十人集团”，它包括政变前的许多在位的非左派工会领袖。1977年，他们公开谴责政府的经济政策。1979年5月1日，“十人集团”的领袖在政变后第一次公开庆祝劳动节，并宣布，“资本家和权势阶级在这场为富人谋取利益的深刻革命中重新夺回了他们的特权”，而“此刻工人们仍受到被镇压和失业的威胁”。针对这些公开言论，军人政府采取行动，拘捕了劳工领袖，把他们流放到国外，或将他们遣送到智利最北或最南的荒凉农庄的“流放地区”。团结劳工阵线（La Coordinadora）是一个取代“十人集团”，包括左派工会代表在内的松散的协调机构。当它要求在1980年召开第一届全国劳工领袖会议时，政府关闭了会场，把两位重要成员押上飞机，离开智利。
这种破坏工人工会组织权利的高压政策常常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那些在国内遭流放的受害者告诉我们，这反而促成了不同地区反对派领袖间的联合。在欧洲，M.巴斯托思受到一些政府领导人和教皇的接见，而智利工人的困境在国际上是举世公认的。此外，1988年新成立的“工人中心”把全国所有的工会合并成一个联盟时，其主要的领袖M.巴斯托思再次被政府遣送到智利边远的山区。他在那里生活了18个月。
害怕镇压对实行自由市场的劳动政策来说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人们更加害怕的是失业。自由市场政策对智利的工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传统上，制造业部门为工人提供稳定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协商达成的工资则确保了产品的巨大市场。制造业也为整个经济进程提供了纽带，而这一点靠出口初级产品（如矿产资源）是做不到的。而且，在国际危机时期，制造业能创造就业机会和生产不能再进口的产品，因而具有一种反萧条的作用。但是制造业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国内制造商受到过分的保护，经常享受低于通货膨胀的关税和利率优惠政策。大多数企业不思进取，无法与国外进口商品相竞争，而且没有开发出多大的出口市场。
军事政变后，许多传统制造商希望能继续维持他们受保护的市场和享受政府的补贴。他们也期望获得一种额外的奖励，即阻止劳工运动的发展。但不久他们发现自己的想法只对了一半。智利的“芝加哥弟子”坚决要将国家推入自由贸易市场，并解释了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力量的定义。如果在一个允许外商竞争的条件下，投资者放弃制造业，那么，他们肯定会进入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进口货物的关税从70年代中期的100%下降到1980年的10%。依靠从国外隐含借贷的数白亿美元支撑起来的比索，由于比价太高而导致大量廉价消费品的涌入。智利纺织品研究院（它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一些主要纺织品公司）副院长A .马丁内斯是一位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他用达尔文式的语言描述了制造商的那种恼人的经历，“军人政府来到游泳池边，把我们推下水。一些人沉到水底，一些则挥臂游了起来。……在其他一些国家，实业家们则在游泳池边看看走走，他们先是伸出一个手指沾沾水，但这是从来不管用的。”
智利的一些传统经济精英面对外围竞争和利润的下降，往往不惜举债度日。与自由市场的理论相反，其他人把他们的资本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政府欢迎的高风险、高投机的项目（如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在那个被广为人们称颂的“智利神话”的1979-1982年期间内，1/5多的制造企业宣告破产，其就业率下降了1/4多。1981年前10年的统计表明，“从制造业部门下岗的每26名工人中，有13名加入到公开失业的行列，5名成为城市非正规部门的职员，8名安排在政府紧急就业计划中心上班，每月工资30美金”。
在1982年的经济最萧条时期，企业破产的进程逐渐加快，并扩大到国家经济的所有部门。一年内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仅仅在纺织业估计有35%—45%的公司倒闭。虽然有“芝加哥弟子”一再吹嘘“不成功工便成仁”的理论，也大吹大擂一些幸存者的成功，但政府以前推崇的教条式的不受保护的市场和货币纯粹主义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关税从10%提高到20%—35%，比索迅速贬值，从而在防止进口商品的大量涌入方面起到了保护作用。一些业主面对这种冲击，对生产过程采取了“合理化”的改革步骤。如一些公司购买新的设备和技术，以提高效率和产品的质量；另一些则采用新的营销技巧，还有一些则更多地依靠进口产品的零部件。到目前为止，最合理化的措施是降低劳动成本。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大规模裁减冗员，提高剩余工人的工作量，并把工人工资压低到最低水平。例如，通过购买新设备，减员和提高工作进度等一系列综合措施，一家名为苏玛的纺织公司在维持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将其1970年的2600名员工裁减到了1800人。
裁员在智利造成了大批工人的失业。据官方的统计，1974—1987年的平均失业率为20%。这种积重难返的高失业率使雇主在确定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时享有很大的活动余地。通过宣布破产，公司可以不需给予任何补偿就能解聘资历高的工人。公司重组后，再以更低的工资雇佣他们。皮诺切特政府统治时期的前10年里接连不断的破产使工人们提心吊胆。那些遭到解聘的工人被迫失业，或者至多只能找一些临时的活计来谋生。一位30岁的失业工人害怕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陷入窘境。人们经常在圣地亚哥看到许多失业的工人去开出租车或在智利南部的捕鱼船上打工。无怪乎那些勉强保留工作的工人愿意在雇主的苛刻条件面前作出让步，而且为了得到一份工作往往逆来顺受。
尤金在圣地亚哥市区的一家名叫“民族”的餐馆当了30多年的服务员，至今仍对他的工作引以自豪。即便如此，他说那里的工作条件越来越糟糕。像其他失业工人一样，他对目前的处境是以1973年前的劳工运动中所取得的权利和地位来衡量的。他说，“要知道新的劳动法已剥夺了142项我们工人曾经享受的权利”。许多工人与犹金有同样的经历，那些艰辛取得而又十分明确的权利和好处都被无情剥夺了。
新颁布的《劳工法》是在面对工人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并在经过六年军人统治后才得以通过的。政府最迫切的担忧是1978年和1979年美国支持的劳联—产联（AFL—CIO）提出要抵制进口智利产品的威胁。尽管皮诺切特政府抱怨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阴谋，但即使跨国公司（它们喜欢智利采取铁腕手段来保证劳工的稳定）在面对一个依靠武力来限制工人组织的国家时，在投资时也不免犹豫不决，更不用说在一个可能会受到抵制的国家进行投资了。1979年，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一些商人和劳工部中接受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制定了一部关于劳工关系的法典，其目的是“把民主体制引入智利的工会组织，并着手解决几十年来阻碍工人进步的问题”。这番话有点哗众取宠，但《劳工法》的宗旨是完全偏向企业的。这是为了使资方在利用劳动力方面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并使今后选出的政府无法通过插手劳资双方的谈判来“偏袒”劳工。
一系列与过去明显背离的政策使雇主获得了灵活性。他们认为，这种灵活性是智利工业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个法典有助于公司内部把工人从一个位置转换到另一个。更重要的是，它允许雇主随心所欲地解雇工人，或解雇单个工人，或解雇成批的工人。解雇的理由是除了“业务上的需要”以外的所有原因。根据法典制定者的用意，这一点只为了取消许多工人对工作的“垄断权”。因此，雇主不但能够在经济萧条时期，而且能在任何一个月或一个季节里决定雇佣或裁减工人，这样就能使劳动力成本降低到由供求关系加上培训费用来确定的水平。许多工人对我们说，他们在受到夹在工资单里的解雇通知书时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知道自己被解雇的原因其实只是个尊严问题”。一位中年出租司机和炼钢厂的职工对我们这么说。此外，这部法典还限制了对被解雇工人的补偿金额。临时工往往一无所获，而对固定工人来说，传统上他们每工作一年就享受一个月的工资，现在只限于工作五年以上的工人才享受五个月的工资。
法典的设计者J•皮涅罗解释说，“工会组织法的基本支柱是民主和自由的观念”。也许“芝加哥弟子”在制定管理工人组织的法规时还有其他的考虑：如确保工会政治上的中立，限制工会可以与资方谈判的问题，减少罢工和冲突的可能性。这部法典仅仅把成立工会的权力扩大到那些连续被雇佣6个月以上的工人。季节性和临时性的工人（绝大多数是农业、林业、建筑、服务和其他非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都被排斥在外。这些领域的工人只有在得到雇主的同意后才可以建立工会。固定工人需得到25名员工和所有雇员中的10%的同意后才能成立工会组织。一个工会不得自动地主宰整个工作场所，因此一个企业可能拥有几个工会，或大多数人未参加工会。根据法典的新自由主义设计者的构想，法典大大扩展了了工人所享有的选择权。但在实践中，它必然把某一具体公司的劳动力分成相互竞争的两派，更通俗一点地说，把他们分成有组织的和未参加组织的两个部分。通过谈判为某一个部分工人得到的利益并不一定自动惠及其他工人。因此，1985年工会的平均规模只相当于1970年的一半。
一位劳工组织者解释说，在有些情况下，工会成员不能保证得到高工资。他用固特异轮胎公司的例子来说明：“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内所得到的工资要比加入工会的15%的工人高出许多。”事实上，跨国公司常常能够支付高额工资来确保一个没有工会存在的环境。他接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工会的人反而得不到明显的好处，除非靠提高工人的觉悟和团结精神”。另一位工会领袖告诉我们，当纺织厂需要裁员时，经理往往首先开除那些参加工会组织的雇员。他回忆说，在80年代，许多工会领袖（根据法律，任职后两年内不得被解雇）看到老百姓被推上绝路时爱莫能助。他解释说，“无怪乎许多工人仍不敢参加工会组织”。
《劳工法》中还包括旨在把工会从政府、政党中分离出去的条文。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工会内部选举必须放弃正式提名多个候选人，相反，每个会员只能在空白选票上填写他所拥护的人，谁的名字出现频率越高，谁常常能获得选举的胜利。这一规定的目的就是要取消传统工会选举中所特有的按党派投票现象。此外，工会的资金来源只能依靠会员自动捐款的形式。会费不能从员工的工资中扣除。同样，工会捐款不能由雇主赞助。这两条法律条文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法律，而且严重削弱了工会的财务管理权力。
《劳工法》中有一条十分苛刻的条文限制了工人在某个具体工厂举行集体罢工的权利。那些代表主要经济部门的联合会或地方协会被明令禁止与雇主进行谈判。为了维持这种分裂的局面，皮诺切特政府把安排与新雇员谈判合同的期限按字母顺序排列错开，这样，某个工厂的集体谈判的过程不会与相关工厂的谈判在同一天进行，而且工人与其他工人联手谈判或举行罢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劳工法》把集体谈判只限制在一个问题，即工资。法典把工人最关心的其他领域的问题（如人员的规模、安全、技术水平或内部晋升机制等）排除在外。这实际上迫使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不能把更多的投入放到生产过程中去。即使在谈判工资待遇时，工人也没有得到保障。用自由市场理论家的话来说，这“扭曲了劳动力的真正价值”。当我们在征询工人对这部法典的意见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第18•134号法令，这一法令是在1982年智利经济大萧条后提出的一项修正案。该法令取消了在谈判工资待遇时为了确保工资能够赶上通货膨胀而确定的最低“标准”。第18•134号法令把经济复苏和工厂赢利能力的众人转移到工人身上，并对80年代其他时间内智利经济的复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部法典实际上给雇主许多有利条件。这无疑使罢工（或威胁使用罢工）作为工人谈判的一个手段失去了有效性，因为雇主可以诉诸封闭工厂、破坏罢工和与罢工工人妥协等手段来达到目的。罢工只有在现存的合同关系临近终止而新合同尚未签署时才是合法的，而且必须得到工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罢工一般限制在工厂范围内，而且法典没有为工厂外的调解和管理提供任何约束机制。大量工人的失业进一步加强了雇主对工人施加影响的能力。例如，当1983年300名来自马黛克（Madeco）的工人举行罢工时，7000名失业工人响应公司要求，将其他工人替换下去。罢工就这样夭折了。考虑到皮诺切特执政年代时期智利所实施的劳动法规和出现的高失业率，工人的罢工也不过是象征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自杀的行为，因此，人们并不奇怪在1984—1985年期间只有不到3%的集体谈判会促成罢工。
J.皮涅罗在一篇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录中对智利军政府强加的工会“民主”这种啼笑皆非的做法感慨万千。他说，皮诺切特军人政府“似乎重新开始了一场在民主国家早就开始的大辩论”，这一辩论是在劳工部中那些在美国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皮诺切特和政府的将领们（皮涅罗委婉地称之为“立法部门”）之间进行的。一些劳工领袖被允许单独会见皮涅罗，但是当其中的一些试图召集全国的劳工代表讨论这部法律时，政府解散了会议，并将参与的组织者流放。政府通过镇压、大规模的工人裁员以及通过新的法典这三者的有力结合，迅速改变了劳工工会的面貌。到1987年，工会会员的人数占全国劳动力的11%，低于政变前的1/3水平。但是工会并不是像《劳工法》所期望的那样一蹶不振。在允许的情况下，工人们经常对其工作条件表示不满，有时甚至就法典中的限制性的条款提出有利于他们的修改意见。例如，虽然法典的设计者希望排斥和分化异己，使他们不能担任工会的领导职务，但是，没有公开选举反而有利于工会内部那些组织严密的团体，因为它们与那些在禅堂上扎根于劳工运动之中的反对军人政府的政党有密切联系。同时，一些工厂的工人通过成立联合会的方式来非正式地协调工人提出的要求，从而绕过了法典中有关禁止跨部门集体谈判的规定。由于除了工资以外不能讨论别的权利，工会只能把他们对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拿到公开场合去讨论。1980年后，工会联盟一致反对军人政府，并着手采取具体的社会和经济手段，其中包括公共企业的私有化等。在80年代中期。工会在组织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些抗议活动最终促成了1988年公民投票的谈判。
工作条件
70年代后期，智利经济的大规模开放以及1982—1983年的经济冲击几乎把传统的制造业一扫而光，并且改变了工作的性质。经过五年的经济恢复后，1989年工业部门雇佣的工人比例从政变前的21%下降到只有16%。80年代后期，智利的传统矿产业和农、林、渔业的新产品的出口考试大幅增长。这些产业从一系列的政府补贴、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政策中得到了实惠，从而允许这些产业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制的开发利用。对智利经济起着同等重要作用的是低工资、雇主使用工人的灵活性以及高失业率等。尽管这种模式使智利在生产能力上取得了叹为观止的成就和增长，但这一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并不能人人均享。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变化，工人的报酬只限于工资，过去几年里工人所享受的许多福利待遇不复存在。此外，健康保健、退休保障等领域的私有化具有双重影响：因为这些服务的提供者不但开始变成私有企业，而且成本完全是从雇员的收入中扣除的。雇主支付退休保障费是20世纪资本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最终都如其他社会成就一样逐渐消失了。
在政变后的头几年里，工人工资开始直线下降，但是在1979年《劳工法》实施的头几年里，因比索升值和大量国际借贷资本的涌入，个人工资随着经济一起上涨。到1981年，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比1970年低4%。1982年，面对可能威胁整个自由市场试验生存的经济衰退，“芝加哥弟子”认为政府必须拿出一些东西，那就是工资。他们解释说，工资应该有其自然的水平，不能为了反对降低工资或应对通货膨胀而加以人为的扭曲性保障。在1982—1984年的严重经济危机时期，雇主们随意迫使工人接受降低工资，而且常常威胁说，大幅度裁员是公司的惟一出路，因此即使在经济开始好转时，工资水平仍旧很低。压低工资可以说是智利经济奇迹般恢复的关键所在。从1984—1989年，恢复到了1981年的生产水平，1989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超过1981年的10%。相反，80年代末的平均工资比1981年下降5%，而比1970年的平均工资几乎低10%。
更为突出的是最低工资的水平持续下降。一些自由市场主义这强烈要求取消最低工资，理由是这会不利于工资按劳计酬。但是在危机时期，公众的不满使得取消最低工资的努力在政治上仍显得不成熟，相反工资水平在通货膨胀时期更加降低。到1988年为止，智利最低工资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81年降低40%，这相当于每月少收入43美元。当年圣地亚哥市的32%的工人领到的工资比最低工资甚至更少。据经济学家R.科尔塔查（后来成为艾尔文总统的劳工部长）在1987年所作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智利的最低工资水平可以在不影响就业水平的前提下提高50%。另外一些雇主也表示可以把工人工资提高一档，但仍有不少雇主不愿将其一部分利润回报给工人，并振振有辞地说，工资应该根据国际和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来确定。1990年，我们曾对纺织品研究院的马丁内斯说，纺织业已很稳定，可以把工人的工资水平提高一点。但他却说，纺织工人的工资已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工业化国家的无数例子表明，没有一个行业仅仅依靠低工资就能永远保持竞争的火力。世界上总有一些国家能提供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但持久的产品竞争力并不来自于降低工资水平，而是依靠技术的不断革新，人才资源的开发和政府为确保这些努力所进行的适当干预。
工资和失业之间的关系在智利国内十分错综复杂。1979年五一劳动节提出《劳工法》的构想时，皮涅罗把“我们与失业做斗争看作是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头等大事”。但群众应该提防这种言辞，因为“芝加哥弟子”明确表示要把经济目标置于社会问题之上。新自由主义解决失业这个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把工资确定的标准放手由市场经济来决定。一些经济学家声称，降低工资水平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智利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制造就业机会的过程中步履迟缓。60年代的国内事业率徘徊在6%左右，而在1974—1987年期间，失业率高达20%。即使在经济上升时期（1980—1981），失业率仍维持在18%左右。在1982年的经济萧条时期，失业率（包括政府的紧急就业计划）高达35%。
紧急就业计划实际上是应对萧条经济状况的一种权宜之计，经济状况如此糟糕，以至于政府被迫与自由市场观念暂时脱离，并相继在1983年实施了“最低就业计划”和“户主就业方案”。这两项计划主要将植树或清扫街道和地铁的活交给占1983年全国劳动力的12.5%的人去完成。这些工作往往是临时性的，报酬低于全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芝加哥弟子”斥责这类工资扭曲工资衡量标准，延缓了经济的恢复。经过五年的经济恢复与增长，到1989年，官方的数字大大低估了全国失业率的真正水平。智利国家统计局的就业调查人员在一次巡访时随机问了一些工人：“上周的某一天你是否去上班了？”大部分人的回答比较模糊。“智利工人中心劳动联合会”的A.奥利瓦莱斯解释说：“假如你在某一天出去割草或去接头摆摊，那也就算有工作了”。在一份独立的调查中（这是由一家受人尊敬的教堂赞助的一次关于就业状况的调查），被访者要求为自己确定是失业者还是就业者。调查表明，圣地亚哥市1988年的失业率高达21%，1989年回落到17%，而这一年恰好是选举年，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放弃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政策。
虽然智利的失业率从1983年的最高点直线下降，但人们不禁要问：自由市场究竟要为智利人民带来了什么工作？显然，智利人梦寐以求的稳定而高薪的职位为数不多，正如在智利的服务行业中高度专业化的管理工作也有限，尽管这些有限的职位已在智利产生了一个“雅皮士”阶层。对大多数就业者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得到一份工作比较稳定，收入尚可，哪怕是一个临时工或非正规部门的工作也好。经历了1982—1983年的经济冲击后，智利工作机会的增长最明显的是那些季节性强的经济部门，主要是农业、渔业、林业和建筑业。所有这些行业的特点均是以工资低廉、劳动时间长和季节性强而著称。例如在农业部门，3/5的工人都是季节性的，他们被雇佣的时间通常不超过三到四个月，为此30%以上的农村工人生活在城市附近郊区，他们为了得到一份工作而每天或每季往返于城乡之间。
许多智利人已经永久地转入到一些非正规部门。这是一个十分模糊的领域，常常被一些人戏称为通往发展的“另一条出路”。非正规部门的工作往往朝不保夕，工资低廉，而且据规定享受不到正规部门那样的福利待遇或社会保障。1989年圣地亚哥市区30%以上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大多数在地下经济部门工作的人只能依靠在街头叫卖一些走私货，从事清洗汽车和在富人家庭当保姆或干一些缝补的活计来谋生。1990年这类工作所带来的收入不到正式部门工作平均收入的一半。
微薄的工资促使许多家庭为生存而寻找第二职业。对大多数工人来说，依靠一份工资就能养活一家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通常夫妻双方和孩子为了生存同时找临时活。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许多单身年轻的妇女希望有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一些采摘水果以及在街头摆摊设点的活都是由妇女承担的，因为她们被认为手脚灵便勤快，而且一般不愿参加集体组织。但是机会和需要同样促使人们为生计而奔波，这一点可以从80年代圣地亚哥市暗娼和脱衣舞泛滥的现象中可见一斑。即使挣了好几份工资，不少家庭仍为生活所迫。
对那些有固定工作的人来说，提高工作进度，延长工作时间往往也是家常便饭。一些雇主任意把工人的工作时间延长到12小时以上而不发加班工资。对那些强度不高的工作如在酒店、戏院等服务性行业当服务员，加班加点更是司空见惯。据一位名叫A.冈萨莱斯的旅店和餐饮协会的官员说，1990年几乎所有旅店和餐馆的雇员每周上班六天，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大多数的智利人的工作时间每周都超过48小时以上，而且没有额外的补助。甚至积极拥护自由市场的人也承认加班加点得不到工资是一个普遍而严重的现象。由于最低工资是按每月而不是每小时缺点的，因此一些雇主便充分利用这一漏洞来迫使工人超额完成任务而不给工资。我们在拉品塔纳地区的一个贫民窟遇到的一名男驾驶员很有代表性。他居住的那个地方工作机会十分稀少，因此不得不每天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10点。一个月后当他要求补偿加班的工资时，却被雇主开除了。
在制造工业部门，工人工资通常是按计件而非计时付酬的。这种做法在许多大公司较为普遍，而在非正规部门（如地下作坊和私营企业）更是十分猖獗。1990年我们曾经参观过一家地下工厂。四名妇女每做完一条裙子只得到50比索的报酬，而裙子在商场里标价高达10000比索，相当于30美元。这些妇女必须要花上12小时缝制20条裙子才能挣够一天的生活费。同样在水果行业，工人是按他们采摘包装后的数量来付酬的。这一方式往往会导致无情地加快工人的工作节奏，很少有人能承受这种压力。
一些服务性行业的公司把核定的员工减少到最低限度，并经常依靠招收大量临时工来弥补劳动力不足，因为根据法律他们是非工会会员，因此工资可以压得更低。企业常用的另一种手法是把本来在内部完成的工作承包给一些小企业或中间商来完成，而这些承包者给工人的工资则低于平均标准。甚至一些大公司在将工作转包给第三方完成时，也不管承包者的工作条件和克扣工资等事情。一位旅店和餐饮协会的官员给我们讲起了这样的事情：在《劳工法》实施后，卡莱拉饭店（Hotel Carrera）这家圣地亚哥著名的高档旅馆里的固定员工从440人减少到200人。旅馆把工作承包出去，并雇佣大量临时工来完成。雇主坚持认为这种裁员对降低支出、提高劳动效率是十分必要的。但许多旅馆和餐饮业的职工抱怨说，由于这些变化，他们的工作已经变得非专业化了，同时也失去了对决策的影响力。更为糟糕的是，由于裁员和工作强度的增加，他们不能给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这种现象在制造业也十分普遍。 A.奥利瓦莱斯是“工人中心”一位负责非正式部门工人的官员。他在1991年的一次采访中讲述一个工业改革方面的典型例子：“以一家叫雅明的制鞋厂为例，在1982—1983年的经济危机前，工厂每月生产4000双鞋，现在能生产30000双”。他解释说，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现在工人只需在工厂里剪好鞋料，然后通过中间商把它们分摊到个人家中，加工成品后每双售价30比索。这种方式类似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工业化时期的生产制度，其标准只是在劳动工会或具有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感的政府的干预下才得以提高。
代表商家利益的官员认为分级承包商制度有利于创造一直活跃非正规经济的气氛。但是，分级承包商提供的工资往往低于最低工资，雇佣一些临时工，或迫使工人在危险的条件下超时工作。正如A.奥利瓦莱斯所说的那样，“分级承包制取决于是否有大批的失业和潜在工人存在。你该如何去组织或保护那些为分级承包商干活的工人的利益呢？他们并不在一起工作，甚至连他们的雇主是谁都不清楚”。
政府难以出面去干预这些地下作坊的无情欺诈或让雇员扣除医疗和退休保证金（或相信雇主把扣除的钱交给医疗和退休金的提供机构）。那些分级承包商和血汗工厂一看到政府的干预或金融危机的前兆就逃之夭夭，常常换个地方东山再起。
放松对工作场所安全和卫生标准的管制也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智利1968年制定的《职业健康和事故条例》在世界上被认为是最先进的。但在“芝加哥弟子”的影响下，皮诺切特政府对此进行修改，这种有法不依也是对现实的嘲弄。延长工作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大大增加了工伤和疾病的可能性。从1982—1985年期间，有报道的工伤事故增加了几乎一倍。另据公共卫生部门的专家估计，超过3/4的工伤事故没有被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半以上的劳动力根本没有任何形式的工伤事故保险。
自由市场论者认为，自由贸易可以通过获得廉价进口的产品使智利经济获益匪浅。在1970—1981年的进口高峰时期，大多数智利人的消费水平确实提高了。奔驰汽车和大批廉价的外国电子产品充斥市场。虽然食品短缺，但进口电视反而十分畅销。80年代中期，经济形势从1982年的经济萧条中复苏，而工资的停滞不前和收入分配的不公严重削弱了大多数智利人的购买能力。直到1989年，他们的消费能力才仅仅恢复到1970年的水平。1988年的一个消费调查报告显示，圣地亚哥市民能够购买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和服务的家庭不到一半，这一比例几乎是1969年的两倍。贫民区的主要食品是面包]茶和大米。大多数智利人的消费模式的一个基本指数是每年购买炉子的数量。1970年是200000，到1981年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然而，自1982—1984年的经济衰退后，经过五年多的恢复，购买新炉子的数量相当于1970年的1/3。在贫民区的家庭里，人们都用既小又危险的石蜡块（paraffin）做饭，这是因为家里买不起炉子或是因为交不起煤气费。
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10年后，1988年智利居民的收入分配明显倒退了。在1978—1988年期间，智利最富有的10%的人口的国民收入比例从37%上升到47%，而占人口30%的中产阶级的收入比例从23%下降到18%。占智利人口1/4的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比例从5%降到4%。面对那些投票反对“芝加哥弟子”的群众，皮诺切特只好在1990年退出总统竞选，并声称智利经济的恢复是他给人民留下的一份遗产。可是这一年，500多万智利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无论从绝对或相对数来说都远远超过前30年的总和。80年代后期的自由市场政策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并未出现。
结束语
通过对劳工组织和集体谈判附加苛刻的强制性条件，自由市场主义政府着手把劳动合同的谈判减少到最小的单位，即每个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工人们试图通过组织起来保护在即年的权益，使自己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或在大规模的调整时期对经济和社会决策施加影响。但他们的这些努力都因为自由市场的力量和政府强加的权力结构而被禁止或变得难上加难。在设计《劳工法》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创造自由市场和由政府法规设立的专制机构之间的矛盾。这些政府法规明显偏向商业利益。
许多工人认为，劳资双方签订新的社会契约的动力应该来自政府的鼓励。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艾尔文过渡政府（1990—1994）一直被皮诺切特独裁政府所立下的法规束缚着，同时一些政客和政府官员中因弥漫着一种对经济的健康增长和临时性的社会政策沾沾自喜的自满情绪而裹足不前。在1989年的竞选中，支持艾尔文的中左联盟（Concertaction）提出应该修改《劳工法》中不利于工人的条款。但是在艾尔文就任总统后的前两年里，他对劳工政策惟一的实质性修改就是提高失业工人的救济金（将工作11年以上的失业者失业救济补助提高到工资的11个月），并略微增加最低工资标准（至1992年已经提高了20%）。而工人提出的其他一些要求，如工作的稳定性，设立三方法庭，经济部门集体谈判和保障农村季节性和临时工人参加工会的权利等，则没有得到满足。艾尔文政府有时甚至还实行前军人胜负时期的高压政策，如对罢工的教师和运输工人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进行起诉，一些罢工群众甚至遭到警察的监禁和虐待。
智利劳工经济学家J.鲁伊斯—塔赫勒曾经指出，由于新自由主义者企图将劳工冲突从广泛的政治、民族问题中分离开来，因此“社会阶级相互直接对抗而不需要国家进行调解”。通过消除政府的干预，新的工会条例重新打开了工人与企业暴力对抗的可能性，如1930年前智利经常发生的一系列流血事件。确实，从世界范围来看，重新回到19世纪盛极一时的自由市场政策的模式会造成同样形式的公开对抗。尽管在过去20年里发生过悲惨的经历，如果雇主继续维护《劳工法》中规定的他们所享受的不公正的特权，那么阶级冲突最终会爆发出来。在智利民主政府执政的头几年里，罢工的数量增加了50%，参与罢工的工人增加20%。同时，大多数工会领导人已经认识到，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那种对抗的意识形态的立场，现在已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现在的工会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适应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以及智利国家内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这种转变是否顺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雇主和政治家能否愿意把工人及其组织吸收近来，使其参与工厂的决策和国家经济及社会政策的讨论。
原文载《拉美透视》杂志1995年第一期，
奇尔科特等编，《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一月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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