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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了 张维迎 教授一篇题为《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的论文。这篇论文同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相悖，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党和政府的市场经济政策更是格格不入，其基本倾向、基本观点笔者绝难苟同。
由于这篇论文公开发表在培养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主办的报纸上，同时又有众多媒体转载和评述，所以其负面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它已在我国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为了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笔者认为，围绕着我国究竟应当理解和捍卫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问题，展开一场深入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搞清问题，探求真理，笔者打算提出三个问题同 张维迎 教授商榷（本文是第一个问题）。欢迎 张 教授提出不同意见，也欢迎其他学术界的朋友们参与讨论。
·二·
翻开世界各国的经济理论史，人们不难看出，在世界经济理论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理论，诸如以斯密、萨伊、马歇尔为代表的老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以凯恩斯、萨缪尔逊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艾哈德为代表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上述各种不同的市场经济理论相对应，在不同的市场经济理论指导和影响下，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模式，诸如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在英法等国所搞的单靠市场调节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特别是30年代大危机后）在英美等国所搞的把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由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所推行的英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90年代由叶立钦政府所推行的使俄罗斯经济、政治大倒退的俄罗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在《华盛顿共识》推动下在许多拉美国家所推行的使拉美国家经济大倒退的拉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还有80年代以来在中国所推行的已初见成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 张维迎 教授不具体而明确地说出要理解和捍卫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更闭口不谈要理解和捍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只笼统地提出要理解和捍卫不加定语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从他的许多著述看，他要人们理解和捍卫的只是以私有经济为产权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显然，这不是一个有良知的负责任的严肃学者应有的态度。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让我们较为详细地叙述一下迄今为止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的四种主要类型的市场经济理论及与之相对应的市场经济。
（一）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式
在市场经济理论史上，老自由主义者的市场经济理论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在他们那里关于市场经济的许多概念虽然都还不十分明确，甚至十分模糊（例如看不见的手究竟指什么，在斯密那里并没有明言），但是，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架构应当说在他们手里已经奠定了基础，这却是毫无疑义的。
老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也被称为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传统市场经济理论、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主流市场经济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斯密、萨伊、马歇尔等。
老自由主义者的市场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第一，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即资本家占有资本获得利息和利润，地主占有土地获得地租及其变种地价，劳动者凭劳动获得工资。亚当·斯密等人认为这种产权结构符合“自然秩序”，是永恒的，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经济人。其本性虽然是自私自利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促进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最佳结合。例如斯密就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市场经济分析的前提，他认为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其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私利，为了追求利润。他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1]（P14）“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1]P344）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经济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不仅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反而必然会增进公共利益。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2]（P25）
第三，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即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市场运行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促进经济人把他的资本投向对个人与社会都有利的用途，促进社会资源自发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经济迅速向前发展，从而社会经济运行不会发生大的波动，不会发生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例如斯密说：“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P27）“个人的利害关系和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若由于这种自然的倾向，他们把过多资本投在此等用途，那末这些用途利润的降落，和其他各种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即使他们改变这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2]（P199）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只是转移价值的手段”，“只不过是媒介而已”，只在一瞬间起作用。生产物总是以生产物来购买，“生产会给产品创造需求”，“一种产品的生产”会“给其他产品开辟销路”。[3]（P142—144、175）因此，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是相等的，生产普遍过剩的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说：“在一切国家，顾客的欲望决定产品的性质。最为人想望的产品就是需求最大的产品，而需求最大的产品，就给资本、劳动和土地生最大利润，因此，资本、劳动与土地就优先地用于生产这产品。相反，当一件产品的需求减少时，生产这产品所得的利润便减少，所以不再生产，现有存货的价格减低,而低的价格刺激消费，因此现有存货不久就消费掉”。[3]（P439）正由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着这样一种自动调节的机制，它能够自行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供求矛盾，所以它能够避免普遍生产过剩危机。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也认为市场经济有一种优化配置资源的自动调节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市场调节机制的力量。他说，在市场经济中“有一些经常起作用的力量，这些力量有使资源在其各种不同用途方面的分配得到如此调节的趋势，以致任何分配不当不久就会得到纠正。”又说“工业企业的自由，就其作用所及，有使每一个人把他的资本和劳动运用到恰到好处的趋势”。[4]（P95、391）
第四，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只能是国家和公民的保卫者、公共事业的管理者，而不能是市场主体。政府无需干预私人经营，无需干预社会经济的运行。例如，斯密就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义务只有三条，这就是：（1）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2）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3）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2]（P252—253）这三条就是后来经济学家们所讲的公共产品，第一条是国防，第二条是公安与司法，第三条是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如公共教育事业、公共医院、公共道路、桥梁、运河、港湾、邮政等等）。斯密反对国家对私人经营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干预。他说一旦“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树立起来”，每个人在他不违反法律的条件下，“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企业、指导私人企业 ， 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2]（P252）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占主流地位的市场经济理论就是上述以斯密、萨伊和马歇尔为代表的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同这种市场经济理论相对应，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促进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使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竞争阶段获得很大的发展。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5]（P471）
在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引下的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虽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辉煌成就，但其缺陷是明显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其缺陷主要是在运行机制方面的市场调节单打独斗，而排斥了政府调节这把锋利的辅助之剑，排斥了这两种调节的相辅相成和优势互补，从而它在市场调节机制上是不健全的，是有重大缺陷的，就好像是缺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的残疾人一样。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甚至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诸如，第一，它只注重效率，而对社会公平不闻不问，从而必然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甚至导致大批工人失业、罢工，造成社会动荡；第二，它使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发生的供求矛盾、买卖失衡越积越重，以致出现经济波动，催生了普遍性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妨害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向前发展；第三，它必然引起市场恶性竞争，导致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从而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的高代价增长。正如萨缪尔逊指出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是理想状态”，它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因此，人们不能“过分迷恋于”这种市场经济的“美妙”，“以为它本身完美无缺、和谐一致”。[6]（P1139、78）
（二）凯恩斯、萨缪尔逊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模式
这种市场经济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其门徒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为主要代表。
以凯恩斯、萨缪尔逊为代表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对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种扬弃，是在资产阶级立场限度内对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对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总结。它也是对市场经济理论的一种创新，具有鲜活的特色和崭新的内容：
第一，他们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不仅应包括私人经济，而且还应包括政府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相混合的经济。正如萨缪尔逊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美国）的市场经济中，生产工具为私人企业或个人所有”，但作为“我们制度中的例外”，政府也“拥有生产资料”。[6]（P91）“虽然我们的社会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但是，个人的法定财产权利是相对的和有限制的。社会决定‘你的’财产的多大部分可以传给你的后代，多大部分必须以遗产税和房地产税的形式付给政府。社会决定公用事业——例如电力和煤气公司——的所有者能够获取多少利润和应该如何管理他们的企业。”“在任何制度下，私有财产的权利都不是没有限制的。”“即使是你的房屋也不是你的堡垒。你必须遵守城市区域划分的法律，如果需要的话，你还必须为道路或污染控制工厂让出地方。”[6]（P91、97）
凯恩斯也主张现代市场经济的混合经济基础，请看他的如下一段重要论述：“事业的性质不一，有些在技术上是属于社会的，有些在技术上是宜于个人经营的，对两者必须加以区别。有些事业个人已经在进行，已经有了成就，而有些事业则在个人活动范围以外，关于后一类，政府如果不作出决定，就再没有人来过问；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与后者而不是与前者有关的。在政府方面，主要不是在于去做那些个人已经在那里做的事体，不是在于比个人去做得好些或坏些，而是在于去做那些现在还没有人在那里做的事体。”[7]（P239—240）
第二，他们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不仅有企业和居民，而且还有政府，政府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主体。例如，萨缪尔逊就指出,市场经济的“全部主体”是消费者、厂商和政府。[6]（P152）这种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像企业和居民一样，也进行投资生产(政府主要投资生产公共产品)，进行采购和消费，它是市场经济中一个主要的投资者和生产者，也是一个主要的商品采购者和消费者。斯蒂格利茨指出：“在今天的美国，政府支出大约占GDP的1／ 3” 。“在法国和德国，政府支出接近GDP的一半。”[8]（P151、153）
第三，他们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不是像斯密等讲的那样是仅靠市场机制调节的经济，而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是市场与政府两种调节机制相辅相成、共同起作用的经济。
关于市场经济是两种调节机制相结合的混合经济，这种经济思想早在凯恩斯1931年出版的《劝说集》和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已跃然纸上。例如，凯恩斯在《劝说集》中就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和“工人的失业”等弊端，“然而要使这些现象获得纠正，却不是个人活动所能办到的；不但如此，甚至由于个人的利害关系，而会使病态恶化。”他认为“补救办法部分是在于中央机构对通货与信用的审慎管理，部分是在于将企业情况的有关资料大规模加以收集与传布，必要时可以法律规定，将一切企业实际情况，凡是公开后对社会有利的，应尽量公开。凭了这类措施，就可以使社会通过某种适当的行动机构，对私营企业的内部错杂情况，发挥监督作用。”[7]（P240）这里提出的国家对通货与信用的审慎管理和对私营企业的监督管理，后来在《通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通论》中，凯恩斯的混合经济思想更为明确。例如，他说：“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但设实行（政府）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9]（P326）又说：“我同意盖塞尔之说，认为要补充经典学派理论之缺点，不在把‘曼彻斯特体系’一笔抹杀，而在指出须有何种环境，然后经济力量之自由运用才能把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当然，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须有的中央统制，已经把传统的政府机能扩充了许多。近代经典学派亦曾唤起注意，在几种情形之下，不能让经济力量自由运用，须由政府来约束指导；但是还有很大一片园地可以由私人负责，由私人策动。在这个园地以内，个人主义之传统优点还是继续存在。”[9]（P327）凯恩斯主张“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9]（P326）
凯恩斯的美国门徒萨缪尔逊对凯恩斯的混合市场经济思想进行了精辟的发挥，他把完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从概念上进行了严格区别，明确提出现代市场经济就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拍响起来的经济。他说：美国的“经济是私人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实施经济控制的‘混合经济’：私有制度通过市场机制的无形指令发生作用，政府机构的作用则通过调节性的命令和财政刺激得以实现。”[6]（P68）“我们（美国）的经济不是纯粹的价格经济，而是混合经济；在其中，政府控制的成分和市场的成分交织在一起来组织生产和消费。”“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相结合在一起。“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6]）P78）即使是新自由主义崇拜者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经济，萨缪尔逊也把它称之为混合经济，认为这个时期的美国，“市场机制在许多领域决定价格和产量，而政府却通过税收、支出方案和规章制度来调节市场。市场与政府这两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6]（P86—87）萨缪尔逊还全面地论述了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多元角色和多重作用，论述了政府调节的方式、手段和政府调节的效应。
第四，他们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市场经济。
凯恩斯指出，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存在着两大弊端，这就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和“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因此，必须采取步骤进行改革，例如扩大政府的经济机能，改革投资体系，增加政府投资，并由政府综揽投资；改革金融体系，增发货币，降低利息，鼓励投资；改革租税体系，实行累进所得税，重新分配所得；在国家的管理控制和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私人经济的作用。他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可以促进私人策动力得到适当的发挥；既可以医治有欠公平合理和不能充分就业的弊病，又可以保留效率与自由。[9]（P321、325、326、328）显然，凯恩斯所主张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市场经济。
萨缪尔逊也明确地把不公平看作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缺陷。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看不见的手有时会引导经济走上错误的道路”，“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虽然竞争具有一种理想的效率”，但它“对平等问题却是不闻不问。”“在市场经济下财富的分配是非常不平等的”。[6]（P78、83、807、945）他认为，为了克服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这些缺陷，政府必须进入市场，把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实行混合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把效率同公平、稳定相结合起来。
必须看到，在凯恩斯、萨缪尔逊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于30年代以前来说，要相对协调、稳定得多，可以说既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经济效率，又缓和了在社会公平方面的矛盾，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都趋于缓和，半个世纪不仅再未发生像30年代那样的毁灭性经济危机，而且还出现了50、60年代的“黄金时代”，出现了新的科技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历史成就，应当说凯恩斯、萨缪尔逊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功不可没。
当然，由于凯恩斯的市场经济政策存在的缺陷，诸如他主张适度通货膨胀、赤字财政等；由于凯恩斯和萨缪尔逊所倡导的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仍然是以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为主体，就是说，他们所主张的现代市场经济仍然主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和经济人追求私利的基础之上；这样，国家调控的力度和效率就必然会受到限制，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例如对社会收入分配的调节、对社会公平的应有保障等）的基础就极为脆弱，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和对立、社会化生产与私有制的矛盾都不可能解决；这样，在二战后所客观形成的“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的历史潮流的强力冲击从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对缩小的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70年代初以后出现难以治理的“滞胀”现象就成为必然的事情。
（三）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式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产生的时间较早，几乎与凯恩斯主义同时。但其盛行、得势却是在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滞胀，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里根执政和英国撒切尔执政以后。这种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上是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归，其主要观点同老自由主义基本相同。他们都主张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唯一调节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市场经济的最主要主体是自私自利的私营企业主，其唯一动机是利润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完全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和经济人不断追逐私利而进行，政府是保卫者和管理者，政府不应干预私人经营和社会经济运行。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也反映出了一些时代的烙印，表现出一些同老自由主义的不同特色。
第一，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不同，从而其具体历史使命也不完全相同，新自由主义具有明显的反社会主义特征。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产生和发展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它的历史使命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封建割据市场和垄断市场；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产生和发展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生和发展于世界上已经有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凯恩斯主义，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因此，它的历史使命不仅要反对凯恩斯主义，而且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赤裸裸地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国家，他们要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瓦解和取代社会主义经济，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
例如哈耶克就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极权主义，它一开始就具有独裁主义性质，对自由和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严重威胁。因为私有制经济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而社会主义则意味着废除私有制，创造出一种计划经济制度，不要法治，不要民主，扼杀思想，消灭自由，只要言听计从，这就必然会通向奴役之路。他说，“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法治不能保持”，“一个有领导的经济必须或多或少地遵循独裁性的路线”。[10]（P81、85）哈耶克即使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国家干预理论时也没有忘记把这种理论与社会主义相联系起来,认为国家控制、国家干预理论“实际上与社会主义者所提倡的更为广泛地控制经济生活的那些建议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可言”,它对资本主义事业是一种“帮倒忙”。[11]（P158、157）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萨克斯、科斯、登姆塞茨、张五常等，为了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经济，近多年纷纷针对中国经济问题发表“高见”，鼓动在中国推行私有化，实现全盘西化的改革。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在我国改革开放后，1988年9月访华过程中公然鼓动中国应“让政府掌握的产权自由转让”，提出通过股份化将我国的公有制企业全部或绝大部分转变为自由的私有企业。并说什么“公有和私有的界限分不清，不必管它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12]（P306）“真正的私有制是彻底的公有制”。回国后他做了题为“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的演讲，明确提出中国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认为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第三个还是私有产权”。[14]（P45）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俄罗斯“休克疗法”改革方案策划者萨克斯到中国访问，鼓动中国私有产权应占50％以上。他说“为了把国家产权垄断打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牌分掉。随便怎么分都可以，（要）快刀斩乱麻。”[15]（P210） 198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登姆塞茨针对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市场取向改革，认为由于中苏都是大国，经济规模大，加之人们的自利本性，因此，必须实行分权化的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他说：“一个社会的规模越大，它所依赖的条件就越是有利于私有制。一个规模较大的社会试图在一个集中的国家控制的基础上运作的困难会更大。……因此，没有事实上的朝向私有化的运动，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分权化。……一个社会的规模变得越大，它就越是会制定一些私有制的安排。”又说“自利必然会约束人们行事，控制的经济要求分权化，而有效的分权化就要求极大的私有化。”[16]（P196、197） 1991年6月登姆塞茨访问中国，鼓动“中国（国有）大企业将在25年之内变为民营企业。”[17]（P1）华盛顿学派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东方代表美籍华人张五常教授在鼓动中国推行私有化方面更为卖力。在中国大陆他从南到北，到处发表演讲，积极宣传他的新自由主义主张。他说：“中国现在想要建立市场机制，而不想有私有产权，其本身是矛盾的。”“若要发展经济，私产制度是我所知的唯一可靠途径。”“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是唯一的选择”。“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稍事推行，就有起死回生之效。”“共产制度在中国也推行了几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实。”[18]（P18、68）
第二，在市场经济产权基础的具体主张上，新老自由主义也有所不同。老自由主义者把私有产权看成市场经济的当然基础，是自然秩序之必然，所以他们并不特别加以有意识地强调，对国有产权也没有明确否定，甚至有时在实际上还有所肯定；新自由主义者由于一方面要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综揽投资论和发展国有产权论，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产权主体论，所以，他们都更加强调市场经济的私有产权基础，否定政府经济即国有产权，否定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基础，极力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
例 如 ， 弗里德曼 就认为 ， 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企业私有。[19]（P14—15）他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唯一完全有效的市场机制，就必须“建立一种真正的、实在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可分割的产权”，即私有产权，“让私人企业进行尽可能多的活动”。否则，正像沃伦·纳特所指出的，“没有可分割、可转让的产权，市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幻想”，是“仅仅在马背上画上斑纹，并不能使马变成斑马。”[20]（P41、34—35）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张五常也认为“私有产权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如果你想让市场价格分配资源，你只能选择私有产权。”[18]（P27）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甚至还提出货币发行权私有化，主张货币发行权应归私人企业，以便实行竞争性的货币制度，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20]（P495、602）
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私有产权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认为政府不应是市场的参与者（当事人），不应直接干预经济运行，所以他们都否定政府经济和国有企业，否定混合经济，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例如弗里德曼就主张把政府掌握的产权自由转让出去，“将政府经营改变为私人经营”。[20]（P110）张五常主张“以大手笔出售‘国产’的办法来推行私产制”，“取之于民为国有，还之于民为私有。”[18]（P11、12）
第三，在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方面，新老自由主义者虽然都强调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和干预，但新自由主义者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和作用范围夸大到极限，更加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更加崇拜“自发性”，更加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自觉调节，甚至鼓吹“市场万能”和“市场神话”，鼓吹“一市就灵”。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只承认企业和消费者是市场主体，否认政府在投资和采购商品、消费时也是市场主体。他们认为政府只能当裁判，不能又是裁判，又是运动员。他们尤其反对政府自觉调节对经济运行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例如，哈耶克就认为市场是“使我们的活动得以相互调节适应而用不着（政府）当局的强制的和专断的干涉的唯一方法。”[10]（P39）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要求我们在安排各项事务时，应该尽量运用社会的自发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人为的力量，自发性、盲目性恰恰是自由市场经济值得称道之处。弗里德曼极力主张建立完全“听任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他认为这种自由市场经济无需中央指导，只有市场机制指挥和协调着千百万人的活动。[21]（P13、18、19）他崇拜“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的信条，认为“当政府最少地干预由市场价格协调起来的私人企业的原动力时，政府（就）做得最好。”[20]（P106）他坚决反对政府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自觉调节，而主张由市场自发调节，说“中央控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坏方式”，“没有中央计划的自由市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最有效途径，而且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有效途径。”“在自由市场中行事的自由人能够促成他们自己的目标，而不必依赖一个全能的国家。”[20]（P31、76、78）他反对政府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干预，主张取消最低工资额和商品的最高限价,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和对农业的支持，反对政府对房租、石油、煤气价格的控制，说“价格和工资控制实际上是一项‘最差政策’,是一种能够破坏经济体系正常运行能力的绝症。”[20]（P86、101、107、108）他反对政府人为地干预收入分配，而主张由市场自发调节收入分配，主张取消社会保险、取消国家的扶贫计划。[20]（P100）弗里德曼甚至还反对政府过问产品安全问题，认为产品安全问题、假冒伪劣问题市场也能很好解决，用不着政府的干预。他说：“这个世界不是尽善尽美的。永远会有质量低劣的各种产品、庸医和诈骗能手。但总的看来，如果允许市场竞争起作用，那它同强加到市场头上的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相比，将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21]（P232）他还反对政府通过法规禁止广播电视做香烟广告的行为，说这如同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20]（P17）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任何可能性，反对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混合经济。例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瑟斯就说过：“要么不干涉市场的自由运作，要么把对生产和分配的管理全部给予政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22]（P113）哈耶克也说：“要就是由非人为的市场纪律控制的那种秩序，要就是由少数个别的人的意志指导的那种秩序，两者之间只能任择其一，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10]（P191）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主张“小政府”和“有限政府”，主张最大限度地限制和缩小政府的经济职能，主张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让政府从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甚至从许多公共产品领域退出，从投资办教育事业和资助学术研究的领域退出，反对政府对毒品行业的干预和管制。
例如，弗里德曼就认为政府只宜做如下两类事情：一类是市场本身不能从事的事情（如制定和强制执行竞赛规则），一类是市场难以完成的事情（如严格按自愿交易但成本非常高的事情、制止垄断和环境污染等）。[19]（P29）弗里德曼还以美国为例，列举了政府不该管的34种事情，诸如对农业的评价支持，进口关税或出口限制，政府对产品的控制，法定最低工资率，法定最高价格，社会保险，公共住宅和其他津贴，在不同城市和州里对提供执照的限制等等。[19]（P36—37）弗里德曼还反对国家对企业使用童工的干预，甚至反对国家对毒品行业的干预，主张毒品经营合法化。认为“使毒品合法化，将会立即减少犯罪的数量，并且提高法律实施的质量。”[20]（P96、97）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把市场机制的作用泛化到几乎一切领域，他们认为经济社会的一切关系都可以用市场关系说明，主张经济社会的几乎一切领域都应市场化，都应靠市场，都应按市场原则办事。例如，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把市场化从经济领域泛化到政治领域，把经济人假设泛化到政府官员。他们认为，不仅经济市场的市场主体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政治市场的主体之一——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政府官员除少数领袖人物是为信仰、为理想而奋斗外，绝大多数人像企业老板一样，也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他们之所以参与国家的公务活动，都是为了赢得选举和官位，为了升官发财。再如，弗里德曼主张学校教育也应市场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教育也是市场，学生和家长是消费者，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是生产者，学校出卖教育，学生购买教育，学生与学校的关系是商品货币关系。因此，教育事业也应按市场原则来办。他说：“一般来说，市场的作用越大，学校的教学也就搞得越好。”[21]（P160、181、183）他所谓的按市场原则办学就是：（1）减少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干预，让学校自筹办学资金，让教师自由选择教学方法。（2）让学生和家长自由选择学校。（3）对高等教育实行交费上学。（4）在学校之间展开自由竞争。（5）对中等教育实行凭单制，对高等教育实行贷款资助制或凭单制。（6）废除纳税人为高等教育出钱的做法，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让那些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为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掏腰包。”[21]（P190）弗里德曼还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使毒品经营合法化。这一切都是老自由主义者所没有的，也是无法比拟的。
必须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政府退出市场论”和“有限政府论”，不仅脱离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和违背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危害极大，而且比老自由主义者来说还退了一步。
根据史料，人们完全可以看出，老自由主义者约翰·穆勒等人认为，工厂、农场、银行、保险、铁路、公路、运河、桥梁、港湾、邮政、学校教育、医院等，私人能办，国家也能办，私人经营与国家经营之间完全可以展开自由竞争。约翰·穆勒甚至还明确表示不同意那种认为“政府只适宜做人们做不了的事”，其他一切靠市场的观点。他认为，凡是“真正关系到全体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愿意做”，“凡是需要投入大量财力、需要采取联合行动”而私人无法做的事，政府都应去做。[23]（P570—571）凡是“为了人类或子孙后代的一般利益”应做之事，或“为了那些需要他人帮助的社会成员的当前利益”应做之事，“而个人或私人团体做这种事情又不会得到报酬”，这些事就“宜于由政府做”。[23]（P569—570）总之，“凡扬善避恶的事，都是政府应该做的，既可以直接去做，也可以间接去做。”[23]（P377）“政府应做更多的事”，“必要的政府职能要比大多数人最初想象的多得多。”[23]（P367）显然，老自由主义者约翰·穆勒的这些观点和主张，要比新自由主义者更符合实际，也更科学。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绝大多数国家政府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第四，在市场经济社会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方面，老自由主义者虽然同新自由主义者一样都重视和强调市场经济的效率，认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的集中表现就是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高速高效发展（这当然是所有市场经济论者的共识，是正确的观点），但老自由主义者不仅不反对社会公平正义，甚至还明确主张公平正义（这方面约翰·穆勒表现尤为突出），而新自由主义者则只强调市场效率，不重视公平正义，有的甚至公然反对公平正义。他们主张削弱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社会功能，反对国家在社会公平方面有所作为。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大支柱，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区别于新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凯恩斯、萨缪尔逊为了实现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巩固资本主义制度，都主张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国家应有所作为。他们主张改革租税体系，通过税收、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分配；实行高额累进税和遗产税，实行社会保障、失业救助、医疗保险，加大政府的福利支付开支等。这些不仅对缓解资本主义在分配不公方面的矛盾，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稳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弱势群体来说也是有利的。
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反对国家对经济运行干预的同时，也反对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在促进社会公平分配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例如，弗里德曼就反对政府制定社会保险方案，制定扶贫计划，制定公共住宅和其他津贴方案，制定法定最低工资率方案等。他认为公平与自由是对立的，他只主张自由而反对公平和正义。说“当公平取代了自由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自由都受到威胁。”“那些一边高唱自由企业赞歌而另一边又要求‘公平’竞争的商人，都是自由市场的敌人，而不是自由市场的朋友。”[20]（P112）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吉尔德也反对国家的社会保障措施，他说“失业保险制度鼓励人们失业；丧失劳动能力保险使患轻病者装作患重病，暂时性残疾装作永久残疾；抚养儿童家庭补助造成更多的无父亲的家庭。”[24]他认为社会保险制度会削弱人们储蓄，社会福利会抑制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滋长穷人的依赖心理和偷懒思想。这样，社会福利不仅不能减轻反而会加重和扩大贫困乃至使贫困永久化。[24]
伦敦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明确主张机会均等，反对通过人为干预进行公平分配，反对结果的平等。他说：“重要的是，从事各种行业的机会应当在平等的条件下向一切的人开放，任何个人或集团企图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力量对此加以限制，均为法律所不许可。”“任何旨在直接达到公平分配的重大理想的政策，必定会导致法治的破坏。”[10]（P39、78）他还说，“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只是这样一项要求，即据以决定不同个人相对地位的竞赛程序或竞赛规则必须是公正的（至少不是不公正的），但却并不要求不同的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特定结果是公正的。”只要求“所有的职位都应当向胜任者开放”，“机会平等”，不要求结果的平等。“自由主义只关注交换正义，而不关注所谓的分配正义或现在更为盛行的‘社会’正义。”“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必须拒斥分配正义。”[11]（P82、83、84、85）
奥国学派米瑟斯也坚决反对政府对工资的干预，反对限定最低工资法令，反对失业救济。他说：“如果失业工人得到政府和劳工联合组的帮助救济，灾难可能会变得更大。”因为“这种失业救济会推迟失业者通过学习再就业的速度。”[22]（P116—117）
崇拜新自由主义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是天生的，但这是一件好事。”[25]（P33）
对当代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结果，国内外学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些看法是笔者同意的，有些看法笔者很难苟同。
笔者认为，如果只从抽象理论上讲，从可能性讲，由于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私人经济的积极性，主张减税政策等，因此，实行新自由主义应该说具有提高经济效率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缺陷，诸如：（1）它否定政府经济的积极作用，即政府投资、采购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2）它否定政府自觉调节对解决市场自发调节所造成的比例失调、资源浪费方面的作用；（3）它否定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使用，否定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又束缚和压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4）它崇拜个人主义动力，否定集体主义动力，崇拜市场调节，反对政府干预，这必然从客观上刺激只顾个人利益、不顾社会利益的负外在性增加，环境污染事件增加，经济泡沫增长。这一切又不仅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反而会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
我们讲当代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结果，就是要讲实际上的效果，讲它对经济效率提高的实际作用，而不是讲理论推理效果、可能效果。这就必须深入到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各国实践之中，就要用事实说话。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有三个最成功的时期，这就是：自由秩序时期（1870－1913）、黄金时期（1950－1973）、新自由秩序时期（1973－1998），这三个时期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则是黄金时期（1950－1973），而这正是发达各国在实践中主要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时期。例如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长率，在自由秩序时期为1．56％，黄金时期为3. 72％，新自由秩序时期为1.98％。显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73－1998年间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它们在黄金时期的速度。”[26]（P119—120）另据统计资料，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80年代，经济增长率只有70年代的3／4，60年代的1／2；美国在里根执政时期经济增长率也是比较差劲的，远不如“黄金时代”的50、60年代。例如美国实际GDP年均增长，1961－1969为4．9％，1970－1973为4.8％，1975－1979为4.7％，1980－1981为2.5％，1982－1990年为4.0％。[25]（P179）从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看，英国撒切尔执政时期与美国里根执政时期也远不如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干预时期，即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如工业年均增长率，1914－1949美国为3.3％, 英国为1.5％； 1950－1959美国为5.3％，英国为2.8％；1960－1979美国为5.5％ ， 英国为3.6％； 1980－1985美国为2.1％，英国为0.19％。[27]（P399）显然从经济增长率讲，比较最能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而不是要恢复老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如果不仅考察经济增长率，而且考察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情况，那么很显然，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推行必然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它虽然对有些国家会在一定时间内刺激经济的增长，甚至传统的GDP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可能会较快增长，但好景不会长久。例如拉美国家阿根廷，90年代一度人均GDP达8000美元，GDP增长率达6.0％－8.9％。但从2001年底开始却迅速下滑，连负债1000亿美元也无法偿还，以致引起社会经济波动，政局动荡（10天内换了5个政府首脑）。对有些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未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使经济迅速崩溃，连续数年下滑。如俄罗斯1989——1998年 ，10年间有8年为负增长。[26]（P330）普京执政后由于调整了政策，在某些方面扭转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诸如对已经私有化的大型企业通过司法手段或市场手段重新国有化，加强国家对国有战略企业的监管，确保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等），加强了国家干预，加之世界油气涨价所带来的机遇，经济才获得恢复和较快增长。苏联曾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如今的俄罗斯在1998年已下降到世界第16位。1998年 GDP 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 1／10 和中国的1／5左右。[12]（P278）普京执政8年来，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率近7%，2007年GDP已达1.35万亿美元，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财政也实现从赤字到盈余的转变，黄金外汇储备从150亿美元增加到5021亿美元；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俄罗斯已从8年前的一个摇摇欲坠的贫弱国家，变成为一个为重新崛起打下坚实基础的国家。
如果从贯彻新自由主义的全面结果看，那么其带来的问题则更多，诸如国企私有化，使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更为突出；负外在性增加，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有些国家，通胀严重，经济衰退，经济泡沫破灭，爆发金融危机以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有些国家社会矛盾尖锐，甚至造成国家分裂，社会震荡，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如此等等。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所指出的：“1973年到90年代初这个时期是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增长缓慢的时期，并且出现了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动荡。进行新自由主义重构的急先锋美国和英国，这一时期如果用惯常的标准衡量，其经济表现是比较差劲的。那些实行了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重构的国家——以前由共产党统治的东欧和中欧国家——遭受了灾难性的经济倒退。而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却是那些远离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它们的经济受到国家的有力指导。”[25]（P176—177）
也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的：“日子最好过的国家恰恰是那些并不理会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中国等。“最听从美国建议的国家——泰国在危机发生4年之后，其国内生产总值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水平。” [25]（P204）他还指出 ，“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国家是那些控制交易条件的国家 ” ，而 “遭受损失的就是阿根廷之类的国家”。[25]（P305）
有的学者认为，波兰是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最成功的转型国家，实际上这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轻率结论。请看波兰政府副总理、世行高级访问学者、总统经济顾问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他说：“转型国家再也不能重复新自由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路。”“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毫无疑问，‘休克疗法’这一政策失败了，而且，依据‘休克疗法’的方式进行的思维与行动，导致了生产的大幅滑坡，‘休克疗法’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果承担责任。”[12]（P264、265）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以上我们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演变的三种类型和三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如果要比较全面地论述市场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演变，那么还必须谈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大家知道，我国在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近30年的全方位改革开放，已经在世界的东方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借鉴和继承了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许多科学因素（例如凯恩斯——萨缪尔逊主义关于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相结合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等等），但它完全是一种崭新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模式方面的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创新，是市场经济史和市场经济理论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
这种创新和革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起来，突破了近现代史上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所垄断、主要为极少数富人服务的性质，使市场经济为最大多数人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向前发展，并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高级阶段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它把市场经济建立在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并存的产权基础上，突破了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基础上的中外自由派理论教条。它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雄辩事实证明，市场经济完全可以同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体、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相兼容。
第三，它把市场机制调节同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并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调节相结合起来，从而在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方面，在调节的深度和力度方面，在调节的效应方面，在调节失误的矫正速度、从而在防止和克服经济危机方面，都要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第四，它把市场经济中的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在某些方面结合起来，加之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有经济主体的作用，从而就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便于兼顾效率与公平，使社会保障更容易做得更好，更容易实现社会成员的公平正义。如果党和政府能在主观上充分认识这一客观必然性，并做出科学的决策，能够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客观必然性一定能更好地实现。
第五，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作为最主要的产权基础和政治保证，所以它应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文明，它绝对排斥黄色赌毒产业，绝不容许这些产业合法化。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上述五大特点（也是优点），所以，它既能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的优越性，又能发挥社会主义国家调节的优越性，既能调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积极性，又能调动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积极性，实现诸路神仙，各显神通，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高速稳定发展，其根本原因之一正在于此。近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比过去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都要优越的市场经济模式，党和人民选择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英明正确的选择。
应当说明的是，以上五点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讲的，主要是讲客观必然性。这些客观必然性能否永远而全面地变成现实，还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和主观努力。只要党和国家能全面充分认识和掌握这一客观必然性，并相应做出科学决策予以坚决贯彻，只要能排除各种错误干扰，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干扰，上述客观必然性定能全面变成现实。
·三·
以上我们主要论述了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存在的四种类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经济理论，中国自由派学者所崇拜的市场经济理论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讲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他们千方百计要在中国实现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现代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方面，他们极力宣扬私有产权优越论和私有产权永恒论，狂热地鼓动通过各种办法（诸如“以卖为主”、明卖暗送、鼓励腐败等）来搞垮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以私有经济为主体取代公有经济为主体，全面实现私有化；在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方面，他们片面过分地强调市场调节，反对政府调节，反对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的调节机制；在市场主体与政府角色方面，他们只承认企业和居民是市场主体，不承认政府在许多方面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主体，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角色只能是裁判，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甚至说政府的“唯一角色是服务”，否则就是越位和错位。他们的这一观点是完全违背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事实上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当政府为其他市场主体提供法治和管理、提供公平竞争和法治的环境、提供社会保障时，政府是裁判员和服务员，而当政府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的投资者和商品采购者在市场舞台上表演时，政府又是市场主体，是运动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还是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的一个主要调节者。政府机构分工合作，它完全能够随时空转换和担当这些不同的角色。中国自由派学者步西方自由派学者后尘，还鼓动在中国全面实现市场化，即除经济领域的私有化加市场化外，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住宅居屋等其他几乎一切领域都要私有化加市场化，甚至政府的某些公务活动也要市场化，也要按市场原则办事。很明显，他们的这一切主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要用西方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现代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必须指出，中国自由派学者常常把创新挂在嘴边，但就是不允许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市场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模式方面进行创新。诚然，我国在市场取向改革过程中，毫无疑问，必须借鉴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但在进行这项实践时，毫无疑问也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必须进行创新，而不能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一项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然而，中国自由派学者对此却另有观念，他们说什么“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特色可言。”“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人民要搞市场经济，就只能当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奴隶，不可能也不应当有什么创新，提出什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简直可笑至极，所以他们拚命地反对在市场经济四个字前冠以社会主义四字。在他们的理念中，在市场经济面前，政府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机制的摆布，只能对市场进行服务，搞法制建设和环境建设，只能制定规则、欢迎投资、保护产权、征收赋税、追究违法，而不能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自觉调节和干预，各种商品的价格和工资都只能由市场自发调节和摆布，政府不能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调节和控制，不能对市场失灵进行矫正和补救。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一些商品价格的临时干预，通过立法对劳动合同、对最低工资的干预，对商品房价格、医药价格、学费的干预，打击假冒伪劣，这一切都是对市场的管制，都是多余的，都是“没事找事”，有的甚至说这是市场经济进程中的“寒流”。
中国自由派学者们的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观点和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都存在着中国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大的战役至少发生过数次，诸如1979年春天在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斗争，1989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1993年开始至今我国学术界围绕着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争论，2003年以来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中评析和批判…等等。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诸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坚持统筹兼顾、科学发展…等等。去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诸如看病贵、上学贵、住房贵、物价涨、分配不公……，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对策，诸如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保体系，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甚至对某些商品的价格实行临时干预…等等。这一切正确主张和对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我国自由派学者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拒斥和批判。
张维迎 教授的“理解”“捍卫”市场经济之说，正是我国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反对党和政府自觉排除新自由主义干扰、对市场失灵进行科学矫正的这一背景下的理论反映。它的真谛就在于呼唤人们理解和捍卫中外新自由主义宣扬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抵制和反对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
应当看到，中国自由派学者们的种种活动，已经严重干扰和损害了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它使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走了许多弯路，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今天，在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们要认真总结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着力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特别是中外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彻底纠正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错误行为，认真解决由于新自由主义干扰而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所造成的全面私有化、泛市场化和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为进一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全面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而努力奋斗。各级公务人员、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公务人员，都必须认真学习市场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史，认清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特质，划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界限，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觉性，真正搞清中国应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应理解和捍卫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否则，就难免受那些江湖术士的影响，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2008年4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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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通讯地址：陕西西安长安南路300号西北政法大学73#（邮编710063）
电 话：029——8538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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