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赞陕西省“神木县医改”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举措

热赞陕西省“神木县医改”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举措　　

听婵释禅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还是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的问题”。 “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们的伟大社会理想。为了这个“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老者有其养、病者有其医、学者有其教”等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崇高社会理想，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终于在毛泽东时代获得了初步实现。尽管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推动生产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等创造的社会财富还不是十分的丰厚，但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按公权力分配”实现了“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当然，在改革开放30年中，由于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特别是在一些自私自利只追求个人和小集团“荣华富贵、扬名立腕”的无良精英的忽悠下，使原来很好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受到了巨大挑战。好在这一切都受到了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的全力抵制，特别是近年来“保民生”的“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扩大养老、医疗保障覆盖面，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按公权力分配”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的“走回头路”的重建，更是把“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信念和信心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重新树立起来了。　　

　2009年3月1日　陕西省神木县在国内率先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保障制度，凡拥有神木籍户口的城乡居民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都将享受“免费医疗”的政策优惠。也就是说神木县的老百姓不再为看不起病而发愁了。(　5月11日　《中国经济时报》)。虽然神木县这项还不是很完善的向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回归的惊天重大举措还只是刚刚实施，并且其未来的发展命运还不知如何，但就是这短短一篇小新闻，却蕴含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和信号，并给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们以巨大的信心、鼓舞和希望。就是这样一条短小的新闻给了人们以太多的启示和信心。　　

首先，搞“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建设也不能一刀切。中央政府在建立“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过程中，对于“按公权力分配”的财政收入国民经济再分配，在制定出一个大致追求目标和发展的框架后，要允许有条件，特别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可先实现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众生活必需品或是公共产品的“免费”提供。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一年也就一个多亿元人民币，这都不够某些腐败官僚建设任何一种意义上的楼堂馆所等花得多，但对广大老百姓来说却是做了一个天大的好事。当然，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应有之意”。 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的标杆意义，就是要让全国的其它县去学习，只要国家拿出统一的政策目标和实施框架，并有效地总结和推广合适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模式，并给予先行地区以支持和鼓励，全国那些有条件的富裕县里就会涌现出更多的神木县，如果国家这样的神木县变成了大多数，那么国家的许多经济社会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了。既然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应该允许这些先富的地区把这些方面的工作先做好。至于一个市里、省里和一个国家里的后进地区，则就需要市财政、省财政和国家财政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给予那些落后地区进行财政方面的补贴补助了，以便使更多的地区实现“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可以这样说，中央财政或是省级财政等只能起到在全社会范围内“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的“拾遗补缺”作用。比如，中央要拿出4万亿元人民币用于扩大内需，这看似象个天文数字，但13亿中国人平均起来，其也不过人均3000元左右。你说3000元就是发给每个人又能干点什么吧？所以，那种等中央财政攒够了钱地全国“一刀切”的一个模式、一个标准地在全国推行是不切实际的，财力一时半会也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利于调动“各级政府”这多个积极性的过于理想化的想法。而对于那种全国推不开，个别有条件的富裕地区也别想干成的狭隘平均主义想法也是不可取的。既然要在全国造成一种“比学赶帮”的大气候，就要通过“先进地区”的带动作用来给“后进地区”形成促动和压力，使后进地区图思进取。　　

其次，要把各地区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等各项指标做为干部考核提拔的比“GDP”更重要的指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目的”，就是使“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而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众生活必需品或是公共产品“按公权力分配” 进行“免费”提供，不仅可以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而且也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条件下“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一种重要实现方式。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或是不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只有把各地区“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等各项指标做为干部考核提拔的重要依据，才能极大地调动各地区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GDP考核指标不就是起到了这样的积极促动作用吗? 这也是“好的”政策制度取向，可以使坏人变好并去做好事，使好人变得更好的重要原因。象一个39万人口的神木县，财政总收入已达到71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6.7亿元这样丰厚的地方财政这类地区在全国显然不是一家二家，而是有相当一大批的。如果中央政府不通过建立“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等的政策制度“目标”加以引导，你说那钱你让这些富起来的地区干什么吧！没有往“正地方”引导的政策制度目标，那就只能做一些胡里花梢的大楼盖了再拆再建、马路桥梁再拆再建等政绩工程和铺张浪费工作了。再说各城市不都是在搞什么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等的软环境建设吗？其实把本地区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建设好，就是最大最有效的“软环境建设”，那人才还不是使劲往你那里跑呀！所以国家要敢于拿出这方面充满大气的“好的规划、好的目标”来加以引导，让有条件的富裕地区先做起来，并以富裕地区先做出来的包围贫困地区，然后通过国家、省、市各级财政的补贴补助等夺取全国范围内的 “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 建设的最后伟大胜利。　　

现在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的“产品和产能”已相当过剩，随着科学技术推动生产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的进步，其产业、产品升级换代带来的更高生产力发展水平，除了更需要外国人帮忙消费外，再就是大量地浪费各种宝贵的资源了。也就是说，以主攻商品生产、交换、消费的“GDP”。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已变得不是那么很重要了。对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交换、消费等工作的“有计划性、有规划性、有调控性等”已是下一步我们经济工作的重点了。现在国家发改委出台的有如稀土限产储备、各类大宗商品生产企业的重组兼并现代化过程等许多规划调控政策措施已是开始向这个方向努力了。 “有管制或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运行”已开始深入管理层心中。因此，把各地区工作重点转移到建立“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方面，并把其做为考核和提拔干部的重要标准也就成了当务之急。这种考核就是要看哪个地区的覆盖面大，哪个地区的免费标准高。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政策引导，并做为干部考核提拔的重要标准，那各地区富富有余的财政收入，就只能让那里的干部整天琢磨干些胡里花梢和浪费资源的事了。而“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建设这方面的钱就永远也不会攒够。亿万民众的悠悠之口就永远充满了不满和怨声载道，社会贫富差距就会越拉越大，社会分配矛盾就会日益加剧甚至激化，“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永远也不能实现。对于这类“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建设问题，根本用不着什么“摸着石头过河”，都是现成的、明摆着的事，如果连“免费”或是“半费”等都不知道怎么去做，那还干什么事。关键的问题是心里有没有老百姓，有没有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有没有扩大内需的紧迫感。如果我们的各级干部把老百姓都当成自己的亲爹亲妈，就不会舍不得那些财政资金投入到这些“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制度建设上了。　　

至于那些小心眼子的自私自利的很怕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因此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鸡蛋里挑骨头”狗屁专家或是精蝇们对“神木模式”的指责，其也不过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发发神经的臆断罢了，而且其永远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窝囊废。这些人不调研，不深入了解民众的疾苦，心里不向着社会主义，不认真做学问，却以是在某个院所的“公权力”为本钱，什么事都敢评论，什么事都敢拿出他们那点“语无伦次，不堪一击的只言片语”做为攻击中伤的毒箭，凡事不利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都要受到攻击打击，并直至消灭。他们对毛泽东时代“莫须有”的大锅饭等的攻击，使他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大多数人却穷起来了”。这些一辈子连“屁”是什么味道都研究不出来的主，除了会弄个的“市场化”、“私有制”、“转型”、“转变经济方式”、“大锅饭”、“普世价值”等“只言片语”来欺骗毒害大众外，再就是整天守着统计局的那几个干巴巴数字、指标预测什么狗屁“房价、股市、经济增长等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什么时候走出低谷，什么时候走下高坡，并从没有一次准头”等等连捡破烂的都能随口说出的话而自得其乐。对于这些狗屁不通的伪砖家、伪精蝇等，我们一定要进行坚决彻底地加以批判和揭露，不能再任其祸害社会主义了。　　

其三，“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的建设，就是最大最根本意义上的扩大内需。由于贫富两极分化，多数人可以上学却没钱上学，多数人可以马上就医却扛着、挨着，多数人、特别是农村农民老人等可以养老却没钱养老，多数人可以住的更好却只能猫在破房里度日等，而建立“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就是通过各级政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等收入来“替或是帮”全体社会成员进行消费，以弥补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分配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使全体社会成员在这些方面站在同一个起跑线基础上再没有后顾之忧地各尽所能地消费，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这些拿出去的“替或是帮”包括富人权贵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进行消费的财政等收入，不仅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受益者，而且也是一样可以进入流通领域去购买各种钢铁水泥、医疗药品，及各种“衣食住行用等”商品的，也是一样能够推动各行各业和各地区的“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等的活跃和发展的。而这样一个稳定持久的全国范围内的N万亿的消费基数，就是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这要比各地那充满水份的“鸡的屁”更具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说服力和扩大内需的深厚动力。　　

　2009年5月14日　　　

附:新闻述评

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的标杆意义
　　               　　

中国网  ：洪巧俊　　

　　3月1日陕西省神木县在国内率先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保障制度，凡拥有神木籍户口的城乡居民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都将享受“免费医疗”的政策优惠。也就是说神木县的老百姓不再为看不起病而发愁了。(5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是在新医改方案基础上的更大创新。多次进行医改，不正是为了能够尽量体现医疗公平，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吗？这种医疗改革中的“神木模式”值得有条件的地方大力推广，有着标杆意义。　　

　　专家余晖却认为“神木模式”不值得广泛提倡，他说“神木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的弊端。比如，受免费医疗刺激，大量求医者涌入医院，造成病床极度短缺；已痊愈患者不愿出院，导致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效率低下，当然，还有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等问题。这是因噎废食的观点，伟人早就说过，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总不能因为出现这样和那样问题就不改革了，不前进了？一个新鲜事物的产生，难免出现一些漏洞，这就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制度。　　

　　其实大量求医者涌入医院，造成病床极度短缺，这只是一个短期问题，因为在之前，那些无钱治病的人是“小病挨，大病扛”，而现在可免费治疗，“堆积”下来的病人一窝蜂地涌向医院治疗，病床短缺也就并不奇怪，病医治好了他们就会陆续出院，病床短缺也就得缓解，而真正痊愈患者不愿出院的人也只是少数，有谁没病还愿意住在医院？　　

　　余晖先生还认为：“所谓全民免费医疗，应该是政府财政完全支撑，居民看病根本不用掏钱或参加任何医疗保险，而对比神木县的医改方案，在覆盖群体上必须是本县户籍人口中参加各种医疗保险的人群，并未惠及全民。住院报销制度也有起付线，虽然起付线不高，但这并不是政府完全买单的免费制度。”这只是一个概念问题，而住院报销制度有起付线，恰恰能起到遏制医疗资源严重浪费的作用。这个规定应是科学合理的，比如乡镇医院起付线每人次200元，县级医院每人次400元，县境外医院每人次3000元。起付线以下的住院医疗费用由患者自付，起付线以上的费用则全由县财政买单。有了这样的规定，没有病的人才不会乱花这些钱去医院。　　

　　余晖先生还担心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不够。据神木县卫生局的相关统计，“全民免费医疗”模式运行的首月，累计接收住院患者2070人，报销总额在960万元左右，预计一年在1.5亿元。如果3月报销总额在960万元左右，一年的报销总额很难达到1.5亿，估计有1亿元也就差不多，因为3月份是实施“全民免费医疗”的第一个月，“堆积”的病人“一窝蜂”来到医院，加上春季也是住院高峰期，从而也造成了报销高峰期。虽然神木县处在西部，但却是一个富裕县，去年实现人均生产总值6.87万元，折合1万余美元，远远超过全面小康社会人均生产总值3000美元的标准；财政总收入达到71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6.7亿元。这样丰厚的地方财政，拿1亿元来支付“全民免费医疗”，应该说是不存在问题的。我国每年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公款旅游三项就是9000亿元，如果按照神木县39万多人口一年需报销1亿元，全国13亿人口也只要3330亿，只要在这“三公”中节约三分之一，在全国就能推广“神木模式”的“全民免费医疗”。　　

　　“全民免费医疗”是惠民的好事，可就是这样的好事也只有神木县在做，一些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显然要比神木县好，但没有实施“全民免费医疗”，这就是标杆意义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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