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深圳打工者现状

深圳打工者现状——对一位维权志愿者的访谈

2009年3月，笔者访谈了一位在深圳为打工者维权的志愿者。通过这次访谈，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金融危机下新工人的处境。
 一、工伤状况
    香港出了一本书《手手脚脚》，讲的就是工伤的事情。深圳现在许多工厂添加了新的机器，有红外线设备，能提醒工人防护，但是旧的机器并不是没有了，而是向内地的工厂转移。深圳本地的工伤数字并没有减少，只是严重程度小了。很多18-25岁的工人刚上岗没几天就受伤了，因为工厂大多没有上岗前的培训。小厂、内资的厂都很差劲，有了工伤的事情老板就逃跑了。现行条例中对工人的许多工伤条款保险都没有覆盖。
    电子行业、制鞋业使用化学品的非常多。工厂不做防护措施，小型厂很差。电子行业大多数是女工，占到70-80%，工作对她们的生殖系统影响很大，职业病患病率很高。这不仅仅影响女工一个人，还包括她的下一代。理工大学的委员会中有一个人开着电池厂，叫“金”什么，他厂里的女工大多是镉中毒，有一个女工生了孩子，婴儿身上有很大的黑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出现了许多新的化学品，国内的法律覆盖不了。估计在未来的几年中，将是尘肺病的高发期，这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积累，潜伏期过了。得矽肺病的工人有一些已经去世，而剩下的人绝大多数也只能等死。
    2004年以来由于民工荒，男工也好找工作了。女工因为手脚灵活，传统农村教育的温顺、听话性格，很易于管理，就像当年韩国的女工一样，所以资本家都很喜欢女工。而且女工如果要走出来个人维权，难度也远远大于男工。
二、劳动报酬和工时问题
    在2004、2005年的时候，除了大工厂加班工资比较正常之外，其他的工厂甚至连基本工资都不给到合法的数量。东莞的许多厂子加班费才给1块钱，工人们每个月要干300小时以上，而只能拿到900-1000块的工资。最低工资标准近来上涨了很多，这是因为工人的集体行动多了，并且有一部分工人行动提高了要求——他们不单单是要求得到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并且要求成立基层工会、选举工人代表。工人阶级意识的进步，是客观环境的变化所致。很多维权服务者一直以来提倡依法维权，因此珠三角地区的普法宣传对工人意识的提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民工荒，原来工人要付出的代价大，而后来跳槽变得比较容易。民工荒的原因，不仅仅是媒体宣传的缺技术工人，其实无论普工技工都是很缺的，珠三角近几年的GDP增长幅度那么大，产业升级本身就需要大量工人；另外，待遇和工作环境实在太恶劣了，现在的工人不单单为了赚钱就会容忍这种非人的环境的。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工人频繁更换工作，很多工厂反复招工反复流失，造成劳动力市场的一种“需求泡沫”，也从表面上加剧了“民工荒”的现象。工厂在经济危机前的工人流动率达每月6%左右。这意味着一个2000人规模的厂子每个月有上百人的流动量。
    2006、2007年最低工资调整的很大，原因是物价上涨和民工荒。2008年广东就不再提高了，从08年8月起，许多工厂工人开始罢工，因为他们拿到工资条的时候发现工资并没有增加。有两个电子厂就自发的同时罢工了，而后不久附近的工厂也一起罢工。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工人罢工有一定推动作用。2008年《劳动合同法》发布之前，就有一次工人罢工潮，多数是技术工人，都有10来年的工龄。还有比如鞋厂、制衣厂，年纪大的女工比较难找工作，她们希望能在一个工厂持续工作下去。年轻工人跳槽就比较厉害。在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引发了新的工人抗争。在对工人抗争的处理上，政府同资本利益紧密结合。例如黄庆南被砍，原因是因为他所在的打工者中心宣传劳动合同法触犯了工厂主利益，故买凶伤人。在07年11月黄被砍之前，还有过好几次工厂主雇人去打工者中心滋事，但政府都听之任之，不予理睬，于是工厂主们就知道了应该采取何种办法对付打工者中心。珠三角大多数是本地租地出去的，本地人和政府的利益都同资本密切联系，这对维权服务者就很不利。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在南方社区里的人是不向着我们的。
    企业就将工资放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深圳关外900，关内1000。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工人只拿基本工资是根本不够活的，必须要大量加班。金融风暴来之前，每天上班11-12小时，周六也是，周日有时有休息。有的厂一个月连一天放假时间都没有，要工作300多小时。工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像人”，觉得工厂生活很苦闷矛盾。女孩子外出打工本来就是为了逃避农村的压抑和苦闷，而工厂的生活让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想其他的东西，这对我们的工作也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原来不痛经的女工到了工厂也会痛经，但她们连请假都是极为困难的。
    不同资本来源的厂子不一样。比如台商的工厂就有早会晚会的制度，每天早上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各占用工人的半个小时来听组长教训，这都是没有工资的。按工人的说法，“这就是做思想工作、让我们害怕、麻木、听话。”
三、金融危机对工人抗争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影响始于2008年9月，每个厂的具体时间、情况不同。有的厂每个部门都裁员了35%左右。资本家裁工人的手段也不一样，有许多让工人无法用法律手段解决。比如厂里先把你一个技术工调到较差的岗位，这样工资就会减少很多，而工人开始并不知道经济危机来了，以为自己还能找到工作，就主动辞工——这样工厂还不用给工人补偿，工人一个个自己走掉也不会引发一起的反抗。还有的工厂突然搞了体检，不合格的工人就让他走掉——这样一来并不算做裁员。另外，许多台商在之前还在一直扩大生产规模，没有预见到经济危机，他们会招很多试用期内的工人，这样一来就把试用的工人都裁掉了。还有一些工厂通过不让工人加班的方法——工人的基本工资本来就低，必须通过许多的加班，不让加班就只好自动走掉去找别的工作。一些厂子分批裁员，每次从不同的部分各裁掉2、3个，一次总共50、60人，由于不是一个部门的，工人就没办法团结起来。要不就以工人的产品不合格为借口——这些工人都是干了好几年的熟练工了，一下子被裁掉不少。本来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一次性裁员20人以上工厂需要报备工会，听取工会意见后才能裁员。但工厂往往以工人“达不到工作要求”为由，产品问题就不用报备工会，这就不属于“裁员”，工厂可以直接“解除劳动合同”。
    在裁员时，工厂也耍了很多手段。在开始谈裁员条件时，工厂已预先准备了一定的补偿金，但骗工人说不会给，这样工人就会去要，当工人集体提出要求时，工厂马上答应工人的要求，说给补偿金。工人权衡利弊，想到还可以拿到补偿金，就不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这就瓦解了工人的力量。
    当然影响最大的，是整个司法体制的转向，2008年10月份左右开始明显倒向资本。之前司法相对公正，还是依照《劳动合同法》执行的，和颁布以前比起来是要好的。但是9、10月份以后比《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前还要严重地倒向资本，甚至连在法律上的规定都不支持了。官方会组织工厂进行内部学习，给厂主发各种关于劳资纠纷处理的通知，告诉他们工人的哪类要求会得到支持，哪类要求不会支持。例如告诉厂主以后工人关于经济补偿金方面的诉求会较少支持，这样厂主就可以更少的发放补偿金。再比如仲裁或司法部门以前要求工厂提供的证据，现在要求工人而不是工厂提供，工人到哪里去找证据？很多工厂的工人连工资条都拿不到。2008年5月出台的《仲裁调解法》规定，工人可以不经调解就可以仲裁，但现在劳动站一定要工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调解，调解本身就没什么用的。工人大多是在辞工后才去调节，生活费没有了保障，而现在基本上要等半年才给仲裁立案。因为仲裁费取消后[1]，大量的诉讼案件爆发出来，再加上经济危机的影响，当地司法体系根本不能承受。
    工人是在今年年后回来才意识到经济危机。过去的经验是过年前工人会大规模的辞工，但新年之后就会有大量的工厂招工。今年年后回来情况不同了，工厂招工大大减少了，即便招工的工厂招工规模也要小很多。现在工人体会到找工作困难了，在被侵权后就更难走出来。但工人的抗争还是有的，工厂减低工资、福利，工人就会集体罢工，工人对个人被炒的忧虑也减小了。
    经济危机后当地政府更加支持资本，从对工人直接的压制上还可以体现出来。最近我听说佛山那边有一家照明厂，有几十个工人因为工资问题罢工，工人当时只是在厂内的空地上，都没有出厂区，政府就派防暴警察来镇丫了。工人很激烈地和他们打起来，最后被抓了30多个，有一个工人到现在都没被放出来，因为他原来是退伍军人，打伤了好几个警察。这是过去没有的情况。过去一般情况下，只要工人不出厂门，当地政府是不会派防暴警察的。我们现在的担心是，对于非工厂倒闭、裁员原因引起的劳资纠纷，工人会受到当地政府的更严厉的打压。
    工人的个体抗争可能减少。但我们发现，工人开始转变，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工作。他们大多数是从生存环境很差的农村出来，他们回不去也不想回去。现在再和他们谈劳工保障等问题他们就会很关心。原来年轻的工人很多没有什么权利意识，但现在非常关注失业保障、医疗保障等问题。被逼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的抗争会激烈化——最近有一个工人被辞之后就自焚了。在解决由于工厂倒闭、裁员引起的劳资纠纷时，地方政府只想让工人被辞以后可以快点回家，不关心他们可以去哪里工作，对失业问题没什么帮助。
 四、工人的未来
    沿海大多是出口导向型，大部分工厂会在每年2、3、4、5月确定当年的订单。而我们看到欧美的经济并没有复苏的迹象，所以我们判断在不久的未来就会有新一轮的工厂倒闭潮。西方的订单方式也改变了，原来是大单、长期的，现在改下小订单，每次量少、交工时间短。这样工厂就会倾向于请临时工，可能工人这一个月没有任何加班甚至没有工作，下一个月就疯狂加班。这样用工更加弹性化，工人更加不会有劳保、工资的保证了。给小厂的分包也会更频繁，小厂大多不是正规化的。我们工作上的困难也会更大。
    现在在珠三角，有大量的律师团在帮助工厂解决工人问题，他们甚至给资本家定好了“夜逃方案”，比如把工厂的法人代表由老板换成他的台湾亲戚，这样他逃掉以后还可以在大陆其他地方继续开厂，而原工厂法人代表——他的亲戚在台湾、在别的地方，工人就很难追到补偿了。还有些工厂付给律师5、6万块钱，这些律师就去同工人周旋，在仲裁等环节上拖上一年，拖住工人直到把他们拖垮。
    但这也是一个契机。原来我们面对的大多是普工，他们一般没有业余生活、没有娱乐活动，大多数比较年轻，年龄在18-25岁之间，教育程度较低，也很少关注社会问题，对整个群体有关的问题都不关心，加上近年来工资收入也还算可以，开展工作较为困难。但是现在整个客观环境变化了，他们的觉悟提高了，许多事情他们开始容易理解。为工人提供服务、娱乐等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工作，开展起来较为容易了。
    [1]《仲裁调解法》颁布后取消。此前需要交纳10％的仲裁金，费用很高，去仲裁的人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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