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自由主义做斗争我们需要总结出与之对应的核心价值传播用语
一、“新自由主义”的特征和危害
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政治名称，首次出现于 1985年5月20日 邓小平会见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的谈话。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政治思潮。主张经济上取消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私有化；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多党制、两院制；思想上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全盘西化。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以后又反复强调这一问题，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我国已经开始泛滥，甚至开始遍及我国的精英阶层，左右着一代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核心就是“新自由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新自由主义影响了社会民主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是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中重要的派别。
（一）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
第一，从主观的假设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是很理性的人，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第二，倡导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动机和行为。
第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
第四，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
第五，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只有让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
第六，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流派有的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或多或少也触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缺陷。但从整体上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只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不可能、不愿意也不敢去触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必须坚决地反对和抵制。
（二）“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行，始于里根、撒奇尔夫人等右翼保守派执政，并在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支持下，具体化为“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方案，作为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的重要附加条件，向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前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国家推荐，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弃政府干预经济，推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实施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等等。由于新自由主义被包装成所谓“规范改革”方案，又有国际权威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一度仿佛成为风行全球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新自由主义流行全球二十多年之后，终于因所造成日趋严重的社会经济恶果，在全球范围遭遇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近年来，拉美各国纷纷涌现反对新自由主义浪潮，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客声名狼藉。我国领导人出访拉美期间，拉美社会各界人士以自身沉痛教训，提醒中国千万警惕新自由主义的误导，防范其对国家利益和民众生活造成的危害。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之流行全球绝非偶然，造成危害的也不局限于拉美国家，不是单纯的区域经济或学术理论问题。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早已存在，但是，自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以来，它在西方国家仅仅是一种边缘学派，从未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渊源，可追溯到旧自由主义，在学术理论上并没有更多的创新，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旧自由主义因大萧条早已声名狼藉，遭到西方社会改良思潮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则以种种理论返古复辟，重新否定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同时也更彻底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它顽固坚持“绝对个人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改良，抨击政府调节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甚至反对政府禁止贩卖毒品，在美国和西欧也曾普遍被视为“反动”。美国学术界就流传这样的笑话，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往往固执己见，视“个人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与之辩论常遭“被扎汽车轮胎的不幸”。
新自由主义骤然时来运转，摆脱以前边缘地位风靡全球，首先，是因为美英垄断财团和右翼势力，将其作为了谋求全球利益的战略工具，其次，作为了打击社会改良思潮的意识形态，再次，才是作为抨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学术界的流行，很可能对改革开放产生严重误导作用，甚至瓦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动摇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经济、金融安全。一位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著名学者，曾自豪地称新自由主义威力之巨大，竟然令前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土崩瓦解。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的许多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并大量出版发行，在学术界、经济界都产生很大影响，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撰文时都引经据典，将其作为设计政治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他们对批判新自由主义极为抵触，认为它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理论。但是，哈耶克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属于极端右翼，不仅鼓吹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公开提出“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还不遗余力地赞美鼓吹私有制的优越性，认为私有产权应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任何政府干预、调节经济都是有害的。他不仅激烈攻击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称公有制是产生“极权政治的基础”，也反对任何形式的温和社会改良，甚至还抨击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称其政府介入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
值得关注的是，前苏联酝酿改革的早期阶段，人们很羡慕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曾将其视为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但后来受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的诱导，为了推行所谓“最彻底的规范改革”，又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方案。但是，经历了十年改革的曲折历程后，人们纷纷指责激进改革的设计者，表面上是推行“最彻底的规范经济改革”，实际上是搞“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导致了私有化过程中腐败掠夺泛滥，形成了操纵经济的暴富权贵阶层，国民经济下降一半严重削弱综合国力，国防力量衰落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利益，巨额掠夺资产通过各种非法途径流亡海外，致使投资远低于折旧和社会设施严重老化，民众生活困苦和社会严重两级分化，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系统陷入瘫痪，恶性传染病死灰复燃而人口出现持续下降。改革结果与期盼的反差巨大令人惊叹，但即使是从学术理论角度深入反思，这种结局并不意外而且尽在情理之中，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早已公开声称，他们反对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主张恢复亚当·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试想依照这样的返古复辟的理论搞改革，自然只能得到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的结果。叶利钦曾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同盖达尔等年轻学者乃偶然相识，不料相互交谈后竟一见如故，于是任命他们为总理、私有化部长等要职。其实，盖达尔原任《共产党人》杂志编辑，既无实际经验也不懂西方经济学，改革初期才受到哈耶克基金会的精心培训，灌输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理论，正是这样的政治背景和西方上层引荐，才有可能得到叶利钦的特殊赏识和提拔，担任总理后秉承国际货币基金的旨意，完整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竭力推行复辟原始资本主义的激进改革。
尽管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巨大社会灾难，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却茫然不知，仍然将其作为规范理论来指导改革，这同经济研究与国际政治完全脱节，忽视复杂的客观现实世界有很大关系。例如，俄罗斯依据西方产权理论推行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企业效率促进增长，反而导致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５０％，企业亏损面迅速增长扩大了几倍，各种效率指标均急剧恶化下降了３０％，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和材料利用率等等，西方媒体也称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后，变成了腐败泛滥的“强盗掠夺国家”，每年均有数百亿美元私有化掠夺资产，通过各种洗钱途径被非法转移到海外，难怪俄罗斯核战略部队连电费也交不起，这种误国误民的改革直接威胁到国家生存。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中国经济学家仍在鼓吹私有化，不愿意正视“科斯产权理论”的神话，在俄罗斯改革中遭到惨痛失败的现实，也不愿意了解俄罗斯依照产权明晰思路，推行各种形式私有化的丰富实践，完全不知道他们仍在主张的许多产权改革，已在俄罗斯充分实践并造成了巨大破坏。目前，国内正流行的经营者买断收购（ＭＢＯ），各地纷纷出台的拍卖大中型国企方案，已经变成不加掩饰的私有化行为，很可能造成类似俄罗斯的灾难恶果，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安全。
二、新时期“资本主义”演变的特殊形态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给当代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生产的组织形式、人们的劳动方式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结构日益多元化，不仅存在一定数量的国家所有制、合作所有制、职工股份所有制以及其他经济成分，而且私人资本所有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规律的作用，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新变种”、“新形态”。
（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全球化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并没有消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是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并在深化发展。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而是离社会主义更近了。在国际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的扩张本性没有变，资本扩张的空间已近极限；尽管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所有制形式出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变化趋势，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改变；尽管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推行了社会福利政策，在企业管理中出现了“管理民主化”的趋势，使劳资关系有所改善，但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动机没有改变，贫富悬殊在扩大，阶级对立依然存在。
（二）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开始浮现的政治意识形态，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调透过立法过程以改革资本主义体制，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至于原本理论上所追求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要不是被彻底遗忘、便是被以资本主义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而绝不是所标榜的社会主义。
瑞典曾被认为是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最好的国家，可如今，依据瑞典工会同盟的资料，瑞典有多达20%的工作年龄人口依赖著社会救济过活，而且犯罪率自从1960年代以来持续攀升，过去十年甚至恶化的更为激烈，这使得今天的瑞典不得不面对完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其国内的运用的问题。而在西欧的一些国家，国有化和高福利政策已经走向了尽头，为了捍卫已得的利益，法德工人罢工已进行了数月了，然而只要这场斗争没有促使西欧向社会主义走向一步，那么工人就要向自由市场低头。北欧的形势比西欧要稍好，然而北欧已经成为反对高福利政策的榜样了，他们的政府必将陷入财政赤字的危机之中。如今民主社会主义已经行进到了历史的拐点上。
三、“新自由主义”侵染中国的过程分析
新自由主义竟然会逐渐演变成中国社会的主流，这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还难以想象，不敢冒然断定，可现在确实是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了。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后产生了极大的变异，已经成为打上中国烙印的新自由主义变种。这种新自由主义变种正在中国肆虐。它的发展趋势及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已成为海内外有识之士所关注的一个焦点。
（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渠道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3条渠道进行的。其中一条主渠道是80年代以来陆续到西方国家留学的硕士、博士毕业生回国后走上大学讲台或进入政府、研究、出版等相关机构，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讲授、传播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老一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陆续离退休后，一大批对全国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教学、研究机构和报刊、新闻出版机构的主导权被那些留洋学者所接管。他们利用夺到手的舆论阵地和工具，彼此互相呼应，极力宣扬新自由主义而贬斥马克思主义，进而影响政府和企业的决策，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起主导作用，使新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导性潮流。那些较早留洋的学者也就遥身一变成了受人宠捧的著名经济学家、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在中国本土培训出一批又一批灌满新自由主义的接班人。
在中国传播新自由主义的另一条重要渠道是身居国外、境外的名师学者直接充当政府顾问，到中国大学讲堂直接灌输、推销新自由主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张五常热”，从而把新自由主义神圣化。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也就成了当今中国的神甫。他们垄断了经济学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话语霸权。
张五常最近还说，1988年弗里德曼在与当时中共中央******赵紫阳交谈时说过，国有企业的主要困难是：使用不是自己的钱不会像使用自己的那样小心谨慎，所以与私企相比，国企的成本总是高于私企，国企的效率总是低于私企。这是一条“黄金定律”。在张五常看来，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即使白送给人家也是没人要的；“最近几年国企卖得出去，是因为地方政府保证转手后买家可以随意解雇职工，而被解雇职工的补偿由地方政府负责。”“在自由竞争下，国企的资产不会流失，但会输光。”（《经济学消息报》 2004年10月15日 ）
在中国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第3条渠道是利用直观且覆盖面极广的影视新闻媒体、文艺和广告等向大众尤其青少年渗透新自由主义，使听众耳闻目染、麻木不仁、轻信新自由主义，习惯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生活方式。
（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快速传播的原因分析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在中国传播，以致演变成社会主流，显然是由于它迎合了握有国家、社会和自然的重要资源且渴望借改革开放之机暴富者的需要，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而且一步紧跟一步地填补解放思想、反“左”和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过程中所留下的空白。而正当新自由主义盛行，主要传播媒体被新自由主义者操控时，一些权威人物强调、号召应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再认识，因而造成舆论一边倒，致使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久经考验的权威理论遭到恶意否定，主流媒体拒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驳文章。
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和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极力贬低、限制国家计划和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主调、主控作用，并且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同这种私有制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模式。这种体制模式要求对原有的国有经济或公有经济进行私有化改造。但西方国家推行私有化过程中要求严格按照规范化的程序进行，先把公有企业推向市场，变成可流通的资产，然后按市价进行公开、公正的产权转让，使公有资产由有形资产变为无形资产。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成为事实上的经济体制改革主导方向后所导致的私有化进程中，基本上是在无正规的规范，、无公序、无严格监管保障机制下进行的，即以“探索”、“摸着石头过河”为借口，以“坚持改革开放”这种政策上的合法性来对抗宪法中“公有资产不可侵犯”这种法律上的违法性，由企业管理层与主管政府官员联手策划，实行暗箱操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公有产权转变为私有产权，因而导致国有资产或公有资产严重流失，工人失业，社会急速两极分化。其结果并非民主社会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封建专制性的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
政府要求企业公有产权转让前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认可。然而，正是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职工面临着下岗、失业的压力，职代会已经变成有名无实。因为企业管理层和主管政府官员在实施企业改制的暗箱操作过程中，自然是事先与政府公检法部门打好招呼，要求他们加强监控，保障改革顺利进行，并许诺给他们相应的好处。只要用“反对改革”这顶帽子，把职工群众中敢于挑头闹事的分子施加足够的压力和监控，一般的职工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处于弱势地位，面临被“一脚踢”的厄运。因此他们会把推行新自由主义变种而导致的恶果这个责任归之于共产党领导。其实，这正是西方某些谋略家们极力在中国兜售新自由主义变种所要达到的一箭双雕的目的。
西方国家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其所遵循的首要法则是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一面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无条件地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限制这些国家向西方国家出口，以名目繁多的借口实行本国的技术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西方国家在向别国推销新自由主义时并不在乎别国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而是恰恰相反，极力利用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和腐败经济来遥控别国，从中渔利。
由此可知，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导致新自由主义发生极大的变异，从自由资本主义或民主资本主义走向专制、垄断、寄生、腐朽的权贵资本主义。
四、预防“新自由主义”我们需要总结出与之对应的核心价值传播用语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在中国传播，一方面得意于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核心价值的传播用语——“自由”、“民主，”极赋鼓动性和欺骗性，甚至还被冠以“普世价值”头衔。
反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思想的表述很长，而且很难具体落实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离人民的现实需求还比较遥远。因此要和“新自由主义”做斗争，首先要争夺的是人民群众的思想阵地，让更多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必须要总结出与之对应的核心价值传播用语。这个传播用语一定要高度的概括，同时要贴近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夺回那些正在失去的思想阵地，占领思想的制高点。
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对于旗帜问题、道路问题做了最简明、最深刻的概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等囊括其中。联系1949年9月21日 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布的“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切正在一天一天地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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