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7月29日 燕赵都市报
7月24日，国内著名民企建龙集团重组通化钢铁集团时遭职工反对，委派的总经理陈国军被围殴致死。当晚，吉林省政府宣布建龙集团不再介入通化钢铁重组事宜。一个初衷好端端的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怎么会闹出人命来呢。
资料显示，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资源产业、钢铁产业、造船产业、机电产业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集团创建于1999年，到2008年底，共拥有控股子公司17家，总资产319.81亿元，企业遍布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等省市。2008年，建龙集团名列中国制造业企业排名第78位，中国企业500强第158位，集团控股企业实现销售收入407.9亿元。一个成立不过十年的民营钢铁企业，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相反，国有钢铁企业又面临着什么呢？
一般来说，国有钢铁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太多的积累，但却重病缠身，如面临着人员多、负债率高、企业办社会、资金紧张等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国有钢铁企业却要承担大量的改革成本。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都愿意进国企，为什么？因为国企的福利好，工作相对稳定。某种意义上说，国企支付了更多的劳动力成本，养一个国企职工要付出的成本，起码是民企的2-5倍。当然，国企职工的福利水平，与初期的民营企业相比虽然要好一些，但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却差很多，国企也应当进一步改善员工的福利待遇和工作条件。
国企比非国企付出的成本不仅是这些。比如，在纳税方面，国企一般没有多大的偷漏税积极性，而非国有的企业则不同，像民营企业是个人的，偷漏税的钱自然都留给了自己。所以，在目前税收机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一般国企的税负是非国企的4-10倍。再就是商业贿赂，民企向国企供货，通过回扣形式，可以将货物以高价卖出去；购买国企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贿赂的方式获得更低价的产品。还有外资，由于国家的招商引资政策，外资企业不光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比国企强大，还要享受国家各方面的优惠政策。
因此，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国企，就像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背着病重的老娘(离退休职工)，搀着瘸脚的老婆(辅业单位)、抱着长不大的孩子(企业办医院、学校等)，要与民企、外资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赛跑，胜负可想而知。十几年下来，除垄断性的国企外，很多都陷入了生存危机。国企改革已经二十年了，有人一直在说，国企的经济机制不灵活，需要改革和改制。可在我看来，今天国企面临的困局是相对于民企、外资过于“遵纪守法”，这也恰恰说明需要国家加强对民营、外资的那种“灵活”机制进行治理，创造一个真正公开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绝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
当前的民营钢铁企业，已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规模、技术、管理等方面已经不比国企差，而他们灵活的机制国企是永远学不来的，比如用工、纳税、商业贿赂等方面。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多少时日，以规模自居的国有钢铁企业，也将会逐渐被民营外资钢铁企业所淘汰。或许，吉林省国资委已经看到了这种前景，已经对通化钢铁无计可施，想早一点卖出去，省了自己的麻烦。
我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是某个地方的领导，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有着一定的决定权，会采取怎样的改革措施呢？思量来思量去，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说不定也要将国企简单卖掉，走一步算一步，因为当前国企面临的形势确实非常的复杂。目前，国企的困难超过了一些人的想象，而国有钢铁企业的发展前景更是不容乐观。这是因为国有钢铁企业与民营钢铁相比，确实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退一步想，如果建龙在重组通钢后，能善待一下国企的工人们，或许重组就会相对容易一些，起码不会发生如此强烈的冲突。不过，现实生活中，很多国企被民企收购或控股后，普通职工的结局都不太好，好一点的能留下来工作，但工作量加大，工资不仅没有增长甚至要减少。那些运气不好的怕是要下岗，面临生存危机了。像通钢这样的大型国企职工，一般年龄大一些，技术也比较单一，在大学生找工作都很难的现实情况下，他们下岗失业后将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工人们要生存，要有尊严的生存，肯定想留在国企，当然会反对民企的收购。
通钢事件的发生，深刻揭示了国企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已经在政府、企业及职工、外来投资者之间形成难以化解的矛盾。因此，化解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困局乃至我国经济的困局需要用大智慧，需要国家在一些政策上进行调整。
最近，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出了一本《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其中，第五章为“充满活力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单一的公有制。国企改制走到当前，国有经济的比重只占到全国国民经济三成左右。怎样理解中央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呢？我的理解，起码公有制经济要占到全国国民经济的五成以上。因此，下一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发展公有制经济，即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这就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支持和配套政策。2006年11月，全国国资系统研究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时，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听取各省国资委主任的汇报之后，也明确提出：国企改革不能再做减法，要做加法和乘法。反观通钢的恶性事件，恰是国有股份由第一大股东让位于建龙之后，即严格意义上那样的通钢将不能再称之为国企了，而之前的通钢国有股份是第一大股东，建龙只是参股。
笔者理解，解决通钢之类国企的问题，应当首先从国家经济的安全问题入手，在对外开放中注重保护国有和民营在内的民族产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开放程度已经高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比如，我国的金融和骨干行业都有外资参股甚至控股，但我国的资本进入美国等西方国家却十分艰难，不光金融领域难以进入，就是一般的制造业也很困难。
我们与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竞争，就像一群光着屁股的孩子拿着刀枪棍棒，与几个身披铠甲、手持现代化武器的巨人在战斗，结局可想而知。因此，参与国际竞争，我们要以国有经济为纽带，组织非国有经济参股的现代化战略航母。国内，国有经济要确保收复“两国两重”的经济领域，同时以少量资本控制一些公共服务领域，比如房地、物业等，提高国有化水平和服务水平的同时，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就业问题，真正做到“改革的主体是人民，改革成果全民共享”，才会建设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当然，这中间还需要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手段，比如严厉打击官商勾结、治理商业贿赂、创造和谐劳动关系、消除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等等。 (任职河北省国资委，著有国企改革题材小说《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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