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对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

为什么要对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      

 陈寒鸣　　

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和“精英人物”为什么要执意鼓倡并推行化公为私的“改制”呢？现仅略举述二点，并对之进行分析：　　

一是用所谓“经济人” 论来论证全盘私有化的必要性。张五常就是鼓吹此说最典型的人物，在他看来，既然“人都是自私的”，那末，公有制就不合乎人性，符合人的本性就只能是私有制。不少“主流经济学家”都把这种观点当作颠扑不破的真理，并反复以此来说明推行化公为私的企业“改制”的必要性。其实，所谓“经济人” 论并不是什么新理论。近代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家认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人都自私自利，只有在谋私利时才有积极性。所以，只有让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实行私有制，企业才能办好；整个社会，只有人人为私利奋斗，经济才能发展。他们把人称为“经济人”，创立一个学说：“经济人论”。现在有人把这种谬论搬到了中国。这种观点不符合整个人类社会的实际，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偏见。在今天的中国，这种观点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社会主义服务的，必须加以揭穿。

我们必须区分人的本能和人性。每个人都有为自身的生存、发展采取行动的本能。这种本能是从动物界、甚至生物界的基因和本能中发展过来的。植物要日照，葵花向着太阳转，北半球的树木都向南倾；动物都为生存而觅食，为栖生而打洞、筑巢，动物界的这种行为，都是由要生存发展的本能推动的。及至人，初生的婴儿就要吃奶，要母爱，要适当的空气、温度等等，这都是相同于其他动物的本能。不同的是人有意识，后天的实践学习，使这种为生存发展而行动的本能成为自觉的意识，这种意识把生存发展看成切身利益。每个人的行动都是由他为追求生存发展的切身利益所驱动。正因为此，马克思主义坚持物质利益原则，关心群众生活，用确保群众的应得利益来调动他们革命、劳动的积极性。

照这样说，不正好证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了吗？人生存发展切身利益的物质条件是经济，人追求的切身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不也正好证明人是“经济人”了吗？

不，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正确的答案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中、阶级分析中去找到。其一，人性是一种意识，是人在后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人是社会的人、人性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在自己阶级地位的实践中形成自己的人性，阶级社会中的人性都有特定的阶级性，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抽象人性。处在不同阶级地位中的人的生存发展的切身利益是不一样的，他们追求各自切身利益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其二，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他们生存发展的切身利益各不相同，并且相互对立。这就使他们在追求各自的切身利益时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从而形成具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同特点的人性。其三，资产阶级。他们占有资本，运用资本购买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无产阶级的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驱使无产阶级为之劳动生产，创造新价值，从中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依靠剩余价值生存、发展后代。资产阶级中又分成两类，一类只是拥有资本，聘请代理人为其经营管理企业，人称“剪息票者”，纯粹不劳而获；另一类，拥有资本，亲自经营管理企业，亲自剥削剩余价值。他们的经营管理虽然也是一种脑力劳动，但目的是进行剥削，他们生存发展的切身利益主要、根本是剥削剩余价值，是不劳而获，同前一类并无本质区别。这两类人构成同一个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者阶级——“食利者阶级”、资产阶级。他们在阶级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人性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他们不顾一切地赚钱，确实是地道的“经济人”。其四，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被剥剥夺得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为了生存发展，只好把劳动力卖给资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强迫组成产业大军，去从事大工业生产。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讲的那样：“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在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无产阶级被迫从事这种劳动，内心十分厌恶。他们初期的反抗，不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并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捣毁机器，烧毁工厂。但结果却使自己也重新失业，连原来那种令人厌恶的生存条件也为之丧失。无产阶级在现代大工业生产力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认识到在这个社会中，他们为了生存，只有根据生产工具的特点，被资本家把自己组织起来，协同劳动。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不容许任何一个人不负责，也没有一个人能说某件产品是由我个人所造成。只有保持完整的生产流程，集体完成生产任务，他们这点可怜微薄的切身利益才能得到，个人利益存在于集体利益之中。现代大工业这种生产方式把无产阶级锻炼成为最有组织纪律、最具集体意识的阶级队伍。同时，由于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初始的无产阶级是在各自分裂的情况下，相互竞争的。但是，愈竞争，他们的劳动力价格被资产阶级压得愈低。实践教育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生产力中所处的、被组织成产业大军的地位；在生产关系中必须组织、团结起来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阶级地位，把他们锻造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集体性、最具组织纪律性、最具坚强团结战斗精神的先进革命阶级。也就是说，他们个人生存发展的切身利益，只有在阶级的集体劳动和团结战斗中才能得到。这个阶级地位，使无产阶级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已摈弃只顾一己私利的自私心理，养成为集体利益而奋斗的人性。就无产阶级整体而言，不可能是只顾一己经济利益、钻在铜钱眼里的“经济人”。其五，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经过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没收由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使自己成为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消灭剥削制度，使自己由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和国家的雇佣奴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和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所创造的新价值，由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建设国家、举办社会福利保障事业和分配给劳动者个人消费；国家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统一分配劳动力；国家实行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相结合，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实行社会保险，解除了工人阶级的后顾之忧；党、国家与企业确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则，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党对工人阶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所有这一切，使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质的变化。使工人阶级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身的切身利益存在于集体利益、企业利益、国家利益之中。他们坚持要求实行和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有权当家作主。自己的任务就是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努力提高劳动生产能力，发挥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好地完成本职工作，把企业办好，使国家富强，不断推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存在决定意识，在此条件下，如果还要讲人性的话，真正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人性的核心就是一个“公”字，他们把自己的切身利益寄托在集体利益、企业利益、国家利益之中，一句话，公有利益之中，他们为公有利益无私奉献。　　

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这种人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锻造成的人类最具集体性、最具组织纪律性、最具团结战斗精神的先进革命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物质基础上的发展和升华。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这种人性体现了人类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代表的本性，是能够担负起带领人类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先进阶级的阶级性，是同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经济人”水火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这种阶级特性，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苏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过广泛生动的事实。在苏联，曾经被列宁冠以《伟大的创举》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感人场面，不是曾使全世界大开眼界吗？在中国，出现过多少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劳动竞赛；涌现过多少孟泰、马恒昌、王进喜这样的英雄模范人物。工人阶级的高度积极性，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建设的高速发展，这已是人类历史上铁的事实。

当然，事物永远是不平衡的，在亿万工人阶级队伍中，各个成员的觉悟水平会有参差，其中也会有人被资产阶级的自私思想所腐蚀。但从整个工人阶级的本质、主体而言，说他们也都是什么本性自私的“经济人”，不符合事实。对人不以事实为根据作阶级分析，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混在一起，宣称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经济人”，从而得出结论，必须消灭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偏见，是别有用心的。 

还应强调指出，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中，都难免要有人付出牺牲，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这种情势面前，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共产党员和党外模范人物，就会自觉地为整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直至生命。这种无私无畏、视死如归的伟大品行，是工人阶级大公无私人性的最崇高的体现。那些把自己铸在永远的丰碑上的先烈们是不朽铁证。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六千万自觉宣誓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党员。难道能把这些人说成是“经济人”吗？

即使从“企业改制”这一微观角度来看，用“人都是自私的”来论证“领导者私有化”，即认为只有在企业归企业领导个人所有时，他才能真正关心企业或企业的财产，也才能搞好企业，这是做错误的逻辑推论，正如左大培所说：“现代经济以大企业为支柱，这种企业由许多个人组成，企业的领导必须使用大量他人所有的资金。在这样的经济中，只关心归自己所有的财产的‘彻头彻尾的自私者’会带来极大的麻烦。想用彻底的私有权来把这样的自私行为‘完全内部化’，必然导致让每个工人都作他使用的和生产的一切物品的所有者，从而导致现代企业和金融的完全解体、现代社会的完全毁灭。而用‘领导者私有化’来适应‘自私的人’的所有假想，都只是逻辑推论不彻底的产物，在最初的推论中就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它们竟然把由许多人组成的现代工厂当成了自行车那样私人的物品，而他们要强调的又恰恰是不能忽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说到工厂中员工的积极性问题，我们倒可以悟到：为什么主张‘领导者私有化’的人非要坚持‘人都是自私的’这个实质上不过是个假设的前提条件-------这并不是真能从‘自私人假设’直接论证‘领导者私有化’；正如前边所指出的，这样的论证在逻辑上是站不住的。真正的原因在于：不管工厂是公有还是归企业领导个人私有，‘完全自私’的企业员工反正都不会好好干；但是对于那些有公共责任感的企业员工来说，他们在企业公有时会为公共利益而努力工作，在企业归领导个人私有时却没有任何理由好好干。于是，这样一部分有公共责任感的员工的存在，倒成了公有企业比‘领导者私有化’企业有效率的论据。为了消灭这一论据，必须把‘人都是自私的’这一命题说成是绝对真理，以便完全抹煞那些有公共责任感的员工的存在。”（《滥用“自私人假设”的逻辑错误》，原载网　2005年1月4日　，收入刘贻清、张勤德主编《“郎旋风”实录------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经济人论”可以休矣！这顶“桂冠”留给那些头脑里充满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先生们自己戴吧。　　

二是“公有经济低效”论。“主流学者”再三强调公有经济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率，故而主张实行化公为私的改制（实即通过私有化改变所有制）。厉以宁等说：国有企业“好比一个人患了老年痴呆症，通过外因去刺激，你刺激不了它。所以，中国的改革，要搞实质性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转引自《十年文萃》第510页）冀志罡在2004年9月9日《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说：“几个世纪的经济历史和经济理论都证明了，产权不明的资产必然被滥用，必然产生‘租值耗散’。国营企业的经营绩效，除非得到政府的特权保护，一般都不如民营企业。”徐景安在2006年汇辑其网文而成《中国走向》，说：“搞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经济落后、效率低下、民众贫困，前苏联是如此，改革前的我国如此，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如此，没有一个例外。”公有经济必然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率，只会产生“租值耗散”吗？是不是若无“政府的特权保护”，公有经济的经营绩效都不如私有经济？所有搞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济落后、效率低下、民众贫困”吗？据联合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搞公有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1985年为6%，而搞私有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1960-----1970年为5%、1970-------1975年为3.6%、1975------1985年为4.7%。仅此一例，足可看出“主流学者”的那些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以“公有经济低效论”来鼓吹化公为私的改制，并不是我国“主流学者”的发明。苏联解体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尤其是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就曾给俄罗斯出注意：出卖国有企业，用卖得的钱充实国库，缓解财政困难，并能通过私有化改革而明晰企业产权，使俄罗斯经济腾飞，迅速赶上美国。1991年叶利钦上台后接受了这套“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开始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其措施包括出售、拍卖中小型国有企业，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改造，第一阶段称之为“凭证私有化”，发放可出售、转让的私有化证券；第二阶段则称之为“货币私有化”，向私人、外资出售国有资产和股权，法人购股、持股基金和产权重组等等。到1994年底，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1992----1996年间，卖掉了60%的国有企业。结果如何呢？五年间卖得的钱只占那五年国家财政收入的0.15%，就是说，“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失去很多，所得“货币形态”的国有资产却微乎其微。从1990年初开始俄罗斯经济就开始大滑波，到1993年，工业生产下降为1989年的58%，社会商品零售下降为1989年的53%，固定投资总额下降为1989年的49%。1992-----1996年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超过希特勒550万机械化部队攻打苏联所造成的经济损失。1994年，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分别下降了17%和27%；1996年的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继续下降了4-----5%。1997年，俄罗斯经济在衰退了50%之后终于增长了1%，俄官方和国际货币基金赶忙吹嘘改革取得了成效，但长期积累的矛盾根本未得到缓解，企业亏损和财政金融状况仍然呈现恶化趋势，1998年终于爆发了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股市崩溃、银行倒闭，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滑了6%。至于私有化改革后的俄罗斯私人企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资料，到1998年就已有50%陷入亏损境地，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上已经破产。据我国访问俄罗斯的学者考察，俄罗斯民众普遍认为，他们名义上虽然成了股东，但根本没有参与的权力和机会，感到自己非但没有成为“主人”，倒是沦为了“雇工”，经常受到拖欠工资和失业的威胁，众多俄罗斯人因生活艰难而不得不将私有化证券或股票低价出卖。曾经以力反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而著称的“民主斗士”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正处于巨大的灾难之中，到处都是痛苦的呻吟”。他把现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目前的俄罗斯社会叫着“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罗斯思想报》1996年12月5-----11日）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形成起以公有制为基础、部门齐全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在这体系中则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了关健作用。1949——2001年的五十余年间，我国工业基建总投资43303亿元，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44.2%，其中近二十二年投入39869亿元，占总量92.1%。通过大规模有计划有目的的工业建设，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部门行业残缺不全、分布畸形的状况，逐步建立了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建材、纺织、轻工、森工、国防等十一个工业部门，五十七个工业产业和500个工业行业的门类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基础雄厚、技术较先进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生产能力大为增强。仅仅通过建国以来的工业基本建设，我国新增生产能力就有：汽车240万辆，电力28666.3万千瓦，煤炭85421万吨，原油35957万吨，化肥2357万吨，水泥13857万吨，化纤215.1万吨，棉纺1507万锭，制糖614万吨，造纸582万吨等。工业整体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五十一年来，采取自主制造和技术引进相结合，填补了许多国内空白，一批标志国家工业实力的工业产业、特别是重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壮大起来。一大批包括现代冶金设备制造业、采矿设备制造业、大型电力设备制造业、飞机和汽车制造业、大型及精密机床制造业、高级合金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石油化学工业、有机合成材料制造业、宇航工业、船舶工业、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工业及各种通讯、传输设备和精密仪器仪表制造业等的建立与发展，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工业技术水平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五十余年来，我国工业快速增长。工业增加值从1949年的50.5亿元增到1978年的1607亿元和2000年的39570亿元（合4784.8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五十一年间增长了485.1倍，年增长12.85%（改革开放前后分别年增13.9%和11.6%）。目前，我国已由1949年落后、贫穷的农业大国建设发展成为列居世界第4位的工业强国。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亿元增至1978年的4237亿元和1999年的127633亿元（合15414.6亿美元），五十年间增长701.8倍，年增长14.1%（改革开放前后分别年增长13.6%和14.55%）。所有工业产品产量都成倍增长：2000年能源总量达到109000万吨煤，比1949年的2374万吨煤增长了44.9倍；钢铁12580万吨，比1949年增长812.3倍；发电量达到13556亿千瓦，比1949年增长314.3倍；水泥59700万吨，比1949年增长903.5倍；硫酸2427万吨，比1949年增长60.58倍；纯碱834万吨，比1949年增长93.8倍；机床19.09万台，比1949年增长118.3倍；纱657万吨，比1949年增长19.1倍；布277亿米，比1949年增长13.7倍；糖700万吨，比1949年增长34倍；卷烟3397万箱，比1949年增长20.2倍；原盐3128万吨，比1949年增长9.5倍；玻璃18215万箱，比1949年增长167.7倍；生铁13103万吨，比1949年增长523.1倍。此外，与五十一年前相比较，钢材增长1011.2倍、化肥增长5309倍、发电设备增长6244倍、天然气增长3960.4倍、纸张增长21.6倍等等。经过五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工业占GDP比重已由1949年的12.4%上升到1978年的44.3%和2000年的44.2%。1998年工业提供税金达5860亿元，占税收总额的66.5%，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59.5%。200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2237.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9.8%。纺织、煤炭、建材、有色金属等产业现已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工业为农业、交通运输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装备，早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2000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已达83641亿元，比1952年的107.2亿元增长了779.2倍。工业企业数由1949年的12.65万个增到1999年的793万个，增长了61.7倍。到2000年，拥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年销售额达500万元以上）21305家，组成工业集团1668家，其中特大企业集团120家（有5家进入世界500强行列）。大中型工业企业2000年创工业增加值23685亿元，占总值59.9%。工业从业人员由1949年的612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6091万人和2000年的8924万人。现在我国工业企业主要专用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已占26.1%。我国工业化水平已由1952年的25%提高到1978年的62%和2000年的73.6 %。经过五十余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工业经济实力已居世界第4位，主要工业产品都位居世界前列。总之，经过五十二年的艰苦奋斗，中国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从手工业到现代化工业的历史性跨跃。离开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要实现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跨跃，显然是难以想象的。那种认为公有制束缚人性、阻碍现代化进程，国有企业天然效率低下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毋庸否认，我国国国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1990年以后急剧下降，不少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江一帆在谈到这问题时列了十条原因：（1）利润分成。1978年到80年代初期，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可以使企业有资金搞技术改造。国务院还规定，企业年奖金不得超过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最多不得超过一个半月。但只要有一个地方拒不执行，那里的奖金一直往上冒，无人制止，其他地方也就顶不住，甚至争相攀比，企业“利润分成”增加的收入就这样大部分用于滥发奖金（含实物）。有的搞了重复建设。而企业设备老则得不到改善，技术改造缺乏资金保障，企业逐渐失去了技术创新的活力。（2）利改税。1983------84年，分两步走，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将企业上交利润改为调节税，一厂一率，固定下来，成为“鞭打快牛”，同时还要上交所得税（过去国有企业只上交利润，不再征所得税）。调节税加所得税，一般占企业利润的75----80%，个别高的占到90%，挫伤了一批效益好、贡献大的企业的积极性。（3）拨改贷。过去国有企业利润上交，所需投资由国家拨付。1984年规定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改为银行贷款，一下使国有企业陷入债务深坑，很多企业负债率高达70-----80%；这些企业的利润大部分偿付了银行利息，有的厂长说：“我们在为银行打工。”（4）物价管理。过去物价只管国有企业，不管非国有企业。原材料、燃料涨价，国有企业的产品价格不变，非国有企业却可以高进高出。不少私营企业平价买国有企业的产品，转手高价出售。（5）承包制。1987年搬用农村改革经验，对国有企业搞“一包就灵”。承包人包盈不包亏，急功近利，赶生产、拚设备，赚了钱，承包人大捞一把，亏了本则一走了之，剩下一堆陈旧设备，有的已成空壳工人。工人们问：“我们在为谁干活？”（6）汇率变动。国有企业借外币搞技术改造，由于人民币贬值，债务陡增四倍多（借美元）到十多倍（借日元），这样的“阎王债”越来越多，都要企业偿还，效益再好的企业也还不起。有的厂长说：“不搞技术政造是等死，搞技术皮造是找死。”（7）“觏女早嫁”。从南方开始出卖国有企业，不但无人制止，而且成为“经验”，不胫而走。不少地方成立产权交易市场，么然拍卖国有企业，大的、小的、好的、不好的都卖，而且专拣好的先卖。传到北方，有人说：“不要等到苹果烂了再卖。”于是从南到北，大批、成片地么开拍卖国有企业成风。（8）全国1/3搞得好的国有小型工业企业也在大动手术，因为改革方案中没有它们的位置。不少大中企业是由小企业发展起来的，人民生活用品很多都由小企业生产，效益好的国有小企业本是星罗棋布的社会主义阵地。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无疑毁掉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基础。（9）一股就灵。有的地方限期将国有企业股份化，也有的地方限期搞股份合作制，并且更进而规定企业经营管理层持大股，实质是将国有企业半卖半送给企业的原领导人。（10）能人治厂。曾经强调“能人”治厂（中外合资企业要以外商为主管理），不少企业的财务、人事问题，经理（厂长）个人说了算，副职都不能过问，党委和工人更难以监督。蛀虫有机可乘，有的内外勾结，甚至团伙作弊，挖国有企业的墙脚，出了一批富“方丈”。（江一帆文章载于《真理的追求》1998年第4期）十条之外，尚有如江一帆所说，国有企业税重，所得税55%（现在是33%），且帐目齐全，监督较严。而非国有企业税轻，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15%，他们采取成品低价出口，设备、原料高价出口的方法，在外面赚钱，在内地报亏损；私营企业则象征性交一点税。对非国有企业还有三减两免的优待，到期换块招脾，继续减免。直到近些年，国有工业产值只占全国的30%略多一点，而财税任务仍占60%。面对税率过重状况，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同志曾大声疾呼：“什么叫‘国民待遇’？就是与本国国民相同的、平等的待遇。‘国民待遇’首先是税率平等……现在是国有企业的税率奇重，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税率奇低，最需要争取‘国民待遇’的是国有企业啊！”“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市场竞争，要求平等。天天鼓吹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著名经济学家’和‘高参’，却要求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不给国有企业平等待遇。这是什么逻辑？什么用心呢？只能说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代表外国资本家和国内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要使国有经济能像宪法规定的那样‘巩固和发展’，需要严肃批判私有化思潮，要采取多种措施，其中之一是为国有企业争取‘国民待遇’。”遗憾的是，这呼声长期得不到重视，而化公为私的改制主张却大行其事，“大力鼓励和发展非公经济”成为“主旋律”，直到公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构成中只占不到1/3的时候，我们才在2007年全国“两会”召开之时听到将实行各种所有制企业统一税率以使其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的消息。岂不悲哉！　　

总之，无论是在理论上，或者是在事实上，都绝非私有经济“最适合人的本性”，私有经济也并不天然地比公有经济效益高；我国国有经济这些年效益降下绝非是公有制所致，而是由于多种因素（其中不乏一些有意扼制和挤压国有企业的人为性因素）造成的。因此，我们完全应该坚信只有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一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许那些“主流学者”要讥斥我们“教条”、“保守”、“僵化”，但事实就是如此。并且，如果公有制这一经济基础完全瓦解了，不仅社会主义大厦会崩溃，而且私有经济也会跟着遭殃，正如学者　杨斌　博士所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私营、三资企业所以能有较快发展，“同国有企业的经济贡献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服从政府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国民经济就难以保持比例协调的发展。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承担大部分政革成本，就不可能长期保持社会的稳定，国家就会缺乏财力兴建必要的基础设施，民营企业就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更难以享受到国家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北京中关村的高科技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国家长期以来的教育、科研投入，而且得益于众多国有企业提供的巨大销售市场。近年来国有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也纷纷陷入了不景气。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戚戚相关的，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休戚与共的关系。”“国有企业的职工连同他们的家属共有数亿人，植根国内土壤同各类民族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技术水平同民营企业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不像外资企业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特别不像来华的跨国公司那样，缺乏同民族企业之间广泛的产业联系，因此，国有企业才能为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广阔市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属民族企业，两者的命运是戚戚相关的。”“倘若国有企业陷入了崩溃，意味着数万亿银行贷款和百姓存款的损失，意味着丧失维系国家实力的重要工业命脉，意味民营企业丧失生存市场和发展机遇，意味着竭力赞扬私有化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将失去曾为之提供工资、教育的衣食父母。倘若国有、集体企业陷入了崩溃，民族私营企业将不堪跨国公司一击，必然重温解放前民族资产阶级的噩梦。国有、集体企业搞好了，民营企业才有光明的未来。民营企业的前途是擦亮眼睛，不受西宣扬的种种错误理论欺骗，牢记中华民族崛起的艰难历史，认清社会主义才是国家和自己的希望，同各种类型的民族企业结成牢固的同盟。”（《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一美国隐蔽经济战与改革陷阱》第345一34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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