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斗争求团结”是处理经贸争端的基本原则
梅新育
针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和肉鸡产品，中国少有地宣布了同时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的“双反”措施；由于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刚刚就对华轮胎特保案作出了不利于中国的决定，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特保措施，而中国“双反”的这两类产品进口额约20亿美元，与中国轮胎对美出口额大体相当，中国的这项举动必然被视为对美国的贸易报复措施。而鉴于中国对外经贸争端的不仅持久，而且广泛，中国此举实际上可为处理对外经贸争端树立一个范本。
中国早已沦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截至2008年，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而且中国遭受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占份额高得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不成比例。据世贸组织统计，2008年外国对华新发起反倾销调查73起、反补贴调查10起，分别占全世界总数的35%和71%。2009年以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压力有增无减，据我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统计，2009年1—4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38起，案件数同比上升26.7%。
以下因素决定了中国面临的对外经贸争端不仅持久，而且广泛：
中国出口增长迅速，触动了进口国相关产业及其工会组织的利益。而且，中国是一个具有完整产业体系且区域发展水平落差较大、不同层次产业都能同时发展的大国，这就决定了与中国存在产业竞争关系的国家同时遍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奉行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本身就更容易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取得与其实际经济实力份额不相称的政治能量，美国宪法将对外贸易政策决策权授予国会，这种体制使得美国那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集团比在行政主导的国家更容易左右国家贸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更刺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道德风险恶性膨胀。印度等视中国为经济发展最大竞争对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同样引进了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印度还被西方舆论称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这种政体使得他们的贸易政策决策常常显得冲动多而冷静通盘考虑少，将意愿当作现实，对中国的“瑜亮情结”更时刻都在干扰印度等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某些势力的“帝国思维”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对外贸易争端的形势。美国统治集团、至少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势力希望借助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打击中国核心产业部门，削弱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稳定性的控制能力，并诱导、胁迫中国领导集体屈从于美国。正如2007年反补贴案初起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文章所说的那样：“对津贴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多的美国关税可能将有助于说服未来更年轻的领袖：中国需要更多的经济和民主自由。”经过这场危机，美国需要在正常经济思维和帝国思维之间做出选择，两者都承认美国软硬实力因危机而受损、中国软硬实力相对上升的现实，但前者因此而认为需要更慎重地处理对华关系，后者则因此更强烈地主张遏制、打击、削弱中国，以免中国成为其竞争对手。从美国危机后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激增的现实来看，我们不可低估美国帝国思维的顽固性。
既然如此，我们当如何应对？毫无疑问，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我们绝不希望看到一个全面贸易战此起彼伏的局面，我们希望为国际经贸创造更平稳、更可预期的环境；但我们怎样才能达成这一目的？新中国的缔造者早已教导过我们：“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无情的事实已经证明，在贸易摩擦中一味的退让只不过是激励贸易伙伴国内保护主义势力挑起更多的对华贸易争端，推动贸易伙伴国内更多的公众追随保护主义势力，我们需要让让贸易伙伴国内公众和保护主义势力看到两败俱伤的现实风险，从而遏制他们的道德风险。由此观之，中国对美国汽车产品和肉鸡的“双反”可能成为中国在对外经贸争端中树立“以斗争求团结”原则的标志性事件，是值得我们欣慰的发展。
（2009.9.13，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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