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跟我一样，也有权对“国退民进”提出自己的看法，当然，我也有权对它进行反驳，如果天则研究所能够理智地客观地分析国退民进的优劣之处，我倒想倾听一下，现在，它不是在提看法，而是在给某些势力站台，为私有化呐喊，为西方做帮凶，甚至有威胁政府之意，必须狠打狠批。
首先，我想谈谈“天则所”强调的“极大风险”。
“天则所”的张曙光先生列出了“国进民退”的五大风险，不妨一一列举出来，看看其正确与否？
第一条：（摘原文）是体制上的倒退，它强化了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是对以前实施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一种反动。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这一走向的发展有可能使我们偏离市场经济的轨道，葬送改革的成果。
驳：什么是市场经济？天则所其实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概念，不管是茅于轼，还是张曙光，都简单地把国有资产私有化、无序化看成是市场化，想方设法地鼓吹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惜一切代价地为私有老板站台，时刻不忘记给自己套“市场经济”的外衣，向普通老百姓宣扬一种“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对人民进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胡作非为，只要是政府强调的，就是他反对的，市场是不是万能的，计划是不是万能的，都不是一两文章所能说得清楚的，单从就事论事的角度出发，我不觉得政府对关键领域的产业整合重组、国进民退有什么不对之处，难道说近十多年来的矿产资源私有化就促进了中国市场的有序竞争吗？难道说钢铁企业的外资和私资渗透就优化了中国整个行业的资源有效利用吗？难道说山西的煤炭“老板数万”就改善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大计吗？请天则研究所不要妖魔化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绝对垄断当然是不好，但是，如果利用政府手段整合成多个有竞争秩序的大产业集团也未必全是坏事，煤企、钢企、军企、交通、电信、新能源等等由国企垄断就不算是坏事，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大型国企仍然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形成政府有效控制的国民经济模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不管是市场还是计划都不是改革的紧箍咒，只是一种手段，用不着动不动就把“市场”这个“教义”式的词汇拿出来吓人，多一点计划与改革目标并不冲突。
第二条：（摘原文）国进民退的国有化运动将形成一个权钱结合的权力资本集团，操纵国家经济命脉，侵夺人民利益，造成普遍的大规模的社会腐败。
驳：这一条理由与茅于轼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只要是政府控制的，茅于轼先生就认为是腐败的，只要是把国家的权力变成了私人的权力，茅于轼就认为解除腐败了，只要是市场化的，茅于轼都认为没有腐败的，张曙光也没有走出茅先生的圈圈，当然也许他们本来就是穿的同一条裤子，国进民退就一定形成“权力资本”？“国退民进”难道就不会产生“权力资本”？美国的市场经济怎么样？算不算成熟？美国就没有权力资本了吗？再说，是否侵犯人民的利益，本身与“国营”和“民营”没有必然联系，核心在于法制社会的真正落实与否，现在各行各业中私营经济比重越大的行业就不侵犯人民利益了吗？服装业、玩具业、建筑业私有化程度高不高？国家早已经不控制他们了，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们的权益得到保护了吗？他们的劳动和收益有哪家企给了他们《劳动法》规定的权益？
张曙光担心“国进民退”造成大规模的社会腐败，更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中国社会是如何被腐败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不妨让全体老百姓出来评评理，有多少民营企业不是靠腐败起家的，有多少民营企业不是靠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资产提前致富的，有多少民营企业不是在挖国家的墙脚？我不是与民营企业过不去，民营企业当中也有很多靠自身努力创业做强的，有很多民营企业也是守法爱民的，但是，过份地神化民营企业的伟大贡献，我是不敢恭维的。国有企业有没有腐败，肯定有，并且也很严重，但是，大凡有过国有大型企业工作经历的人都知道，绝大部分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再腐败也不敢完全置民声于不顾，因为总体上讲，国企职工的权力比民营企业员工的权力要大得多，要充分得多，他们的权益也有保障得多，再大的民营企业都是广大员工的“临时客栈”，很少有民营企业能成为企业员工的终身寄托，试想想：到底是哪种企业更有利于人民的利益？
第三条：（摘原文）再次，国有企业本身的制度缺陷将会进一步发展，其低效率和无效率的现象将会重新出现，并扩大蔓延，中国经济将会再一次地跌入低谷。
驳：张曙光把中国企业效率低下和无效率归咎于国有体制，我不知他在工厂呆过没有？不知道他出生于何种年代？据我所知，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国企业的效率并不低下，真正开始出现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的年代是八十年代初，在没有思想和体制准备的情况下，中国当时的某些人急于引进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正是这种快速入侵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导致了中国人民整体的思想混乱和部分休克，从而也导致了一个时代的国企迷茫，导致了一个时代的效率低下，现在私营经济看起来比国有企更有“效率”，其实也是一种假象，私营企业靠的是低廉的劳动力和没有任何养老社会责任的自私自利模式，试想想看：如果国有企业都不管职工的生老病死，如果国有企业都让职工工作十二到十六小时，如果国有企业都让职工“招之即来、呼之即去”，国有企业还会比私企效率低下吗？一个混乱无序的经济环境是让中国经济走入低谷的最可能原因，决不会因“国进民退”导致经济进入低谷，没有任何技术支撑、靠劳动密集扩张的私营经济才是经济跌入低谷的最大隐患。
第四条：（摘原文）在中国近代的发展史上，包括这一次的国进民退，出现过三次国有化的高潮，前两次的结果都不大美妙。第一次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的国有化运动，形成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最后是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和垮台。
驳：张曙光是“天则所”的理事长，他到底有多重的份量，我不太清楚，更不清楚他有多厚实的背景，但是，他的胆量，我还真的很佩服，他能将正在进行的某些部门的“国进民退”等同于国民党时期的国有化，稍有历史常识的老同志都知道，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国有化运动，当时的民国政府强调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对经济的改造完全是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来进行的，“四大家族”的形成是私有化快速发展的结果，而非国有化运动的产物，张曙光借“四大家族”来丑化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居心何在？难道说他知道中国政府有人想把现在的“央企”据为已有吗？如果张先生掌握了其它内幕证据，那不妨公布出来，全国人民都会感谢你，因为，我们也一样反对新的“四大家族”，如果只是因仇恨国有企业而把它妖魔化，那就太用心险恶了，更为搞笑的是，张先生还把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和跨台归因于“国有化运动”，委实不可理解。
第五条：（摘原文）第二次是五十年代的国有化运动，国有经济占了绝大的比重，形成了国有部门的高度垄断和政府的全面管制，削弱和丧失了经济的活力和效率，结果是搞了30年的国有国营和社会主义，老百姓还填不饱肚子。于是，不得不改弦更张，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驳：大家不妨看看最近出版的《新中国六十周年大事记》，虽然书中选择性的删除了一部分标志性的事件，但还是基本反映了几十年来的真实情况，从书中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老年人的思想里，我们不难发现，五十年代的国有化运动对于新中国的巨大意义，它所创造的财富是无与伦比的，它所爆发出来的生产力也是惊天动地的，它对中国工农业基础的建立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任何否认国有企业对于新中国历史贡献的人都是不客观和别有用心的，老百姓吃不饱或者说吃得不太饱并不是国有企业的错，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错，当时的吃不饱并不意味着后面还吃不饱，当时的生活供给紧缺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西方世界的封锁，出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不得不要的战略需求（独立自主、两弹一星），西方的敌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没有前几代人的吃不饱，就没有后面中国大胆地改革开放，更没有几十年的和平稳定，有关前、后三十年为什么在吃穿方面有巨大差别，我在前期已经有多篇文章论述，今天不再重复，我只想告诉张曙光：国有经济比重高不是经济没有活力的原因，更不是没有效率的原因，也不是填不饱肚子的原因，民营经济也不是中国经济的灵丹妙药，尤其是从长远角度看，中国的民营经济注定都是“过眼烟云”。
批判完“天则所”张曙光的谬论，我想回过头来讲一下“国进民退”的问题。
我支持“国进民退”，也不是盲目支持，因为，张曙光的某些个别担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了不出现老百姓不想看到的“国进民退”，我们必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部署：
第一：建章立法务必先行。
中国的民营经济不管有多少优点，还是有多少缺陷，终究还是为社会作出了一定贡献，要其退出得需要充分的理由和合法的程序，不能搞简单地没收程序，从山西的操作来看，我个人认为还是相对规范的，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民营老板的权益，但是，山西的经验毕竟只是经验，如果要全国推广的话就不可能都凭经验办事，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国进民退”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哪些领域是要“国进民退”的？哪些行业是要鼓励“国退民进”的？哪些行业是外资禁入的？各级政府的权限何在？国企整合以后，如何能保证充分竞争？整合后的国企要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如果“国进民退”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国企利益，而不是着眼于国民利益，那所有的行为都是错误的，都是有违民意的，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
第二：必须全国一盘棋。
山西的改革只是因局部问题引起的，并非是建国初期的国有化过程的翻版，也不可以进行那样的翻版，但是，对于国家有意要整合的行业必须要全国一盘棋，否则，各行其政，最后会导致“封建割据”的局面，整合后的大国企也不具备影响力，中国的钢铁业为什么会越整越乱，就是缺少全国一盘棋作法，全国各地搞内耗，结果是苦了国家、肥了洋人。
第三：必须明确国企的责任及人民群众在未来国企中的地位。
国企，当然是国家的企业，国家的企业当然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国企变大了，赚钱更多了，却置人民利益于不顾，那比私营企业就更可恶，因为，他们是用公权取得的利益，只有将利返于人民，人民才会支持大国企。国企至少应当从二个方面体现社会责任：一是人民就业责任，大国企必须成为国民就业的人才永久市场，企业职工的权益要回到火热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几十年一样，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要重新建立；二是科技进步的责任，新中国成立以后，许许多多的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产生于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的国企都放弃了自己的研发队伍，“买技术、买设备”几乎覆盖了一切，中国的企业惰性很强，核心技术尽数失守。
“天则经济研究所”不管披了多少外衣，不管说了多少动听的市场歪经，不管讲了多少危言耸听的歪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会支持它们的，这样纯粹为部分人说话、为洋人站队的机构完全可以被打倒、被撤销，坚决支持政府在重要领域实施“国进民退”，有人民的支持，不怕洋威胁，不怕资产阶级反弹，不怕不成功！
中南大学孙锡良（转载须署名）200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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