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船
这是一条长约5米、定员35人的白色客船，终点是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县城，起点则是县城上游约30公里处的孙家湾。在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水上，它已整整航行了十年，村民称其为“班船”。
不过，当周文芬和邻居刘开连等人坐上船时，有人会习惯称这条船为“血船”。
“你们是不是去搞那个的？”总会有乘客问她们同样的问题。
这些乘客，大都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乡亲，尽管在背后，他们会直言“卖血浆”三个字，但面对面时，都会以“搞那个的”代之。
的确，这两个农村女人都是“搞那个的”。她们的目的地，是郧县单采血浆站。在那里，她们每次被采走600cc的血浆，然后能拿到160元的“营养费”和8元的路费。种地之外，这几乎是她们唯一的赚钱办法。
在卫生部发布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里，“供血浆者”是她们的标准称谓。目前，郧县单采血浆站的固定供血浆者有6387名，他们大多是像周和刘这样的山区农民。血浆站成立10多年来，已经有近两万人“奉献了自己宝贵的血浆”。
在6387人中，约有200人是坐“血船”来的。当船下的江水奔流到武汉时，曾在周文芬他们身上流动的血浆，也会被一辆从武汉过来的运血车拉回去。每个月，这些血浆的重量在3吨左右。
“想钱嘛，不去怎么办？”
这3吨血浆，大约5000袋，一袋一袋从郧县各个角落汇集而来。
其中一袋就来自46岁的刘开连。这个家住杨家沟村的农民知道，那个比“家里盐袋子还要大”的塑料袋，能够装满“一斤二两”的血浆。
大约5年前，这袋血浆为刘开连换回了83元钱。那是她第一次献血浆。她种完麦子的第二天，趁着黎明前的夜色，赶到孙家湾码头上了“血船”。
往返10元钱的路费，船老板老谢依照惯例，只收了她4元钱。这样，从城里回家时，刘开连带回了79元，这相当于半亩薄地一季的收成。
2007年冬天，53岁的周文芬也加入了这个队伍。那时候，一袋血浆已经可以换回120元营养费和8元路费。
周家原本不缺钱。不过那年夏天，三岁半的孙子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症。两年下来，医药费花了近十万元。为给孩子治病，丈夫老高卖掉了家里的挖沙船，儿子小高卖掉了在县城开的摩托车修理店。周文芬在家种地，偶尔靠“抽血”，拿回家100多块钱。
8月18日，刘开连和周文芬再次前往血浆站。鸡叫过两遍，周文芬就起床了。
这是凌晨4点半，船6点才开，不过从这里到孙家湾，需要走1个多小时的山路。“再睡一会儿，就赶不上船了。”她一脸疲倦地嘟囔道。
同伴刘开连和桂芳已在屋外等着，对这些女人来说，错过了船，就意味着将少挣164块钱。
3个女人打着两把手电筒，光束在空荡荡的山谷里摇晃，显得格外微弱。天空飘着零星细雨，并且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这不算最糟糕的时候。遇上冬天，天亮得晚，手电筒里的电不够用了，她们只能随便捡点茅草或枯树枝，做个简易的火把爬下山。
“日他个妈，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
“日他个妈，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刚开始爬屋后的山，刘开连便开始抱怨。她最近患了直肠炎，需要输液一周。她算了一下账，抽一次血的钱，还抵不上这笔药钱。
这天本该输最后一瓶，但刘开连决定第二天再输。因为刚好赶上周二，根据血浆站的安排，该是她去抽血的日子，一旦错过，会给以后的日子带来“不少麻烦”。
按照《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规定，两次采集血浆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4天。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血浆站，站里不得不为这些人排好时间表。
刘开连村子里的人，被安排在周二。每隔一周的周二、周三和周四，老谢船上的乘客大都是直奔血浆站。也是在这6天里，这条船被人称作“血船”，而在县城下游河段，还有一条类似的船。
这个县长期以来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源头库区。早些年，江两岸村庄里的男人们，大多在船上挑沙，靠力气挣钱，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和放牛养猪。
只是每年夏天，当洪水频发时，几乎都会发生船翻人亡的事件。女人们在山上放牛时，偶尔会看见浮尸从河面静静漂流而下，这也是她们最为自己的男人担心的时刻。
在1998年前后，这种担心没有了。城里的人们发明了挖沙机，沙船上不再需要这些男人的力气。随之而来的是，钱却越来越难挣了。
十堰市扶贫办前主任曹芳明在一篇题为《当前农村致贫因素的调查与思考》的文章中提到，直到2004年，十堰市的县市人均GDP只有3829元，这个数字还不到城区同一指标的1／7。与此同时，年人均纯收入在668元以下的有38.16万人，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1．5％。
也是在1998年，时任郧县卫生局副局长的李光成领头，建立了郧县单采血浆站。当时，他在郧县城关镇卫生院租了3间平房，买了6台采浆机，找了4个人工作。供血的营养费由物价局规定，每次80元。
根据郧县单采血浆站站长李光成的最新计算，血站的采血量从最早的每年1万袋上升到现在的大约6万袋，血浆站仅仅每年发给献浆员的补贴费就达1000万元。“按照人均2500元计算，就是个400人的企业，这在郧县也是很少见的。”他说。
于是，村里越来越多的男人女人们想到了血浆站。“想钱嘛，不去怎么办？”周文芬泪水涟涟地说。在自家的粮仓上，放着孙子骑着童车的照片，她一抬头就能看见。
“扎着怕痛，不扎又不得过日子。”
不过这晚，周文芬并没有休息好。睡前从天津打来的一个电话，让她辗转反侧到凌晨3点。睡意目蒙目龙中，她听见笼里的公鸡叫了头遍。
那是儿媳妇打来的电话。医院说，孙子若要住院，得先交8万块钱。为了给他治病，小高带着妻儿到了天津，一边打工一边求医。
儿女们本不让她去“抽血”，因为“现在挣这点钱，以后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但周文芬还在坚持。她一直把写着“血液可以再生，献血浆有益健康”、“一人献浆，全家受益”等宣传口号的献浆卡和身份证放在一起，“怕丢了就抽不成了”。
不过，劝阻归劝阻，每次抽完血，儿子还是会骑摩托车来接她吃饭，然后再送她到码头坐船回家。儿子常常发现，母亲的“眼泡子都肿了”。
周文芬忧心的不是自己的疼痛和浮肿，而是时间。两年后，她就55岁了。按照规定，女性超过这个年龄就不能供血浆了，她得抓紧时间，尤其今年春节后，营养费上涨，一袋血浆可以换回168元。
脚下的山路，这些年已少有人走，多为荒草掩没。她们好几次差点儿摔倒，幸亏一把抓住路边的枝条。但随即会“啊”地叫出来，因为抓住的是野刺。
这些对于经常起早贪黑的农村女人来说，都不算什么。她们最怕的，是经过农田时遇上蛇，再就是在“抽血”时晕过去。
周文芬的血管并不好找，每次“抽血”都要扎三四次才能成功。这常常痛得她直冒汗，“衣服都湿透了”。去年冬天，在抽血过程中，她浑身颤抖，幸亏刘开连及时端过来一杯糖开水，这才让她缓过劲来。
而刘开连第一次看到那个“像是给牛打针的针一样粗”的针头扎进自己胳膊时，她当场晕了过去。后来，针一扎进胳膊，她就把头扭向另一边。
这事儿她至今不愿被人提及。虽然被旁人说成“卖血”，但她更愿意说自己是去“抽血”，其他供血浆者也大都如此。
在一个小山坡附近，刘开连停下脚步。“我们去年就在那儿狠狠摔了一跤。”她说。
去年的一个雪天，她、周文芬和村里另一个女人手拉手下山，结果三个人一起滚出去好远。后来再遇到下雪天，她们会在前一天晚上就去孙家湾的亲戚家住，这样方便坐船。
而高从芬则“没这个福分”，她住在离孙家湾更远的郑家河村。从2000年开始，她和丈夫老董就出门卖血。到了那天，他们得一早把猪喂饱，再把牛拴在山上。
同时，去抽血也需要在人前遮遮掩掩。“去之前也怕人说。可考虑到缺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抽了再说。”这个51岁的中年妇女无奈地说。
那时，儿子刚上高中，家里的房子也摇摇欲坠。她跟老董到血浆站时，发现院子里都是排队的人。一直等到半夜，他们才轮上。
看着“那针跟给猪打针的针一样粗”，高从芬还没开始抽，就觉得有点发晕。
大约半小时后，从她身体里抽出来的血浆，被放在一个小推车里，推到另一个房间。而还有些发晕的高从芬，起身去发放营养费的窗口，签名领到83元钱。
她身体的不适感也随之消失，因为“钱拿到手了，就只顾着高兴了”。而丈夫老董则抱怨采血的机器太不懂得体恤人：“日他个妈，那个机器准得很，一斤二两的袋子，差眼泪个儿那么大一滴都不行，非要给你抽够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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