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的尴尬--我国妓业死灰复燃兴盛不衰的社会原因
中国历史上传承的妓业，已被新中国在思想、政治、经济、法律的结合上打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开始出现若明若暗的妓女，到二十世纪末妓女行业已登堂入室完全公开化，无论繁华的都市还是偏僻的乡镇随处可见。行娼坐妓各有经营之法，并有约定俗成的雅号“小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妓业在特定的时空中已公开成为一个日渐扩大、久盛不衰的市场产业；妓女已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社会阶层。妓女通常以舞女、歌女、按摩女、陪酒女、陪浴女、陪聊女、导游女做为招牌，甚至一些“秘女”、“姆女”也在其列，其主体是青年女子，但“婆妓”、“雏妓”并不罕见，男妓也开始崭露头角。其人数总量没有公开的社会统计资料，但确很多，比解放前不知多出多少倍。在市场经济中，她们总是和大量的社会需求相匹配的。现时我国卖淫女已无明妓暗娼之别，无须在社会角落隐蔽。妓院只要依托一个酒店、旅店、歌厅、浴堂乃至洗头棚等合法的招牌便可堂而煌之的经营；妓女有时以其他名义交付一定的规费或不必向国家缴费便可行淫。这些情况路人皆知。
这一与中国现行法制公开冲突的产业在司法的打击制裁中形成、发展、壮大。现在政府和司法机关对此似乎处于尴尬默认的状态，除了即兴扫黄中的罚款制裁外，未发现出台过深层次综合治理的措施。
卖淫这种腐朽的社会现象无时无刻不在污染人们的灵魂；沦丧民族的道德；腐蚀国家的政治；瓦解着家庭关系；毒害着青年一代；危害着社会稳定。这种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已绝迹的丑恶为什么突然卷土重来，并在短短的二十年中就铺天盖地的急剧膨胀，其深层次的原因要从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裂变中去找寻。
一、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和诱导
西方国家始终将社会主义中国视为异已的心腹大患，无时无刻不在颠覆中国，其中以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文化进行有预谋的渗透是其促成中国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中西方之间各社会层次的交往中，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也会自发地起到侵蚀作用。
资本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是私有观念，是追求个人意志，实现个人利益。因此自我纵欲，个人奋斗，追求享乐舒适，贪图奢侈是其必然的生活方式。由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所以金钱是万能的。对金钱的占有是实现个人想往、满足个人欲望的前提条件，因此对金钱的追逐和贪婪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信条，金钱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信仰。
匆忙开放的中国，要迫不及待的引进资本主义“有益”的思想，在没有思想防线的背景下，恰与西方国家通过思想文化渗透促成中国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吻合。面对全方位涌入的资本主义思想，包括“性开放”的腐朽思想文化，一些人在理论上津津乐道、如蝇逐臭，为淫乱龌龊之举找到了一面“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的旗帜并且大肆挥舞；另一些人则修渠挖沟将性开放的污水引入各社会角落，做好了性乱、欲滥的实践准备。
在中国社会主义观念被推翻之后，爱钱的资本主义观念与慕官的中国封建思想迅速交溶，当官的以政治资本索取经济利润；有钱的以经济资本追逐政治利息，两种政治轨迹有机地交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腐败网络的主线，使得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效应在中国升级变大，越来越赤裸裸的成为社会活动的普遍原则。金钱万能的观念和实践，冷酷无情的战胜了一切异已力量，什么信仰、道德、法纪，什么工作、生活、友谊，金钱就是一切，一切为了金钱。由于金钱至上的社会效应的膨胀和漫延，人们对金钱的追逐势必走向疯狂，失去理智，从慑于法纪到不择手段。对于无政治资本又无经济资本的人来说，占有金钱并非易事，于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行妓不失为一条挣钱之路，何况性开放又是“社会进步”之举呢？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和诱导为我国妓业的死灰复燃、兴旺发展注入了思想活力。
二、市场经济机制的必然社会后果
市场经济的本质动力是市场主体各自利益的驱动，价值规律是其自发调节的总法则，人们只关心他自身的经济利益，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运作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其自发演化和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在我国则成为“狗肉羊头”的扭曲社会形态。这种嫁接的经济细胞依据社会主义阶段历史遗留的商品经济土壤和存在的资本主义观念，仰仗国家政治权力的精心培育和保护，迅速生成并发展，最终做为基本的经济运行模式，摧毁了计划经济模式。它从一出生就无时不在碰撞、瓦解、吞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呼唤着自己的社会方式。
市场需求是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直接引力和巨大动力，那么现今的中国有相当规模的嫖妓市场需求，妓业做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经济运作方式，为什么不应运而生呢？既然市场经济出于利益驱动、依靠竞争生存，那么同样被利益驱动起来的卖淫业在社会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产业。妓业，由我国市场经济机制的必然滋生，到我国法律上的严禁，二者的自相矛盾，实为当今世界的一大社会奇观。市场机制为妓业的再度形成和迅猛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腐败份子靡乱生活的需要
国家政治腐败和社会风化丑恶是一对孪生兄弟。如果说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是妓业存在的社会条件，那么腐败份子靡乱生活的需要就是现实妓业兴旺发达的先导因素。在我国如果说性强暴的犯罪份子主要来源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低下的流氓阶层，那么市场经济中“性商品”的“消费”主体无非是有权势者、有钱财者。这是由于无论嫖娼还是猥亵、调情的性消费是一种高价位消费，社会地位低下、经济生活贫困的未婚、失婚、不满足既定婚姻想要通过市场去满足性生活的“下里巴人”只能是望洋兴叹，无可奈何的厮守性寂寞。而推动妓业形成发展的“性商品”消费者恰恰是那些明妻暗妾成群结队的权贵、富豪。所谓妓业的出现可以解决社会孤身、鳏夫的性生活，减少性犯罪的腐败理论可以休矣。
这些年来相当数量的腐败份子投机钻营到官宦之门；相当数量的官宦人物演化成腐败份子，二者之间的重合面越来越大，引导社会腐败大面积发生。在社会主义道德和法纪被打翻在地之后，管束他们邪念，制约他们手脚的枷锁从头到脚全部脱落。他们久以盼望的伊甸园，像雷震雨后的蘑菇层层叠叠的冒了出来。他们从春情难奈的偷吃禁果，急不可耐的发展为招摇过市的弄柳玩花了。他们整日里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玩弄异性成了他们不可替代的、垂涎三尺的、刺激性的晚餐。在商品量自发地适应社会需求量的市场经济中，腐败份子靡乱性生活的市场需求，是我国妓业死灰复燃、兴旺发达的直接动力和前提。
四、脏官业外收入的渠道
妓业的开设和经营，无论打出何种幌子，总是不能保密，当然也不需要绝对保密。然而在现阶段卖淫业虽是一本万利却又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所以既保证妓业赢利又不受法律追究，就需要有政治屏障。这个屏障的支撑既简单又容易，只须金钱的投入。通常是妓业老板为了避免有关执法部门的追究；防止有关执法人员的借机敲诈；威慑和平息流氓、地痞的骚扰滋事；压制和摆平人们的告发；最大限度的逃避税费的收缴；为妓业的经营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以利谋求利润的最大化，就必须寻找一位重权在握的官吏做为“政治保护人”。同时贪官污吏怎会满足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总是要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非法收入，以维护其奢侈的生活方式，以满足其金钱占有欲望，因此要广觅来钱之道。于是老板勾结权贵；官吏贪脏枉法，二者狼狈为奸，权钱交易，一拍即合。妓业以股息、礼金、操心费、信息费等名义向“保护人”分配妓业及因妓业而兴旺的其他行业的超额利润。当然也有脏官直接开设和经营妓业的。
一些重权在握的官吏为了对金钱的追逐和占有，利用官场的腐败气候和法纪松懈的风气，公然以权抗法充当妓业的保护伞，致使违法犯罪的妓业竟可以在全国普遍的安全运作且日益红火。这一奇迹上演着中国特色的腐败政治景观。
五、无业后的失落 困苦中的沦丧
近年来不但每年都有大批的从业人员下岗待业；大批的大、中专，职、技校，高、初中毕业生无法就业；而且随着土地的减少和人口的增加，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土地私营的机制下不得不转向农业以外的行业、农村以外的空间寻求劳动收入。城市市民本就艰辛的就业局面，又受到农村村民的强大冲击，真个下岗容易就业艰难!从计划经济时代每个公民的就业都得到国家的保障，突然变化成市场经济后，国家脱离了安置公民就业的责任，个人为个人，个人顾个人。人们顿时失去了对国家的安全感、依赖感、亲切感。工作危机感、生活恐惧感、社会茫然感油然而生，并一改旧念，将国家视为异已的政治权力。
在住房、医疗、教育的高消费，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向上动荡的市场经济中，面对社会保险的苍白无力，无业的人们的心急火燎、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纷纷按照自己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艰辛奔波各谋生活出路，有的甚至铤而走险。然而谋生谈何容易，特别是平民妇女，无论在就业上还是在谋生中，定是现实社会中的弱者。一些青年女子出于生活逼迫不能忍耐寻求就业的艰辛，又不甘承受失业的绝望，最终选择了靠出卖色相以对应市场需求从而赚钱的血泪捷径。娼妓中固然有人好逸恶劳，为了追求金钱，享乐而主动入道的，但多数人是因生活所迫出于无奈而沦落的。有为了保证子女上学的资金需求；有为了攒钱治病；有为了还清外债；有为了购买住房而积累的，于是管不得道德和羞耻，顾不了他人议论和社会后果，纷纷弃良为娼。还有那些因国家法律的麻木不仁和社会人群的见死不救，而被凶恶的人贩子和狠毒的黑社会拐进火坑，逼良为娼，沦为妓女的苦难姐妹最是令人悲痛和惋惜。
虽然从妓者的主观动机不一，但失业的打击、就业的艰难、生活的困苦、金钱的诱惑、市场的召唤是她们所共处的社会经济境遇。面对颇丰的经济收入，从妓者面上露出沾沾自喜的微笑者有之；眼光里透出麻木不仁的神色者有之；脸上挂着悲痛欲绝的泪水者有之。如果倾听她们由良为娼的转变史，就将会从一个社会角度上体察到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异。
六、吏治腐败与司法腐败
我国卖淫嫖娼之风何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呢？关键在于吏治和司法的腐败。如果政治清明、吏治严谨、干部端庄、上行下效，则妓业不会兴旺。如果法制严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妓业定要瓦解。
官吏阶层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不但三妻四妾是公开的秘密；金屋藏娇“包二奶”屡见不鲜；女性美秘随身携带成为时尚；重婚者理直气壮。而这些性泛滥仍然不能满足他们的淫欲，仍要采摘山花野柳，嫖娼宿妓，似乎要天天品新娘，夜夜做新郎。其人格之卑鄙龌龊令人作呕，却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上行下效、官倡民随，以致污染了整个社会风气。可见吏治的腐败牵动了妓业的兴旺。
嫖娼卖淫是违法行为，妓业的开设和经营本是犯罪行为。有相应严厉的纪律制约党政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性腐败，但悲惨的是由于司法腐败，这些法纪形同虚设。何以法纪如此软弱无力；何以司法机关如此腐败无能呢？
⒈ 世界观的转变。改革开放了，无产阶级政治退休了，干部队伍和执法人员已经从“僵化”的思想中解放出来，生活腐化问题是生活作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乃区区小事，根本不会影响“一个中心”。些些小节何足挂齿，又司空见惯何必大惊小怪。⒉ 很多党政要员和握有实权的公职人员乐于此道，怎会忍心依法灭妓作茧自缚呢？⒊ 妓业是一些官员的来钱之道，哪怕是灰色收入也要尽力庇护 ，“金钱没有臭味”。⒋ 相关查处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受到此业的贿赂，但有风吹草动，事前、事中、事后予以关照。
⒌ 相关查处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畏惧权贵，不愿招惹是非、积下怨恨，便是非查不可也尽量敷衍了事。
⒍ 一旦真正查处，说情之风八面吹来。不明世理查处到底者不啻引火烧身终遭报应且无处诉冤。
⒎ 查处之中被查处人可用金钱变通，或纳公罚之款或行私贿之币便可结案。
⒏ 查处之后被查处人基本不受政治影响，仍是一条顶天立地的好汉，照旧吆三喝四的风光。凡此种种原因足以阉割法制。
我国妓业的卷土重来且发达兴旺是令人民群众和上层社会的正人君子、有识之士气愤和伤感的话题。如果说妓业的出现和形成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那么新中国妓业的再度崛起则有着它深刻的社会背景。形成这个社会的毒瘤的毒素并非主要来自妓女本身，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要依赖导致它产生的社会诸问题的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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