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分配调整：突破生产力瓶颈的必由之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中国的劳动民众展示了一片渴望已久的曙光：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这一精神，人们不难理解其中的含意。但是，好经也要有好和尚念，要是碰到歪和尚，说不定也能念反了。最近各大媒体就此发表了不少“专家”“智囊”们的“思路”，稍微留意一下，可知这一担心并非多余。
一、两种声音
先看看人民网的解读：“扩大居民消费，首先就要增加居民收入，这就要求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目前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这不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如果老百姓没多少钱，谈何消费？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0392/10533500.html）
这并不需要过多的解释，我们面对的形势已很清楚，有数据表示，我国现在20%的人已经占有了80%的国民财富，官方的数据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到2007年已达到 0.473” 的高危状态。当初的改革思路便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现在无疑是已经到了实行这一转化的时候了。否则，“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所以在这些年来迅速形成的财富失衡（三十年超过了主要发达国家三百年的发展速度！）造成的恶果面临危机之际，当今政府出面调节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说是顺天意（客观规律），合民心的明智之举！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有些“专家”“智囊”却发出了另一种声音！
最近有一些媒体标称出自新华网的一篇文章《官方智囊披露“十二五”收入调整思路：九种可选途径》则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观点和建议，略选其要点如下：“从初次分配调整看，关键是深化市场体制改革。”“ 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既要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避免过度干预劳动力市场。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但不能通过僵化劳动合同实现。”“由此，初次分配调整的重点不是强化对劳动市场的干预，更要防止将政府的责任部分推向企业的倾向，真正的关键在于深化市场体制改革。”
这个声音尽管语言表达很含蓄，但观点很明确，那就是收入分配的调整不能影响企业（资本家）的利益，而应该由政府承担。
那么政府拿什么承担呢？他们的“思路”便是
1、“减少政府生产税净额，相应增加劳动报酬”
2、“扩展社会保障范围，适当提高企业，特别是政府负担的水平；减少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资本转移，增加向居民的经常转移；调整非生产税税制，例如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等，调节收入分配；增加对居民的直接货币性补贴。”
政府一边要减税，一边要提高负担水平，那么政府的资金怎么来？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不是，这个途径也“安排”好了，就是：“减少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资本转移”（注：弦外之音“国进民退”不能搞了，政府要“退”），再进一步的就是要“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推行“垄断行业改革和公平准入改革”，前一段的“国退民进”还不彻底，国企应该全面放开，让民企全面进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吃掉一批优质的资本扩张渠道，吞掉最后一块蛋糕！。这一招确实很高，可以说是一箭双雕：就是既要增加政府负担，又要砍掉政府重要的经济支柱，使政府弱化；同时还要让资本家们趁机大捞一把，再来个“国退民进”！
显然，两种声音分别指向了两种不同的方向！
这一分歧的出现其实很正常，客观存在的两个阶层，资本所有者阶层和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劳动者阶层之间存在着一个此消彼长的利益对立关系。政府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低收入劳动者倾斜自然要冲击到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在重大调整面临之际，这种分歧，这种博弈就必然要产生！
二、必由之路
以上说到分歧的产生无非是缘于不同阶层的利益考量，资方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思路必定要坚持维护的自己的利益并尽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市场角度看，这好象也很正常，也许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必要甚至不应该去做这个“公正人”，去搞“均贫富”。
现在我们暂时撇开“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不谈，仅从市场经济角度去看看调整有没有必要。
可以说这次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动因不乏有贫富差距发展为阶级矛盾，并在局部时点已出现斗争形态的社会因素，但促使这一些调整走上前台的，其实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出现了裂痕。从市场因素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引起国内产能过剩，出现常规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因此必须拉动内需，从而使低收入群体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突显出来。所以从根本上来看，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提高他们的购买力，是化解经济危机，突破生产力瓶颈，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是在化解市场经济造成的恶果的同时一举两得地促进了“两极分化”这一社会问题的扭转。这看似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其实是带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是对市场经济的理性调控，从而化解和避免了崩盘式的后果。
所以这一调整举措表面上是利于劳方而损于资方，其实又何曾不是对资方的救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歧产生的根源在于中国的资产者往往只能从战术层面去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政府则是战略的高度考虑全局性、长远性利益，掌控的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不只是在化解危机的时期，即使从长远来看，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需要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的相对平衡，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同样制约生产，没有劳动者的消费就没有资产者的生产，也就没有资本的收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能自觉的将基尼系数控制在0.4以内，说明他们至少具有市场的理性和一定程度的社会理性。
诚然，对于中国的新资本家而言，他们显然没有如此远大的目光，他们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国民收入向低收入群体倾斜”这并不只是可有可无的道义上奉献，而是为着资本事业的发展也必须遵循的经济规律！
资本的贪婪造成资本家人格的吝惜，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前的普遍现象，所以出现了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反复。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西方资产阶级终于变得聪明了一点，那就是要“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行“人民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见于一九六五年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发表的《资本家宣言》）。当西方资本家们自己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度步履维艰的资本主义世界终于找到了新的增长点，这使他们既渡过了经济危机又缓和了阶级矛盾，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较为文明的时代。
同样，从微观层面看，明智的、能给予员工以高工资福利的资本家才是能够冲出“玻璃屏障”的资本家，这体现的是一种企业文化。很可惜，我国现代的新资本家们缺少这一文化，也不能看到这一深度。克扣工资，降低待遇，是好象减少了一些劳动成本；穷人们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去打工，但是在这种矛盾和仇恨的氛围中，有多少看不见的损失，有多少流失的利润，也许可以说，表面上减少了一万元的劳动成本，实际上很可能流失了十万元的利润！如果我国的资本家们能学一点大幅增加工人工资、“人民汽车赠人民”的美国老牌资本家亨利·福特，也许他们就能认识到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不仅在宏观上能刺激经济增长，而且在微观方面，对于本企业来说原来也是一种明智的人力投资！
三、“危机”与“契机”
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重视强化政府职能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专家”“智囊”却企图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误导为弱化政府能力，要政府只去做一些铺铺路，扫扫地一类的“服务”，把本来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揽子剔尽！这当然是一种利益的驱动，又或者是文化的缺失，同时也不排除可能还会有其它的原因，但我们今天并不想讨论这一些点，而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中国的新资产阶级能不能自觉地认识到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从而作出主动的让步？我看很难！这是由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的本质素质所决定的。
中国新资产阶级不是自然生成，不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破土而出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工孵化”的；他们没经历多少艰难曲折，而是在服用了大量激素的前提下“人工饲养”的，所以不可避免地显得先天不足，素质不良，文化缺失，精神疲软！中国的新资产所有者特别是大资产所有者已习惯于“被饲养”，习惯于争夺现成的“蛋糕”，所以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的第一意识就是“抢蛋糕”。看看他们怎样吞食国企，看看他们自相残杀式的恶性竞争，看看他们无止尽的贪婪，极端自私，没有远见，更谈不上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还能指望他们来带动社会？
至于劳动者阶层，他们既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政治权力，成了十足的弱势群体，完全处于被动态势，所以在和平状态下，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
由此冲破这道“玻璃屏障”的大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政府身上！而且我们的政府是共产党执政的政府，搞好社会化管理的优势也是其它政府所不能具有的。这次化解世界性金融危机，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就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在进一步强化自身建设的同时，我们的政府完全有理由、有必要进一步强化职能，而决不是自我矮化！
那些企图弱化政府职能，任由资本猖獗的声音完全可以无视！在危机面前，中国政府需要的是固本拓源，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实践已经反复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生命线，也是别人所不具有的优势。中国决不会放弃自己的优势和时机，倒退到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去！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
对于中国的新资产者来说，也需要进入一个“观念更新期”，深化市场机制改革的目标不要老是停留在两眼只盯着他人或国家利益的阶段，而是要激活市场，拓展需求，依靠“诚实劳动”去生产新的“蛋糕”，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我们的劳动者阶层也不能长期停留在“弱势群体”阶段，而是要在经济上善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政治上也要善于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要使自己真正成为拥有独立人格的公民。
扩大内需，是一项大规模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也不只是增加他们的工资那么简单，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能采取的措施也可以很多。不只是我们的政府，我国的富有者阶层、劳动者阶层、以及专家、智囊们都需要做出共同的努力，为着国民大局，也是为着我们自己，化分歧为统一，也就能化危机为契机，使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跨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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