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周瑞金的“高招”暴露了什么？

《炎黄春秋》的“高招”暴露了什么？　　

  《炎黄春秋》2009年最后一期推出的文章，以六十年为题发表感言，对改革提出了一些“高招”。不料，却暴露了资改派改革的根本性弊端。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六十年感言” （以下简称周文）。 是第一篇，是大名鼎鼎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周副总编的“感言”就是为改革指点的“高招”。我们按周文的五个小标题，逐个说开来。　　

邓小平晚年谈话的警醒。周文第一个“高招”就是重温邓小平晚年谈话 。他引用邓小平的话“我们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份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段话说明：1，邓小平知道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就会自然出现两极分化；2，邓小平确实已看到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3，邓小平也看到了问题存在的严重危险性。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而且问题比不发展时多，起码不比不发展时少。这就是说他已经明白无误地承认“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不要问姓公姓私”，“不要问姓社姓资”，“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争论”……等理论是行不通的。周副总编明明看到“目前在方方面面担负重要领导工作的”人们，“时时怀有重整纲纪的冲动和孤军难振的无力感，很多抱负和无奈只能深埋心底”。没有办法，又不认输，只能在改变分配不公上做点小动作，欺骗一下民众，也欺骗一下自己。其实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最严重的不是当今主流舆论所指的“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分配不公。当然这种不公也是一种不公。但是，它不是造成两级分化的根本原因，造成两极分化的真正原因出现了大规模私有制，出现了新的剥削阶级、复辟了剥削制度。专门拿城乡、地域、行业之间的分配不公来说事，既可“应付”群众的不满，得到“为民解困”的光环；又可以迥避或者说隐瞒复辟资本主义这个根本原因。　　

纠正利益格局的倾斜。周文第二个“高招”，就是纠正这种倾斜。周副总编所说的利益格局的倾斜是指什么呢？　　

一是“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请注意，如果说这确实是一种利益格局倾斜的话，这也是改革造成的结果，而且当前还在全力进行，一定要把国企改制重组成100家至80家。而且必得将它的国企性质改变为私企或外企，或国有民营、国有参股经营、私企和外企控股经营……。总之消灭公营经济，全都私有化就没有倾斜了。他说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是因为国企太大太强的原故。这明明是在唬人、骗人、蒙人。　　

二是“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银行对民营贷款拒贷率56%，而70%的贷款都给了国企”。这就是说国家的政策向国企倾斜是分配不公问题的根本原因。这是一种强词夺理。

（如果将民营企业分为大型民营企业与中小型民营企业，可以看到银行对大型民营企业的贷款远高于中小型民营企业。在私有化政策下，中小型的国企、集体企业被消灭了。而银行向劣质、信誉差的中小型民企放贷的风险很大，所以偏向大型企业。所以，不是银行对国企有偏爱，是私有化政策下信誉好的中小国企被扼杀，而新生的中小型民企质量信誉太差，经常向银行骗贷，然后就搞破产侵吞贷款，所以银行不敢给它贷款。出现两极分化、分配不公明明是贱卖国企、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怎么是出卖国企叫停、或银行贷款有别的结果？这是一种别有用心地诬蔑！如果按照周某人的“高招”办事，继续出卖国企、银行贷款多给、或都给私企，让资本家垄断石油、煤炭、金融，大大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进一步加速两极分化的发展，更加分配不公，这难道不是常识问题？那不是在“饮鸩止渴”吗！曾经，煤炭等资源行业放任私人资本进入，结果煤老板暴富并收买控制了国家大批官员、煤矿工人死伤无数、环境被极端破坏、大批国家资源被乱开采被浪费，私有化导致的如此世人皆知、触目惊心的事实周瑞金要否认么？）

三是“四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普遍担心大多数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 “在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这完全是为私营企业主呜不平，这同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有什么联系！难道说四万亿投资都给私营企业，弱势群体、多数人都会富起来？就没有两极分化了吗？！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假如发展壮大，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将获益。国企分配上的问题是，在周瑞金等改革者的鼓吹下，很多国企高管拿着巨额高薪，这些人变相地瓜分了全民的劳动成果，严重败坏了国企的形象，破坏了国企的社会主义性质。尽管当前国企内部的分配制度已经相当程度上被周瑞金们破坏败坏，引起相当不满，但是国企内部分配还没有像私企那样极端两极分化。周瑞金先破坏败坏腐蚀国企，再鼓动消灭国企的舆论，用心何其毒也！）

总之，周副总编所说的倾斜，都是改革的重大弊端造成的，要纠正这些倾斜，本该从反私有化、反复辟、反剥削入手，决不能再为继续复辟出谋划策。可是，周某人却在为私企的利益而呼喊，决不是在为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中的弱势群体在呼喊。周某人口头上说关心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但是看看他对“纠正倾斜”的言论，都是在为私营企业家、为新社会阶层、为少数己经先富起来的人在呼喊，不仅不会解决两级分化、分配不公；而且必然加剧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确实是缘木求鱼，南辕比辙。　　

     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这是周文第三个“高招”。周副总编说，“我们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精神，探讨一下党和政府如何清理改革以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请注意，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是改革造成的。如果不信，请看周文。他说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 改革开放才开创市场经济和市场体系。特殊利益集团“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联系前述他为私企呼喊的事实来看，这就十分明显的证明，周某人是以国际垄断资本立场、自由资本主义立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内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就不是为被剥削、被压迫的穷困弱势群体这一极说话的！

（当前，外资控制了中国28个产业里面的绝大部分产业，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国家保护中国产业不被国外大资本家垄断有何不对？美国不是禁止中国资本收购美国重要企业么？中国经济已经比美国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因此几乎成了殖民地，但周瑞金仍不满意。在周瑞金眼里，严重剥削中国人民的跨国公司、国际垄断资本不是特殊利益集团，反抗跨国公司、国际垄断资本的国企及爱国的民族资本才是特殊利益集团。可见周瑞金是赤裸裸的汉奸，是隐藏的国外垄断资本的代言人。某些人一边放任汉奸周瑞金在《炎黄春秋》《财经》等重要媒体继续散播他的反马克思列宁、反毛泽东、反社会主义、反民族言论，一边鼓吹周瑞金即皇甫平就是在辅佐邓小平，这明显是在给邓小平同志抹黑，诬陷邓小平是走资派、汉奸。）

周某人举例说，“看看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成为腐败高发领域”，“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高调扩张，并寻找政治代言人。” 房地产商当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房地产商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同样体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特质。而周某人由此得出结论，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才适合自由资本主义发展。

（房地产商已经彻底臭掉了，连周瑞金都不敢再替其辩护，并将房地产行业问题的存在当做引入美国政治体制的借口。问题是，当年正是周瑞金极力反对社会性质的大福利政策、反对免费的教育医疗住房，大搞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当初早就有人告诫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将导致一个暴富阶层的出现，这个新兴的暴富集团将能量巨大，必然要控制政府权力。中国人民住房问题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解决，住房应当做人民福利、基本人权保障，由国家免费提供给人民，而不是让地产商、资本家进入，大发横财，剥夺人民。在任何私有化的市场经济里，即便是理想化的自由竞争状态也无法持续，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出现少部分资本家垄断了市场并控制了政府权力。房地产行业必然服从这个规律。可见房地产行业的恶果正是周瑞金们鼓动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结果。现在，在大力推进私有化市场化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都和美国一样，出现了一家或者几家资本寡头（以外资为主）垄断市场，并腐蚀了相关政府权力的现象。比如，比如造纸行业被芬欧汇川、斯道拉恩索、印尼金光集团瓜分，日化洗涤品行业被美国宝洁等瓜分， 碳酸饮料被可口可乐等垄断，高盛并购了双汇，凯雷差一点吃掉徐工。此外大豆行业、食用油行业等行业也都类似，由于与老百姓生活相关，也引起了一些不满。煤炭产业的私有化由于血债累累、代价惨重被中止。只不过，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对老百姓的伤害更大，所以引起民愤更大而已。房地产就像一滩臭屎，正是周瑞金等人自己拉的，因为奇臭无比引起了公愤，周瑞金也回过头来假装与自己无关，大骂此屎臭不可闻。世间竟有如此之人！资本控制权力控制社会，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必然现象。跨国资本集团早就已经控制了美国政府权力。等他们控制了中国政府权力，那么就彻底殖民化了中国。）

周文还引用了两组数据：一是“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二是“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 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这些数据说明这些巨大的财富集中是剥剥和掠夺造成的; 是改革实行高薪阶层政策的结果；并不是劳动所得分配不公的结果。可是周某人在引用上述数字后说：“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 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 并且说是“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 至于如何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切割？周某人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 说到底还是在为私营经济扩大空间奔走呼号；为自由资本主义张目。试问，房地产开发商并不一定是垄断行业，但在地方政府的权力寻租同开发商勾结在一起，房价飞涨，难以控制，强行占地，不给适当补偿，一个月内就发生了两起自焚抗拒暴力拆迁的命案。房地产业是高超额利润，富豪榜上有多少房地产业的老总，你周副总编不是不知道吧！不消灭这种惨酷剥削和野蛮掠夺，两极分化只能有增无减！

（周瑞金应该知道，即便是美国也是一个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国家，垄断资本寡头如洛克菲勒财团、摩根金融财团、军工集团等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也控制了美国的立法、司法、行政、军队、媒体等权力，甚至影响控制了工会。中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私有化已经让本土新生的暴富的资本家、及跨国资本垄断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并腐蚀、控制了相当的政治权力。许多地方政权，如人大、政协、政府已经被暴富老板们控制。国内外资本家们控制了经济命脉后，必然控制政治权力。所以，私有化市场化必然加重官商勾结。周瑞金则希望中国进一步放弃人民民主专政、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及毛泽东思想，大力学习美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结果只会增加国内外资本家控制立法、司法、行政、军队、媒体的空间，不仅不会缩小两极分化、只会进一步增大两极分化。）

遏止基层权力的失控。这是周文提出的第四个”高招”。 周副总编所说的基层权力失控，指的是“一些基层政府, 比如群体事件高发的县城和县级市政府, 对于民众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权, 表现得麻木不仁, 甚至胡作非为, 到了惊人的地步”。他列举了湖北巴东邓玉娇案，贵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湖北石首市和贵州瓮安县两起官民对峙、警民对抗事件，深圳一名官员林嘉祥猥亵幼女案，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媒体追问“经济适用房用地为什么盖上了别墅”时,脱口而出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 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请注意,这些都是改革第三十年中发生的事情。难道说三十年来只管招商引资？只管“发展经济”？“只管为新社会阶层优惠”？“只管为非公营经济保驾护航”？其结果是: 卖淫业兴旺了，乡招商办主任将良家妇女当成卖淫女强奸（未遂）；嫖宿幼女；长期不为民办事，治安状况恶劣，还要掩盖真像，引起民愤众恕；甚至说出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的混账话。难道这同推行私有化、实行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允许共产党员当资本家，导致丑恶现象沉渣泛起、金钱崇拜等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改革开放没有一点关系吗！　　

周文主张怎么遏止呢？他讲了己经采取的集训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培训和监察；还提出发挥选举机制，一步一步掌握民主操作方法……等。其实周某人只是就事论事，把责任推给基层，这是不公平、不诚实的。当然，基层有基层的问题；基层也有基层的难处。例如，上面考察政绩要求“零上访”，并且“一票否决”。那么，基层必然就会采取堵、截、卡、接、遣，甚至扣压手机、身份证、限止人身自由、打骂……等暴力措施。“问题在基层，根子在领导”。上面的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错了，还要求下面保持一致。这样，自然会问题层出不穷，防不胜防，堵不胜堵。　　

反思维稳逻辑，唯求长治久安。这是周文提出的第五个“高招”。说来周某人明明知道“改革和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凸显和叠加”；“各地城乡突发公共事件此起彼伏，有的甚至酿成群体事件”。虽然，周文讲述了维持稳定的三个层次：事发之前争取不出事或快平息；事发后认真对待和调节当事人和民生权益；事后要促进官民协商对话，增进社会和谐。　　

但是，周副总编并没有讲到问题的关键和要害。例如：政府的公信力为什么会被质疑和伤害？公权力为什么会对强制手段的滥用？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是党和政府是为人民利益服务，还是为少数权势和权贵服务的问题；是为工农劳动人民服务，还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的问题；是保持还是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是坚持还是抛弃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周文提出的高招中看出。周文提出的维稳逻辑和唯求长治久安“高招”：　　

一是提出一个“维稳成本”问题。“等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以暴易暴”会增大成本；“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强制和赎买这两手，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二是政府要发挥社会力量共同管理社会。周文所说的社会力量指的是“市场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以及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公民伦理，本可成为调节矛盾的第一道防线”。　　

三是警惕“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 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 以恐吓和绑架上级, 换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制造政绩。　　

四是要防止“在维稳防乱的旗帜下把那些普通而复杂的利益矛盾政治化, 上纲上线, 超常规地强化各种传统的管理机制, 遏制普通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 周副总编称此为要防止“固守革命党的传统思维”。　　

请看, 这都是在就事论事, 隔靴挠痒, 甚至是驴唇不对马嘴。政府的公信力被质疑、被伤害, 甚至成了众目睽睽之众矢之的，你却在讲什么“维稳成本”！党委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己经不是水乳交融的鱼水之情，而成了“矛盾的焦点”，却还在胡说什么“换取更多财政收入，制造政绩”；还诬称这是固守革命党的传统思维！什么是革命党的传统思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阶级斗争，都是在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说到底，这些所谓高招没有什么一点新意，倒是暴露了改革的根本弊端。最后，周文主张：“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请问，改革三十年了，　　

越改革越分配不公、两极分化；　　

越改革问题越多；　　

越改革越是出现特殊利益集团；　　

越改革利益格局倾叙越大；　　

越改革越加重基层权力失控；　　

越改革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越受到质疑和伤害；　　

越改革党和人民的关系越成为矛盾的焦点;　　

越改革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越丧失;　　

越改革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越被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所取代;　　

越改革越是复辟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背离社会主义越远……　　

这同“真正建设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小康社会是背道而驰的。这不是显而易见、明摆着的事实嘛！　　

岳求珍   2009.12.20　　

附文：

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2009-12-18  中国资深媒体人 周瑞金 访谈录（SOHO中国内刊《SOHO小报》
）

（采访时间：2009年10月12日，采访地点：上海延安西路真锅咖啡馆，被采访者：周瑞金）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动力不足

问：作为一位老报人，您对共和国走过的60年历程有什么感慨？

周瑞金：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但是，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现在的辉煌成就来自沉痛 的教训。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沉醉于既有的成绩，而是要勇于直面现实问题。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 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

问：这些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大家感慨的是现在的改革动力不足。

周瑞金：深化改革的动力不足，确实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 利、让权，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 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问：您曾经说“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

周瑞金：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心情舒畅，改革如牧歌般行进。可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 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 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 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

问：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

周瑞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 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 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 “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 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问：如果说，在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

周瑞金：“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国进民退”的新格局，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 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 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业，厕身 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众对民营 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问：与“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比起来，现在的利益格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周瑞金：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是难以避免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 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问：特殊利益集团是怎么产生的呢？

周瑞金：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 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 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问：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周瑞金：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不妨看看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据全国工商联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 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去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 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 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爆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囤积级差地 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 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 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问：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

周瑞金：因为在那种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 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 以花的钱。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的天价利润本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另外，公有特别是国有企 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国务 院制定的“非公经济36条”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 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 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 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 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

问：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

周瑞金：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 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成为 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法学家梁慧星教授说，“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 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还有一个危险的迹象，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 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

问：“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确实面临着“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周瑞金：如果不进行改革，这种危险就会越来越大。

“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周瑞金：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作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 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 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 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 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 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

问：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

周瑞金：这恰恰证实了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 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 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本来，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 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 多有识见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的严重危险。

问：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1‰，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 财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 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 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周瑞金：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 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 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问：如何公平地分配利益，如何平等地分享经济成果，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周瑞金：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 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 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问：但是许多人尽管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面对现实却充满无奈，有些人甚至对前景悲观，因为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一些改革领域出现的倒退局面都让人们难以乐观。

周瑞金：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况 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 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 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 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 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 建政治家尚有如此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要勇敢地正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 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史书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被采访者简 介：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县，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解放日报》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3年 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在全国率先提出搞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改革新思路，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著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新闻改革新论》、《做清醒的新闻工》、《中国改革不可动摇》、《周瑞金肠荡气 集》、《现代科技新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读本》，编有思想库文丛《用头行走》、《大道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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