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条件下的财富分配状况简剖

拒绝分配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　　

——“特色”条件下的财富分配状况简剖　　

有言在先。　　

本人所说的“分配公平”并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基本上按照与社会成员的劳动贡献大小成比例至少是正相关的关系分配。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者们追捧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是一个糊涂或忽悠用语。因为它所说的“效率”的应有之义就是对社会的劳动贡献大小，而按照“效率”分配本来就是公平的，而所说的“兼顾公平”则只能理解为“兼顾平均”了。反对“大锅饭”的资改精英们要在按效率〔按劳动贡献〕公平分配的基础之上 “兼顾公平”，简直不知道他们到底信奉的是什么信条。　　

主张按“生产要素”分配是资改精英反对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纯粹资本主义剥削理论，在此理论的误导下，中国市场化以后的实际分配活动中根本找不到“公平”的影子。　　

计划经济时代的收入差距不太大，但绝不是“平均分配”，“吃大锅饭”。问题在于至今没有一个“非凡之才”能够给所有社会成员的劳动贡献量进行精确量化来确定彼此的差别数额，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按照干部的行政级别和企业员工的技术水平等级来分发工资，是比较合理的，差别不算太大；在市场经济时代，同样没有产生任何量化方法来确定社会成员的劳动贡献量的大小和差别数额，却巧其名目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实质是按照权、财强势人群的利益需要决定分配。 　　

    一 从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和改革的“初衷”说起　　

马克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早已指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除共产主义（含社会主义）以外，历史上的所有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弱势地位的广大劳动民众盲然和被迫地承受少数强势人群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的阶级社会。阶级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资源和劳动成果分配毫无公平正义可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强音，《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不但揭示了阶级社会的这种本质特征及权势阶级榨取劳动民众的剩余价值的内在机制，同时为人类指出了社会进步的方向和革命目标：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为主导，建立和建设以公有制〔可以消灭剥削〕为基本经济制度、以工农民众为专政主体的人民民主组专政为基本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并由此逐步向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而且没有剥削意识（包括私心和拜金主义……）、所有社会成员一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享天赐资源和丰富的劳动成果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消灭阶级和剥削（即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同时尽快发展经济。　　

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会最为深透的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共产党人历尽艰辛甚至不惜重大牺牲，成功地进行和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在着力保持分配公平和社会正义、时刻警惕和防止复辟势力的罪恶企图与活动的条件下，竭力加快国家的经济建设速度（毛泽东科学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在历次返修防腐的政治运动中都明确要求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证明），事实上也取得了空前的政治、经济、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革命目标就是消灭能够产生阶级和剥削的经济制度（即私有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促使经济快速发展，公平地按个人的劳动贡献分配天赐资源和劳动成果，最大限度地实现分配公平、社会正义。       　　

而社会主义是旷古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在消灭与抑制剥削同时尽快发展经济（也就是公平与效率同步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必然要遇到旧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旧思想的强烈对抗，并形成的障碍，所以需要继续或不断革命，也就是“斗私”和“批修”，以消除障碍，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才是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改革”的本质原因。因此，“改革”理应仍然以解决好既消灭剥削又快速发展经济的矛盾和问题为唯一目的，即通过改革，同步探索革除影响分配公平、社会正义和影响生产力发展（即效率）的消极因素，创造和培养积极因素，创建日趋公平、同时日趋高效的的机制、体制和思想意识。或者说，建立、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只图分配公平、社会正义而忽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不能只图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放弃分配公平和社会正义，只有两者同步抓紧，都不放松，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因而和谐的的社会。这正是民众所希望、理解和应有的改革初衷，也是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请注意“口头”二字）和书面决议文件（请注意“书面”二字）所宣称和载明了的改革本意、方向和初衷。　　

只有公平、正义，没有高效率的“社会主义”需要“改革”，但绝不是要把社会“改革”成只有效率，毫无公平正义、阶级压迫和剥削合法化的社会！事实上，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永远也不会有只有公平没有效率的社会经济制度存在；一直存在的倒是只有效率毫无公平的社会形态。而且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了，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莫不如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效率不讲分配公平、社会正义的社会也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资改精英和当权者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复辟目的，把自己追求和将要实现的资本主义谎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为了欺世盗名？！推行只要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而不要分配公平和社会正义的所谓“改革”，只能是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革命前的社会形态，这难道还不是倒退复辟吗？！　　

曾经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不但实现了革命的目标，也从未放弃对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断完善和改革的初衷，只不过这种完善和改革是在努力保证分配公平、社会正义和经济快速发展两方面同步推进的的原则下进行的。因此，一边强调要“抓革命”，防止剥削制度的复辟，防止回到毫无公平、公正可言的财富分配状态；一边强调要“促生产”，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建设速度。也因此，既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来指导加速经济建设，又有针对不断出现的由权财强势人群主宰、推行违背公平分配和社会正义图谋的“斗私”、“批修”运动。　　

 二“特色化”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造成的社会财富分配的混乱局面　　

毛泽东主席逝世不久，共产党政权就开始动荡，被社会主义革命所推翻和打倒的、一贯对社会主义事业怀有不满和仇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复辟势力、右派“精英”，乘机篡夺了党和政府机构的部分领导权，如赵ziyang，万里等人，借“改革”的名义启动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活动。他们亲自充当其吹鼓手和“工程师”，以“创新”“发展”“与时俱进”为幌子将一系列没有主脉理念、毫无理论品格（纯属即兴感性思维的言表）、前后自相矛盾但颇具欺骗性的个人言论奉为指导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发展的指导“理论”。在资改 “理论”的指导下，又在他们编造的令人读不明白、听不懂的一系列新名词掩盖、忽悠下，推行资改精英们设计的以复辟资本主义，破坏分配公平和社会正义原则为目的的“改革”“开放”举措。而这些举措与民众所理解的、与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和书面决议所指明的改革意图、方向和初衷或者明或暗地背道而驰。他们宣称的是为了实现全面小康、共同富裕和建设和谐社会，但实际情况却与全面小康、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背道而驰。更令劳动民众气愤的是，他们长期拒绝民众的批评、反对和要求反思现行举措的正确意见和强烈要求，反倒强调所谓警惕“反对改革”思潮的兴起，一直简单地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　　

直到，十七届四中全会，才由中央来承认、指出和检讨党的建设事务中存在与党章和党的宗旨不相符合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开始，他们对改革前一直实行干部行政级别工资制和职工技术等级工资制的分配状况装瞎、装聋、装哑，歪曲造谣硬说改革前的分配制度是“平均主义”“大锅饭。但推行他们的改革举措以来，却从来没有当权机构对社会资源和劳动成果分配制度和格局进行过在全国促进分配公平、社会正义的深入、有效研讨、立法和规范，有的只是当权机关提高本位利益的政府红头文件〔每年或隔年为公务员和权贵阶级增加工资福利的红头文件就是其例〕，或任由权势阶级推行利己肥己的分配潜规则〔各型企业的内部现行分配方式及其状况无不如此〕。仅有的劳动法，几经修订，至今不能确保企业员工的有限和最低权益。虽大力宣扬和实施了几项惠农政策，但城乡差别仍然在继续迅速扩大；对企业退休职工的“超低” （与公务员相较而言）养老金实施了“数年连涨”的政策并大力宣传的同时，政府又自作主张在机关事业单位推行本不敢见阳光的“阳光工程”和“绩效工资”改革，使企业职工的退休待遇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巨大差距进一步扩大……。从始至今，他们没有考虑制定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执意要推行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成数倍差别的两轨制（企业与机关事业）、三轨制（企业、机关事业与农民）。在民众强烈反对的情况之下，为确保公务员待遇特殊，仍然强制推行单独制定公务员养老制度的特权政策；虽企图把事业单位人员推向与企业职工养老同等待遇水平，但因保留公务员一枝独秀的企图而遭遇强烈抵制。虽然有有政协委员特权的人士为了维护本群体的利益在人大会议上发出了反对高强音，但仍然坚持在五个省份试点推行，目前的推行进程步履艰难。为作秀，在主流媒体或全国性会议上宣称要实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但至今只在很小的的 范围内试行，试行的养老标准为区区55元/月。只够买回勉强够吃一个月生吃的粮食，也叫“养老保险金”，在号称已经“迅速崛起”的中国 难道不是对“养老保险”这一名称的讥讽吗？可悲的是，制定政策的当局并不因此感到尴尬和有失颜面。　　

推行所谓的砸“三铁”的“改革”， 给广大劳动民众垒起了新的“三座大山”，实质上是砸的是民众的居所〔购不起房〕、学校〔上不起学〕和劳动民众的健康〔看不起病〕。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和国庆六十年庆典期间，右派精英所以不顾实际现实，自鸣得意地高调宣扬“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因为这些人历来只图经济发展，只追求高额GDP，一直拒不考虑分配公平和社会正义，实际是只图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少数人分享，经济发展越快，GDP越高，少数人就可以聚敛更多的社会财富，广大劳动民众却根本不能从高额GDP中获取应得的收益。他们闭口不提、闭目不见重新进入资本主义制度以后，社会资源和劳动成果分配中的原罪和满目乱象，却还要欺骗说是“执政为民”， 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实现全面小康”。 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实际上是拒绝“以民为本”（资改“精英”皇莆平算是读懂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熟知“人”与“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自暴他在起草和决定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时坚持了以“人”代替“民”的政纲取向）。然而，真正为民的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应尽的基本职责必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促进经济发展；二是促进社会分配公平、社会正义，保障广大劳动民众的劳动成果不被侵犯。　　

中国目前的分配状况还有公平、正义可言吗？！　　

——当权者和资改精英，可以制定政策让当权“精英”阶级为自己定高工资、高福利，高补贴，高养老金，高职务消费，还可以以合法地分享总额将近万亿/年的“三公消费；　　

——在人事安排上首先将自己的亲属安排到位高录厚的在职位上；　　

——在改革程序、规制设计上为自己和亲属留下可以以权投机、谋私暴富的缺口和漏洞，再以“改革”“改制”的名义合法地侵吞国家资源、国有资产，化公为私；　　

——通过“精英”立法，在社会组织中推行官员帝王化、民众奴隶化管理机制，让官员或管理高层可以随意暗箱操作，贪腐受贿，民众却很难具有监督权利和能力。（如公司法，极力扩张企业管理者的管制权力，剥夺员工的民主、平等权利；也包括宪法，剥夺民众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和游行示威与罢工权利）；         　　

——用所谓的“创新理论”推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大量原本属于民众福利的公共事业市场化，私有化，重新在民众头上压上了“几座大山”。　　

——在所谓资改“理论”指导下，竭力使一少部分人先富暴富，致使国民收入差距拉大到世界各国之首，0。4%的暴富者掌握了60%的 社会财富。贫富两极分化又使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官员腐败遍及所有官场。人伦道德沦丧，诚信尽失。最终使少数人一夜暴富，使弱势人群只能出卖苦力，艰难度日，温饱难继。　　

——“特色”指导下的中国国营企业改革，改掉了毛泽东时代的“鞍钢宪法”，推行资改“精英”们制定的公司法，不但把企业职工从主人的地位上推下了台，同时把企业的分配方式决定权由民主协商决定改成高管精英个人说了算，从而把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拉成了天壤之别。　　

——右派“精英”为了掩盖其全面私有化的企图，在名称上将国企从“国营”变成“国有”，又将“私有制企业”由“私营”改为“民营”，实际上是推行私有、私营的同时将一个“私”字隐藏起来。推行《公司法》实际上将国有企业的国有国营变成国有私营。将国有资源交给 “精英” 私营，实际上就是让右派“精英”可以随意处置国有资产。经过“国有私营”，先将国企搞坏、搞垮以后，以国企“效率低下”为由推行所谓的企业“改制”、“重组”。“改制”、“重组”实际上就是将国有资产直接进行私有化的“产权改革”。在产权改革的名义下，再推行所谓的“MBO”，实际上就是将国有资产超低价甚至无偿送给当局者任命的高管、“精英”，让他们摇身变成大资本家、大老板。　　

——在改革后的企业里，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高管们利用从改革中获取的特权后，没有例外的奉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原则，同时全面制定管制、剥削员工的潜规则，一方面大量裁减职工，把他们赶出了企业，使其落得温饱无保的下场，对留下的职工，则增加他们的 劳动时间和强度，压低他们的劳动薪酬和福利，以此无情地廉价榨取他们的血汗。因此发生了党政高层不愿意看到的“通钢、林钢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主流媒体至今装聋作哑）和良知人群的一致支持。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直至目前，除了全总发出了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通知，和通化地方公安机关宣告不惜重金收买相关情报、澈查和重处事件“组织者”外，没有国家政府或政法机关高层对此类事件作出任何直接表态。倒见央视新闻联播中报道中央政府高级官员在视察东北工业时表明了“要坚持企业改制”“重组”，同时下定了“跨地区、跨所有制“改制”、“重组”的决心。　　

以上说的只是存在于国民个体之间收入差距存在的严重失衡和两极分化的问题。在国家、企事业组织者和公民之间的分配比重也存在严重失衡问题：一是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居民个人所得的比重太小，国家或企事业组织者截留比重太大。在推行“按生产要素”分配以后，资本与劳动争夺分配份额，就不是失衡的问题，而是合法的抢夺。因为没有劳动，资本绝不会有任何增值的可能性，这里不进行多诉。与世界各国相比，比例失衡的数据在网络上早就有多处多次披露，也是是可以直接查到的。大体情况是，和发达国家比，差不多是成倍的距离，和中等发达与不发达国家比，也有愧于“迅速崛起”的溢美之词；二是国家截留的国民产值用于公共福利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因此所有底层居民必须将本不宽裕的的可支配收入用来保证基本生存需要外，还必须自己承担本来应当由政府承担的的公共事业的福利性开支（如住房、医疗、教育……），这方面，美国和东欧不少国家的情况就是比较的参照范例，和“闭关自守不发达”的朝鲜、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委内瑞拉都不能比。必须指出的是，政府、企事业与民争利的国民总值分配的失衡比例也正是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严重失衡或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用于居民分配的经济总量太少，只能采取“欺弱”的手段来“保强”。　　

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明白两条社会公理　　

——社会是否进步，是否健康，不但应该看其经济发展速度，更要看其发展成果是怎样分享的。　　

——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治国理政的业绩，不应该只看在其治下的经济发展速度，更要看在其治下社会财富分配是否公平，是否维护了分配公平、社会正义。　　

发展既然是硬道理，就无需要谁来强力推动或促进经济发展，真正需要推动和促进的只有分配公平和社会正义。因此资改精英和当权者就根本不存在“永不言败”“有功无过”的自我粉饰的资本。　　

三 剥开“特色”的伪装　　

阶级剥削的直接表现和本质就是不劳动者享受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资产阶级和阶级剥削的制度基础，注定不会有公平、正义可言。　　

社会主义制度必须确保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绝对主体地位，适当利用但坚决限制私有制经济的自发发展，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努力实现天赐社会资源和劳动成果的分配公平和社会正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的经济制度，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为基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色，或者本色。既然社会主义自有其基本特色，或本色，就不应该再有其他的所谓的“特色”。添加了其他“特色”就必然掩盖、改变和抹杀原有的基本特色，或本色，这是任何从事过或见过画工作业的人都熟知的物理效应和必然规律。须叟皆知的寓言早已告诉人们，“画蛇添足”以后，画出的绝对不再是“蛇”。因此，社会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之分，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其他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是假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要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色和原则，自然只会是假社会主义。　　

分明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伎俩，虚伪的右派“精英”和资改派却硬要加上“特色”的伪装，从而把自己装扮成坚持“是社会主义者”，掩盖自己头上的上修正主义的帽子。　　

不知道所谓理论工们是否诚实地梳理过所谓理论到底包括了那些东西，这些东西之间有没有足够科学的逻辑联系和论据支撑。某些言论只不过是狂妄的霸道论断，经不起起逻辑追问和没有事实依据的论据支撑，因而理论品格十分缺乏。或者说，本来就是个人的遇事随想和即兴感言，并不是理性的深思熟虑的精准论断。　　

“初级阶段理论”，由赵ziyang发明，被“精英”当成“特色”的逻辑基础和起点、“特色”的基础性“理论”，也因此进行过大势宣传和发挥。因为是“初级阶段”，就“可以”让私有制大量存在和无限发展，就 “可以”允许剥削的存在，就“可以”说是“资本家来养活打工崽”，打工崽 “应该”感谢资本家；于是，就不要阶级分析了，“阶级”变成 “阶层”了，一讲“阶级”、“阶级斗争”就成“弥大大罪”了，也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于是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甚至两极分化也是“正常的现象”，只是害怕贫富差距不够大了；于是当权者只管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不管财富分配是否公平，是否符合社会正义，对于中国处于世界两极分化的颠峰状态可以不削专注，自己也可以只顾给自己制定尽多的特权政策了；于是……。厚颜无耻的老右派分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鼓噪复辟资本主义改革的急先锋茅于轼的“高论”就是对“初级阶段理论”的点睛之语。茅于轼说：“我被打成右派，一点也不冤枉，我是被准确的打成了右派的。平反平错了，我不冤枉，我不需要平反，我本来就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即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怕的是“初级阶段”要持续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历史阶段。但经历不过一代人以后的今天，广大民众已经感悟到上当受骗的滋味了，开始觉醒了，更加怀念毛泽东和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了。　　

为了顺利推行“特色”指导下的复辟活动，一方面蛮横地要求“不争论”，一方面用花言巧语对民众进行欺骗、忽悠。但只顾欺骗，却不顾及作为一个“坚持社会主义者”怎样回答：完成“初级阶段”、“中级阶段”以后如何向“高级阶段”（按照“特色初级阶段”理论，是应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过度的问题。因为按照 “特色”，过了“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应该是“共同富裕”的“高级阶段”了吧。但是，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初步的贫富分化就是进一步贫富分化的充分条件，进一步分化是初级分化的必然结果。请骗子告诉愚民，在不断进一步两极分化的情况下，还能实现共同富裕吗！在已经严重分化、两极分化的情况下，要实现共同富裕，是让“先富者”全部“变成”慈善家，将费尽心机投机，贪腐、抢劫到手的财富无偿转让给穷人，还是重新来一次土地改革、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是前者，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奉为唯一信条的茅于轼们所代表的先（极）富者阶级会同意吗？如果是后者，岂不是需要第二个毛泽东来重新组建共产党，重新闹革命，再搞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吗？第一个毛泽东不已经是“罪人”了吗？！何必要又一个“罪人”来重演历史呢？！当权者和资改精英如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只能说明“初级阶段”根本不是“理论”，只是精心编造出来复辟资本主义的的谎言。　　

只要不是瞎子或肢体麻木，都会看到、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入了资本主义的泥潭。究其原因正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导。在民众情怀的压力下，毛泽东思想在国庆60周年庆典时有过回归的一瞬闪现，但毛泽东思想的全面回归还有无法预见的期待时日和距离。当今的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在“特色”指导下“改革”“开放”的泥潭中挣扎的困境，必将加速这种回归速度，缩短与回归终点的距离。　　

毛泽东思想彻底全面回归之日，就是把中国建成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正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希望重新燃起之时。　　

四 给高层左派领导的几点建议　　

愚民不知道中国当今党政高层里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的信仰者，但我相信在中国这种左派的力量是无处不在的，因此也相信中国的党政的高层领导中存在坚定这的左派力量，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国庆庆典上突发“阵变”事件就是证明，重庆兴起“唱红打黑除恶”的风暴也是例证，山西煤矿企业整顿的的“国进民退”也是例证……。为了支持左派力量在立法和决策中不败于右派势力，将真正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重新启动和顺利推向前进，在此向党政高层的左派力量提出几点建议。　　

1争取制定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减小目前存在的占山为王的分配格局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进行分配大局调整〔也可以叫改革〕，大幅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工资改革只是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因为增加工资只是是工薪阶层的福音，并不是全体劳动者和民众的福音。目前体制下，中国的暴富阶级自有暴富的“财路”，根本不在乎增加工资这码事，因此，对于他们不会是福音；既非工薪簇又不是暴富阶级的农民弟兄和城市无业人员，连工资改革的边都沾不上。因此必须对国家的 分配大局进行调整，或叫改革。　　

前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说国务院准备就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制定“指导意见”，同时准备就国家、企业与国民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进行调整或改革。鉴于前诉情况，应该把调整国家、企业与个人的收入分配关系的的机会视为补偿过去亏欠社会低收入群体的难得契机。所以在进行调整时，要首先考虑与工资无缘的广大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的利益，利用这个契机把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一个相当的幅度，力争使壮年农民的收入水平与企业员工较为接近，使企业退休员工的待遇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待遇较为接近。坚决反对把这次调整搞成让工薪族甚至高新者独享的盛宴。　　

请千万不要相信“财力不足”的谎话。因为中国的分配结构严重失衡首先表现在国家的GDP总值中分配给国民个人的比重太低，网上早有披露，也可以查到相关数据，大体情况是和发达国家比，差了差不多差了一倍，和非发达国家比，也有不小的差距。另外中国特色的行政机构的运行成本比其他国家高的太多，已是不争的事实。目前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改革来解决财力问题：一是真正的精简党政机构，将冗员裁剪下来，把超标的的行政成本节省下来；二是从法规制度上取消“三公”消费的合法性，把每年将近万亿的“三公”消费节省下来。问题不在于能不能为，而在于愿不愿为，敢不敢为。并不富裕陕西神木为什么敢于推行全民免费医疗，不就是一证明此理的例证吗？　　

2立法并启动全民公决的立法程序。　　

历史事实已经表明，因为资改派的力量已经比较强大，哪怕是稍微对老百姓有利的改革举措，在决策中都会遭遇不同形式的阻扰或刁难。例如，最近有消息暴料，人劳社保部已经拟订了一个促进起码公平的关于实现“同工同酬”的法规文件，准备报国务院审批。在此期间，就有人出来吹冷风泼冷水，说什么“难执行”。难执行的原因似乎还较多。其中之一是难监管，难监管原因是有企业保守“商业秘密”的体制障碍，不能公开员工的工资数额……。可笑的是担心难执行的人不是别人，竟然是被媒体称为专家的某大律师。工资不透明的所谓“商业秘密”，分明是一种欺骗蒙蔽员工的潜规则。潜规则就不允许政策法规给予破除吗？不良和恶劣的潜规则可以到处横行，不正是法规政策不力、不公平、不健全、不配套造成的吗？不允许破除潜规则，完善法律法规政策的立法程序还有必要存在吗？　　

以上事例说明，在中国的立法和决策过程中将始终存在正义和邪恶之间的思想冲突和斗争，当今的通行说法叫做博弈。当左派在决策层中的博弈力量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按民主程序进行决策的民主表决，结果必然是邪恶一方获胜，这样产生的不良决策必然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和秩序混乱。　　

因此，在没有立正确修订现行选举法，实现不同“阶层”的代表人数与“阶层”实有人数成相同比例或正相关关系的情况下，应该在进行重大决策或立法时启动和推行全民公决的立法决策程序。因为尊重全民意见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遵从的原则，任何力量都无理由对全民公决的立法结果提出反对意见。而且不管任何国家，劳动民众都是“全民”中的大多数，因此全民公决实际上就是劳动民众公决，公决的结果不会违背劳动民众的意向和利益。公决可以做“选择题”（从多种法案中勾选）也可以做判断题（对一种法案表明赞成还是反对）　　

这当然需要中央领导集体有修改现行宪法的勇气和决心。　　

3深刻认识就业危机的根源，立法建制，广造和均衡非科技专业人员的就业机会。　　

从目前的社会形态分析，因为推行所谓的“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所谓“效率优先”的社会竞争，打破 “铁饭碗”，破除“大锅饭”造成了大量“低素质人员”失业、下岗。虽然最近一届的中央政府和前一届不同，从推行“促下岗、失业”立场转变成了“促就业、保就业” 立场，但就业形势仍然没有改观。我认为，撇开社会形态和金融危机等因素，就业问题也只会越来越突出紧张。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每一个国家和个人都在努力追求的东西，但似乎没有人关住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而提高生产效率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力劳动力的需要迅速减少。例如公交车使用了自动报站和无人售票以后，原来的售票员就必然下岗，道路建设中使用了大吨位的挖掘机，就不需要人工挖运土方了，使用了自动铺盖沥青的大型设备，原来需要的人工进行道路沥青铺设就不必要了；工厂使用了数控机床，需要的机械加工的 工人也需大量裁减……。可见，只要提倡科技进步，就必然造成普遍的人工劳动力过剩。科技进步年复一年地继续着，劳动过剩的情形也年复一年加剧着，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已经不但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了。没有就业机会就等于不能挣钱养活自己，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人数必将迅猛增加。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民为本”，都不应该允许有任何人因无劳动工作岗位事情发生。因此不管实行那种经济体制，制要坚持以人为本，就不单存在一个创造就业岗位而饿死的问题发生。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赶不上科技进步所造成的就业岗位减少的速度，就业岗位配置和均衡分配必将成为社会的主题之一。　　

我希望不要贬视甚至骂我的见解是杞人忧天。更希望主政者考虑将目前的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周五日工作制改为半日工作制和每周三日工作制来扩大就业面，让所有能力的的劳动者都有就业的机会，都有共享人间苦乐的机会。　　

当然，科技专业人员的工作时日可以放宽，尽力发挥他们的的才智和能力，他们也自然应该享有更高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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