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奢侈品市场未来5年将达到20~35%的年增长速度
《瞭望》文章:转型期的富人阶层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奢侈品市场出现疲软,中国市场却“逆势上扬”。
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统计,截至2009年12月,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27.5%,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这一现象,固然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投影,但一些深层因素有待揭示。
还是要从国际金融危机说起。这场危机,使过度依赖外需的中国“世界工厂”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中国的工业化正进入中后期,产业结构正面临深刻调整。这一系列偶然与必然,让本已过剩的流动性一时找不到方向,奢侈品及房地产便成为资本的宠物。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富人阶层,纵是挥金如土也难掩此刻的内心焦虑。在一个分化的世界里,对资本的“原罪”与他们如影随形。在过去那么多年里,他们是推动中国改革战车的先锋,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可如今,来自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一次次将他们推入道德批判的聚光灯下。
他们手中掌握着的社会财富,应该成为不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健康力量,但“国进民退”的现实,中小企业成长空间的不足,迈向高端服务业所必须具备的法治与开放环境的滞后,因公共产品短缺而日益增高的社会成本,正在消磨他们的意志。
迈向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最不能缺乏的,就是一如既往的原创精神。如果富人们在奢侈品市场上的一掷千金,传递的是创造力消弭的信号,就值得举一反三地省思:应该以何等舍我其谁的气魄,来迈过这一道改革的大关？□(文/王军)
《瞭望》文章:奢侈品市场“逆势上扬”背后
富人阶层为何宁愿“买别墅养草”？有关专家认为,这一“怪事”凸显了当前畅通和拓宽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对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伟 徐寿松 陈冀 颜秉光
富人阶层虽然人数较少,却在中国快速崛起。容易引发社会关注的,不仅是他们的创富路径,也包括他们的消费方式。
“胡润百富”董事长胡润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他喜欢用“中国新贵族”一词来称呼一些亿万富豪。
在他眼中,北京的一个亿万富豪之家往往包括三套自住房产,一幢北京郊区别墅、一套市区高级公寓和一套四合院。他的住宅也许是以著名画家马蒂斯的《舞者》(美国纽约现代艺术馆镇馆之宝)为创意灵感的当代MOMA,收藏古代和当代著名画家的作品,比如郑板桥的《三友图》或者张晓刚的《无题》。
“胡润百富”调查认为,北京新贵族一年消费688万元,男主人戴的手表往往是百达翡丽,穿的服装品牌是乔治阿玛尼,最喜欢的超级豪华商务车是劳斯莱斯幻影,而女主人则喜欢戴着宝格丽白金镶钻腕表,开着宝马敞篷跑车,约上三五好友齐聚北京兰会所,还不时出国游玩。此外,每年他们还要采购大量的奢侈品牌万宝龙、卡地亚、LV、杰尼亚等用于送礼,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富人阶层的消费现状如何？本刊记者近日在北京、广东、浙江、上海等地进行了采访,尝试进行一些粗线条式的勾勒。
中国富人的强劲购买力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奢侈品市场出现疲软,中国市场却“逆势上扬”。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统计,截至2009年12月,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27.5%,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富人的强劲购买力引人注目。
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代表处CEO欧阳坤认为,在全球奢侈品市场疲软的大背景下,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消费的热情不减,而且奢侈品消费在中国呈现不断更新换代的趋势。预计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会达到146亿美元,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的顶峰。
奢侈品旺销源于富人阶层的崛起。欧阳坤认为,这十年中国内地出现了一批顶级富豪,奢侈品升温佐证了新兴富人阶层的崛起。胡润研究院一份针对中国千万富豪的报告显示,受访富豪中有25%每年花费在100万元以下,57%的富豪每年花费在100万～300万元之间,达300万元以上的富豪占18%。受访富豪最大的消费是奢侈品,这直接导致了国内奢侈品消费市场的火爆。
以豪华汽车为例。据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徐迪介绍,在业界,豪华车的概念是单价超过200万元人民币的车型和品牌,常见的包括宾利、法拉利、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七大品牌。金融危机前,豪华车在国内增长幅度很快,几乎翻三番地增长,危机后销量受到一定影响。2009年1～10月累计销售1000辆,上车牌的750辆,比上年同期下降20%左右。在国外,豪华车的消费者一般年龄都超过50岁,而国内购买者主要是“富二代”和私营业主,普遍年龄偏低。他们付款通常采取一次性划卡消费,车辆最低价格200多万元,最高超千万元。
在奢侈品云集的杭州市杭州大厦,奢侈品的销售业绩近年来都是两位数的增长,2009年达38亿元,奢侈品品牌专区5万平方米,但只要“挤”进来的品牌,在这里开一个火一个。
据杭州大厦常务副总经理童民强介绍,目前全球80%的奢侈品品牌都进驻这里,100平方米的“杰尼亚”品牌店面,一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元;OMEGA手表,一年的销售额1个亿左右;100多万元的手表,刚摆上柜台就卖完了,更贵一点的珠宝也纷纷被抢购。杭州大厦LV柜台的销售业绩在全世界LV单店中排名第一,杭州已成为全国奢侈品销售量的第三大城市。
“国内外奢侈品的购买者有着较大的不同,国外购买者大多是演艺界等社会名流,而国内则是大量民众来购买的多。”童民强介绍说。
“我们卖别墅就像卖白菜一样”
江西一位做实业起家的富商最喜欢抽的香烟是“熊猫”。不过他的抽烟习惯很特别,每根烟只抽六七口就掐灭,接着重新点燃一根继续抽,如此周而复始。在与本刊记者聊天的一个小时内,桌上的几包烟很快就消失了。这位富商说,他抽的不是烟,是感觉。
一位广州的富商这样向本刊记者描述他的餐桌文化:“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我这辈子都尝过了,现在就专挑新鲜稀罕的吃。”对于这些富人而言,一顿饭花上几万元是寻常事,这一顿饭的花费相当于一个公务员一年的工资。
国内餐饮行业还为富人群体专门打造了高档的餐饮会所,实行会员制,光是进入这种私密场合就餐,每年就得交上几万元的入会费。比如北京的一些高档消费场所,一张会员卡1万～10万元,不限次数,花光再续。在广州,有的高档会所一桌席最低起价5万元。
本刊记者在东莞采访时,正好碰到一位富翁嫁女,每桌酒席3.8万元,共请了100桌,这场婚礼仅酒席就“吃”掉380万元。
湖南女孩江晴今年30岁,因为嫁给了一个台湾富商,由一个打工妹摇身一变为富婆。她对世界名牌如数家珍,“每年花在着装上的费用一般在一二百万元,我身上穿的衣服每件至少上万元。”这一件上万元的衣服相当于在广州做司机三个月的收入。
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购一台豪车,已成为一些富人寻常的消费习惯。购来的豪车有的并非是代步驾驶使用,有的只是为了收藏陈列,或仅是偶尔的场合才使用一下。深圳有一个“富二代”,父母是长春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靠炒股坐庄发的家。他平时基本不工作,一掷千金购豪车成了他的一大爱好。为此,他在豪华别墅前专门修建了一个较大的私家停车场,停放了20多辆世界名车,其中不乏价值一两千万元的顶级豪车,多为收藏观赏使用。
在东莞松山湖园区,一个高档楼盘里打着“营造南中国富人高尚居住区”的广告。这里售卖的别墅动辄每平方米5万～7万元,物业管理费每平方米为4.98元,最贵的一套别墅为850平方米加上1000平方米的大花园,总价值3400万元。如此昂贵的别墅,一开盘就被抢购一空,有的买家还一口气购入几套。
售楼小姐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卖别墅就像卖白菜一样。”但这些别墅大多处于闲置状态,被富人们自嘲为“买别墅养草”。对此一些富人解释说,反正钱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置点业留着。
在上海,则有“天价豪宅”,每平方米20万元,“天价别墅”,一亿元一栋。在广州南湖等高档住宅区,有的别墅奢华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些顶级别墅卖到了1.6亿元,配上直升机和名车卖。在深圳小梅沙山顶的一处富翁别墅里,一个马桶就值20万元,家中有8个卫生间,这套别墅里仅马桶费用就达160万元。
在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常在富人的圈子里打滚”的融资公司副总经理说,北京富人们还流行养马。富人们花费几十万元在英国或澳大利亚买来纯种马,放在北京顺义区的马场里雇用专人饲养,周末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去骑马,其中仅马饲料的费用一个月就得一万元左右。有的富人则喜好登山探险,如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次,各种装备、后勤保障和陪同人员费用总额达50万元人民币。
为何宁愿“买别墅养草”
富人阶层为何如此热衷奢侈品？复旦-意大利博科尼时尚与奢侈品管理项目中方主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营销系助理教授卢晓博士认为,选择最强势的奢侈品牌除了改善生活质量以外,也是中国实业家向外界证明自己实力和能力的一种工具,因为他们从发展的第一天起就承受着社会的很多怀疑。另外,用奢侈品送礼和应酬,对社会交往、促进生意有很大帮助。
宁波一位38岁的富人说:“很多时候我们必须用最好的品牌,要不然外界就会对我们的实力产生怀疑。我们不是国有企业,也不是外资。要让合作伙伴和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实力,我们必须开奔驰600去谈事情。”
当地另一位45岁的富人说:“我买国际奢侈品牌除了自己使用以外,主要是送给我生意上的伙伴们,像丝巾、皮带、手表、手提包、钱包,这些小件的国际名牌,就买最知名的,而且价格上的标签一定要保留。”
卢晓认为,对富人来说,目前全社会对他们的社会贡献给予价值认定的渠道并不多,他们也急于表现出一种有别于常人的社会形象,这是奢侈品成为身份象征的社会基础。有鉴于此,政府应引导富人履行好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为富人获得社会认同多提供平台。同时,要引导全社会进行理性的物质消费,倡导健康的消费文化。
富人阶层为何宁愿“买别墅养草”？有关专家认为,这一“怪事”凸显了当前畅通和拓宽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对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前,应进一步放开一些行业的准入,降低门槛,吸引民资进入。
温州是中国内地民间资本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统计,目前温州地区活跃的民间流动资本规模达到了7500亿元左右,但是绝大部分还停留在银行领域。目前,温州地区的银行存款余额超过5000亿,而在2008年底,这一数据还只有3000多亿元,显示出在金融危机后,温州的大量民间资本回流,但是众多企业主仍处于观望的状态。
周德文分析,目前资金的观望主要是由于前景不明朗,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包括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在内的较多企业面临产业升级转型的任务,但大多数企业仍对升级转型没有明确的方向,加上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尽管外需有所好转,但各行业的利润已被大幅压缩,一些行业的利润率已降到2%～3%的低点,企业主继续投入的信心不足。
2009年阳光私募基金第一名、广东新价值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罗伟广,结合资本市场近期的表现指出,1月份银行开始控制信贷,股市投资者担心流动性下降,导致股市连续下挫,但国债和企业债指数均大幅回升,表明银行间市场资金充裕,大量资金仍停留在银行间市场而难以找到投资渠道。
当前民间资本投资的一大新动向,就是倾向弃实业赚快钱。周德文说,值得注意的是,从温州资本的流向看,尽管近年来投资于新兴农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也逐渐成为温州民间资本投资的重点,但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前景的不可控性,民间资本更热衷于投资金融领域,随着近年的经济发展,原本属于垄断性较高、利润亦较高的金融行业逐步开放,包括本地银行的改制、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为民间资本流向提供了新的渠道。
据周德文的估计,目前温州地区资本投资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金融行业的总量至少达到1000亿元。
东莞易事特大型电源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思模说,在他的10位企业家朋友中,目前已经有4人移民出国,3人退出实业转投资本市场,只有3人还在继续做制造业。
民间资本倾向投入的另一领域是楼市。上海湖州商会秘书长周迪宇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主业形势不好,2009年到上海炒地、炒楼的浙江民企老板增加,炒房者以使用自有资金居多,也有部分人采用民间借贷的方式集资用于首付,但均利用银行的高杠杆率来实现“四两拨千斤”。他介绍,很多民企老板认为,人民币对外要升值,对内是通胀,企业的经济效益一时也不会有明显改善,现在一线城市卖房套现后的资金向内地的房地产市场转移,尤其是江西、广西、四川等地的三线城市流入更多。
周迪宇说,经过2009年这一波投资热潮,很多民企老板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做实业太辛苦,炒地产来钱快”。他担心,流入楼市的钱一时很难再流回实业,短期内房地产的“吸金效应”难以改变。
做慈善的渠道有限
在中国内地,富人投身社会慈善的氛围尚未形成。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三大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另一方面,富人阶层每年对慈善事业的捐赠比较有限。这一巨大反差凸显社会财富的流向难以消弭贫富差距。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不同人士反映,近年来,中国财富群体从事慈善活动有所增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在增强,但整体上还是偏弱。
胡润研究院去年发布的《2009胡润慈善榜》中,中国共有100位富豪上榜,五年累计捐赠近157亿元。其中有78名富豪入选过《2008胡润百富榜》。这100位富豪平均捐赠额达1.6亿元,占《2008胡润百富榜》富豪平均财富的4%。
胡润说:“汶川大地震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慈善进程,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集体提升。但是与《2008胡润百富榜》富豪平均财富相比,民营企业家们发展慈善事业的潜力还很大。”
温州多位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许多富人不去做慈善的原因包括:一是不想露富,怕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二是有些富人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德意识。三是有些富人想回馈社会,却感觉做慈善的渠道有限。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认为,民间捐赠的使用往往与政府的财政资源混在一起,这种混同导致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功能过强,慈善捐赠最终无法体现民间公益的地位和作用。这既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大势不符,也抑制了民间慈善力量的生长发育,消减了公益慈善行业的生产力。
卢晓等人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在792位个人资产千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家中,对自己的慈善捐助效果感到不透明不太满意的达到64.2%,有9%的受访者很少捐助。
《福布斯》中文版总编周健工认为,中国企业家们的捐赠变得越来越理性,他们积极探索和发起非公募基金会,更慎重地考虑是否将善款零散地、随意地捐给其他公益组织。
“取有余补不足”
2009年,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在浙江省进行了一项“社会关系与社会稳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社会稳定的三大因素中,“贫富差距”排在第二位,仅次于“腐败”,领先于“社会治安”。课题负责人杨建华告诉本刊记者,115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显示,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达7.5,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达6.9,都在扩大,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在0.42左右。“全国保守估计在0.46,有的学者估计在0.49,”杨建华说。
一般认为,总体基尼系数值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较为合理,0.3～0.5之间表示差距较大,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相当悬殊。
在上述调查中,包括公务员、企业主、高管、公司职员、农民工、学生在内的八成受访对象认为贫富差距在继续拉大。
收入和财富占有状况高度分化,在社会中形成了非常明显的高、低收入阶层或者说富有与贫困阶层。
目前,国内的收入差距悬殊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和阶层之间。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过小,资本收益占比过大。有关专家反映,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交替加速,造成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劳资矛盾加深。其中税收调节不力,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集中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现行的税制结构不尽合理,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不够。税制体系在结构上的突出特点是:流转税重、所得税轻、财产税相对缺失。
有学者研究指出,2007年全国流转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40.8%左右,所得税占比为26.2%。直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种比较少,除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和车船税外,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个人收入调节体系。这种税制格局虽有利于取得财政收入,但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小。
另外,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税种设置不科学,调节手段单一。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其他对调控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的税种严重缺位,特别是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税收调节手段。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有限,高收入者少缴税的现象十分突出。同时,消费税也不完善,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
受访专家指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多税种协调配合、覆盖个人收入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控体系。比如在取得收入时征收一道个人所得税,在消费环节征收一道消费税,对个人拥有的财产征收财产税,最后在遗产环节征收遗产税,就可以形成一个对收入分配完整的调控体系。近期,需完善个人所得税、调整消费税税目,开征资本利得税。
接受采访的多位工薪人士认为,个人所得税的完善关键在体现公平,过节费、饭贴、交通补贴之类的体现人文关怀的“小钱”,不要纳入个税税基。“这种税给人的感觉是,总是从小老百姓头上刮钱。高收入者对征这点税是不在乎的,我们这些靠工资养家糊口的,生活成本本来就很高,再拿走哪怕几十块、百把块钱,就意味着要少消费这么多。”上海工薪收入者王有德说。
专家建议,消费税税目可以考虑将一些高档滋补品和保健药品、高档桑拿美容、高尔夫球、卡拉OK等高档娱乐活动纳入征收范围,消费税税率的结构也应该进一步深化,考虑把烟酒产品、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重新分类,对其中的一级高档品提高税率。
开征资本利得税是最近民间非常强烈的呼声。厦门大学客座教授余云辉博士说,今年1月份税务总局已经明确对限售股转让所得征缴个人所得税,可以在此基础上扩大一步,对投资证券市场、房地产所得征税。“财富群体的巨额财富来源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楼市和股市,这一趋势非常明显。很多人打着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幌子,其实,股市中散户很少能盈利,大部分钱是被大投资者拿走的,应该征收这些人的所得税。楼市如果开征高额利得税,对遏制炒房会立竿见影。”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中长期可考虑推出物业税、遗产与赠与税。物业税在我国已酝酿多时,从世界经验看,推出这一税种只是时间问题。政府不可能一直靠卖地来获取收入,新的拆迁条例执行后,城市动迁将越来越难,成本会迅速增高。征收物业税是必然选择,关键是如何操作好,可考虑渐进推行,税率从低开始,随着时机成熟慢慢上调。
赠与税和遗产税是紧密相关的两个税种,赠与是生前转移财产,遗赠是死后转移财产,都是财产转移税,可实行统一的遗产与赠与税,其税率应该是累进税率,而且其累进级次和最高边际税率应该高于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级次和最高边际税率。□
《瞭望》文章:不敢住别墅的富人
一项调查显示,在792位个人资产千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家中,有83.7%认为贫富差距过大,应减小差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伟 徐寿松 颜秉光 陈冀
女儿嫁给富商之后
浙江萧山一退休干部和老伴带着4岁的外孙女和保姆一道生活。按理说,他们的日子应该很潇洒,因为女儿嫁入了一个房地产家族,之后和女婿在国外打拼事业。这老两口完全可以住在萧山的别墅里安享晚年。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从来不敢住别墅,生怕被人绑架,整天提心吊胆。
目前,他们经常带着外孙女辗转于萧山、杭州、上海等地,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地方住。有时候为了保险起见,甚至要到处租房子。老两口私下跟亲戚抱怨,真后悔女儿嫁给有钱人,这东躲西藏的日子跟逃犯有什么区别？
这是目前富人阶层对自己人身安全感到担忧的一个缩影。温州一位著名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他家里有两栋别墅,但是妻子根本不敢住。“家里的别墅靠近温州机场,其实很方便。但是万一我们半道被人绑架怎么办？到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这位人士还给本刊记者讲了一则故事。有个刚从监狱刑满释放的人,跑到他的公司,开口就是:“借给我20万。”他回答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对方威胁道:“你不认识我没关系,我认识你。”后来公司很多保安冲了进来,才没发生大事情。
2009年发生的温州别墅绑架案、深圳校园绑架案等,加剧了富人的紧张和恐惧情绪。温州一家商会的知名企业家郑先生对本刊记者说,他对社会治安很担心,如今许多富人都是“买栋别墅保姆住,买辆奔驰司机开”,自己生怕被人盯上。
茹女士原是一家媒体的主持人,与台湾一位商人结婚后进入家族企业工作。公司在江西有厂房,她和丈夫平时就住在厂区里的一栋小楼里。里面各种生活设施齐全,配有桑拿房和温泉池。茹女士说,住在外面不安全,而厂区昼夜有公司的保安看护。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营销系助理教授卢晓博士等人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在792位个人资产千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家中,有83.7%认为贫富差距过大,应减小差距。
“我随时可以走人”
有的富人的不安全感来自对财产安全的担忧。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富人把财产转移境外、办了绿卡。
北京的富豪陈先生告诉本刊记者:“现在,部门利益和体制问题纠结在一块,加上官员的腐败,中国的改革不继续推进很麻烦。”
目前,陈先生的夫人、两个小孩都在加拿大定居,早已购置了房产,人人握有绿卡。“我曾经尝试待在加拿大就不回来了。后来发现再有钱也融入不进西方的主流社会。另外,我在加拿大每天干的事情就是接送孩子上下课,感觉特无聊,就一个人跑回来了,继续打点国内的生意。不过,我随时可以走人。”
多位温州企业家向本刊记者透露,温州企业家层面约有1/3办有绿卡,有的是因为小孩在外读书,为了方便照顾,有的是担心政策有变。温州一家商会的知名企业家郑先生说,山西整顿煤炭资源后,引发“国进民退”争议,一些富人开始收缩投资,不安全感明显上升。“像我现在就很少投资,感觉一般的投资都不安全。因为在不成熟的市场和不规范的经济秩序下,资金安全难有保障。”
北京一家融资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先生告诉本刊记者,他认识的富人里约80%的人想办或正在办移民,他们存在一种心态:害怕有一天自己的财产遭遇“国进民退”。
黑龙江省海伦县的徐先生今年35岁,在中俄边贸打拼了16年,如今身家上亿元。他的感受是,有的事情,往往有关职能部门要玩几个回合,经过几次反复,把你拖得精疲力竭后还是离不开一个“钱”字。
“'富二代’这个群体其实很可怜”
近年来,杭州富家子飙车案等事件使“富二代”频繁曝光。他们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多为负面,比如挥金如土、只知享受不懂创造、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等。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接触了一些“富二代”,他们中许多人认为,个别人的行为不能代表一个群体。他们非常渴望能在宽松的环境下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承担起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责任。
24岁的小何是“富二代”中的一员,父亲是广东一家公司的老总。憨厚的小何说,“'富二代’这个群体其实很可怜,由于父辈忙于打理生意,他们大多缺乏家庭关爱。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很少有时间陪我玩,就连周六、周日都去上班。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抽出时间带我去玩,开了三个小时的车刚到珠海,有客户打电话来说要谈生意,他二话不说马上调转车头往回赶。经历过几次后,我特别讨厌跟他出门,从来没玩尽兴过。”
小何说,他父亲由于是白手起家,20年来一直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中国制造和创造,给了他很多有益的教育。然而,并不是所有“富二代”都像他一样幸运:由于这些人的父辈十分忙碌,除了溺爱,根本不知道如何教育他们。“富二代”的饮食起居经常由老一辈或保姆打理,养成了“富二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有一个好朋友家里光宾利豪车就有2辆、保姆12个,这些保姆分工负责开门、擦地、烹饪和驾车等工作,他不需要自己去想或做任何一件事,一切都有专人进行专业服务。”
或许因为上述原因,一些“富二代”认为,这个群体普遍缺乏引导,没有方向感,物质来得太容易,精神生活却少得可怜。由于手里有大把的钱,毕业后又在家族企业工作,他们普遍没有危机意识,更谈不上社会责任了。有的在父母面前装成一个乖宝宝,背后却经常采取各种方式麻醉自己,或者一帮人拿豪车攀比、或到酒吧喝酒等。
一些“富二代”说,虽然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但由于父辈的光环罩在他们头上,无论他们学得多好、做得多棒,别人都会说“看,那是老板的孩子”。他们渴望证明自己,期待社会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唤醒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
“国家应加强对'富二代’的正面引导,以社会教育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小何说。
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宋魁提出,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需要舆论保持客观公正,不要让人们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富二代”,给他们的成长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比如,对普通交通肇事或其他事件中的责任人不要随意放大其“身份标签”。同时,应加强对富人阶层中先进典型的弘扬,只有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参与慈善活动的富人多起来,倡导多元化的成功理念才能在社会公众中真正扎根。
《瞭望》文章:观察分配与阶层问题的三个视角
制订“十二五”规划时,应把逐步提高国民收入作为核心条款写到规划中去,并设定具体目标和实现步骤
文/本刊特约评论员
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越来越突出,不仅成为内需不振、经济结构调整难以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从社会学视角看,中产阶层被称为“政治后卫”、“经济前卫”,是社会稳定和拉动消费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持续壮大,说明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趋于合理和公正。
目前对于什么是中产阶层,我国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2005年,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一份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但这一标准未被广泛接受。
有专家认为,中产阶层占到一个国家60%以上人口,社会才可能稳定。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是构成中产阶层的主力,事业单位人员、知识分子、城市白领等是中产阶层的重要后备。近年来,我国中产群体在人口中的占比出现了“长不大”甚至下行的现象。我国工人群体占全部劳动人口的一半左右,但工人群体由于收入增长缓慢而难以进入中产;一些大学毕业生因房价、生活成本高企等原因,成为大城市的“蚁族”群落,同样难以跨入中产行列,有的甚至从中产状态下行到中产以下,不满情绪有所增加。
在我国中产阶层尚未形成理想规模的情况下,近年来却出现了社会上升通道堵塞等苗头性问题,如上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农家子弟正趋于减少等,值得各方高度关注。中产阶层上升之路如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如趋于停滞,社会的生机就会弱化。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制度性依托,应给予更大发展空间。为培育广大的中产阶层,还应控制和降低大城市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成本。发挥税收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减轻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
从经济学视角看,在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不同行业分配不公问题较为突出。在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中,转移支付缺乏法制化,社会保障投入不足,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即慈善事业中,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规范制度,富人从事慈善事业的积极性不高。
过去十年,我国的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出现下降。国家信息中心课题组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在1995年～2006年间从59%逐年下降到47%,相应地,资本收入份额则上升了11.79个百分点。而大部分经合组织(OECD)国家,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1978年～2008年基本都在60%以上,高时达到90%。
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经济竞争力的一个核心要素,但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人口红利”正在减少,近来出现的“民工荒”就是一个例证。政府、企业和个人如何合理分配经济增长利益,如何破解经济竞争力较快提升与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的矛盾,对于我国经济竞争力优化和社会分配格局再塑,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收入的行业差距问题,特别是垄断行业管理层高收入问题,在社会上引发热议。我国税收政策需要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享受的利益和承受的税负应趋于平衡。如何最优地确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如何开征物业税和遗产税,如何做大社保“救生圈”,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急迫课题。
发挥慈善事业在调节国民收入中的作用,也应尽快进入决策者视野。外国有很多富人拿出几百亿美元甚至全部财产用于慈善事业,对缓解贫富差距、弥补行政力量的不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中国很多富人做慈善事业的积极性不高,这里面有多重因素,比如缺乏捐赠免税等激励机制,一些基金管理运作不透明,以及一些地方官员腐败等。
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是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一条重要路径。浙江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全民创业是根本因素。老百姓发展机会平等是均富的基础,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老百姓对二次分配的依赖性会大大降低。应继续推进民营化,引导民间资本做大社会财富的蛋糕。
按照中央要求,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思路已经明晰,就是“控高”、“扩中”、“提低”,但在执行中遇到重重阻力。如何破解这些阻力,须尽快寻求对策方案。应将调节收入分配纳入国家新一轮的战略规划中。建议在制订“十二五”规划时,把逐步提高国民收入作为核心条款写到规划中去,并设定具体目标和实现步骤。比如,建立国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挂钩的机制,每年在确立GDP增长目标时,也要对城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目标进行设定。同时,在立法规划中,优先考虑调节收入分配的立法事项。
从政治学视角看,贫富分化问题,对我国的制度体制等形成了新的挑战,需要决策层面作出相应调整。如一些进城务工及被动城市化的农民群体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其中有的人便以极端手段谋取财物,近几年在城市里出现的一些重大治安事件往往与此有关。
在话语权方面,近年来,一些地方的人大、政协等机关中,来自农民、工人的代表、委员比例越来越少,这种安排会对政府未来的收入分配决策产生影响。一些大学的农家子弟比例减少,使得他们进入社会上层、改变命运的机会降低。当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还处在政策性阶段。在社会各个阶层利益格局趋于复杂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将各方的诉求在法治的平台上加以解决,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对收入分配是否公正的认知,直接关系到人们心态的变化。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低收入群体也可能非常满足,而在开放社会中,一些高收入者也可能因为比较对象的不同而产生不满情绪。近来,网上出现“晒收入”等新现象,网民的跟帖中折射出社会情绪的变化,很容易转化为不稳定行为,不容小视。
中产阶层要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不仅要有恒产,而且要有坚定的价值观、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贫富分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严峻现实,我们亟须剖析富裕阶层与贫困群众之间的“心理漠视”和“精神隔阂”,探讨以何种方式实现贫富阶层之间的理解和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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