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施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时机何时才能成熟？

试问施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时机何时才能成熟？

郭春孚

如何判断做某件事情的时机成熟与否呢？当然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主要条件具备了，则时机就成熟了，反之，则不成熟。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对《新京报》记者说，目前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时机还不成熟”。理由是，在反腐倡廉、社会监督等制度还没建成的情况下，盲目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难以达到初衷，而且将会对其结果难以处理、造成混乱。阿勒泰这样的小城市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充分，因而官员收入成分相对简单；而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官员乃至每一个人的收入构成情况都非常复杂，这几十年财产性的收入怎么甄别？我看把纪律监察的力量再增加10倍都没办法理清。

请问：施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时机何时成熟？

一，在反腐倡廉制度建成后，施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时机就成熟了？我认为，中国现在就有反腐倡廉制度，只是还不完善。这一制度的完善需要多长时间？一年两年不行，三年五载行不行？如果真想反腐败，设计制度用不了多长时间。所以说，建成反腐倡廉制度并不难，难的是想不想建——这是由领导层的主观能动性决定的。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反腐倡廉制度与现在相比更不完善，但是腐败问题却比现在要轻得多。虽然有历史背景不同的原因，但关键在于高层领导反腐败的决心非常坚决。毛泽东亲自批准将对革命有功的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极大地震撼了各级领导干部，起到了杀一儆百、挽救更多的干部的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基本没有腐败现象。

历史证明，所谓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时机还不成熟”是找借口。难道说建国初期反腐倡廉的时机是成熟的，现在却不成熟？

二，在社会监督制度建成后，施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时机就成熟了？现在，社会监督制度的确比毛泽东时期要差得多，那个时候隔几年就开展一次开门整风运动，人民群众对干部有充分的监督权，也有充分行使民主权力的机会，党委、政府的门随时都可以进，而且都会受到热情接待。改革开放以来，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社会监督”成为一句空话，不让争论，不让上访，不让折腾，人民群众失去了国家主人的地位，成为被领导者。过去是人民有权监督领导干部，现在是领导干部有权管理人民。一系列观念的被颠覆，使宪法的许多内容成为摆设，党和政府的政策成为虚设，领导者凌驾于宪法、法律和政策之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贪污受贿成风。

依靠自觉性维持廉政是不能长久的，因为人的觉悟有高低之别，而且日久天长一些人的觉悟会降低，在糖衣炮弹的不断进攻下，就会抵挡不住，成为腐败分子；依靠制度维持廉政是有效的，但重要的是对相关制度的落实，有好的制度不执行也是空的。失去监督的权力最终必将走向腐败，这是被中外无数事例证明了的。

舆论监督是不是社会监督的一种？如果将舆论监督视为社会监督，那么现在比过去要强得多，因为建国初期报纸、杂志没有现在多，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人们主要是通过大喇叭、广播等获取信息，表达意见主要是依靠大字报。如何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特别是如何发挥网络的职能，是摆在各级领导机构面前的重大课题。

应该说，施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时机现在比过去更加成熟了。如果害怕群众监督，那就说明你心中有鬼、屁股底下有屎。

还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施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一，设立施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原点”是不科学的，要让官员的全部财产暴露在阳光下。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财产申报制度均设立了一个“原点”，就是在之前获得的财产不再追究，之后的则严格登记。我认为，这种“原点”制是不科学的，不仅无法真实反映官员任职以来的收入情况和财产来源，而且对所有的官员来说是不公平的——有的当官已经几十年，有的当官才几年，这本身就是新的不公平，可能会出现大贪官平安无事、小贪官却被抓住的现象。

更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原点”制不符合中国国情。宪法规定，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领导干部是人民的服务员。国家的性质决定了领导干部从始至终都要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如果大贪官漏网，只抓了一些小贪官，不仅小贪官觉得委曲，人民群众也不答应。所以，我们坚决反对施行“原点”制，要让官员的全部财产暴露在阳光下。

国内的制度设计专家提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以考虑从新提拔的干部开始实行。赵振铣说：“如果真的实施肯定会引发舆论一片哗然，难道老干部腐败就是合法的？”

是的，从新提拔的干部开始实行很不合理，新干部腐败不合法，老干部腐败也不合法。

二，先从处级以上（含处级）领导干部开始施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条件成熟后再推向科级。从哪一个级别的官员开始登记财产是制度设计的一个难点。赵振铣说：“到底从基层、还是高层干部开始登记？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实际效果，如果变成法不责众，那就失去意义了。”我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以考虑先从县处级以上领导开始施行，过一个阶段，有了经验，再推向科级。

其实，无论是哪一个级别的官员，有机会贪污受贿的主要是“一把手”，所以无论职务高低，应该将“一把手”作为监督和管理重点。当然，对副职也要加强监督，不能放任自流。

总之，制度设计一定要符合实际，注重效果，具有可操作性，防止出现法不责众、形同虚设的现象，更要防止流产。

三，施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可能造成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完全崩溃，但我们可以再造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体系。赵振铣说，如果以新建立的全新登记标准判定的话，可能过去每一个人都有问题，那样整个社会的诚信和道德就会完全崩溃。因此，对过去因为制度不健全产生的问题，要选择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

由此可见，官员腐败是普遍的现象，一旦公诸于众，必然使官员名誉扫地，“光辉形象”不屑一顾。担心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崩溃是好意，但不能成为施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时机还不成熟”的理由。无论现在施行，还是将来施行，都会引起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的动摇。如果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完全崩溃了，那么我们就再造社会诚信，重塑社会道德。新中国不是将旧中国的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推翻了重建的吗？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时期制度很不健全，现在制度也有缺陷。请问：天下有完美无缺的制度吗？我相信，在同一种制度下，有人大贪，有人小贪，也有人不贪，并不象赵振铣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有问题。我也熟悉一些领导干部，有的没有实权，想贪贪不上，想受贿无人送，只能比普通人多喝几次酒；有的廉洁自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单位有车不坐，自己步行……他们至今都过着清贫的生活。当然，我们一定要加强制度建设，尽量消除制度缺陷。

总之，制度不健全也不能成为施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时机还不成熟”的理由，对于钻制度空子搞腐败的官员决不能姑息迁就，要与其他腐败分子一视同仁，坚决严惩不贷。

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施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高层反腐败的决心很坚定，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恨之入骨，腐败分子暴露无遗，主要条件都具备了，早施行则主动，晚施行则被动，越早施行越主动，越晚施行越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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