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邋遢道人:《中国青年报》怎么变成了中外资本家的喉舌?

邋遢道人 · 2010-03-30 · 来源:

《中国青年报》怎么变成了中外资本家的喉舌?  

   

看到中青报发表的一篇煽情的文章,题目是《分配改革方案被批是妥协方案 试图绕开利益集团》。文章开篇几段没什么内容,只是泛泛指责发改委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回避了巨大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产生的根源,试图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涨工资这样的技术性手段去解决中国目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等到论述到发改委方案为什么有问题的部门,马脚就漏出来了。  

   

中青报评论说,只有农民进城才能彻底消除收入差距,怎么实现呢?中青报说:“不打破行政垄断,不把国有企业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来,不解除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连出租汽车这样的行政垄断都打破不了,想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你站在最繁华的大街上,不论是在县城还是在大都市,数数那些富丽堂皇的大楼,不是属于政府部门,就是属于国有垄断企业,这就是收入分配格局的直观表现。”也就是说,中青报认为,农民进不了城,进了城就不了业,原因是国企垄断。  

   

关于发改委文件的第二部分,中青报只是笼统地评论说是“治标不治本”。而关于提高工资性收入的第三部分,马脚就漏出来了。中青报认为这只对“行政垄断性质的体制内部门的幸运者”有效,“而对于那些工资水平由市场、由竞争、由供求来决定的开放的市场化部门来说,除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私有产权,除了给他们一个高效严明的司法系统、除了给他们创造一个在公平的规则下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除了减轻他们沉重的税务负担,除了解除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不合理的经济管制,除了向他们开放被行政垄断控制起来的经济领域,他们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够提高呢?”  

   

中青报的意思很明白:中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的元凶,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对行业的垄断,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挤占了私有企业的生存空间,让老百姓无法就业。一方面是政府对私企管理过严,税收过重,私有权得不到保障。因此,国企从垄断行业中退出,多私企减税放权,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就增加了,贫富分化就减轻了。  

   

中青报这篇文章写得太专横,既不顾事实,有没有逻辑,但还颐指气使,好像得了什么尚方宝剑似地。  

   

公有制企业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原因吗?  

   

公有制企业(全民、集体)占经济的比重从80年代后期的90%,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60%,到2007年,公有制企业在GDP中,工业仅占20%,建筑业占27%,批零行业占25%(主要是石油),房地产业大约占10%(企业数占7%,实收资本占10%)农业和餐饮宾馆业基本为零。虽然公有制经济在金融、大部分交通(铁路、航空)和通讯占据垄断地位,但这些行业实现增加值占GDP不到10%。如果按各产业在GDP权重计算,公有制经济占全部经营性行业的20.1%。(以上数字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这些数字表明两点:  

   

首先,按照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提供的数字,中国80年代中后期基尼系数是0.25,九十年代中期达到0.43,2004年达到0.47。一些研究机构认为目前已经达到0.49左右。也就是说,数据显示:公有制经济占GDP份额与基尼系数高度相关,公有制经济比重越低,基尼系数就越高。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越高,基尼系数越高。  

   

其次,公有制经济在实体经济中的份额已经很低,而且猬缩在几个孤立的行业中。垄断意味着“隔行”,与非公有制经济不形成竞争关系(除了前一段房地产)。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很小。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公有制企业利用垄断和权力(没行政权力)对非公有制经济从资源到市场进行侵害。即使中青报列举的出租车行业,绝大部分也是私营出租公司。如果说政府对出租车公司进入进行管制,那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做的,很多国家还更严厉。  

   

因此,中青报只用数大楼的方法(而且数得不准,大部分摩天大楼是私营房地产开发的)来论证公有制经济是造成贫富分化的元凶是强词夺理。  

   

最近主流学者、媒体一窝蜂地攻击国企在一些行业中形成垄断。几乎全部主流精英都对此发表完全相同的看法,甚至两会代表对此也一窝蜂地嚷嚷,大有不把国企从中国最后铲除不罢休的气势。而且还确实有效,不仅国企一个个小媳妇似的不敢吭气,政府也往后退,按照主流和媒体的意见同意开放一些行业。  

   

贫道觉得,其实主流们的目的根本不在什么垄断。因为他们都清楚,能源、铁路、通讯从技术经济角度来说垄断社会效益才最高,而且几乎所有国家在这些部门都形成垄断。美国只有一家飞机制造厂,三家机车厂,一家国有铁路客运公司,而且金融危机后多数西方国家的金融政府是最大的控股人。一个小区8家电讯、5家天然气、9家自来水同时布线是不可能的。这些行业要么国家垄断,要么私人垄断。  

   

是不是私人在这些行业中垄断了,企业规模扩大了,职工工资就发的多了呢?起码没有事实能证明会这样。全国工商总局对2003年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年工资(其中私营企业含奖金和分红)进行了调查,数字如下:       

100万元以下私营企业:人均年工资8118元    

100-1000万元私营企业:人均年工资6847元   

在人均劳保福利支出方面:   

100万元以下企业:人均448元;    

100-1000万元企业:人均509元    

1000-1亿元以上企业:人均375元    

也就是说,并无证据表明中国的私营企业会随着规模扩大给职工的工资福利会增加。  

最严重的问题是,似乎现在全国人都在装糊涂,无论国务院还是发改委,无论媒体还是两会代表,包括老百姓,都不从法律角度来看待这股歪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白纸黑字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说“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和主导力量,宪法文字对此一点没有含混的地方。即使可以从第六条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段得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这句话丝毫没有可能概括出“只能国退民进不能国进民退”的意思,因为第六条指出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人们可以因为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对某一问题进行争论,可以依据不同理论进行说明。但宪法文字一切解释的终极裁判,依据宪法文字说明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是最终的依据。在两会提出“制止国进民退”的建议,虽然气很壮,但理不直。因为两会代表的基本职责就是“监督政府是否按照宪法办事”。同时,政府官员依照宪法原则来办事本是理直气壮的事情,竟然像小媳妇似地吞吞吐吐,好像不在理一样。李荣融既然是公有制资产的管家,还感到“委屈”!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念这一段宪法,然后说:“我是在护宪,你们违宪了,闭嘴吧!”发言就可以结束了。  

   

文革以后评论文革期间的一句常用的话是:“那时政治气氛很不正常”。什么叫政治气氛不正常?就是大家都回避党章和宪法的内容,违宪的话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媒体和各种场合中大放厥词,反对者也不敢拿党章和宪法条例做武器。今天就让年轻人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政治气氛不正常”了!  

   

那么,中国私营企业是否存在被垄断企业挤占发展空间呢?当然存在,但不是国企,而是外企!  

   

按高粱在《外资在华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形势》中的研究,工业中,三资企业约占全国企业数的22%;从业人员的30%,产值的32%,出口总额的57%。工业中外资成分的增速远高于国有经济。一般认为,外资在国家产业中的份额超过20%即为安全警戒线,即使扣除港澳台资本,外资在工业中的份额也达到了这一水平。  

   

这些外企往往与私企处在同一行业中。由于外企资金充足,技术先进,因此很快在很多行业形成垄断,使私企难以存活。  

   

一家大型超市出现,半径 一公里 的小商店只能关门。中国大型超市80%是外企,西方四大邮政快递占据了中国90%的市场。  

   

在工业产值中,外企在纺织服装、鞋、帽占45.1%;皮革、羽、绒制品占50.2%;家具46.9%;文体用品61.2%;塑料制品39.5%;交通设备45.5%;通讯计算机84.0%;仪表办公用品62.8%。而洗衣粉的80%,化妆品的40%以上是外商独资。  

   

外资饮料已经占领我国饮料市场70%以上的份额;并拥有50%以上啤酒市场;13家最大的医药企业大多是外商控制;两大肉类企业双汇和雨润是高盛控股;电池和感光材料基本由外商控制;外资控制2/3的自行车和橡胶、80%的电梯、前5家最大的玻璃企业是外商控制,前五家最大的水泥企业4家是外资控制。  

   

装备行业外商也占据了优势位置。这些年来通过收购活动,大量大型骨干装备行业被外企收购。随着包括轴承、电机、工程机械、变电器、工业锅炉、农机等很多大型国企被收购,行业中外资所占份额越来越多。  

   

油料行业主要企业是外资,而且外资正向粮食加工储存领域延伸。肥料、种子就不说了。  

   

所有以上行业全部是放开的,国企在这些行业是一点没往前进,都是毫不设防地大踏步后退。  

   

实际上,现在的局面是“公退私进”,“国退外进”,侵占中国私企市场和资源的完全是同行业竞争的外资企业,碍垄断行业里活着的国企什么事嘛!其实,所有私企也都明白这个道理,贫道一个朋友是云南某牙膏和化妆品私企的华北代表,发牢骚都是对着外企(目前已经被法国一家企业吞并)。这一点稍微与私企老板们交流一下就很明白。贫道不相信这些主流学者们,媒体记者们竟然一点不清楚!不是不清楚,是装糊涂!贫道还不相信,国务院的头头们也竟然一点不清楚,对这种指鹿为马的把戏一点看不透!不是看不透,是装糊涂!  

   

外资进入中国确实使中国产品等级提高了,初期也提高了中国工业化进度。但是,所谓FDI(外商直接投资)本身就分两种,一种是建厂投资,一种是收购。从90年代中期到2002年,外商建厂投资占FDI总值始终在98-95%之间徘徊。但新世纪后中国制造业基本饱和,外商产业布局也基本结束,到2003年外商用以收购的FDI达到7.1%,2004年暴增到57.4%,2005年又高攀到64.4%。到现在,70%以上的FDI是用来收购中国企业的。今天所谓引进外资,已经不具备扩大投资,提高产出,增加就业的意义。因为产权变换与此无关。今天的外商投资完全是在“收购中国”,没别的意思。  

   

所谓贫富差距问题,本来一般人心里都清楚,是因为劳动者报酬给低了,资本拿走的多了,政府拿走的多了。贫富差距一定不会是部分劳动者收入高了形成的。国企职工工资福利高,是他们该拿的。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拿得少,是老板给的少,不是国企职工从私企职工手里拿走了。恐怕没有一个私企职工认为是国企职工剥削了他们,因为他们很少在一个行业。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在媒体和精英们的忽悠下,竟然变成是国企的存在造成私企打工者收入低的原因,引导人把火撒在国企身上——关键领导们还都信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出现这么严重的贫富差距呢?看看数字就知道了。  

   

所谓贫穷,一个是收入低,一个是消费低。其中消费低才真正显示出普通人生活情况。  

   

首先,中国居民消费比重很低。2007年居民消费占支出法GDP的35.4%。而一般新兴市场国家为50-55%左右,西方国家达到55-60%,美国为70%,中国的两倍。为什么消费低了呢?直接原因是支出法GDP中“资本形成”太高了,同时“净出口”太高了。当然,政府消费也一直不低,但这个数字与其他国家差别不大。差别大的是净出口和资本形成。资本形成来自投资,只有有钱人才有剩余的钱来投资。因此资本形成越高,说明有钱人的多余的钱越多。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2001年中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总消费的份额只有4.7%,占人口20%最富裕人口消费了50%。而以贫民窟著名的印度,最贫困20%群体消费还有8.1%!  

   

有人会认为投资就是储蓄,不见得都是老板的,很多来自贷款,也就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真的有钱储蓄吗?  

   

中国最大一部分群体是农民。2007年,7.275亿农民平均现金收入4958.4元,现金支出4533.1元,总计储蓄3094亿元。其中收入最高的20%,1.445亿农民人均储蓄2750.2元,累计储蓄3974亿元。也就是说其余80%,总计5.82亿农民人均储蓄是负数。收入最低的20%农民现金收入1891元,支出2573元,储蓄率为-36%。5.82亿农民是负储蓄,加上5%的城镇居民也是负储蓄。中国接近一半人负储蓄,是借钱生活的。因此,贫道判断储蓄是富人事情,投资来自老板 和 夫人的钱,一点不是瞎说的。  

   

消费份额低通常是收入低。那么中国劳动者报酬是不是低呢?所谓低,就是在财富蛋糕中切的少,并不是与美国人比绝对值。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GDP份额为39.7%,由于2009年资本投入比重更大,现在这个数应该只有38%左右。目前欧盟是48%,日本是52%,加拿大51%,美国57%。贫道挑这些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基尼系数低——我们在谈收入差距问题。  

   

收入法属于一次分配,财富分配有三家,一家是劳动者,一家是财政,一家是资本。中国税收(减退税等)主要来自营业税,因此比例偏高,大约一直在14%左右(财政总收入占20%左右)。西方税收主要来自所得税,营业税(减退税补贴等)一般不到10%(但中央财政收入达到平均28%)。中国与这些国家在一次分配中,扣除政府所得,比重大约是这样的:  

   

中国:45比55  

欧盟:54比46  

日本:57比43  

美国:61比39  

   

也就是说,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在一次分配中比中国更接近“按劳分配”,中国更接近“按资分配”。资本拿走的多,储蓄就多,投资就多,资本形成就多。劳动拿走的少,就没钱储蓄,就算都花了,消费总量就小。  

   

这才是贫富差距形成的根源!  

   

当然,事情并不能全怪资本。如果注意贫道前面的数据,会发现有个奇怪现象: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40%,消费占35%,欧盟劳动者报酬占48%,消费却占55-60%。也就是说中国收入多,消费少,欧盟收入多,但消费更多。他们多出的消费哪里来的?  

   

很简单,一是双方征税方式不同。中国是从经营环节征税,对象是企业(虽然企业是老板的,但还是不同);西方征税主要是一次分配后的收入,而且是累进税,基本是从“资本收益”中硬挖出一大块。西方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GDP平均28%,一次分配只有不到10%,也就是18%的税是一次分配后搞来的。由于累进制征税,大部分税是富人缴纳的,因此这18%中政府从“资本收益”中再挖走部分高于一半。也意味着资本收益从原来的40%左右,下降到30%以下。福利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中国为10%,北美为40%,欧洲50-60%,德国达到70%。也就是说,中国只能拿出1%的GDP进行再分配,西方达到17-21%。这就是低基尼系数国家为什么实际消费比收入还高。  

   

概括来说,由于中国在一次分配中劳动者所得明显低于资本所得,没能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二次分配中又缺少从资本所得中进行调整的手段和力度。这才是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中青报竟然在发改委第四部分中攻击用所得税调整,简直是昏了头!  

   

说实话,贫道并不认为现在的央企就是货真价实的“全民企业”。一是因为中国的央企不分给老百姓分利润。瑞典政府收入中近70%用于福利,瑞典央企每年50%利润交国家,因此瑞典央企利润35%实际是成为居民福利的。中国中央财政支出只有10%用于福利,就算交了也没作用;二是央企头头工资过高,还往往是高干亲戚,即使说不上什么“四大家族”经营,但既得利益集团还是有点像的。但是贫道照样维护国企和央企,因为只要是国有的,改起来就容易。你变动一下私企的分配试试!  

   

一个共产党办的报纸,张嘴就违反党章和宪法。放着明明白白的道理不说,偏偏编造事实指鹿为马。明明是共产党的喉舌,却为外国资本家掩盖劣迹,为中国资本家张目。  

   

这世道没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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