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书店的时候看到了茅于轼自己的盖棺论定，那是在一本由“青年学人”为他庆寿而专门发行的征文小册子上。猩红的腰封上罗列着为他加封的几只高帽子，第一顶就是“经济界的鲁迅”。鲁迅先生是最有骨气的文人，向来是汉奸的死对头，但他不满意也没有办法。反正茅于轼看来是满意的，照着鲁迅先生的样子摆拍了照片作为封面。只是把脖子抻得那么长，老褶子都几乎抻平了，不免让人怀疑那脖子是否受得了，其实大可不必如此难受，只需要再有一撇小胡子，也就很像了。
孔子曰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可惜圣人只活了七十三岁，自然没有关于八十岁的总结，这多少是个遗憾。然而如今茅于轼终于活到了八十岁，他有自己的总结。
这篇《八十回望》，起头便是“我到底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我自己倒没常想，但既然茅于轼已经想了八十年，不光在“最近有了结论”，并且“确实有所不同”，一定值得一看。
“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不同。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只要看一点，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学历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
茅于轼是多次出国了，因此他“懂得应该靠右边站”，可是他不知道由于效率低下，并且可能给老人孩子带来危险，香港地铁现在是“不建议在自动扶梯上行走”。如果他能从福特基金会多申请点钱，在西方多走走看看，就会发现有的城市是禁止在自动梯上行走的。其实北京机场的自动扶梯旁，都有宽敞的步行通道，茅于轼偏偏不走，这说明他并不是着急赶路。不着急赶路却还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说得好听点就是为了显示自己跟美国主子学来的“素质”，要说实话就是脑残。
如果有人由此嘲笑其浅薄那就错了，人家茅于轼还有“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我们3:45就上了飞机，要飞三个小时。可是起飞不久，四点多钟乘务员就开饭，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而我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如果这是五年级孩子的作文，会被夸为有个性；如果这是中学生的作文，会被骂为有毛病，但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具实践精神的经济学家”——这是第二顶高帽——认为自己异乎常人之处，这种匪夷所思的境界，远远不是装B的问题了。
并不需要特别的留意，你就会发现茅于轼身边有一些人，他们有这么一些共同点：他们大名鼎鼎，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地背着一长串的头衔，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一忽儿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谈怪论，一忽儿又是匪夷所思的研究成果。
其实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共同点——接受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各种资助。凡事总有开头，他们的开头是这样的：
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
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并不是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就是汉奸，就像不接受其资助仍然可以成为汉奸一样（这并不是指任志强，虽然他为茅于轼等人的某些活动提供了不少资金支持），但我们需要了解福特基金会的一点底细。
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茅于轼踏上贼船之初，或许出于安全的考虑，也因为国内当时的环境不容，还是比较小心的，最起码没有公开跳出来。如今自知行将就木，苟延残喘之际，想起主子的交代还没有完成，正如那个同样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喇嘛一样，急惶惶扶着着棺材站起来，可惜已经端不得枪，上不去马，能做的只有声嘶力竭地叫喊。就让我们看看他喊了些什么：
欢迎殖民论：“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喊着喊着就语无伦次了，一会儿要保卫有同胞的国土，一会儿又欢迎殖民了。别的汉奸们只顾跟着起哄，也不帮他兜着点。
放弃钓鱼岛论：“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帮助没钱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没钱上学的孩子能上学，是不是更有价值．也许有人认为，钓鱼岛虽然现在没有人，也可能将来附近有石油等资源，为什么不值得争夺？但是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
——茅于轼此论，估计能气得他父亲和伯父坐起来。他这话看起来是同时对中日说的，貌似不偏不倚，实际上是配合他的日本主子的，那边已经把钓鱼岛围得铁桶似的，这边喊别争了别争了，自然是喊给国人听的。
汪精卫救世主论：“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既为汪精卫翻案，又把贬岳飞一番。茅于轼急了眼，居然要改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了。
茅于轼虽然说起话来倒三不着两的，可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改写中国历史，首先要从年轻人入手。
他趁着到处演讲的机会，诅咒愤青们抵制日货“愚蠢”，而他不抵制日货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买日货，对自己也有好处，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不买了，就没有好处了。用损害自己的办法损害别人，何苦呢？”看来茅于轼不知要改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要改写世界史了。
为了颠覆青年们的价值观，茅于轼诱导他们把人生的目标设定为“享受人生”。“一个人到底伟大不伟大，取决标准在于看是自己享受的同时，能带给别人也享受，还是破坏别人的享受。”前几天又看了一集《我的兄弟叫顺溜》，顺溜为了完成狙击日本将军的任务，眼看着日本鬼子糟蹋了自己的亲姐姐，杀害了自己的姐夫。茅于轼一定是不屑看这些东西的，因为按照他的理论，假如日本人骑在他姐姐的身上，日本人享受，如果他姐姐也享受，他就不能去破坏别人的享受的；如果他姐姐痛苦挣扎，他一定会像汪精卫一样，“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劝道：“太君且慢，我来铺上块垫子”。无耻的汉奸！
18亿亩红线错误论：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看到最近有官员接受采访，倒是斩钉截铁宣布坚持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然而对于茅于轼所唱的反调，该官员只是认为属于“学者认识不足”，居然还亲自跟茅于轼讨论此事。这就值得我们警惕了，相对于汉奸们的包藏祸心来说，官老爷们的麻痹大意可能危害更大。
粮食安全是不是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如果茅于轼到齐国故地山东淄博去，街头上随便找个小学生请教两千多年前管仲在粮食问题上如何“三策兴齐”的，孩子们会准确地告诉他关于服帛降鲁梁、买鹿治楚、买狐皮降代的故事，齐国不费一枪一弹，收降鲁、梁、代三国，而楚人降齐者十之有四。美国人可能不知道管仲，但他们在控制中国大豆的原料、生产和加工市场上的做法，跟管仲如出一辙，现在玉米、蔬菜都出现了类似的迹象。郎咸平教授已经分析得很透彻。
基辛格有句名言世人皆知——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你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全人类。连美国人布朗都早在1994年就写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报告，可茅于轼还是咬牙坚持“粮食安全不是问题”——“我问了很多英国朋友、美国朋友，包括日本人，我说你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靠什么保障？你们是不是有一条什么红线？他们都没有的。”美国对粮食生产采取巨额财政补贴，这比任何红线都要厉害。日本人即使把每一寸土地都用上也只有40%的自给率，他们不是没有红线，而是把红线划到了国外，在巴西、非洲和中亚疯狂囤积了超过国内面积3倍的农田。
然而这就是茅于轼的逻辑——他问美国人有红线吗？没有！再问日本人有红线吗？也没有！美国日本都没有，中国还有什么必要有？由此我们知道天则研究所所谓的一年的专题研究是怎么做的。
恩道尔在《孟山都阴谋》里非常明确地指出，福特基金会是为美国转基因、种子巨头杜邦、孟山都充当开路先锋和吹鼓手的。看看郎咸平教授的研究，你就会知道孟山都等外资公司是如何一步步控制中国农业的原材料、生产和加工的。茅于轼拿出这样一个“研究成果”，仅仅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是站不住脚的。弱智的狡辩并不能掩盖汉奸们企图影响国策、为害中国的祸心。主子让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叫。至于叫完了被人骂，并不全是坏事，以此向主子撒娇，主子看怪可怜见的，又甩过来一沓美元。
茅于轼完成了主子交代的任务，却没有料到，自此之后，他的“学术讨论”的面具就再也戴不上了，透过层层叠叠的老年斑，汉奸的狰狞面孔已经暴露无遗。
中国历史上向来是不缺汉奸的。大汉奸里面，远的有秦桧，近的有汪精卫。茅于轼们干着汉奸的勾当，却又不甘心落个汉奸的骂名，于是一面当婊子，一面想方设法立牌坊。立了好多“主流经济学家”之类的牌坊也遮不住，还得把这两个大汉奸的死尸扶起来，自己才好躲在后面。只是秦桧一直在地下跪着，他们就想办法把岳飞拉倒，岳飞倒了，秦桧自然就没必要再跪着了；汪精卫分明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就把耻辱柱打扮成十字架，把汪精卫描绘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主。
秦桧死后才被人铸成跪像，汪精卫也死在抗战胜利之前。茅于轼八十岁了，人们诅咒汉奸，我却希望他活着，活到人民审判他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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