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指何方?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大纲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马克思早有名言:任何消费资料与物品的分配与消费,都是生产资料所有与分配的必然结果。产权结构已定,市场、法律、政策指向等必然随之与之相合。第一次(即市场)分配大格局不变,任何税收与转移支付和社会慈善事业等的调整力度与空间都是有限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才会在周期危机(现象上生产过剩,实则百姓买不起,“消费不掉”,市场也就无法除清)。凯恩斯就业、寻求管理与赤字财政,弗里德曼-科思等货币-产权进一步私化(所谓自由选择),而在财政赤字基础上加上外贸与家庭消费赤字的不断的跌宕圈子里兜来兜去。
中国收入困境更甚。其同简单的GDP冲动和投资狂潮一起,造成中国数十年内需不足情形每况愈下,转变增长方式因之始终入不了轨道,国际贸易因由低水平国际大循环而一方面对外依存度过高,另一方面又价值收益吃亏的双重贸易恶化和经济不安全境地。彻底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利国惠民安天下,关乎中国长治久安,势在必行,事出有因,且不可等闲视之,更不可走走过场,虎头蛇尾。
一、权贵资本主义论调误国误民
中国官本位文化猖獗,官僚主义泛滥、盛行,权力腐败甚至三公消费都是执政党大患,也是国民收入分配最为显性的不公之一,是绝对要加以惩戒和根除的。但权贵资本主义和所谓坏资本主义的说法与论点,却完全是在误导,是超出欺人之谈的理论与社会设计陷阱。中国的所谓“白领”是全世界最苦、最无保障和保险的白领,也是最没有尊严的白领;中国的官员也是全世界最累、最苦的官员。腐败的确早已到了天怒地怨的地步,但对腐败的诊治与处方,却绝对既非所谓好资本主义、宪政资本主义,也非完全市场化。不要说拉美陷阱、苏东资本主义复辟,都恰恰提供的是国际帝国主义颠覆、渗透和霸权的反证,即令那些所谓表面上公正廉洁、市场化清晰透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文明国度,幕后腐败、精英-权贵-资本交易、互换,游说利益集团占优,资本老大导控,早已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里。没有巴黎公社原则,没有毛-周-朱式马列毛主义核心领导集团掌舵和治理威望与治国铁腕,没有雷锋-铁人-焦裕禄-陈永贵等主人公英雄示范,没有《鞍钢宪法》式社会主义企业治理结构,越是市场经济,越是细分的私有产权,越是彻底的商业价值导向和商业大众文化品位,越是全方位开放,财富分配,甚至包括精神财富与文化产品的占有与享用,以至于权力获利(寻租)、舆论导控和话语权掌控,甚至文化品位以至于性资源和情感资源,都会越是向要素资本大亨阶级倾斜。而买办官僚和权贵仅仅是他们的代言人和走狗。当然,存在着合流、共谋,形成新家族与财团统治的可能。而权贵资本主义的改革方向却是斩不断的私利,舍不尽的资情,并跪倒在国际资本战线的脚下,使权贵资本主义走向透明合理巧妙的债务资产泡沫经济的资本主义。而他们要的那个后者,其比之所谓权贵资本主义还要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兵不血刃、不战而胜的更加彻底与残酷无情。
对拉美陷阱早有“预见”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早就对霸权稳定论、后发优势论等提出挑战。当今国际资本主义已经由一般帝国主义走向债务资本主义,进一步演化成彻底的寄生性金融帝国主义。其欺诈骗局性的阴性剥削建筑在理性经济驱动的非理性繁荣基础上,建筑在发达产业空洞-外包,发展产业实体-依附,全球性的泡沫与虚拟资本主义经济之上。这要比马克思揭示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列宁揭示的殖民-金融帝国主义还要无耻与下作,比毛泽东揭示的赤裸裸的强权霸权-买办官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要隐蔽、巧妙和滑头的多。而权贵资本主义论者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演化与格局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依旧死死地抱住他们的那些腐朽、僵化、单值(思维)、幼稚的什么短缺、匮乏论思维惯性,拒绝金融海啸下的新世界认知,依旧要躲进其经济与市场改革祖师爷的“光环”下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不要说中国所有的经济奇迹,同他们的所谓改革取向没有什么关系,就单纯说中国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奇迹,那也是中国农民工的创造,中国工农联盟的汗水。中国当今的分配困境绝非表象上的权贵资本主义之恶,而是更深层的自发的资本主义之祸。产权、产业、资源与就业甚至生态屏障,都要求新型经济变革。任何进一步的私有化和在此基础上的市场化,都将彻底葬送已有的改革成果和未来前程,因为国民收入分配的最大格局及其动态演化将无力回天。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好坏两种之分,更不存在道德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之别。只要是资本主义,按资分配和工资铁律就是基本经济格局。只要进一步放松私有化转型改革,其终极的结局就只能是市场资本主义和分配殖民依附体系。在当今国际帝国主义全球战略与格局下,绝对没有第二种可能。也就不存在第三条道路。欲同老牌帝国主义高手与霸权帝国争夺国际资本老大“宝座”,已经是全世界所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几代十几代数百年之梦想。但等到的都是旧老大无情的摧毁而非新桂冠。中国数代向西学的好学生、乖学子,只要发生国家利益冲突,得到的都是先生们的更大的板子而非“共治共享”。此路历史不通,今天也关闭,将来同样不可能,除非国际社会主义大潮流与格局已经占优。
的确,毛主席也曾指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其资本主义是坏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但不能错解这里的坏资本主义是更加恶劣和欺骗性的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路线与结果,而并没有前述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好坏资本主义论调里的意欲肯定和追求所谓好资本主义的暗含。权贵资本主义,从诊断到处置与药方,从处置与药方到所欲追求的都是同社会主义的分配和经济机制与制度绝对不相容和背道而驰的。
二、资本主义补课论貌似科学、公允
马列毛主义是早已被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史所检验和证明的伟大思想理论和科学学说。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走向一国或数国社会主义(率先)胜利;毛泽东从马克思殖民地革命理论,列宁帝国主义薄弱环节革命说,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革命阶段论,并在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基础上,提出和开拓了列宁开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新学说。这是一个惊天动地,变革世界大历史的伟业,是世界和各国人民解放,全人类解放的大业与盛迹。
毛泽东思想作为农民战争、土地革命、游击战略、红色政权(根据地武装割据)、新民主主义阵营、半殖民地半封建之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建党、土地和资本双重革命下的人民军队、落后国度或发展中供给的社会主义制度跨越,甚至新型社会主义文明与文化建构,以至于经长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开启执政下的两阶段革命后的防治社会复辟与倒退等等一系列领域,都形成了科学、完备的理论学说,并已经受到了广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检验。
补课论者的最初阵线是广泛的。他们不但来自于学界、理论家、思想界、舆论界、政界甚至平民阶层。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对文革的反思。文革中的诸多失控和发生的同文化大革命之目的与宗旨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情形,无疑使得毛泽东深深地陷入到了类似马克思当年对法国各式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我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尴尬”或“无奈”。对其反思同将毛泽东巨大而崇高的威望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至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皇权至上联系起来,使得那些跟随毛主席多年,出生入死,对毛主席几乎是尊为伟大领袖,敬为生身导师的一大批老帅、战友,把对其中的不理解、埋怨和一时的饥渴式的反思连在一起。这就把执政史、党史、军史,同中国封建历史和世界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史,看似合理,根本错觉地挂起钩来。必须客观地说,当时的补课论阵营是包括当时的民心、民情的。所谓二次解放和春天的到来(郭沫若语)并不完全是极右派的煽动和阴谋所致。
但补课论中的绝对部分同志,经过严肃地思考,尤其是经过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两级分化日趋严重,而至少是重新思考,甚至已经对当时的见解或观点加以修正。于是乎不多的余下几位祖师爷式的人物面对全球左翼新潮和国内理性而持久的毛泽东热,大有遭遇灭顶之灾之感,确有惊恐万状之嫌,非但不收回、抛弃理论上漏洞百出,立场与观点上反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对早期俄国革命阶级的直接指导与论述),实践上已经使得中国民众日渐感受到让人窒息的新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这等高天滚滚寒流激的资本主义补课论,还要把人民大众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对国际资本主义与买办合谋的巧取豪夺的极端厌恶与鄙视,设计和扭转到所谓权贵资本主义,进而国企“垄断”,国有经济与国有资产的改革方向上来。此等以反封建、反权贵资本主义为名,行大兴资本主义之实,是何等的阴险,何等的奸诈,何等的毒辣。
事实上,列宁早已在理论和主要政策点上解决了这一问题。毛泽东则更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等深化和处理了这一问题。马列毛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上的基本论理就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于政权、意识形态和全部的力量与资源,在经济技术与管理落后的方面,全面引进、吸收和创新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古今中外的全部优秀的东西,但手段和目标只能是,可以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但却不容许,或至少是高度警惕,在小生产者的和私有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再度自发和自觉地发展资本主义。连孙中山都知道而且明确要节制资本,而补课论的顽固不化者们却还要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全面地引导和发展资本主义,这岂非咄咄怪事!
无论有无政权在手和国家财富命脉,毛泽东已经解决,在世界大环境下的帝国主义时代之下,后起、新兴的资本主义只有衣服发达、先起外国帝国主义路线与霸权,没有独立与发达的可能。拉美奇迹到拉美陷阱,苏东国家由发达沦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三十年经济奇迹而人均仍然距离发达遥遥无期,都无条件地证明了这一真理的光辉。
资本主义已经并将继续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富有和霸权。而西方发达国家又是借助于传统和现代帝国与殖民,而掠夺和举全世界之力,尚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公平和保证全民福利与根治两级分化,补课论怎可继续忽悠中国民众和决策当局呢?彻底抛弃补课论,全面、全力和理性地重塑中国社会主义产权经济基础,分配的大方位和前景才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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