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指何方？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大纲（二）

剑指何方？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大纲（二）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三、比太阳更光辉的公正公平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

堂堂国务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发表的主张的宣誓的改革设计，不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同志应有的，反倒像是华盛顿、伦敦的国务院的。这种体制内的误导岂非咄咄怪事？！
无形的手、自由放任的始祖，亚当﹒斯密早在其《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经明白无误地揭示出公正是社会的基石。现代制度经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威廉姆森，从资产专用性的视角对市场的有界，同样做出了清楚的界定：越是通用性强、交易频繁、交易量大的资产或标的物，越适于市场，反之，则要靠有形的手,企业、亦即计划、等级制、指挥链、内部交易来完成。这才是真正的符合经济规律的市场建构和企业与计划界定。就是现代制度经济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诺思也提出了国家社会福利与财政权力租金双重目标，从而有了诺思悖论。而奥尔孙悖论、阿罗不可能定理，甚至科学解构的公共悲剧，甚至囚徒困境、性战争、庞奇游戏，更不要用说市场失败、政府失败和道德失败，都清楚地表明，市场非万能，任何机制都有缺陷。而当代的国际贸易战略或管理理论，就更是科学和大略地质疑了自由贸易。更不必说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财富与社会文明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历史大倒退了。
这位冒牌理论家，既对种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具体全面分析、模型、流派视而不见，更对国情、世情、党情、民情熟视无睹，死抱着那个干巴巴的一知半解的，从耶鲁大学道听途说，囫囵吞枣的市场经济说，就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甚至赫鲁晓夫一样的无知，以为跑到美国视察，看看市场供应与货柜行情，走马观花市民生活，就能从访问、交谈者那里的“市场经济”中获得开万世之金戒。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由市场无形的手调节通用、大众品，由企业、公司有形的手管理、配置、生产计划专用资产品，由政府与社团组织有形之手经营、供给、调节公共品、准公共品与部分俱乐部品，由法制、道德、政党之伦道和行政之手，供应、组织、配置、调解文化思想品与服务。社会经济大系统通过市场、情场（家庭）、官场（职场、组织、政府、指挥链）和战场（冲突、对立、暴力、专政、战争等）四重场，而非单一的市场网络，才能形成完备的经营组织与资产配置。读一读阿尔文．托弗勒的《财富的革命》就明白产销合一者、自愿者`群体的价值与财富贡献有多大。
市场、私有经济、专业化经营，中国已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了。工业化的源头，技术创新的源头（所谓唐宋之变）商品经济，甚至纸币的老祖宗都在中国，而且直到鸦片战争爆发，直到大清盛世时的宋元明清的资本主义，尤其是是市场经济都相当甚至高度发达。这种市场和商品经济，包括国家与私人的市场经济，都相当若非高度发达。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更是十里洋场的东方巴黎、纽约、华尔街，所有当时甚至现在依旧时髦的资本主义的都有，而且高度发达，但等待中国人民大众的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长驱直入，呈献给中华民族英雄好汉的却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不要为了自己的那一点认知误区和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学术骄傲，而把中华民族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与尊严当赌注，更不要把中华儿女的智商、情商当猴耍。醒醒吧，为了你的晚节，为了你的家人和子孙后代，积点真正学术理性而非财富理性的德吧。

四、一次分配必须改革，分配之源必须上溯到产权结构

只要初始值起于国家改革，只要起家，第一桶金符合法律规范，人民与国家可以宽大为怀，不计较原罪，对一切积极经营，为民敬业的都将加以赦免原罪，但现行与未来的产权却必须遵循新的路线图。
产权结构必须尽快回到和建构成三三三制，即大众个人所有三分之一天下，集体俱乐部所有制三分之一天下，国有全民所有制三分之一天下。只有公有天下为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保证市场和初级分配的大体公平合理，而这不单单调动一切社会财富源泉，促进所有人向上奋发的激励前提与运营基础，而且是真正构建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要机理。
在农村，一次分配的核心要彻底纠正土地流转幻象，把三农出路转向集体规模经营和社会主义俱乐部经济方向上来。在政策与导向上和整体态势上，应该促成新的社会农村变革思潮，造成邓小平的第二次飞跃的基本设想。这个过程当然应当以自觉与自愿基础，也不必急于求成。同时，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绝对明确，农民的分散的个体的联产承包与家庭所有制，同资本主义并没有必然联系，只要集约化和生态文明的比较优势，农业家庭式自主发展可以继续下去，在农村产权与经营企业联合上，要支持和鼓励公有产权与集约化经营并公平合理的公司加农户式的资源组合，但要坚决遏制外资、独资的私有资本的农村的新圈地运动，尤其是绝对防止中国大众产业与农户的这种产业化的民族品牌与资产陷落，防止孟都式转基因类似的农业钓鱼工程。这是暗藏鸦片战争的现代国际资本杀手锏，是会把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彻底逼上绝路的农业生产资料分配格局。而中国一旦失去了种子、土地、有机农业等核心农业资源与生产手段所有权，则中国农业、粮食安全将顿时丧失殆尽。而一旦步入此绝境，则非但中华民族复兴无望，中华重新亡国灭种的可能反倒会大大增强。
随着全球性的健康与高品质生活追求，随着生命科学发展与新型伦理观风行和泡沫经济的破灭，有机农业和食品价值会重新在产业结构与价值链上得到体现。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和新型农业农村建设，同农民工经济合理收益预期一到，将成为未来中国农民的分配新增长点。
在城市，一次性收入改革的核心应该放置在：第一重新确立和平衡广大产业工人和普通职工的基本劳动所得和应享有的社会福利。这其中应当加入有尊严的就业保障和令人满意的价值分享。这是生命价值、劳动价值和主人公价值的合流。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应有的剩余索取权的正当体现；第二是经营管理权责及其适当的收益获取。资本与其他资产要素不应占有全部的管理职能。人力资源的主体，社会最基本的劳务大军必须拥有相应的管理权并获得相应的补偿；第三行业间的人为垄断性、政策性的差异是完全歧视性的，并毫无市场经济依据，更无违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
在国家资本主义和民营经济市场秩序之下，百分之百的按劳分配已经不具有可能性，但争取令人满意，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劳分配原则是科学的合理的。社会主义市场秩序与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经济理性，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实行按资分配。职工收入与福利应当而且必须经过不太长的历史时期，赶上世界水平，并创新领先世界的方式。

五、二次分配需要居民收入增长倍增计划与统筹

中国现行国民分配格局处于极端混乱、结构失衡和风险剧增的局面之下。前述的居民收入和劳动收入比重远低于世界比例，显示出早已过度的产权私化累计结果，继续下去，既会随时引发社会震荡与不安，也会随时随地打断社会经济繁荣进程。这早已不仅仅呈现出快速、超高速暴富不公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劳动收入大多数的生活水平与社会福利问题，从而整个国民经济财富动态合理、高速、流转问题。除此比重与总量配置问题，行业间的毫无理性的巨大差异，公务员同产业与职工群体的巨大差异，农民获得承包土地享有与支配权，而城市职工几乎一无所有的问题，都鼎显出收入分配态势的极度混乱。
同市场与一次收入分配相较，在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和建筑强大的公共经济部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相当成功的经验。这是另外一种福利和收入分配。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特殊性的，还是一般性的，都在法理、情理和学理上，应相对甚至绝对的好过资本主义国家之模式，而不应该相反。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较，中国的公共经济部门和公共产品生产与分配方面，在前三十由于重工业化道路不得已，后三十年由于认知误区，造成欠帐太多。这不但影响了中国公民的福利水平，而且影响到中国文化软实力展示。单纯的文化产业不会太多有助于这方面的解决。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全国性的重点之一在于此。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学中只能是制度转化的结果。经济行为，无论微观、宏观，个体、集体行为，都是制度存在的函数和制度约束与限定的结果。体制、制度同道德一起，是比政策和战略等更重要的定因与限界条件。国际上，跨国公司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际避税和劳动就业之国家行情的产物。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战略意图有三：第一是把社会公平、公正的增长与发展，提高到国民经济均衡、合理、持久发展展开轨道之上。这是中国经济奇迹得以持久和有效，人民与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坚实经济基础；第二是把生态文明作为当代中华复兴的基本科学约束，以协调当代国人利益同子孙，千秋万代之福祉；第三是力图通过大规模的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国内外中国品牌中物品价值含量和价值链占位，从而使中华儿女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得到更高的收益回报。
二次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制度设计与调整，应当立足于上述的真正的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增长战略观之上，把旨在形成中华儿女人力资本财富池打造的公共经济平台和国家投入保障做好。这其中教育公平、文化公平、信息公平、职位/职业公平是核心，而普通百姓的常规性的创业、经营公平也应包括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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