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改派的新罪恶：阻挠收入分配的改革

   资改派的新罪恶：阻挠收入分配的改革

——收入分配的改革为何改不动了:一种政治经济学层面的综合分析与多元解读

提要：在中国市场化的体制改革，把克拉克的分配理论放进来，没有对资本进行与之配套的节制性设计，而让资本、管理等要素实际地主导着企业内部与市场的初次分配，是加剧中国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一个最深刻的根源。已被资本化的权贵阶层是加剧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一个最大帮凶。这个权贵阶层是阻挠中国收入公平分配的最大内阻，也是分配改革方案一直难产的组织根源。

要闻回放：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国务院退回修改，短期难出台。　　

　3月18日　发改委和收入分配司的一位人士向记者证实，被寄予厚望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与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日前正由国务院发改委紧张修改，不久将再次上报国务院。

据悉，新的国民收入分配方案将继续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整个方案的内容设计分为四大部分：一是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三是提高工资性收入；四是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

据多次参与收入新政征求意见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所长杨宜勇披露，“这个方案曾转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处，中央领导表态需要修改，但不是推倒重来。”（资料来源：凤凰资讯2010 年3月21日舜网《济南日报》）

这一轮收入分配的改革发端于2003年，它的整体思路是“提低、扩中、调高。”经过这么年的调研和修改，为什么至今还出台不了呢？问题又出在哪里？

按照笔者的观察和分析，这种改革方案难产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三：

一、  分配的资改路径与现实的收入差距已积重难返了。

改革之前，中国的分配差距很小。但为了革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积弊，增加对劳动的激励，中国发动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体制改革。这种改革的实质就是引进资本主义的经营理念，改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管理模式。在产权的配置上，私营经济成分也在对市场运作效率的考量中，而吸收为这个基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收入的分配上则打破了单一的按劳分配体制，实行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质上就是把资本、管理、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参与分配放了进来。

既然我们在经济的基础中引进了资本主义或私营经济的产权成分，如果再继续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念，而不让这些资本、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到这种收益的分配中来，恐怕也不合乎情理。

问题是我们的改革者却忘记了对这种资本与市场的节制。作为一种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的配置效率是不容置疑的；但这种市场对各种收益的初次分配却有一个不断拉大差距的惯性，这种内在的惯性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贫富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根源。

欧美的资本主义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通常都要借助政府的二次分配和健全的社会保障来矫正这一市场初次分配的过失。在推进这种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中，中国的那些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导师的资改派们，可能在故意回避这一市场运作的负面作用，而只是论证这种市场配置无与伦比的效率以及资本、管理、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公平性。洛克、克拉克的分配理论可能就是他们经常引用论证的一个经典来源。

在分配理论史上，资本、土地、劳动这三大生产要素参与市场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由克拉克第一个论证出来的。他通过自己的经济著述阐明了在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下，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都分配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份额，这样的分配结果是公平的，不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问题”。

这一点，与马克思的论证是格格不入的，也更是针锋相对的。马克思以财富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化为据，极力论证了这种市场初次分配的不公平性，认为存在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克拉克却以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为据，硬说这种分配公平合理。这是一种不可调和的认知冲突。在我们把洛克的这种三要素分配图式引进到自己的体制改革之中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收入的分配上就掉进了这样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陷阱之中。大学的讲坛上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制的改革中却放进了克拉克的分配说。两者的针锋相对与格格不入，让我们高校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根本就没法再宣讲下去了。刘国光在大学的讲坛上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资改派的学术代理人之间所展开的激烈论争，就是这种现实的改革悖论在理论层面上的一种投射。

对这种高校理论战线上的论争，中国的政治精英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你争你的，我干我的”。它们的处置办法就是把原来格格不入的东西折中起来，共存在一个统一体之中。这就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这种整合，马克思与克拉克的矛盾、刘国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争，在一个新的统一体中兼收并蓄、和平共存起来。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与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在这种中国特色的实践中实现了自己的新综合。

经过中共近30多年的一贯坚持，这种分配制度已经被内化到中国现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并上升到国家的宪法层面。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制度，它有着一种自我坚守、自我强化的惯性。这样的惯性，让执政的中共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会议中都要老调重弹地强调一句“将继续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样的强调，至少说明了在中共内部仍有一股极强的资改势力，这股势力执意要让按资分配这种分配路径继续主导我们的收入分配。这种分配路径层面上的积重难返，犹如一座座大山，一时半时还很难扳倒。　　

下面再 让我们回到实践层面来看一看这种中国特色分配制度的真实情形吧。从形式上看，中国的市场化体制改革，似乎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各自坚持的分配制度给综合了起来，在新的统一体中实现了它们对立的并存。然而，这却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虚名”与多种分配方式遮掩下以按资分配为主干的“真实”的并存。这种“名”、“实”的此消彼长，把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得越来越大。

按理说，我们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那么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也必须分到较大的份额。只有这样，也才能使这个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名实”相符。我们的体制改革做到了没有？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低份额分配、贫富差距的越拉越大、财富积累的两极化加剧，就是一个个铁的证据。这样的分配现状，还怎能再说自己的体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现有财富的分配数据能支持你的这种说法吗？如果不是厚颜无耻的话，又怎好意思在自己的民众面前高谈阔论这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中国特色呢！

是什么把这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传统名存实亡了起来？资改派的伎俩有二：一是把克拉克的分配理论引进到中国的这种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体制改革之中，为资本、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扫清观念性障碍。二是鼓噪市场初次分配的效率，为资本、管理等要素主导企业内部分配扫清体制性障碍。它们的这种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旨归的理论鼓噪，让那些被自己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搞得焦头烂额，而苦苦寻求出路的改革者们信以为真。对这种市场化改革的信奉，让中国的改革者们第一次地把这种对市场初次分配效率的考量摆到了保障社会公平的前面，并把自己的这种做法称之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说是这样说的，可实际上做的却是一切都让道于这种“效率”的优先。至于这种公平的兼顾，只不过当作一个坚守社会主义传统的招牌来扛着，以支撑起自己的社会主义“门面”而已。如果有人怀疑中国的这种改革已滑向了资本主义的轨道，这些改革者们就会扛出这个招牌和公有制、按劳分配占主体的论调，澄清是非，糊弄民众。

在对这个效率的优先照顾中，市场的这种初次分配大行其道。这样的初次分配让资本、管理等生产要素牢牢地控制着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导权，它们通过企业管理层的自定薪酬和自主分配，而让资本、管理等要素合法地攫取了企业内部分配的较大份额，而劳动报酬仅仅被维持在一种生存意义的水平之上。企业管理层的上千万元的高薪与劳工阶层不足万元的低酬，就是在这种对效率的优先鼓噪中，由这种市场的初次分配所自我生产出来的一对孪生儿。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则是贫困的积累。马克思所发现的这个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而如今又在中国的这种特色实践中生起根、结起果来。对效率的优先让道、对兼顾公平的敷衍，就这样通过市场的初次分配，把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得越拉越大。如果不是中国民众的超强忍耐，尖锐性的社会冲突和剧烈的革命冲动也许早就该迸发出来了。

也许中国的改革者们不愿承认自己对这种兼顾公平的敷衍，并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一直都在致力于代表、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在帮资本赚更多的钱还是在替劳工谋更多的利，我想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莫过于这种收入分配的统计数据了。人口众多的劳工阶层仅占有40%的收入份额，这就是铁证啊！

如果中国的改革者们真的是在全心全意地为自己的劳工阶层谋利，那么这种谋利的结局就不应是劳工阶层收入的低份额占有与贫困积累的进一步加剧。在这样的分配结局中，中国的改革者们又怎能说自己没有敷衍这个“公平的兼顾”！如果真正兼顾了这个公平，我们的民众绝对都不会穷得“蜗居”起来，而不得不过着节衣缩食的苦日子。我们的以资本经营者为主体的先富群体，也绝对不会腰缠万贯、富得流油、而过着花天酒地、妻妾成群的糜烂生活。

这种生活的积累，一方面孕育着这种收入分配改革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孕育着这种改革的艰难性。

就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言，所谓的改革说到底就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运动，实质上就是通过税收的调节和政府的二次分配，把这个先富阶层过多占有的财富让渡到贫困的劳工阶层那里。

对于这样的改革，资改派们能推动吗？企业的高管层、红顶的商人、贪腐的权贵这些先富群体能愿意吗？它们能不拼命地保持现有的分配格局与分配制度吗？须知，这些企业的高管层与贪腐的权贵们都是这种允许资本、土地、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制度的最大收益者，它们在中国是强势群体，有权有势，主导着中国的体制改革，有着最大的话语权。从它们口中夺食，这种改革路径受益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能不抱成团地阻挠这种旨在“劫富济贫”式的改革吗？依靠它们的主导改革能制定出有助于增进劳工利益的分配改革方案吗？这就是现实层面上的“积重难返”。

这样层面上的积重难返，用中国目前最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所谓的“利益调整阻力大”。杨宜勇也对媒体传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在这次两会上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各种利益的博弈，这是其迟迟未出台的最大原因。”

这些话倒说出了问题的根本。这种分配上的改革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构，各种利益的博弈是其最大的阻力源头。站在那个阶层的立场上，究竟在替谁谋利，必然主导着这种利益格局的重构。在这样的重构中，立场决定一切。立场歪了，就会背弃自己的宗旨。中国的改革者们必须站稳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必须站稳自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立场。在这种资本、土地、管理、劳动等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利益格局中，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谨慎地推动这种旨在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改革，千万不能再听信资改派们对效率优先的鼓噪了，必须把分配公平的保障、收入差距的缩小，置于首位的考量。否则，财富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化与官员贪腐的加剧化，就可能把中国的社会维稳引向更加艰难的境地，民心的陡变与民怨的迸发就可能把我们的整个制度给毁灭掉。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众通过自己的街头抗议，而把自己的总统撵下台这样的事变，就可能在我们这里重演出来。

所谓利益的调整阻力大，它的最大内阻就来自我们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和先富群体。这个精英阶层和先富群体，说穿了就是政府里的各种贪腐的官员、红顶的商人（一些中共的权贵子弟借助父辈的权势和资本的收买，大都亦官亦商，下海经商、从政为官，这样的红顶商人在中共的红色后代中比比皆是。），企业中的管理层，学界上的资改论者。它们把持着分配改革的话语权，盘踞在体制改革的决策层，掌控着压倒性的代表席位。用钱摆平也好，用手票决也好，它们都能把各种节制资本和先富群体利益的诉求拒之门外。看一看中国两会的代表或委员，又有几个不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或先富群体的代理人？又有几个能够真正替劳工阶层说话？这样的代表构成能公正地摆平资本与劳动、民众与国家的利益纷争吗？能公正地摆平那些挣扎在生计层面上的劳工诉求吗？所以，这种收入分配的改革，最大的内阻不是体制外弱势的劳工，而实则是决策层中先富群体的政治代理精英，说穿了就是已资本化的国家与权贵阶层本身。不打碎这个背离人民利益的国家机器，想从根本上增进劳工阶层的利益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中国的两会代表能真正通过人民自己的选举而产生、撤换或罢免，也许它的代表构成或决策权的分配，就不再是代理清一色的资本利益了，人民的日子或许会更好过一些。

二、分配上的边际改革已牵涉到体制层面的深水区——从国家层面、权贵阶层、先富群体出让收入、以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推进全体居民共同富裕

中国的体制改革所采取的一个惯常策略，就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改革的整体设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里的问题尖锐了、突出了，边际性的改革就从那里开始。走一步、看一步，对了就继续、错了就回头；判断这种改革对错的依据和尺度，就是社会的可接受程度和资本与权贵阶层的反应。这种边际性的改革通过不断地试、不断地摸、不断地闯，开辟着自己的道路。中国模式论者通常把这种路径的边际性改革称之为渐进改革。这种边际性改革说白了就是没有整体设计和中心目标导向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周期长、阵痛大、代价高。在中共十二大以后的全国性的党代会上，攻坚性的改革几乎每一次都要提及、强调。体制的改革，也都攻坚这么多年了，又究竟攻破了多少有助于增进人民根本利益的体制性障碍。可以说，改过来、争过去，以资本——权贵阶层为主干的 先富群体的利益倒增进了不少，而劳工阶层的利益增进的几乎聊聊无几。在资本、管理、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利益纷争中，中国依然没有走出这种边际性的改革路径。哪里争论不下了，就从哪里改一改，没有争论的地方，就一切照旧、保守现状；谁争论的调门高一点，边际性的改革就把谁的利益增进得多一点。市场与计划的姓资姓社之争，股份制的姓私姓公之论，就是这种边际性改革路径的一种缩影。

如果老是在这种边际性的改革路径上绕圈子，分配上的体制改革就很难突破自己的深水区。以后的路究竟应该如何走下去，我们还是听一听列宁的劝导吧。在社会主义自身制度的改革中，列宁曾劝过自己身边的战友要采取“进一步、退二步”的策略，把这种“进一步”的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退二步”的调整中，按照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整体性的配套设计进行综合性地整改，以始终瞄向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

中国的改革者们也许因为自己没有这种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和战略头脑，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执迷于这种市场化导向的边际性改革路径，在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和核心价值观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一步一步地滑向了资本主义的怀抱。

而如今这种边际性的改革路径，在中国民众对这种分配差距的无法忍耐中似乎已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中国的资改派们似乎仍想沿着这种改革的路径敷衍一下这种收入分配层面上的民众改革诉求，只是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和博弈已不容许这种路径的改革了。这种瞄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体居民共同富裕中心指向的一体化的综合性改革，已如怀甲十月的胎儿，呼之欲出。这种新的改革路径在民众的日益觉醒和不断争取中必将破茧而出。

对于这种路径的改革，也有一些学界精英很敏锐地察觉到了。“收入分配涉及到财税体制和社保制度设计等多个层面的政策设计，以及利益格局的重构，这不是一件简单事。”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如是说。（2010年3月21日《济南日报》）　　

如果中国的政治精英和国家层面的决策层认同这种整体设计、共富目标导向下的综合性改革路径，那么这样的改革就必然加速地撞击到中国体制性改革的深水区——国民收入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企业与居民，资本、管理与劳动，城乡、区域与行业等多个层面上，按照一个合理的分配比率和推进共同富裕的要求，进行多层面的公平分配。财税体制、社会保障、行业垄断等诸多牵涉到的领域，都需要按照这种多层面公平分配的导向进行整体、配套性的综合改革。比如打破行业垄断、特别是国企市场垄断，通过市场初次分配推进收入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进行公平分配；通过行政立法、劳动监察、工会监督、工资集体谈判等途径，打破资本与管理等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上的主导权，坚决不能让企业管理层通过自定薪酬、自主分红等方式，压低工人工资，攫取企业大部分经营利润。像这样的诸多综合性改革因为触及到了我们体制改革的深水区，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这种牵涉到多个领域的综合性改革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纷争的交织点上，是各大利益集团的角斗场，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硬骨头，抓住这个关键环节、能够牵一而发动全身。这种路径的改革阻力最大、协调难度最大、利益争斗最狠。每个改革者都想绕之而过，却又永远绕不过去。因而，这种路径的综合性改革，它的发动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内阻，而让我们的这种收入分配上的改革难以按照民众的诉求如愿改革、如期出台。

依笔者看来，中国的这种市场化改革，现在依然缺乏这种整体性设计的导向，用以指导这种分配上的综合性改革。这样的改革依然停留在目标导向的层面上，即推进共同富裕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景。至于究竟怎样进行这种愿景目标导向下的改革，目前乃至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达成这样的共识，看来还需要再争论很长时间，它的最大内阻就来自中国的权贵精英阶层，它们主导着这种分配的改革。它们需要某种自我革命、自我牺牲的胆略。因为财富向劳工阶层的让渡主要来自它们自己的腰包。比如，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工资性收入或胡锦涛最近所讲的“提高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等。在国民财富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这都意味着财富从它们自己腰包的让渡。这样的让渡是一种零和游戏，劳工阶层增进的财富就是先富群体的让出。所以每每民众的公平分配诉求触及到它们的既得利益，想从它们的腰包里掏钱花的时候，我们的权贵官僚也好、企业管理层也好、国企垄断行业也好，它们都有这种散尽家财、救急救贫、共享富贵的道德情操和政治觉悟吗？如果不借助国家的强力和财税的征收，这些在这种市场化改革中受益最多、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肯定不愿意这样做。因而，这种分配改革的内阻并不是好搬的，这种旨在推进财富公平分配的改革路径也并不是好开辟的。

三、权贵阶层的资本化与改革方案设计的原则化。

在这种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中，中国的资改派们其实都有着自己很长远、全局性的战略筹划和精妙布局。

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就是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通过它的中国传道者占据大学的讲坛，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逐渐边缘化起来，对中国的未来精英进行公开的洗脑。

在国家政权层面上，通过资本利润的让渡和糖衣炮弹的诱惑，把经营资本的企业家与经营权力的权贵们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过利益链接和政经结盟，在政权层面培植自己的代理人，用各种糖衣裹着的炮弹——比如各种有价证劵、企业持股、出国旅游、子女留学、金钱美色等利诱、贿赂、收买那些经营权力的权贵，让它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利益逐渐资本化起来，而成为它们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的“第五纵队”、铁心的同道者。

在对权贵的这种资本化改造中，资改派玩弄的一个伎俩就是通过这种边际改革的方法，把我们这里的市场化改革先引向这种计划与市场双轨并存的歧途，通过这种价格的双轨制，帮助中国的权贵阶层在下海经商的大潮中秘密完成自己资本的原始积累，捞足经营资本的第一桶金，而成为先富群体。这样的改革实质上就是对国有资产和全民财富的公开攫取。这个权贵阶层的很多子女亦官亦商，而成为一个个十足的红顶商人。在这种价格的双轨制中，西方的资本主义完成了对我们政权层面的第一次大规模经济领域的秘密渗透。紧接着我们的资改派们又开出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第二个药方，即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或股份制改造，通过国有产权的出让、国有企业的民营、国有资产的自买自卖，中国的权贵官僚阶层完成了自己资本的第二次原始积累。经过这样的原始积累，中国的官僚权贵阶层彻底地沦为资本的公仆，并逐步投靠到资本的怀抱之中，而沦为它们榨取劳工阶层血汗、追逐攫取超额利润的工具。招商、亲商、媚商成了中国官场的一种新生态。

现在，资改派在我们政权层面的这种战略布局已基本成形，它们的代理人也已站稳了自己的脚跟、拥有了自己的地盘。这些已被资本化的权贵官僚充斥在我们的政权层面，只是迫于中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奉和景仰，而不敢公开地亮出自己替大资本、大财团谋利的面目而已。

为了维护资本财团及其代理人的既得利益，继续加剧中国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这些资改派们又在收入分配层面设局阻挠。它们设局的一个基本伎俩就是改革方案设计的原则化，故意让这样的改革设计虚无缥缈、可望不可及，或空洞无物、缺乏实际的操作性，以此阻挠这种收入分配的改革。在民众缩小分配差距的强烈诉求下，它们采取明里倾听、暗地阻挠、百般拖延的办法，只进行粗线条、目标化的原则性设计，用没有可行性、没有操作性的空洞方案，比如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工资性收入和一线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目标性设计，敷衍、糊弄民众的缩小分配差距诉求。由于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这样的改革方案只能像皮球一样在中央领导和它们之间踢来踢去，极尽暗中阻挠、拖延之能事。

这种百般延迟、暗中阻挠的阴谋，现已通过一些专家们的批评而抖露出来。据有关媒体报道，“专家不满意的地方是新的收入方案强调要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比重，但却未设定任何定量的指标，也未设立基尼系数的具体目标。”还有一些延迟论调的同情者披露到：“发改委不能搞出操作性很强的细则性方案。毕竟该方案是由包括发改委在内的八个部委会商之后共同形成，很多东西只能是原则性的。”

看不出这些资改派们通过推出原则化的方案设计，而旨在阻挠这种收入公平分配的政治图谋，真是中国民众的一种悲哀啊！　　

很多人至今还寄望于这种分配改革方案能够年内出台，但只要阻挠它的这些体制性障碍没有打碎，我看这样的寄望又多半再一次地沦为泡影。即使匆匆忙忙地推出台了，如果没有更多民众代表的参与，恐怕也很难搞出什么公平分配的方案来。

　2010年4月11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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