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高管层是怎样先富起来的
——兼评对皖药集团管理层的频繁分红
企业管理层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先富群体之一。它们究竟是怎样先富起来的，这里面的道道又是什么？
企业管理层的先富，归根结底都导源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种改革在收入分配领域的一个最大突破，就是架构了这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允许资本、管理等要素参与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邓小平的这种做法虽是比较务实的，但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最致命的“修正”。这种修正，为中国的权贵阶层及其子女通过下海经商办实体以及遮遮掩掩的官倒、官商合营而率先致富起来，扫清了体制上的各种障碍。
作为生产中的要素之一，允许资本、管理等也参与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监督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毕竟它们在这种生产要素的协作生产中，也都出了力、贡了献，分享点受益也是应该的。对于它们的参与分配，我们也不必要恐慌。邓小平对此是持理解和支持态度的。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说道：“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正是这种支持，使资本、管理等要素参与并主导企业内部自主分配的腰杆逐渐硬朗起来，而为其率先致富起来打开了分配之门。
问题是中国的这种市场化改革在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中忘记了对资本贪欲的有效节制，而是在企业经营承包权和自主权的下放中，也把这种内部分配上的主导权不加节制地都移交给了这些资本、管理要素的所有者手里。工人对企业经营的管理权和监督权，都在这种厂长经营承包负责制中被剥夺的一干二净。这种内部分配上的主导权，让企业管理层在自己的先富上占尽了先机和优势。
首先，在企业的国有民营中，它们通过管理层的持股经营和对国有产权的低价位购买，而把整个企业的大部分股份都尽收在自己的囊中。有了这些企业的股份，他们就可以在这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合法地以分红的的形式而坐收自己的资本收益。工人只能干瞪着眼看着它们大把大把地以资本分红的形式，而整个企业经营的大部分利润都私吞到自己的囊中。
其次，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经营自主权的下放，更让管理层独占了这种内部自主分配的主导权，分多分少，一切皆由管理层里的董事会自己说了算。对于工人的劳动报酬，它们则借助市场供求力量的作用，或者工人内部的自我竞争压而又压，让工人的身心、就业等压力层层叠加、倍受煎熬。近来、深圳富士康员工的九连跳自杀悲剧，就是这种资本、管理等要素残酷盘剥劳工阶层的一种血腥写照。而对于自己的经营报酬，这些管理层则通过董事会的自定薪酬而一再地冲高，通过这种天价般的经营报酬鲸吞企业经营利润。比如，平安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之类高管层，其自定的年薪都达到了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元量级的年薪。这样的自定年薪，这样的主导分配，又怎能不让它们暴富起来呢！
再次，政府的宏观调控对市场边界的坚守，也让这种管理层的自定薪酬更加通行无阻起来。政府与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各有着自己的活动范围和职守边界。在西方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传统中，政府的干预或宏观调控是不能介入到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之中的。但在西方工人运动的逼迫下，这种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分工边界也在不断地被突破起来。现在，西方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也不全是资本、管理等强势要素说了算，作为资本与劳工利益的平衡者，政府不仅架构了一种分权机制而支持工会或工会代表直接参与到自己所在企业的内部分配之中，而且也还越来越多地通过劳动监察的形式对这种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进行外在的干预和监督。然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却恰恰把这一最值得引进和借鉴的东西给舍弃了，至今还在傻乎乎地信奉和坚守着这种政府与企业、与市场的传统分工边界，而却全然不知西方的市场经济现已历史性地演进到了政府可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适时介入到企业内部自主分配的新阶段。比如在德国，如果一个雇主没有按照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自己的工人工资，那么即使这些工人自愿接受这种薪酬的工资，政府的劳动监察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它会像苍蝇那样死死地盯着你的违规用工。而在中国，像这种违规用工，可谓比比皆是。比如试用期的无偿用工等。对这种违规用工，政府的劳动监察大都装聋作哑起来，民不告、官不究。政府的这种被动和不作为，实际上就是在暗中助长管理层把整个企业的经营成果最大化地攫取到自己的私囊之中。
最后，为了把整个企业的经营成果都最大化地攫取到自己的私囊中，这些企业的管理层往往都会在自己的财务、资产报表中作出一些手脚，其中的一个伎俩就是通过管理层的自定薪酬和资本的投资分红，把整个企业的经营利润极隐蔽地转移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之中，使自己财务报表中的经营绩效处于某种微利乃至亏损经营的形态。这样一则可以阻止工人的增薪要求，二则可以少缴点资本所得税。如果我们把一个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认真地核查一下，就可以发现高管们的薪酬和资本的分红将占到一个极大的份额。正是这样的占有，让它们都集体地先富起来。
下面的一个案例可以佐证笔者文中的主要论点。皖北药业集团是宿州市当地的一个较大规模的国有民营企业。经过92年初的股改，它的大部分股份都被自己的管理层收购了起来，工人几乎没有什么股份。按照当时的卖价计算，它们的一个车间主任级别的中层干部所投进去的股本，也就是在3～5万元左右。而如今，这些人都集体地先富起来了。据内部人透露，它们的车间主任一个月的管理报酬与一个工人的月工资报酬之比，大约是4﹕1左右。这样的分配差距似乎还能勉强地接受着。更令人难以忍受的这个企业内部的资本分红。这样的资本分红，把企业的营运成果都鲸吞到自己的囊中。它们基本上是每一季度分红一次。按照马克思的“等量的资本分到等量的红利。一个股本在3至5万元左右的车间主任每季度分红就大约有60之70多万元。而其董事长和其他高管的每次资本分红则大约有500多万元左右。照这样计算，它们持这样的股本通过资本的自主分红也已经有八、九年了，其资产已是什么样的量级，也就不言自明了。
总之，管理层的先富依靠它们的持股经营；二靠它们的自定薪酬和自主分红；三靠政府对市场、企业边界的信奉和不识时务的错误坚守。归根结底，也还是企业内部自主分配的主导权和政府对这种分配的不介入、不作为连拉带推地帮助它们先富起来。如果我们继续听任管理层在这种企业内部自主分配中一直主导下去，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也还会进一步地加剧起来。
在这种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中，增加一线工人的劳动报酬，以让它们体面地劳动、体面地活着，是一种很强烈的呼声。现在，这样的诉求也已传达到中共的高层。在五一节前后，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地在自己的讲话中重申了这一“增加一线劳动报酬“的呼吁。这样的呼吁再次传达出了中共高层对基层民生的关切和牵挂，其亲民的情怀更让不少的国人感动不已。如果仅仅是说一些这种”增加劳动报酬，让其更加体面劳动、体面生活之类的好听话，这最多只能让自己的国民获得一些“口惠”而已。一线工人真正想要的是增加劳动报酬这样的实惠。如果这样的话，执政的中共就必须尽快出手干预这种企业管理层的自定薪酬和自主分红了。这种干预的办法之一就是参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直接给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量化出一个具体的分配比率，管理层拿多少份额，工人拿多少份额，都作出具体的规定，让它们参照执行。如果一线工人的劳动报酬拿不到这种量化的分配比率或分配份额，任何资本都不能一年几次地获取自己的投资红利。
对于管理层的这种自定薪酬和自主分红，执政的中共是不是也该动真格地管一管了。如果继续下去，这些管理层的先富就会让自己的工人更加望尘莫及了。
2010年5月10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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