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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读书》2010年第7期，pp57-66，发表时题为《推广转基因技术首先不是科学问题》。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原稿。

天行有常，逆之不祥——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

田 松

二〇〇九年底，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很快引发了一场关于转基因问题的争论。

今年三月十日，一些学者发布了《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我是第一批签名人之一。呼吁书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支持的很多，反对的也不少。最常见的指责是：这些人都是文史哲领域的学者，没有一个转基因专家，因此，他们的建议没有价值。的确，在发起者中，只有蒋高明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不过他的专业是生态学。和上次燃油税问题一样，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作为人文学者，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对转基因问题作出判断！

转基因的支持者宣称，转基因是一个科学问题，言下之意，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按照这种逻辑，只要把专业范围无限缩小——从事生态学的不懂转基因，没有发言权；从事转基因动物的不懂转基因粮食，没有发言权；从事转基因西红柿的不懂转基因水稻，没有发言权——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只有他们自己拥有发言权。于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然而，转基因问题到底有多大成分是科学问题？如果我们需要征求专家的意见，都有谁是专家？

我们的呼吁书提出了四点理由：一、中国并不拥有转基因主粮的核心专利，根据他国教训，我们将会受制于人；二、转基因作物并不能提高产量；三、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有潜在危害，对生态环境有潜在危害；四、主粮问题涉及国计民生，子孙后代，公众有知情权。

四点理由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第一点关乎专利之有无及其后果，这可以是个经济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或者国际战略问题，但不是转基因技术问题。第三点涉及两个方面。一个关乎人，转基因食物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后果，这是个医学问题。另一个关乎生态，转基因作物进入大田，会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个生态学问题。都不是转基因技术问题。第四点是公民权利问题，完全不是科学问题。

回过头来说第二点，转基因作物能否提高产量？初看起来，是个转基因技术问题。然而，转基因种子专家或许知道转基因作物的产量，但是为此付出的环境代价，则未必能给出专业而诚恳的判断。蒋高明指出，提高产量的因素很复杂，种子仅是其中之一。另外，所谓提高，是个相对量。比如关于生态农业的产量和效益，蒋高明更有发言权。而关于哈尼族的梯田水稻，哈尼人更有发言权。所以，就产量的提高而言，转基因种子家也不是唯一的专家。

主粮作物的转基因研究及种植涉及政治、经济、国家战略，涉及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等诸多问题；如果我们强调专家的观点和判断，那么，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科学家，并不是唯一的专家，也不是最重要的专家。

目前，转基因作物支持者的主要理由如下：一、能够使粮食增产；二、能够减少农药的使用；三、与杂交作物只有量的差异；四、与传统作物“实质等同”，所以对人不应该有害；五、对生态的影响目前尚不能证明；六、转基因是科学，科学无禁区——“转基因好不好，转了才知道”。对于这类问题，人们本能的反应是寻找“科学依据”，在科学具有强势话语地位的今天，这已经成了我们的思维惯性。而作为不懂科学的普通人，作为山那边的外行人，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正反双方的科学家用数据和论文过招，给我们一个结果。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只有接受的义务，不被认为有质疑的能力和权利。然而，人们所期待的，专业内部的正反双方公平辩论追求真理的场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出现。因为赞同转基因，是转基因研究者的前提——如果转基因不好，怎么会去研究它！即使偶有反对者，只要对投票的专家进行选择，总会达成高度一致的“科学共识”。这在科学活动的具体操作中，尤其是大项目大工程的运作中，屡见不鲜。刘华杰教授的“学妖理论”对此有精彩的分析。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方法，能够超越具体的专业的科学论证，让更多的人，对于对转基因问题以及类似的科学问题，获得判断的能力。

我的判断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历史的，一是哲学的。我必须强调，在这两方面，我是专业人士。

历史可以提供一种方法，让不懂科学的普通人做出自主的判断。比如说中西医问题，从历史依据的角度看，两千多年的中医就有了巨大的合理性；而立基于解剖学、生理学等准数理科学的西医，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依据。再比如垃圾问题，一旦采用历史依据，就会有简明直接而与庸常之见相反的结论：当下的技术水平比二十年前要高得多，而垃圾问题比二十年前严重得多；同样，二十年后的技术水平也会比今天高出很多，我怎么能够相信，二十年后的垃圾问题会比今天弱呢？所以，垃圾问题不可能单纯地通过技术进步得到解决！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印度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设在墨西哥和菲律宾的研究机构引进了美国农学家培育出来的“高产”小麦和水稻，以及与之配套的化肥、农药、机械化灌溉等新的农业形态，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不仅迅速实现了粮食自足，甚至成为粮食出口国。这就是所谓的“绿色革命”。

绿色革命同时也在东南亚、南美等发展中国家发生。初看起来，增产的粮食完全是凭空而来的，是技术进步的赐予。科学家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在墨西哥培育了高产小麦的美国植物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 1914-2008）还获得了一九七〇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工业化农业被赋予了先进、现代化等意识形态话语，在全世界迅速蔓延。

然而，三十年后，严重的后果出现了。土地板结，河流污染，地下水水位下降，农作物物种日趋单一，农田周边的生物多样性退化，传统农作物与本地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昆虫、鸟、蚯蚓以及微生物等）遭到致命的破坏。化肥和农药的用量在增长，产量却在下降。

印度学者范达娜·席瓦指出，所谓的增产是从别处偷来的。“一旦考虑到耕种作物的总产量，产量的增加就不复存在。⋯⋯小麦或玉米的收成增加其实就是借助窃夺农畜和土壤生物的食物得来的。由于农畜和蚯蚓是粮食生产的搭档，窃夺了它们的粮食，就不可能长期维持粮食的产量，也就意味着暂时的收成增加并非是可持续的。”（席瓦，《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十二页）

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大规模引进工业化农业。虽然晚了十几年，也已经表现出同样的后果。

在中国传统农学中，农田与周边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工业化农业则割裂了农作物与周边环境的关联，使之成为本地生态的异类。农作物所依靠的化肥、农药，以及灌溉抽取的地下水，都来自本地生态之外。粮食，作为工业化农业的产品，也注定和其它工业产品一样，会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三百年来的工业文明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对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转基因作物是工业化农业的延续和发展，是工业化农业的更精致的形态。按照历史的逻辑，更高的技术要求更精致的人工系统，则必然会造成与本地生态更严重的对立。这样，基于工业文明的历史，基于工业化农业的历史，我已经能够对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的生态问题加以判断。

“绿色革命”的始作俑者布劳格先生不愿承认绿色革命是一场失败，然而，他又认为，人类需要更多的粮食，所以要发动第二次绿色革命——全面推广转基因种子！事情的诡异之处就在这里。科学家常常许诺，他们将会发明某种技术来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某个问题，然而，我们当下的这个问题，恰恰是他们以前发明的、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的技术所导致的。基于历史，我怎么能够信任，这个新技术不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新技术的支持者常常说，不能因噎废食，即使出了问题，还会有更高的技术来解决。于是，人工的技术系统就像叠罗汉一样，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危险。这正是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技术绑架了社会！

工业化农业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从我的专业——科学哲学的视角，也可以做出解释。这里从两个角度入手：一个是还原论，一个是大自然的实验室化。

我们现在对于自然的基本理解来自于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牛顿范式的经典物理学。在这种观念下，自然如同一架精致的钟表，是一堆物质的集合，而不是生命（机械论）；这个钟表可以拆卸，可以重新组装，可以替换其中的某个零件而对整体不产生影响（还原论）；进而人们相信，只要掌握了每一个齿轮的大小，掌握了齿轮之间的链接关系，就可以彻底把握钟表的运行（决定论）。所以人们相信，科学能够对物质世界进行越来越精确的计算和预言。

然而，自然并非是可以任人拆分的机器，事物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关联。数理科学必然对自然要进行高度的简化：要忽略空气阻力、忽略摩擦力、忽略滑轮的质量⋯⋯才能得到简明可解的方程。经典物理相信，小量只能产生小的结果，所以是可以忽略的。但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混沌理论指出，小的原因在经过长期累积也会产生巨大的后果，这就是“蝴蝶效应”，其形象表述是：一个蝴蝶在天安门广场煽动翅膀，会导致纽约下个月发生一场大风暴。对于自然系统的长期预测是不可能的。科学自身对还原论的经典科学范式进行了否定。关于混沌理论，科幻现实主义大师迈克尔·克莱顿在其小说《侏罗纪公园》中有精彩的阐释，在斯皮尔伯格改编的同名电影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转基因技术也是这种还原论科学的产物。按照基因理论，生物的一切遗传特征都被染色体上的基因忠实地记录着。基因专家把染色体上分成一个个片断，把这些片断命名为基因，并相信，他们能够知道每一个基因所执行的功能，并且，只具有这个功能。如同汽车，每个零件有其特定的功能，且只有这个功能。所谓转基因就是把生物乙的染色体片断（基因）切下来，插入到生物甲的染色体之中，使得生物甲具有生物乙的那种基因的功能。比如这次被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就是把“苏云金芽孢杆菌”（Bt为其英文Bacillust huringiensis的缩写）中的一段基因（Bt融合型杀虫蛋白基因）移植到水稻之中。因为Bt菌中含有一种Bt蛋白，鳞翅目昆虫（水稻的天敌螟虫属于此类）一旦吃到，就会死掉。转了Bt基因的水稻也能够产生Bt蛋白，就能够防治螟虫。相当于水稻自己能够分泌农药，从而减少了农药用量。

接受了还原论自然观的人们会相信，这无非是让水稻增加了一种功能，不会引起其它变化。就像汽车里装上了空调，只是使汽车多了一项致冷的功能，不会影响其它功能。但是生命并不是机器。中国人相信相生相克，不同器官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即使汽车，在引入空调之后，也会发生整体上的改变，比如汽车的自重、用电功率会有变化；原来驱动车轮的力量有一部分用在空调上，会使车速控制有所变化；还要重新设计车体，留出空调的位置⋯⋯而越是精密设计的装置，越不容易引入新的部件。生物体是大自然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演化而成的，比人类设计的任何机器要精巧得多。人类试图对生物进行改造，注定的短视的。转基因生物跨越了物种之间的生殖间隔，是大自然自身无法产生的。这种陌生的生物会对人体、对生态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完全是其设计者所不能掌控，无法想象的。

人类与其食物是相互适应，共同演化的。人类与水稻、麦子、玉米，都经过了漫长的适应过程，相互选择，相互改造。人是环境的一部分，所以传统社会，一个人到达异乡，会感到水土不服——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食物都会不适，更何况是前所未有的人造生物！

人对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慌，这不是由于无知，而是动物的自我保护本能——连动物不会轻易接受一种新的食物。而农民早就意识到，化肥、农药种出来的粮食，不如传统粮食好吃。

今年三月，我遇到一位美国教授，他说，作为一个受过化学教育的人，他不认为转基因粮食与普通粮食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转基因支持者所主张的“实质等同原则”。这种原则只有在还原论的营养学下才能成立。现代营养学把食物还原为营养素，不同的食物无非是各种营养素含量不同，从而抹去了食物之间的质的差异。传统食物和加工食品之间、转基因作物和普通粮食之间，自然也没有质的差异。然而，所谓等同，必然要忽略一些小量才能达到。但就是这些小量，导致了彼此间的重大差异。同是水稻，不同品种的味道有天壤之别，虽然它们“实质等同”。当时我反驳说：“从化学的意义上，人和猴子也是实质等同的，但是有些植物猴子能吃，人不能吃。”今年四月，以色列学者阿伽西（Joseph Agassi，1927-）来访，我转述了这段对话，他的回答更加有力：“在化学家看来，死人和活人也是实质等同的！”

只有把人视为机器，把食物视为营养素的集合，才会接受实质等同原则。

因而，质疑转基因食品是人的自我保护本能，也是人的权利。

转基因的生态风险也可以得到类似的说明。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Neil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Vintage Books, 1993. 中译本有何道宽翻译之《技术垄断》，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中论述到，一个新技术出现后，不是原来的世界加上新技术，而是整个世界围绕新技术重新建构。汽车并不是跑在原来的马车的世界里。汽车最大的附属设施，是公路。随着公路在大地上延伸，整个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汽车的发明人完全想象不到的。转基因稻，不可能只是多了一项功能的普通水稻。

关于转基因的生态风险，最常提到的是基因漂移，被转的基因漂移到周边的野生植物中，从而引起大自然整个生态链条的嬗变。事实上，转基因作物种植多年，很多当初设计者信誓旦旦不可能的事件，已经发生了。比如，在美国田纳西州，已经有杂草俘获了转基因作物中的抗农药基因，变成了抗农药的“超级杂草”。

转基因作物所许诺的诸多好处，也是不能持久的。比如，中国自一九九七年起大面积种植抗棉铃虫的Bt转基因棉，起初效果很好，但是几年后，原来的次要害虫盲蝽迅速繁殖。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四日，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网络版上发布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吴孔明研究员的一项工作，十多年的观察表明，盲蝽数目已经增长了十二倍，杀虫剂用量达到一九九七年前的三分之二。这意味着，中国Bt棉的引进是失败的。

“大自然的实验室化”也是一个相对容易理解的概念。

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是普适的，但是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认为，不存在普适性的知识，科学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它最有效的地方是实验室(参见劳斯，《知识与权利：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实验室是充分人工化的自然。在自然条件下，我们不可能看到一个铁球和一片羽毛同步下落。但是在实验室抽真空的玻璃罩里可以看到。不但在伦敦能看到，在北京也能。我们通常认为，这说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而在劳斯看来，这是因为，北京的实验室就是仿造伦敦的实验室造的。科学的普遍性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会被实验室所加强。而在大自然中，更多的则是“橘逾淮则枳”的地方性。为了消灭地方性，实现还原论科学及技术的普遍性，工业文明的实际操作是，把大自然实验室化。

刘翔只有标准的塑胶跑道上才是世界冠军。到了我老家的山里，他未必跑得过村里的普通小伙子。刘翔的全部训练，乃至于他肌肉的生长，都是基于塑胶跑道上的奔跑。为了让刘翔在我老家跑得过我的乡亲，必须在我家乡修一个塑胶跑道。为此，先要平整出一块地——一动手就会破坏生态；事后，还要付出人力物力加以维护——尽可能地把跑道与当地的生态隔离起来，比如不许鸟儿在上面拉屎。与此同时，还要对我的乡亲洗脑，让他们相信，塑胶跑道是文明的、先进的，在山林里跑是野蛮的、落后的，不能与国际接轨的，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走上塑胶跑道，心甘情愿地输给刘翔！

工业化农业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绿色革命的所谓“高产”种子之所以能够高产，并不是因为它们比本地种子更适合本地的环境，而是与之配套的化肥、农药和灌溉，专门制造了适合它们的人工环境——相当于为刘翔专修的塑胶跑道！本地的种子，只适应本地的雨雪风霜、四季轮回，根本无福消受化肥和农药——就像我的乡亲们，在塑胶跑道上毫无用武之地。

转基因作物的所谓高产、防虫、抗旱等功能的实现，也是如此。

把大自然实验室化，必然要干预自然的生态过程；所以工业文明之导致生态危机，是必然的。历史地看，基于还原论科学的现代技术大多具有这两个特点：一，局部有效，整体出问题；二，短期有效，长期出问题。前者如曾经作为高效制冷剂的氟利昂之导致臭氧层空洞，后者如化肥、农药之导致环境污染、土地板结。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在其内部是难以解决的，人类必须走向生态文明。作为工业化农业的高级形态，转基因作物与生态文明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和反省，需要从传统中汲取滋养。

中国传统农学一直独步世界，早在工业文明起步之前，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技术。南京农业大学严火其教授对哈尼族梯田稻作的农史研究表明，传统农业是比工业化农业综合效益更高的生产方式。

严火其教授发现，哈尼族拥有一整套与环境相互协调、高度系统化、可持续的稻作方式。哈尼族在稻田里养鱼、养鸭，鱼和鸭具有经济效益，还带来上好的肥料，不用农药、不用化肥，节约了大量成本和劳力，也不会污染环境。传统稻品种繁多，农民自己育种、留种，并有换种习俗保证其种子的多样性和品质。传统稻好吃，工业稻不好吃。传统稻是高杆，稻杆是哈尼族苫房子的原料。虽然产量不如“高产”稻，但综合效益高出很多。哈尼族的水稻是其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也是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蒋高明基于生态学的农业实践也有类似的结论。蒋高明在其山东平邑的家乡有一个大型生态农业基地。他说：由于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田里生态完整，鸟类、昆虫、蚯蚓，应有尽有。有害虫，但是数量不大，被鸟和青蛙吃掉一部分，剩下的用诱虫灯，抓来虫子喂鸡，这样一来，害虫无害，多多益善。综合效益要高于工业化农业。

有机、生态的传统农业体系被工业化农业所取代，一向被描述为一种进步。传统的耕作方式、传统的农学学理被贴上愚昧落后的标签，而农药、化肥则象征科学与文明——修建塑胶跑道的文化障碍就解除了。然而，从资本的角度加以分析，就呈现出另一种景象。

传统农民自给自足，靠天吃饭——所靠者唯天而已，对人无所求。这使得资本无处下口。工业化农业则打散了农民的知识体系，割裂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联。化肥、农药、乃至种子，农民都要从外面购买，资本便可长驱直入。农民从土地的主人，变成了工业化农业流水线上的工人——费力最多，所得最少。印度的情况也是这样。就如席瓦所说：

当一个个小型农场和小农民被推向灭亡，当单一耕种模式替代了多样性的耕种系统，当农耕产业的目标由提供多种富有滋养力的粮食转变成替转基因工程粮种、除草剂和杀虫剂创造市场机会，抢夺收成的现象正随处可见。随着农民由农业产品的生产者转变为大企业专利农产品的消费者，随着地方市场不断被破坏而全球市场持续扩展,“自由贸易”的神话和全球经济已经变成了富人窃夺穷人的取食权乃至生存权的一种手段。（《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第5页）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及其技术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我们的缺省配置里，科学拥有完美的形象。科学是求真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云云。然而，工业革命以后，古希腊仰望星空的哲人科学家逐渐被边缘化，能够呼风唤雨、提高生产力的魔法师科学家成为主角。科学从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了资本的帮凶。那些能够使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也更容易得到应用。（详见拙文：《科学的技术到底满足了谁的需求？》，《博览群书》，二〇〇八年第七期）张华夏教授认为，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这让我颇感安慰与安全。席瓦的著作也证明了，农业科学家缔造的工业化农业的最大受益者是跨国公司。

由于科学的意识形态地位，科学家也有着崇高的形象，近些年又有了院士崇拜，媒体希望院士对一切社会问题进行判断。然而，我的同行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早就说过：一来，专家的知识面非常狭隘；二来，专家常常有利益牵涉于其中。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在其新作《科学的生活，一个现代后职业的道德史》（The Scientific life, A Moral History of A Late Modern Voc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中论证，科学已经由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科学家的道德并不高于常人，科学家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其知识欺骗公众。但是，由于科学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同样的道德缺陷，后果更加严重。刘华杰教授问：到底是伪科学的危害大，还是真科学的危害大？臭氧层的空洞、南极的DDT，没有真科学是作不到的。所以，今天，我要提出这样的口号：要警惕科学，要警惕科学家！

这话听起来有点儿耸人听闻。然而，前鉴不远。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医生的白衣天使形象、老师的烛光形象，都被消解殆尽。科学家能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吗？

实际上，近十年来，科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十年前，人们开始承认科学技术有“负面效应”，“双刃剑”的说法逐渐被接受，科学技术完美无缺注定为人类造福的幻影破灭了。此后，科学家造假、抄袭之类的事件不绝如缕，光环日渐暗淡。教课书上伽利略、布鲁诺等不畏强权、不求私利、坚持真理、探索自然奥秘的神圣形象，与现实生活完全对不上号；钱学森、竺可桢等不计个人金钱名誉，一心科学报国的爱国科学家形象，在现实中也寥寥无几。相反，科学家为了申请课题、申报院士而行贿作伪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乃至于媒体上竟有这样的标题：《58名工程院新院士名单公布，剽窃论文者无一当选》（《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1月6日）。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底线，已经低得令人齿冷心寒！在二〇〇八年的牛奶三聚氰胺事件中，相关领域的科学家都自动隐形，仿佛与己无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海归科学家明知瘦肉精已在欧美遭禁，却依然以此来获取国家课题；他们在实验中同样发现了瘦肉精导致的家畜病变，在课题报告中也矢口不提，反而把瘦肉精作为先进技术在中国推广。（苏岭、温海玲，《“瘦肉精”背后的科研江湖》，《南方周末》，2009年4月8日）科学家曾因“科学的正面效应”获得过巨大的荣誉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土地板结、河流污染、食物中毒之类“科学的负面效应”出现之后，有哪位科学家、有哪个科研机构站出来承担责任，向公众道歉！他们反而会说，这不是科学的错，是科学的不正当应用造成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不正当应用，只享受荣誉，不承担责任！这样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值得信赖？

在转基因问题上，我们可以相信相关科学家的道德吗？我们必须清楚，科学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环保部的薛达元研究员提出质疑：在目前农业部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其中很多人或者正在申请专利或者是申请通过者，而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只有几个人，这样的评估能否公正公平？

据报道，国家在转基因育种上将投入三百个亿！在这个巨大的利益面前，有哪位相关的专业人士，愿意自砸饭碗，砸别人的饭碗，主张转基因弊大于利？

转基因好不好，不需要转了才知道。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历史的、哲学的以及伦理的方式，有所预见。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一旦被成为现实，就意味着，严重的后果已经发生了，并且不可逆。

2010年3月16日

2010年4月6日

2010年4月24日

2010年5月23日

北京 向阳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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